1

最近偶然看《红楼梦》,有一段话,现在拿来做我讲这问题的开始。

林黛玉讲到陆放翁的两句诗:

重帘不卷留香久,
古砚微凹聚墨多。

有个丫鬟很喜欢这一联,去问林黛玉。黛玉说:“这种诗千万不能学,学作这样的诗,你就不会作诗了。”下面,她告诉那丫鬟学诗的方法。

她说:“你应当读王摩诘、杜甫、李白跟陶渊明的诗。每一家读几十首,或是一两百首。得了了解以后,就会懂得作诗了。”

这一段话讲得很有意思。

我先拿黛玉所举的三个人,王维、杜甫、李白来说,他们恰巧代表了三种性格,也代表了三派学问。王维是释,是禅宗。李白是道,是老庄。杜甫是儒,是孔孟。

《红楼梦》作者,或是抄袭王渔洋以“摩诘为诗佛,太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的说法罢。

王摩诘的诗极富禅味。禅宗常讲“无我、无住、无着”。后来人论诗,主张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但作诗怎能不著一字,又怎能不著一字而尽得风流呢?

我们可选摩诘一联句来作例。这一联是大家都喜欢的:

雨中山果落,
灯下草虫鸣。

在深山里有一所屋,有人在此屋中坐,晚上下了雨,听到窗外树上果给雨一打,朴朴地掉下。草里很多的虫,都在雨下叫。

那人呢?就在屋里雨中灯下,听到外面山果落,草虫鸣,当然还夹着雨声。

这样一个境,有情有景,是活泼泼的了。

这一联中,重要字面在“落”字和“鸣”字。

在这两字中透露出天地自然界的生命气息来。大概是秋天吧,所以山中果子都熟了。给雨一打,禁不起在那里朴朴地掉下。草虫在秋天正是得时,都在那里叫。

这声音和景物都跑进到这屋里人的视听感觉中。那坐在屋里的这个人,他这时顿然感到此生命,而同时又感到此凄凉。生命表现在山果草虫身上,凄凉则是在夜静的雨声中。

我们请问当时作这诗的人,他碰到那种境界,他心上感觉到些什么呢?我们如此一想,就懂得“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八个字的涵义了。

正因他所感觉的没讲出来,这是一种意境。而妙在他不讲,他只把这一外境放在前边给你看,好让读者自己去领略。

若使接着在下面再发挥了一段哲学理论,或是人生观,或是什么杂感之类,那么这首诗就减了价值,诗味淡了,诗格也低了。

但我们看到这两句诗,我们总要问,这在作者心上究竟感觉了些什么呢?我们也会因读了这两句诗,在自己心上,也感觉出了在这两句诗中所涵的意义。

这是一种设身处地之体悟。也就是所谓的“欣赏”。

2

在我看来,文学表达到最好的一步,就是通过文字,让读者们不由得不即景生情,或说是情景交融,不觉有情而情自在。

而这一个情,在诗中最好是不拿出来更好些。比如,唐诗中最为人传诵的句子: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这里面重要的在“欲断魂”三字。由这三字,才生出下面“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两句来。

但这首诗的好处,则好在不讲出“欲断魂”三字的涵义,且教读者自加体会。

又如另外一首诗: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一诗,最重要的是“对愁眠”三字中一“愁”字。

第一句“月落乌啼霜满天”,天色已经亮了,而他尚未睡着,于是他听到姑苏城外寒山寺那里的打钟声,从夜半直听到天亮。

为何他如此般不能睡,正为他有愁。试问他愁的究竟是些什么?他诗中可不曾讲出来。

这样子作诗,就是后来司空图《诗品》中所说的“羚羊挂角”。

这是形容作诗如羚羊般把角挂在树上,而羚羊的身体则是凌空的,那诗中人也恰是如此凌空,无住、无着。

断魂中,愁中,都有一个人,而这个人正如凌空不着地,有情却似还无情。

可是上引摩诘诗就更高了,因他连“断魂”字“愁”字都没有,所以他的诗,就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3

杜甫的诗,与王维的诗又不同。杜工部诗最伟大之处,在于他能拿他一生实际生活都写进诗里去。

中国人能把作家自身真实人生放进他作品里,这在西方便少。西方人作小说剧本,只是描写着外面。中国文学主要在把自己全部人生能融入其作品中,这就是杜诗伟大的地方。

刚才讲过,照佛家讲法,最好是不著一字,自然也不该把自己放进去,才是最高境界。

而杜诗却把自己全部一生都放进了,并且是杜工部所放进诗中去的,只是他日常的人生,平平淡淡,似乎没有讲到什么大道理。

他把从开元到天宝,直到后来唐代中兴,他的生活的片段,几十年来关于他个人,他家庭,以及他当时的社会国家,一切与他有关的,都放进诗中去了,所以后人又称他的诗为诗史。

其实杜工部诗还是不著一字的。他那忠君爱国的人格,在他诗里,实也没有讲,只是讲家常。他的诗,就高明在这里。

我们读他的诗,无形中就会受到他极高人格的感召。

正为他不讲忠孝,不讲道德,只把他日常人生放进诗去,而却没有一句不是忠孝,不是道德,不是儒家人生理想最高的境界。

倘若杜诗背后没有杜工部这一人,这些诗也就没有价值了。

倘若杜工部急于要表现他自己,只顾讲儒道,讲忠孝,来表现他自己是怎样一个有大道理的人,那么这人还是个俗人,而这些诗也就不得算是上乘极品的好诗了。

所以杜诗的高境界,还是在他不著一字的妙处上。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白乐天的诗。乐天诗挑出来看,亦有长处。但他晚年住在洛阳,一天到晚自己说:“舒服啊!开心啊!我不想再做官啊。”这样的诗一气读来,便无趣味了。

