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兰从少女时代就是一个心高的人。她说：
很多人考学校的时候，报名是从最难考的北大、清华、师大这几个学校开始， 一直到给钱就可以上的学校，比如民国大学。最后肯定能考上一个。
我考的时候，我不要这样。那个时候少年气盛：我要念北大，我就考北大！别的学校，考上我也不上。
她得到父亲的支持：“我的父亲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也是追随国父的。”
上北大究竟有什么好？能学到什么？刘长兰道：
有一本书写老街道、老学府。他提起北大，就讲：在北大，上课不一定点名。那么同学来上课也可以，不上课、过几天再来，也可以。就有人问：这样一个大学，最后他毕业能学到点什么呢？
这本书说：每个人都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简单一句话就是：在北大学到了一个独立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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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夏天，就在抗战爆发的第一时间，中国当局即刻作出了迁移大学的决策。北大、 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撤出沦陷区，到大后方去联合办学。
蒋梦麟的《西潮》：
与北方三个大学有关的人士正在南京商议学校内迁的计划。大家有意把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从北方撤退而在长沙成立联合大学。胡适之从南京打电话给我，要我回到南京商量实施这个计划的办法。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
蒋梦麟回家乡去见老父，告别老人家。儿子的临别之言是：“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 新生。”老父闻之目光炯炯。蒋父在送走了儿子后，退避深山，兹后，在对儿子和胜利的盼望中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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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校长的儿子参加空军，与日军作战，血染长空殉国。
梅校长的儿子梅祖彦说：“张伯苓先生的儿子叫张锡祜。张老先生个子很高，他的儿子比他还高，当时在中国人里面算是很高的。他在空军中驾飞机。那时的飞机非常简陋，就是 一个敞开的座位，没有罩的。所以他坐在里面，头都露在外面。他是后来在空军作战时牺牲的。”
这就是当年的校长，这就是当年的校长公子。
在西南联大的三常委中有两位的公子参军血战日寇（张与梅）。这样的家教，这样的奋勇当先，见出这些校长平素所宣扬倡导的教育，不是只针对学生和职业演说，而是他们举家所律的道德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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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清华园遭受日机的轰炸，吴宓教授拥被坐在床上，四周的墙壁被轰炸震动而落土。
面对国难，吴宓检讨自己因沉溺于个人世界而造成的虚弱与虚度。为无力拯救危难的 祖国，吴宓强烈地指责自己：“生复何用？生复何用？”他参照史中几位古人为自己设计了 几条道路：
七月十四日 星期三
闻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吴宓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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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乔生最后的访谈，讲出了朱自清先生最诗意和最深刻的思想：
因为教授们也感觉到，自己上战场打仗是不太可能的。我父亲，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保持中国弦诵不绝，就是读书的传统不要绝。这个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因为不能说全民抗战，后方培养人也都不培养了。
这是从历史深处传来的柔韧的斯文吟唱：“弦诵不绝。”
曾在书斋、教室、校园里吟唱的千年诗章，将要在烽火之路上继续了。
“弦诵不绝”，道出了一批批中国大学南迁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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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长的父亲很识时务，战乱时候，表现豁达。下面的问题是还得要出去找船、找车、 找票。他们天天都得出去。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在黄河边上碰见梁实秋和他太太的。我说，梁先生你也在这儿等船？他说：不等怎么办？我说：胡先生走了？他说：走了。他太太就说一句，我昨儿个去抽了个签，在庙里头，我们遇见一个姓陈的就有救了。梁先生说，别信她这些。我们就说，梁师母只是不得已的办法。我们也没有在意。
