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底的某日傍晚,我从《文汇报》上获知消息:哈耶克的经典名著《通往奴役之路》终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个消息源自建国西路上的席殊书屋。次日中午,我骑车赶到席殊书屋,进门直奔学术类书架,搜寻未果。询问年轻女店员,回答是:“已售完”。我略有些吃惊:原来上海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师资中,企图走近哈耶克者竟不乏其人。我说明来意后,女店员答应很快组织货源,条件是我加盟席殊俱乐部。我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办了简单手续,几天后接来电:书已到!于是我满怀希望再赴建国西路,终于捧回这本心仪已久的《通往奴役之路》。

我知道这本《通往奴役之路》,在大陆并非最早的中译本。最早的中译本作为“内部读物”,是1962年北京外语学院滕维藻先生受命完成的译本,仅限高层官员及高校少数讲授马克思经济学的教授阅读,实际出版后即如泥牛入海,没有人对这位市场经济的守护神、20世记古典自由主义最后一位标志性人物有丝毫兴趣。其实,哈耶克的这本书最早译成中文,并在台湾《自由中国》上连载,标题为《到奴役之路》,时间在1953-1954年间,译者是后来享盛誉的台湾著名学者殷海光。彼时殷是台大研究生,每两周去一次邻近台大的紫藤庐参与茶话讨论,而那时的紫藤庐原名尊德性斋。在尊德性斋的讨论中,将哈耶克的这一德文原著解绍给殷海光,并建议译成中文者,正是殷海光的老师、尊德性斋的主人周德伟先生。后期胡适对哈耶克的有限认知,除在《自由中国》上阅读《到奴役之路》外,靠的也是与周德伟通信。

我在上世记末开始阅读哈耶克的这本名著时,只知有哈耶克,而不知世界上还有一位杰出的华人学者,对哈耶克理解之深切、与哈耶克交往之密切、在中文世界传播哈耶克自由主义之不遗余力,无人堪与比肩。直至十余年前,北大出版社出版了《周德伟论哈耶克》(原书系台湾1975版《当代大思想家海耶克综述》),才知世间曾有高人周德伟。现今大陆学者已知台北的紫藤庐,提起紫藤庐想到的就是周先生,紫藤庐也成台湾重要的文化地标。关于《通往奴役之路》,毋需我在此饶舌。上世记前期,当东西方普遍锺情于计划经济的时候,唯有哈耶克与乃师米塞师廷身而出,向不同学派的知识分子发出警告:既论证了计划经济不可行,又指出这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并告诫世人必须谨防类似德国纳粹党的极权主义者。

周德伟1902年出生于长沙,少年时即显露悟性超群的天资。就读长沙府中学时,有幸遇校长请得章士钊来校演讲,演讲标题为《社会调合论》,年仅14岁的周德伟在台下竟听得入神,又经面试后终获校长赏识。章士钊曾在日本创刊《甲寅》,成欧洲进步思潮在亚洲的传播阵地。《甲寅》比《新青年》早一年问世,明显具有对政府权力限制的诉求,比起激进的《新青年》更注重对宪政与人权的探索,由此窥知其价值取向,更近于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并直接催生了新文学,也因此激怒袁世凯政权而被迫停刊。《甲寅》非当年北大倡导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可比,即此一点,可以说《甲寅》在学理上的意义,比《新青年》更胜一筹。《新青年》大体沿笛卡尔—卢梭—马克思的崇尚理性一路,寄希望于少数人的超常理性,以为即能设计未来完美世界的构想。上世记末,杨小凯对“五四”时的北大,专注于对民主与科学的诉求,也颇不以为然,指出民主潜藏多数暴政之恶,而共和正是对民主的不信任。《新青年》推动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稍后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而《甲寅》则催生了新文化运动。是故民国学者常乃惠在《中国思想小史》中指出:新文化运动的培植人不是胡适与陈独秀,恰恰是被称为“旧文化的守护人”、《甲寅》创办者的章士钊。

