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1934年生于沈阳,原籍山东黄县,7岁移居北平,14岁随家人迁入台湾。1958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师从殷海光。1960年赴美深造,师从哈耶克。197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并任维吉尼亚大学访问助理教授。1970年开始执教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学系,主讲中国思想史,于2004年退休,改任该系荣誉教授。1994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1986)(该书中译本《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苏国勋、崔之元校,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初版、1988年增订再版)、《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合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热烈与冷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等。

一想到林毓生“勇斗记者”的一幕,我就直乐。别看老头儿八十多岁,头发全白了,说话走路都慢吞吞的,脑子却灵得很。记者嘛,常常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将采访对象工具化,心里已经想好要写一个什么报道了,自己不能站出来说话,只好借大人物的嘴说出来,于是便引着被访人这么说,那么说。而被访人呢,有糊涂的,就被牵引着这么那么说了,有清醒却功利的,就跟着说呗。

可是这一套用在林毓生身上,就出问题了。他总也不配合,老跟记者逆着来。“你这样说不对(不准确)”,“我不这么认为”,“你没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后来我发现了,他的“逆”,多在三种情况下出现:全称判断、道德评价和政治语言。对于这三者,他几乎有本能的敏感和反感。

他说到海外的谁谁、谁谁谁都和他的观点一样,随即便叮咛记者:报道用我的名字可以,用他们几个人的名字,一定要他们本人同意,我不能代表他们发言。媒体是公共舆论,有别于私下的聊天闲谈;朋友的私交再好,各人的言论和公共形象还是各人负责。对这些界限的警觉,几乎是林毓生的本能。

他做演讲,会自己带个小闹钟上去,时间一到,自动终止。他说再讲五分钟,就是五分钟。不理解这种严格分明的界限,就不能真正理解自由。

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是,有一次,师生坐在草地上聊天,林毓生顺口评价说,中国近几十年来有大影响的人,无一不是糊涂虫!殷海光顿时激动地站起来说:“我可以为你这句话写二十万字的注解。”

林毓生乐于说自己是老北京,他说得一口京片子,小时候喜欢听侯宝林的相声,还能喝豆汁。因为父亲从事纺织轻工业,产业越做越大,林毓生7岁的时候,便随家人从沈阳来到了北平。他还记得家里的下人多是满人,教给他很多礼节和待人处世之道。他也记得冬天的早上,一出家门,总能看到路上冻死的人。那时他就想,好的国家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要为我的国家做点什么。

林毓生先后在北师大附小和附中读书。优越的家庭环境和良好的教育背景,培养了林毓生某种根深蒂固的精英意识,“我在读全国最好的中学,受到最好的教育,以后是走在国家最前列的人,中国的未来要取决于我们”。所以,他要读最好的书、最难的书,以后要做最重要的事。我甚至怀疑,林毓生骨子里有点贵族式的考究和“傲慢”,他出门要坐商务舱,对吃住都有要求,他的学生都有点怕他,他说话干脆,直言不讳,自称“我很厉害的”。

另一方面,对于知识的敬畏和虔诚,通过老北京无处不在的文化氛围,直渗透到林毓生的骨子里。他常去各个书店看书买书,当时他不过十来岁的小孩子,店员见了都很客气,以“您”相称,恭送“慢走”。那份由衷的恭敬,是给知识和文化的。小小的林毓生与知识为伴,心里很受用。

1948年,父亲决定移居台湾。但家里的钱不够,结果,买半价机票的林毓生和弟弟妹妹们都走了,而正在读大学的哥哥却留了下来。人生的际遇就是这样,在兵荒马乱之际,亲兄弟天各一涯,其间的距离,不过半张机票钱而已。

到台湾后,他选择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大是最好的大学,而报考历史系,则是为了了解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症结所在,以便对症下药。

1954年,他如愿以偿地考入大学,结果却领教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当历史被当作学问来做时,看重的是考据、史料、故纸堆,这种“学究做派”与他报考的目的背道而驰。看来,通过攻读历史来深化思想是缘木求鱼了。所幸那时候,他遇到了自己人生第一个重要的导师——殷海光,也由此奠定了思想中那些终始不渝的基石:自由、公正、民主、宪政、平等、自我、理性、宽容……

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是,有一次,师生坐在草地上聊天,林毓生顺口评价说,中国近几十年来有大影响的人,无一不是糊涂虫!殷海光顿时激动地站起来说:“我可以为你这句话写二十万字的注解。”

但思想带给人的往往不是快乐,而是沉重和抑郁。没有力量的人是承受不了思想的压力的。林毓生也经历过这样一段“思想不能承受之重”的时期。他的精神状态很不好,消沉又萎靡。当时已经是蒋介石统治的末期,但专制统治的现状仍然让他失望透顶,对于自由主义在台湾的命运几乎不抱希望。一方面,他只想沉溺于纯学术中,“钞古碑”“来麻醉自己的灵魂”,逃避现实;另一方面又不甘心,不能忘怀于民族的未来。

