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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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兰从少女时代就是一个心高的人。她说:

很多人考学校的时候,报名是从最难考的北大、清华、师大这几个学校开始, 一直到给钱就可以上的学校,比如民国大学。最后肯定能考上一个。

我考的时候,我不要这样。那个时候少年气盛:我要念北大,我就考北大!别的学校,考上我也不上。

她得到父亲的支持:“我的父亲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也是追随国父的。”

上北大究竟有什么好?能学到什么?刘长兰道:

有一本书写老街道、老学府。他提起北大,就讲:在北大,上课不一定点名。那么同学来上课也可以,不上课、过几天再来,也可以。就有人问:这样一个大学,最后他毕业能学到点什么呢?

这本书说:每个人都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简单一句话就是:在北大学到了一个独立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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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夏天,就在抗战爆发的第一时间,中国当局即刻作出了迁移大学的决策。北大、 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撤出沦陷区,到大后方去联合办学。

蒋梦麟的《西潮》:

与北方三个大学有关的人士正在南京商议学校内迁的计划。大家有意把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从北方撤退而在长沙成立联合大学。胡适之从南京打电话给我,要我回到南京商量实施这个计划的办法。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

蒋梦麟回家乡去见老父,告别老人家。儿子的临别之言是:“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 新生。”老父闻之目光炯炯。蒋父在送走了儿子后,退避深山,兹后,在对儿子和胜利的盼望中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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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校长的儿子参加空军,与日军作战,血染长空殉国。

梅校长的儿子梅祖彦说:“张伯苓先生的儿子叫张锡祜。张老先生个子很高,他的儿子比他还高,当时在中国人里面算是很高的。他在空军中驾飞机。那时的飞机非常简陋,就是 一个敞开的座位,没有罩的。所以他坐在里面,头都露在外面。他是后来在空军作战时牺牲的。”

这就是当年的校长,这就是当年的校长公子。

在西南联大的三常委中有两位的公子参军血战日寇(张与梅)。这样的家教,这样的奋勇当先,见出这些校长平素所宣扬倡导的教育,不是只针对学生和职业演说,而是他们举家所律的道德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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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清华园遭受日机的轰炸,吴宓教授拥被坐在床上,四周的墙壁被轰炸震动而落土。

面对国难,吴宓检讨自己因沉溺于个人世界而造成的虚弱与虚度。为无力拯救危难的 祖国,吴宓强烈地指责自己:“生复何用?生复何用?”他参照史中几位古人为自己设计了 几条道路:

七月十四日 星期三

闻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吴宓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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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乔生最后的访谈,讲出了朱自清先生最诗意和最深刻的思想:

因为教授们也感觉到,自己上战场打仗是不太可能的。我父亲,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保持中国弦诵不绝,就是读书的传统不要绝。这个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因为不能说全民抗战,后方培养人也都不培养了。

这是从历史深处传来的柔韧的斯文吟唱:“弦诵不绝。”

曾在书斋、教室、校园里吟唱的千年诗章,将要在烽火之路上继续了。

“弦诵不绝”,道出了一批批中国大学南迁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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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长的父亲很识时务,战乱时候,表现豁达。下面的问题是还得要出去找船、找车、 找票。他们天天都得出去。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在黄河边上碰见梁实秋和他太太的。我说,梁先生你也在这儿等船?他说:不等怎么办?我说:胡先生走了?他说:走了。他太太就说一句,我昨儿个去抽了个签,在庙里头,我们遇见一个姓陈的就有救了。梁先生说,别信她这些。我们就说,梁师母只是不得已的办法。我们也没有在意。

可是神秘的事情在动乱的年月里发生了。后来刘长兰回到了北平遇见梁先生,她特意 问了这个事:

你走的时候有没有遇见姓陈的?他说,陈曦光啊,陈曦光给我的票。

陈是北大的学生。他看见梁先生,说我这儿有票,梁先生你先拿过去,我还有办法。有的人也有办法,在那个乱世里面,各人凭各人的本事。结果梁先生就这样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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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常常逼着北平城里的人们为他们占领中国的城镇开庆祝会。在这样的会上,中 学生邓稼先将手中的日本国旗扯碎,扔在地上,再用脚踩上。事后,有人特地向志成中学的校长提及。校长连夜来到老朋友邓以蛰家中。他说:“邓稼先的事,早晚会被人告密。这样下去太危险了,想个办法让他走吧。”

邓以蛰先生时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北大哲学系主任。在送别儿子时,他说了 一句话:“儿啊,你要学科学,科学对国家有用。”这并非是对他自己终身所学的否定,而是中华文明面对强暴发出的一种自强的呼声。邓以蛰非常希望儿子的所学能够对危难中的祖国有用。邓父的这句话使人想起“岳母刺字”,这番叮咛,酷似岳母把“精忠报国”四个字刺在了岳飞的背上。

邓稼先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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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先生对我提起一位教授刘盼遂。在他那淡淡的语气中,有一种深切的缅怀:历史系一个教授,他留在北平,没有走。有人就劝他,劝的人也是学历史的, 说:你看看这些历史,南渡以后,谁打回来过?你就别在那儿苦守了。你就跟这个伪政权合作、去伪大学教教书,别过这苦日子了。

这个人说什么也不干。这个人叫刘盼遂,是个历史学家,北师大的教授。他就卖点书、卖点东西来维持生活。苦熬了这么几年,没干伪政府的事,没做伪政府的教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投水死了,这人是很有气节的一个人。“刘盼遂是老清华国学院的一个学生,师从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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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滇黔旅行团”是学校定的正式名称,因为步行成为这次旅行的最大特征,所以后来 人们都叫它“步行团”。内中还有一个苦衷:整个大学都从境外绕道撤退,也要有一些人从国内撤退,以保持中国大学的尊严。正是这个微妙原因,所以才会有闻一多等教授义不容辞地参加,作为个人的选择,这也算一种担当吧。

吴征镒用永远的学府语气,使得这段回顾犹如一株植物标本那样地保持着它的原来样子。

这个湘黔滇步行团有两百多学生,其中有十三个老师。老师里面有著名的闻一多教授、李继侗教授、曾昭抡教授、袁复礼教授,还有黄子坚教授。大概有五六个人吧,都是助教、讲师什么的,像中国文学系和生物系各有三个助教参加了这个步行团。

我们一路上,看到闻一多老师一路走一路写生,画风景。我们跟李先生(李继侗)在一起呢,就一路采标本。这些标本后来基本上都没有存留了,因为走贵州这一路是“天无三日晴”,我们是一站赶一站,在路上也没有机会做标本,标本大部分都烂掉了。

这一路看到中国的西南,特别是贵州,当时很穷困。少数民族受压迫,文化程度很低,有很多县里基本上连小学都没有,最好的也只有小学。同时生活条件很差,卫生条件也相应很差。有的地方还有麻风病,种种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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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回忆者都会一开始就说到黄团长。当时为保证步行途中的安全,经学校向 国民政府要求,由军事委员会指派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指挥一切:

不过政府很重视这个事情,派了一个中将带队走,每到一个地方他要拜会当地的英雄豪杰,尤其是湘西那一带,有很多落草为寇的。这位黄先生非常了不起, 他虽然有五十岁了,可是跟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他到山里去拜望这些豪杰的时候,就游说他们到前方去。所以那时候有好多湘西的草莽都变成了我们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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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步行团过程思考最多的,当数住在北京南沙沟的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他说: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育。因为我一直在城市里长大和学习,真正的农村基层没有接触过。到了抗战开始,经过从湖南长沙到常德到湘西这么过去,一直到贵阳,然后再往西走。有一段路是跟长征的路线相重合的,古代的《徐霞客游记》里头也提到过这一条路线。这次走路对我教育最大,真是看见最基层的人民是怎么活的,感触很大,比方说鸦片烟盛行,到处开那种有点像荷兰郁金香花的罂粟。贵州到处都有。老乡种也不行,种了他抽税了;如果不种,也抽,抽的什么税?抽的“懒税”,逼着人种。很落后,愚昧落后。可就是这些人支持我们的抗战,出人、出钱不都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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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刘兆吉整理完成了他在步行过程中收集的《西南采风录》,闻一多作了这样的题词:

感谢上苍,在前方姚子青,八百壮士,每个在大地上和天空中粉身碎骨了的男 儿,在后方几万万以“睡到半夜钢刀响”为乐的“庄稼老粗汉”,已经保证了我们不是“天阉”!……还好,还好!四千年的文化,并没有把我们变成“白脸斯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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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省身回忆这段日子:

我到了昆明之后,那时候,熊庆来先生刚巧是云南大学校长,他是我的老师, 很熟的了。因为我在昆明之前就认识熊庆来先生,不止认识,他做系主任时,我是他的助教。

房间里有两个办公桌,他的办公桌对一个窗,我的办公桌对另外一个窗。我们同用那个办公室用了一年。所以他当然对我很好了。

我们到了昆明,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怜得很呐,熊先生就约我们一些教授住在他楼下。他有一个校长的住宅,是一个二层的楼房,他住在楼上,办公也在这个楼里头,楼下就变为我们八个教授的宿舍。我们在楼下搭了八张床,我就住在那儿,住了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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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郑敏说:

云南还有一个老天爷慈悲的地方,就是特别美,美极了。现在你到什么地方去旅游,和云南比,根本没必要。

我记得,当时我们的教室非常小,如果赶到那儿上中国通史一类的大课,你可能得把头挤进窗口去听课。有的时候我就不自觉地观察:天蓝极了,有鹰在上面飞,所以我写的一首诗里头,就是关于鹰在上面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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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女士对我说:

当年母亲专门聘请吴宓教授为美国好莱坞片做翻译。那些脍炙人口的好片名、好译本,《翠堤春晓》《魂断蓝桥》《出水芙蓉》等皆是由此而出。后来内地电影院都来向母亲要这些译本,昆明放映完了外地就跟着放。南屏电影院也成了战时中国译制好莱坞影片的领军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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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省身说:

我想昆明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我在昆明结的婚,我在昆明和我的爱人永久地结合。很不幸她一年多以前去世了,我们一共过了六十多年。

去年她去世之前,我们举行了一个仪式,约了许多朋友,不知道六十周年是什么婚了。钻石婚了,不止是金婚了。

她对于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主要是她永远不在那儿麻烦,是她把你家庭弄得很简单,我可以专心地做我的数学。所以,这是昆明对于我一个很大的纪念。

当年,这样“不麻烦”先生的夫人不少,从梅校长起至各位教员,太太们都知道各有所 司。当丈夫们挑起学校的重担,去为民族效力的时候,自己就挑起家庭这一头担子,让他们了无麻烦。

能够“把家庭弄得很简单”,见出这位夫人的水平。“我的对象是本来认识的,不是在昆明找的,她到昆明来我们结的婚。主婚人当然很简单,梅贻琦了——校长啊!请校长主婚 了,这就像家长一样。老师结婚就请校长来主婚。”陈省身夫人是他导师的千金,出身数学名门,故能够创造出合乎一位数学家风格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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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过泡茶馆的阅历,尤其是男同学,有那种以茶馆为家的本事。王希季说“一年级,我住四个人的宿舍,在光华中学的南边。那时候昆明的电灯,你要看书,晚上 看书是很难。我们怎么解决?要么抢图书馆,因为图书馆有汽灯;要么蹲茶馆。茶馆那些烂坛子的东西,我们可以排除一些,变得空旷。去文林街的茶馆,是在一年级。后来搬到迤西会馆,那一条路是金碧的茶馆。那钱是不多的,我也记不得,一杯茶可以坐一晚上。老板看我们这些学生也晓得,反正他撵也撵不走,答应我们在那儿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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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校花”,美丽的女生郝诒纯去打工,受到人们特别的怜惜。