可是神秘的事情在动乱的年月里发生了。后来刘长兰回到了北平遇见梁先生，她特意 问了这个事：
你走的时候有没有遇见姓陈的？他说，陈曦光啊，陈曦光给我的票。
陈是北大的学生。他看见梁先生，说我这儿有票，梁先生你先拿过去，我还有办法。有的人也有办法，在那个乱世里面，各人凭各人的本事。结果梁先生就这样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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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常常逼着北平城里的人们为他们占领中国的城镇开庆祝会。在这样的会上，中 学生邓稼先将手中的日本国旗扯碎，扔在地上，再用脚踩上。事后，有人特地向志成中学的校长提及。校长连夜来到老朋友邓以蛰家中。他说：“邓稼先的事，早晚会被人告密。这样下去太危险了，想个办法让他走吧。”
邓以蛰先生时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北大哲学系主任。在送别儿子时，他说了 一句话：“儿啊，你要学科学，科学对国家有用。”这并非是对他自己终身所学的否定，而是中华文明面对强暴发出的一种自强的呼声。邓以蛰非常希望儿子的所学能够对危难中的祖国有用。邓父的这句话使人想起“岳母刺字”，这番叮咛，酷似岳母把“精忠报国”四个字刺在了岳飞的背上。
邓稼先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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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先生对我提起一位教授刘盼遂。在他那淡淡的语气中，有一种深切的缅怀：历史系一个教授，他留在北平，没有走。有人就劝他，劝的人也是学历史的， 说：你看看这些历史，南渡以后，谁打回来过？你就别在那儿苦守了。你就跟这个伪政权合作、去伪大学教教书，别过这苦日子了。
这个人说什么也不干。这个人叫刘盼遂，是个历史学家，北师大的教授。他就卖点书、卖点东西来维持生活。苦熬了这么几年，没干伪政府的事，没做伪政府的教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投水死了，这人是很有气节的一个人。“刘盼遂是老清华国学院的一个学生，师从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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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滇黔旅行团”是学校定的正式名称，因为步行成为这次旅行的最大特征，所以后来 人们都叫它“步行团”。内中还有一个苦衷：整个大学都从境外绕道撤退，也要有一些人从国内撤退，以保持中国大学的尊严。正是这个微妙原因，所以才会有闻一多等教授义不容辞地参加，作为个人的选择，这也算一种担当吧。
吴征镒用永远的学府语气，使得这段回顾犹如一株植物标本那样地保持着它的原来样子。
这个湘黔滇步行团有两百多学生，其中有十三个老师。老师里面有著名的闻一多教授、李继侗教授、曾昭抡教授、袁复礼教授，还有黄子坚教授。大概有五六个人吧，都是助教、讲师什么的，像中国文学系和生物系各有三个助教参加了这个步行团。
我们一路上，看到闻一多老师一路走一路写生，画风景。我们跟李先生（李继侗）在一起呢，就一路采标本。这些标本后来基本上都没有存留了，因为走贵州这一路是“天无三日晴”，我们是一站赶一站，在路上也没有机会做标本，标本大部分都烂掉了。
这一路看到中国的西南，特别是贵州，当时很穷困。少数民族受压迫，文化程度很低，有很多县里基本上连小学都没有，最好的也只有小学。同时生活条件很差，卫生条件也相应很差。有的地方还有麻风病，种种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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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回忆者都会一开始就说到黄团长。当时为保证步行途中的安全，经学校向 国民政府要求，由军事委员会指派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指挥一切：
不过政府很重视这个事情，派了一个中将带队走，每到一个地方他要拜会当地的英雄豪杰，尤其是湘西那一带，有很多落草为寇的。这位黄先生非常了不起， 他虽然有五十岁了，可是跟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他到山里去拜望这些豪杰的时候，就游说他们到前方去。所以那时候有好多湘西的草莽都变成了我们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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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步行团过程思考最多的，当数住在北京南沙沟的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他说：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育。因为我一直在城市里长大和学习，真正的农村基层没有接触过。到了抗战开始，经过从湖南长沙到常德到湘西这么过去，一直到贵阳，然后再往西走。有一段路是跟长征的路线相重合的，古代的《徐霞客游记》里头也提到过这一条路线。这次走路对我教育最大，真是看见最基层的人民是怎么活的，感触很大，比方说鸦片烟盛行，到处开那种有点像荷兰郁金香花的罂粟。贵州到处都有。老乡种也不行，种了他抽税了；如果不种，也抽，抽的什么税？抽的“懒税”，逼着人种。很落后，愚昧落后。可就是这些人支持我们的抗战，出人、出钱不都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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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刘兆吉整理完成了他在步行过程中收集的《西南采风录》，闻一多作了这样的题词：