这样的境界,无论是诗,无论是人生,绝不是我们所谓的最高境界。

回过头来再看杜工部,年轻时跑到长安,饱看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况,像他在《丽人行》里透露他看到当时内廷生活的荒淫,如此以下,他一直奔波流离,至死为止,遂使他的诗真能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从前人说:“诗穷而后工”。穷便是穷在这个人。当知穷不真是前面没有路。

要在他前面有路不肯走,硬要走那穷的路,这条路看似崎岖,却实在是大道,如此般的穷,才始有价值。

4

由于上面所说,我认为,若讲中国文化,讲思想与哲学,有些处不如讲文学更好些。

在中国文学中也已包括了儒道佛诸派思想,而且连作家的全人格都在里边了。

某一作家,或崇儒,或尚道,或信佛,他把他的学问和性情,真实融人人生,然后在他作品里,把他全部人生琐细详尽地写出来。

这样便使我们读一个作家的全集,等于读一部传记或小说,或是一部活的电影或戏剧。他的一生,一幕幕地表现在诗里。我们能这样地读他们的诗,才是最有趣味的。

文学和理学不同。

理学家讲的是人生哲理,但他们的真实人生,不能像文学家般显示得真切。

理学家教人,好像是父亲兄长站在你旁对你讲。论其效果,有时还不如一个要好朋友,可以同你一路玩耍的,反而对你影响大。因此父兄教子弟,最好能介绍他交一个年龄差不多的好朋友。

文学对我们最亲切,正是我们每一人生中的好朋友。正因文学背后,一定有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一佛家,或道家,或儒家。而我们学着创作作文、作诗,先要有了情趣意境才好。

就好比作画,如果尽临人家的画,是临不出好画来。尽看山水,也看不出其中有画。最高的还是在你个人的内心境界。

例如倪云林,是一位了不得的画家。他一生达到他画的最高境界时,是在他离家以后。

他是个大富人,古董古玩,家里弄得很讲究。后来看天下要乱了,那是元末的时候,他决心离开家,去在太湖边住。这样过了二十多年。

他这么一个大富人,顿然家都不要,这时他的画才真好了。

他所画,似乎谁都可以学。几棵树,一带远山,一弯水,一个牛亭,就是这几笔,可是别人总是学不到。

没有他胸襟,怎能有他笔墨!

这笔墨须是从胸襟中来。

我们学做文章,读一家作品,也该从他笔墨去了解他胸襟。

我们不必要想自己成个文学家,只要能在文学里接触到一个较高的人生,接触到一个合乎我自己的更高的人生。

比方说,我感到苦痛,可是有比我更苦痛的。我遇到困难,可是有比我更困难的。我是这样一个性格,在诗里也总找得到合乎我喜好的而境界更高的性格。

我哭,诗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诗中已先代我笑了。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

有些境,根本非我所能有,但诗中有,读到他的诗,我心就如跑进另一境界去。

5

文化定要从全部人生来讲。所以我说中国要有新文化,一定要有新文学。

文学开新,是文化开新的第一步。一个光明的时代来临,必先从文学起。一个衰败的时代来临,也必从文学起。但我们只该喜欢文学就够了,不必定要自己去做一文学家。

不要空想必做一诗人,诗应是到了非写不可时才该写。若内心不觉有这要求,能读人家诗就很够。

我们不必每人自己要做一个文学家,可是不能不懂文学,不通文学,那总是一大缺憾。这一缺憾,似乎比不懂历史,不懂哲学还更大。

想到中国的将来,我总觉得我们每个人先要有个安身立命的所在。有了精神力量,才能担负重大的使命。

这个精神力量在哪里?灌进新血,最好莫过于文学。

民初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以来,老要在旧文学里找毛病,毛病哪里会找不到?

像我们刚才所说,《红楼梦》里林黛玉,就找到了陆放翁诗的毛病。指摘一首诗一首词,说它无病呻吟。但不是古诗同全是无病呻吟的。

说不用典故,举出几个用典用得极坏的例给你看。可是一部杜工部诗,哪一句没有典?无一字无来历,却不能说他错。

若专讲毛病,中国目前文化有病,文学也有病,这不错。 可是总要找到文化文学的生命在哪里。这里面定有个生命。没有生命,怎么能四五千年到今天?

所以,中国人学文学,其实是学做人一条径直的大道。

中国古人曾说“诗言志”,此是说诗是讲我们心里东西的,若心里龌龊,怎能作出干净的诗,心里卑鄙,怎能作出光明的诗。

所以学诗便会使人走上人生另一境界去。

正因文学是人生最亲切的东西,而中国文学又是最真实的人生写照,所以学诗就成为学做人的一条径直大道了。

钱穆(1895-1990)
江苏无锡人,字宾四。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并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经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等学校教授。著有学术著作六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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