课上,学生讨论完了就完了,哈耶克很少最后总结并给出结论。林毓生认为,这就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典型风范,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价值标准,就应该绝对尊重,不指导和点评,就是不用自己的智识影响和干扰学生自己的智识成长。

林毓生不知道的是,在这样的精神痛苦中,幸运女神已经在门外偷窥了。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DonaldLach教授到台大去讲学,因为是英文授课,没有学生去。系里便要求英文不错的林毓生和另一个女生去听课。课程结束后,林毓生鼓起勇气提出,他想毕业后去芝大追随哈耶克。当时哈耶克凭借《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已经毫无异议地跻身于当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列。

Donald教授答应给他写推荐信。如此因缘和合,26岁的林毓生得以赴美留学。1960年的秋天,因为还没有获得最高奖学金,林毓生一边在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俱乐部餐厅当服务生,一边开始了艰难的学术探索。他曾说,学者最重要的,是在学术生涯形成阶段,也就是读研究生那几年,培养广阔的视野和深刻的学术探索能力。幸运的是,他的学术奠基是在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完成的。

社会思想委员会实行的是很贵族化的学徒制、导师制,精英教育,一个教授和一两个学生单独约定上导师课(tutorial),每周或每两周一次,讨论经典书单内容,写篇小论文。林毓生读书的时候,委员会里有9位教授,只有十来个学生。给林毓生授过课的有大名鼎鼎的西尔斯(EdwardShils)、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博兰尼(KarlPolanyi),甚至包括艾略特(T.S.Eliot)和索尔贝娄(SaulBellow,讲俄国法国文学)。

老师们格调各异,各有风范。哈耶克很绅士,60多岁了,一下课就要站起来帮女学生穿大衣。他是极少数身为教授而不用秘书和助教的,自己打信件,还常常打错别字。他沉默寡言,很少主动指导学生要如何如何,必要学生提出问题了,他才回答。如果学生没准备好问题,师生就得“相对无言”了。课上,学生讨论完了就完了,哈耶克很少最后总结并给出结论。林毓生认为,这就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典型风范,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价值标准,就应该绝对尊重,不指导和点评,就是不用自己的智识影响和干扰学生自己的智识成长。这就是所谓知识贵族的自制,自由主义者的自制,自由和平等写进了骨子里,融在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中。

相对而言,倾向于共和思想的阿伦特就不同,学生讨论到最后,她总是要作总结、给结论的。这个老太太一头白发,很美。她的导师课是讲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每周六下午一点半上课,课间休息25分钟,她会打开一瓶法国红酒,请学生吃她自己做的小点心。喝下午酒是典型的欧洲风格。

至于上课的内容,就是读经典。他们必读的书单包括,柏拉图的对话录(一般总会包括《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荷马史诗、希腊三大悲剧家的作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莎士比亚的悲剧、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亚当斯密、休谟、卢梭、康德三大批判,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马克斯·韦伯、《战争与和平》、《卡拉马助夫兄弟》、《红与黑》等。

读完这些称为基础课程的经典,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就可以撰写博士论文了。

林毓生对1963年的博士资格考试印象深刻。考试由老师出六道题,分成三组。学生从每组中选一题,一共选三个题,拿回家去做,完全开放,可以查任何资料,只要在五到七天内完成三篇论文。

林毓生的母语是中文,所以考试时间批准为一周。头五天,他每天睡三四个小时,后面两天连轴干了48小时,一点儿都没睡。如此拼命,却不是例外。别的同学基本上都是这样熬出来的。林先生的一个同学,在博士资格考试前几个礼拜精神崩溃,被送进精神病院休养了半年后才回家。

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后,林毓生可以选择任何题目做论文,这时他又经历了一次精神危机。一方面,他可以对西方思想做纯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又不能忘怀从中学就开始的对中国命运、公共事务的关注。那个夏天,他没法决定做什么研究,有时整个下午待在图书馆,看的书却一点都不记得。

后来,还是哈耶克老师的一句话点醒了林毓生。哈耶克并没有告诉林毓生应该怎么办,因为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别人不能越俎代庖。但哈耶克说了他在遇到同样问题时是怎么做决定的。“我所有的研究,都与我的个人关怀有关”,学术应该是有生命关怀的。林毓生很清楚,他最想做的事情,也是他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搞清为什么自由主义在中国会失败。从那时起,林毓生真正有了自己的学术方向。

理解林毓生的关键,或许是他对政治始终不渝的兴趣。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公共事务”。跟林毓生聊天,他偶尔也会夸自己的夫人祖锦聪慧高明,或者从当心脏科大夫的儿子开始讨论“医学处于科学和艺术之间”。但总的来说,林毓生一辈子都在说的话,只有两个关键词:一、自由,二、中国。他盼望着中国越来越好,期待着中国的公共事务能越来越合理。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11月17日7版

汉尊2 2017-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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