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已经在大理度过了两年陶渊明般的生活,“一天晒的阳光,比北京一年的都多”,也见了不少“世外高人”。这段静默岁月似乎让他更柔和了。不经意间鬓边染霜,却也平添了几分力道。

回到北京,因为写了《老子传》,难免要谈谈老子的故事。

在贵州朋友家里看到黑塞的《悉达多》,喜欢它的优雅、纯净。他想一个德国人能把轴心时代印度思想家的传记写得如此明心见性,自己也可以写中国思想家。老子身处纷争年代,经历中年丧乱,喜交圣贤,走遍中国,饱览历史和人世,西出函谷关坐而论道,留下五千言之后不知所踪。余世存抄写着《道德经》,便要给老子作传。

或许是自感经历确与传主有相似之处,在余世存的《老子传》里,老子有亲情,亦有爱情(甚至有性描写一段),不只是圣人,也是一个普通人。余世存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启蒙一百多年,整理国故也好,传统热也好,先秦时代的思想家们却仍要么被神圣化要么被妖魔化。历史学家、作家们多未能还原那个时代的社会习俗和个人的生存环境。用西方启蒙运动的精神来看,就是没完成“人文主义的读解”。他写《老子传》,多少是要还这个愿。

余世存1969年生于湖北随州,198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大学里是比较自卑的,农村到北大的孩子都有那种自卑的历程,每天只吃两顿饭,冬天晚饭都是不吃的。最大的问题是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所以读哲学书多一点,很喜欢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精神,觉得挺好的。那时候的学生都梦想对社会提供一种整体性的解释,我也在想自己能给社会提供些什么。”

大学毕业后,他当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1994年底到1997年初在《战略与管理》做编辑,后来离开,进国家机关做了一个“副处”。1997年底到2000年回杂志社做执行主编,被朋友们戏称为“中国问题专家”甚至“帝王师”。当年他约李慎之的稿子,李不愿意写,说杂志的国家主义倾向太强烈了,并举某人的文字为例。余世存数次向他解释:此人也是坚守理想的书生,而且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军国主义的观察、思考角度。李慎之被他说服了,很快写了几篇大文章,杂志的影响也随之扩大。

这个曾经的体制中人最终还是放弃了“俸禄”,成为了自由人。

“多年前我就说过,专家、学者、知识分子们对现实的解答已经告一段落。官产学精英甚至都做了壁上观者,看着社会自行演进,听任民众维权或者围观,听任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里的游戏。一些人虽然忙着评点时事,提出看法,但问题意识及其解答,提供的命题或话题多半是无聊、扯闲篇,是帮闲文字。那些故作优雅、闲适、富贵的文字,当然也是失掉民胞物与之情怀的。”

他的思考越来越转向基本问题,而不再是社会潮流、行业政策、阶层分析、都市文化游戏、大众的羊群效应……他以为近30年来的中国生活或说社会游戏基本不出后发国家的通例,中国人要给当代世界提供原创思考、价值观领域的实践和产品,就必须回到各大文明的源头,矫正这个世界。

“老子是不是帝王师,《道德经》是不是权谋术,是不是反智主义、愚民主义、保守的统治阶级立场……这些问题我在书里都考虑了。”

“老子的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在当时是超凡脱俗的。当周王朝的天命观失效后,他提出了‘天道’概念,用以整合乱世的人心,使其有所皈依、敬畏和参照。”当然,余世存承认书中也夹杂不少自己的“私货”。

老子、孔子都是自己时代的失败者,余世存认为自己也是失败者,因此容易感通。这是一个成功学、成功人士大行其道的时代,男人多半羞于承认失败。但跟古今中外的大变革时代一样,这个社会“多余人”、“畸零者”、“失败者”、“忧郁症患者”、“精神病人”所在皆是,只不过我们不愿正视而已。

他愿意平实地看待自己的“失败”。“事实上,我跟时代、社会一直相互轻视、紧张、抱有敌意。”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人物周刊:你的《非常道》提供了许多历史的细节,但只用只言片语来呈现人物、事件,会不会有盲人摸象的嫌疑?

余世存:这是见仁见智的事。一本历史材料组成的书,多少会给读者启示。如果读者自以为从《非常道》里能得到对某些具体的历史人物或者事件的全面认识,这种读书方法肯定不妥。这本书有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解读角度,历史角度只是提供线索而已。

人物周刊:这本书对历史人物的记述,跟你以往的很多观点,跟主流的说法很不一样,你选用的史料都可信吗?

余世存:中国的传统是知人论世。我是根据可信的材料,加上对历史情境的同情理解,来评点笔下的历史人物的。我中学时还受意识形态史观的影响,大学有了变化,后来有了自己的史观,并对历史写作产生了当仁不让的责任感。我说过要有孔子那样“笔则笔削则削”的历史写作,要有使乱臣贼子惧、把羞耻当作羞耻、把罪恶当作罪恶、把人情世故当作人情世故的写作。要有司马迁那样的个人写作。

人物周刊:为什么你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余世存:因为上古中国很少有神道设教(用鬼神迷信作为教育手段),而是多从历史兴亡中吸取经验教训,从历史中寻找自身的生存之义。中国人看“王”这个字,是天地人三才,人活在天地人当中才算王。这样的王有强烈的历史感、祖先崇拜、慎终追远意识,甚至相信历史目的高于神正目的。因此我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现在的年轻人缺乏历史意识并不奇怪。等他在社会上打拼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有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需要,会发现历史仍是值得他们倾听、见证、回报的。

希望《老子》能被当作枕边读物

人物周刊:有的读者读完《老子传》后指出了一些错误,对此你怎么看待?书中引证并没有指明出处,你觉得读者应该把它当历史人物传记看吗?