在联大有一位女士是学医的。她介绍我到那个医院干活。我跟另外一个女同学一块儿去的,把我们放在洗衣房,洗病人做手术的床单什么的,挺脏的。

校友都知道,当时有人看了都不忍心,那么年轻秀丽的女大学生,干那么苦、那么脏的活。于是就给郝诒纯换了工作。郝诒纯似乎对此并不在意:

那是她们的护士长,她是个法国人,就是那个大夫的夫人。她管后勤的那些东西。她一看我们两个人在那儿洗碗,一问我们是大学生,就不让我们洗了,说你们去烫衣服吧。

烫衣服也很辛苦的,熨斗有这么大。云南是烧木炭的。两个人第二天右手就肿了,都抬不起来了。但是还得咬着牙干。干的时间很短,这个护士长就找我们了。 她说这个你也别干了。当时讲义都是用蜡版油印刻写的,她就说,你们去给范教授刻蜡版吧。你们干这个活也不用每天跑。三天多少工作量给你,你三天给刻完,三天以后你再回来给我交卷,你也省得跑。于是我们两个就去刻蜡版去了。

她们的字都还写得不错。郝说:“我小学的时候练过的刻蜡版派上用场了,干了相当长 的时间,都是从范教授那儿拿来的,都是医学上的。反正他给我们多少,我们就计量给钱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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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克琦说:

为了躲警报,把上课时间改了。本来是8点钟上课,改成7点,一节课改成四十分钟。日本飞机经常10点多钟来。到10点钟的时候,我们课差不多上完了。那么, 一来警报就跑,赶紧拿起书就跑,下午呢,因为当时飞机飞得比较慢,它飞回越南去,要一点时间。3点钟以后,日本飞机就不再来了。所以我们3点钟又解除警报,开始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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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日记》中说,跑警报“是为少年男女提供爱情绝佳之机会”。姚秀彦:“天天跑警报, 跑警报的时候打桥牌;没法上课,就在树荫底下聊聊天,谈古说今,有些关系就这样建立起 来。”

诗人冯至认为,跑警报可以亲近大自然:“昆明附近的山水是那样自然坦荡,毫无人工的修饰,远处不露出它们的本来面目。这是我认识了自然,自然也教育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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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维志说:

李政道讲过一个笑话。我父亲九十岁学术报告会的时候,李先生说:到赵老师家请教,我们是搞理论物理还是实验物理?我看赵老师气喘吁吁的,推着一自行车的肥皂去送货。后来赵老师停下来,跟我谈了一个时辰的话。所以我想,我不搞实验物理了,这个实验物理怎么还要做肥皂、送肥皂?

我没想到理论物理我能做得这么好,这还得感谢赵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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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祖彥:“抗战前的清华、北大、南开以及战时的西南联大,从校长、教务长,到秘书长、训导长以及各系的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等等,都是一个人,没有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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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宝煦说:

西南联大,首先是教授治校。教授治校它还是民主的。你看蔡元培办中央研究院,后来弄到台湾去,它也是教授民主评定。这个民主,首先有一个条件,你这个领导者得相信人。

在北京大学的档案馆里,我看到了保存下来的西南联大教授会记录,关于征地建校舍、关于招收学生、关于聘请教员等等的会议,后面都有参会教授们的亲笔签名,表示他们对这项决议的态度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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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易君博先生说:

联大教授有两种个性特征,他们在校内是“教授治校”,在校外是“教授论政”,所以他们有很高的威望。你看张奚若教授是教授论政的典型。而教授治校跟梅先生有关系。

在当时“教授治校”并不被国民政府的教育部认可,一直到台湾李登辉时代,才重修“大学法”,纳入了民主治校的精神。梅祖彦说:“当时教育部的意思是要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就是你们只管教书,不要管大事。这个中间也有些矛盾。清华还是很能够坚持教授治校这个制度的。”

教授治校,保证学校权力集中用于教学事业,不被其他目的异化。教授治校,是在一个文化精神十分透明、价值观念纯净一致的环境中行之有效的体制。教授们“为人师表”的人品和相互监督,例如刘文典的被解聘,表明教授们不允许滥用学术名声破坏公德的准则。

余世存工作室 2018-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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