感谢上苍，在前方姚子青，八百壮士，每个在大地上和天空中粉身碎骨了的男 儿，在后方几万万以“睡到半夜钢刀响”为乐的“庄稼老粗汉”，已经保证了我们不是“天阉”！……还好，还好！四千年的文化，并没有把我们变成“白脸斯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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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省身回忆这段日子：
我到了昆明之后，那时候，熊庆来先生刚巧是云南大学校长，他是我的老师， 很熟的了。因为我在昆明之前就认识熊庆来先生，不止认识，他做系主任时，我是他的助教。
房间里有两个办公桌，他的办公桌对一个窗，我的办公桌对另外一个窗。我们同用那个办公室用了一年。所以他当然对我很好了。
我们到了昆明，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怜得很呐，熊先生就约我们一些教授住在他楼下。他有一个校长的住宅，是一个二层的楼房，他住在楼上，办公也在这个楼里头，楼下就变为我们八个教授的宿舍。我们在楼下搭了八张床，我就住在那儿，住了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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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郑敏说：
云南还有一个老天爷慈悲的地方，就是特别美，美极了。现在你到什么地方去旅游，和云南比，根本没必要。
我记得，当时我们的教室非常小，如果赶到那儿上中国通史一类的大课，你可能得把头挤进窗口去听课。有的时候我就不自觉地观察：天蓝极了，有鹰在上面飞，所以我写的一首诗里头，就是关于鹰在上面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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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女士对我说：
当年母亲专门聘请吴宓教授为美国好莱坞片做翻译。那些脍炙人口的好片名、好译本，《翠堤春晓》《魂断蓝桥》《出水芙蓉》等皆是由此而出。后来内地电影院都来向母亲要这些译本，昆明放映完了外地就跟着放。南屏电影院也成了战时中国译制好莱坞影片的领军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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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省身说：
我想昆明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我在昆明结的婚，我在昆明和我的爱人永久地结合。很不幸她一年多以前去世了，我们一共过了六十多年。
去年她去世之前，我们举行了一个仪式，约了许多朋友，不知道六十周年是什么婚了。钻石婚了，不止是金婚了。
她对于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主要是她永远不在那儿麻烦，是她把你家庭弄得很简单，我可以专心地做我的数学。所以，这是昆明对于我一个很大的纪念。
当年，这样“不麻烦”先生的夫人不少，从梅校长起至各位教员，太太们都知道各有所 司。当丈夫们挑起学校的重担，去为民族效力的时候，自己就挑起家庭这一头担子，让他们了无麻烦。
能够“把家庭弄得很简单”，见出这位夫人的水平。“我的对象是本来认识的，不是在昆明找的，她到昆明来我们结的婚。主婚人当然很简单，梅贻琦了——校长啊！请校长主婚 了，这就像家长一样。老师结婚就请校长来主婚。”陈省身夫人是他导师的千金，出身数学名门，故能够创造出合乎一位数学家风格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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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过泡茶馆的阅历，尤其是男同学，有那种以茶馆为家的本事。王希季说“一年级，我住四个人的宿舍，在光华中学的南边。那时候昆明的电灯，你要看书，晚上 看书是很难。我们怎么解决？要么抢图书馆，因为图书馆有汽灯；要么蹲茶馆。茶馆那些烂坛子的东西，我们可以排除一些，变得空旷。去文林街的茶馆，是在一年级。后来搬到迤西会馆，那一条路是金碧的茶馆。那钱是不多的，我也记不得，一杯茶可以坐一晚上。老板看我们这些学生也晓得，反正他撵也撵不走，答应我们在那儿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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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校花”，美丽的女生郝诒纯去打工，受到人们特别的怜惜。