余世存:错误是因为我的学问不精不专,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也缺少足够的条件跟师友切磋,或者尽可能占有所有材料。但我愿意说对自己知道的材料的运用,做到了诚实而非想当然。历史领域不断有新材料出现,我对新的研究成果把握得不够。读者愿意看成什么就是什么,老子传、道德经传、生命信仰传……当小说也行。

老子的很多思想都对民众的自立、自信、自尊很重要。读老子可以培养一种独立、自铸人生的个体主义精神。老子思想中强调抱元守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灵。人要想好自己一生做什么,持之以恒,专心致志地守住它、实践它;而不要做社会游戏的工具、羊群,随风倒。不要今天信佛,明天信耶,后天信道。我希望《老子》能被更多中国人当作枕边读物,但我不知道他的什么思想容易被接收和传播。

人物周刊:你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吗?

余世存:我不是严谨的学者,我的诗人气质太重,不会过真正的学者生活。像陈寅恪那一代人在求学时期就把该读的书都读完了,做学问时只是贯通、关注新材料的发现。那一代人在今天的中国是难以出现了。我读陈寅恪的传记材料,总有诸多感慨。他一生没有几年舒心的物质生活,但他念兹在兹的是文化。今天的学人无法跟他们相比,无论人格还是思想,绝大多数人留不下什么。

我到云南隐居,除了养病等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该读的书没读完。我们跟陈寅恪那一代人的立言路径不一样,我们是一步步成长的,多年前的文字现在看根本立不住。好在我们能参与时代、介入社会,弥补我们的不足,所以一旦我们开悟,再回到那些之前未读或未读通的经典里,就像看到了老朋友一样,那些思想家的心性跟我们是一样的。

人物周刊:有一种批评说,老庄学说是对险恶政治的一种弃绝,完全离开了社会政治框架去追求精神自由,但这也造成后来专制传统缺少制衡得以延续两千年。你怎么看?

余世存:我最近给《艺术时代》杂志写《中国艺术的神气》一文,提到中国艺术的神品就在于弃绝。老庄的学说当然有弃绝的成分,但是他们对社会政治框架有极富启示性的方案。他们是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寻找平衡。只有充分个体化,才能充分社会化,反之亦然。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全球化时代,中国还能贡献一批具有强烈天下意识和人生担当精神的思想者吗?中国文化如何争得自己的话语权?老子的思想会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

余世存:中国当然会贡献这样的思想者。近代以来,中国处于国际社会的低位,一如乾卦的前三爻,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日乾夕惕,因此有映照全局的视野和关怀,回应全球化时代的人类问题。但话语权不是争来的,任何软实力都不是争来的,而是看你是否理解世道人心,并提升它。全球化时代充斥着人类的狂妄,以物质的名义解构了精神,以科学的名义无视了伦理,以进步的名义遗弃了传统,以发展的名义征服了自然……老子的思想可以矫正这种单向度胜利观,使当代人能生活在天地、自然、人伦组成的世界里。

我们拥有一切,就是没有拥有过生活

人物周刊: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应激的转型历史中也开始以新的眼光,以西方知识谱系、科学标准来“整理国故”。我们是否过于崇尚西方的标准,而丢掉了本民族的珍贵传统?

余世存: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中西文明交流与中国和印度文明的交流不同。大体说来,中印交流即佛教的传入,在中国经历相互冲突、印证和融会3个阶段。明清以来无论上层还是下层,儒释道渐趋合流。20世纪似乎中断了这一进程,其实不然,中西之别反而使儒释道拥有了相同的问题意识。这个儒释道融会的新内核,可以叫新儒,也可以叫新佛。而中西文明交流表面上的冲突没有掩盖骨子里的简单西化。不过我对此抱乐观态度,我们和西方文明仍会达成和解、融合,这种新的融合,会提升各自的文化。

人物周刊:你在文章中提到,冯友兰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

余世存:我同意冯先生的说法。《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它为君子谋,有忧患意识,对阴阳、时位有一种敬畏和把握,其思维方式可以校正现代文明咄咄逼人的形式逻辑、科学主义。我虽然读过一二十本这方面的书,仍觉得没有登堂入室,只是大体感觉到它的现代意义。

《周易》未被充分重视是因为现代中国人入不了门,即使懂一些的人也说不清楚。现代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都跟《周易》哲学格格不入,难以理解其妙用。传统文化中的人物则不然,他们接受起来没什么隔膜。民国以前中国文化人一生求学问道,总要在《周易》前驻足,注《易》,留下自己的感悟、思考。可以说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人学问精深的标志。

人物周刊:你在《重建生活》一书的自序中说:“一百多年了,我们一直在漂流……一百年的沧海桑田使我们拥有一切,就是没有拥有过生活。”对个人而言真正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你认为历史上哪个时期老百姓是过着真正的生活的?

余世存:对我来说,个人生活要使自己和周围明亮起来、温暖起来。老百姓一直在过自己的生活啊。农耕文明的历史上,除了改朝换代,老百姓多是自给自足的;只是到当代,超经济性强制才使得民生凋敝,民众生活才成为上层精英和时尚的拙劣仿制品,进而陷入权力和资本运作的游戏无法自拔。

人物周刊:能列出你现在最关注的3个问题吗?

余世存:个人能否创建一种自足、亲近自然、从容读写的生活;中国的转型能否完成、何时完成;人类能否找到一种不必耗尽地球资源的生存方式。

本文转载自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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