在联大有一位女士是学医的。她介绍我到那个医院干活。我跟另外一个女同学一块儿去的，把我们放在洗衣房，洗病人做手术的床单什么的，挺脏的。
校友都知道，当时有人看了都不忍心，那么年轻秀丽的女大学生，干那么苦、那么脏的活。于是就给郝诒纯换了工作。郝诒纯似乎对此并不在意：
那是她们的护士长，她是个法国人，就是那个大夫的夫人。她管后勤的那些东西。她一看我们两个人在那儿洗碗，一问我们是大学生，就不让我们洗了，说你们去烫衣服吧。
烫衣服也很辛苦的，熨斗有这么大。云南是烧木炭的。两个人第二天右手就肿了，都抬不起来了。但是还得咬着牙干。干的时间很短，这个护士长就找我们了。 她说这个你也别干了。当时讲义都是用蜡版油印刻写的，她就说，你们去给范教授刻蜡版吧。你们干这个活也不用每天跑。三天多少工作量给你，你三天给刻完，三天以后你再回来给我交卷，你也省得跑。于是我们两个就去刻蜡版去了。
她们的字都还写得不错。郝说：“我小学的时候练过的刻蜡版派上用场了，干了相当长 的时间，都是从范教授那儿拿来的，都是医学上的。反正他给我们多少，我们就计量给钱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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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克琦说：
为了躲警报，把上课时间改了。本来是8点钟上课，改成7点，一节课改成四十分钟。日本飞机经常10点多钟来。到10点钟的时候，我们课差不多上完了。那么， 一来警报就跑，赶紧拿起书就跑，下午呢，因为当时飞机飞得比较慢，它飞回越南去，要一点时间。3点钟以后，日本飞机就不再来了。所以我们3点钟又解除警报，开始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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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日记》中说，跑警报“是为少年男女提供爱情绝佳之机会”。姚秀彦：“天天跑警报， 跑警报的时候打桥牌；没法上课，就在树荫底下聊聊天，谈古说今，有些关系就这样建立起 来。”
诗人冯至认为，跑警报可以亲近大自然：“昆明附近的山水是那样自然坦荡，毫无人工的修饰，远处不露出它们的本来面目。这是我认识了自然，自然也教育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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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维志说：
李政道讲过一个笑话。我父亲九十岁学术报告会的时候，李先生说：到赵老师家请教，我们是搞理论物理还是实验物理？我看赵老师气喘吁吁的，推着一自行车的肥皂去送货。后来赵老师停下来，跟我谈了一个时辰的话。所以我想，我不搞实验物理了，这个实验物理怎么还要做肥皂、送肥皂？
我没想到理论物理我能做得这么好，这还得感谢赵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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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祖彥：“抗战前的清华、北大、南开以及战时的西南联大，从校长、教务长，到秘书长、训导长以及各系的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等等，都是一个人，没有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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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宝煦说：
西南联大，首先是教授治校。教授治校它还是民主的。你看蔡元培办中央研究院，后来弄到台湾去，它也是教授民主评定。这个民主，首先有一个条件，你这个领导者得相信人。
在北京大学的档案馆里，我看到了保存下来的西南联大教授会记录，关于征地建校舍、关于招收学生、关于聘请教员等等的会议，后面都有参会教授们的亲笔签名，表示他们对这项决议的态度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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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友易君博先生说：
联大教授有两种个性特征，他们在校内是“教授治校”，在校外是“教授论政”，所以他们有很高的威望。你看张奚若教授是教授论政的典型。而教授治校跟梅先生有关系。
在当时“教授治校”并不被国民政府的教育部认可，一直到台湾李登辉时代，才重修“大学法”，纳入了民主治校的精神。梅祖彦说：“当时教育部的意思是要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就是你们只管教书，不要管大事。这个中间也有些矛盾。清华还是很能够坚持教授治校这个制度的。”
教授治校，保证学校权力集中用于教学事业，不被其他目的异化。教授治校，是在一个文化精神十分透明、价值观念纯净一致的环境中行之有效的体制。教授们“为人师表”的人品和相互监督，例如刘文典的被解聘，表明教授们不允许滥用学术名声破坏公德的准则。
余世存工作室 2018-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