章士钊在长沙府中学的演讲后不久,爱才如渴的校长将几册《甲寅》单独赠周德伟。从此周德伟深深迷上《甲寅》,这也是周德伟接触西欧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发端。8年后在北大,邓中夏与罗章龙力劝周德伟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遭到周的明确拒绝,亦非偶然。

1920年周德伟入北大预科,次年升入经济系本科,因得遇德藉教师海理威,并从《德意志科学论文选读》这门课程中,开始接触到奥地利学派的第一、第二代要人的经济学思想,其中包括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等重要经济学家。可见周德伟在未与哈耶克谋面之前,已开始接触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说,此时哈耶克自己也正在维也纳大学研读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海理威还向周德伟赠送了严复所译《原富》(即《国富论》)与密尔的《论自由》等典藉。1933年身无北大文凭的周德伟赴英留学,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这对周德伟而言,无异如鱼得水,因为他的导师正是哈耶克。

按一般说法,周德伟系哈耶克的亲传弟子,对此我稍有异见。1931年哈耶克的论著《价格与生产》甫一出版,尚未赴英伦、但对奥地利学派已有相当程度认识的周德伟,即已认真研读。所以二人初次见面,周即指出哈耶克《价格与生产》的观点不只是与新古典经济学分道扬镖,而且与同为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也显示出区别。这令哈耶克吃一惊,他压根儿没想到,眼前的这个中国人对他的学术思想如此熟悉,何况哈耶克年长周德伟仅三岁。师生之谊固然不容置疑,但二人长期交往中建立的友谊也是事实。鉴于此,我更倾向于将哈耶克与周德伟视为亦师亦友的关系。

哈耶克的研究谱系,虽直接始于对门格尔主观价值论的传承,但又无法离开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与亚当∙弗格森(周译“费格森”)的古典自由主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倾向于对人性与道德的客观剖析,崇尚个人主义,对个人的自利作出肯定的评价,这与光荣革命时期辉格党人的伟大思想家洛克的天赋人权理论,实际殊途同归,共同构成古典自由主义的两大分支。这两大分支所遇的共同难题是,既要引导人们逃离霍布斯丛林的风险,又要避免因列维坦之权力引致的通往奴役之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所遇的重要思想对手,来自笛卡尔的唯理主义。笛卡尔崇尚绝对理性,无视理性的有限,所以宣称“我思故我在”。这种对理性力量的迷信,不承认经验积累的文明,延至法国大革命时期,促成革命领袖们从唯理主义观念出发,高喊狂热的革命口号,以为凡不合理者,全可一举废除,使得法国革命虽“爆发于黑暗,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照亮并荡涤旧世界的角角落落”,但也由此形成混乱、暴力与恐怖,并“迅速回归黑暗”(朱学勤语)。

到了19世记,唯理主义获进一步扩张,自称已洞察社会发展之规律,以为设计未来理想社会模式的机会已到。早已接受哈耶克自发秩序观的周德伟,1975年在台湾出版了《当代大思想海耶克学说综述》一书,对哈耶克关于经济、政治与法的哲学观念作出精深的阐释。30年后,这部力著述终于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以《周德伟论哈耶克》①的书名再度付梓刊行,由此让大陆知识界得以知道台北紫藤庐,及其原主人周德伟先生的不朽贡献。在这部著作中,周德伟不厌其烦地揭示:

据若干人之意见,社会乃一独立存在的实体,有其自己的目的,超越于个人追求的目的之上,故社会的目的与其分子的个人目的之间可能发生矛盾。为保障社会的发展及滋长,必须控制个人的自私,迫使个人牺牲私利与成就社会之功业。(见《周德伟论哈耶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版)

在这里,对现代极权主义的画像已呼之欲出,文中所谓“若干人”,甚至描绘出靠理性设计的美好乌托邦,要求人们普遍接受“若干人”推行的“人造秩序”(或组织秩序),并为这一壮丽的明天放弃个人财产甚至生命。这种对极权主义的戒备与警惕,周德伟与哈耶克是一致的。哈耶克终生捍卫市场自由、抨击极权主义与计划经济,为了此一目标除经济学外广泛涉历各学问领域,包括政治哲学、法学诸方面,方得构建起自生自发秩序理论(后期又称扩展秩序理论)的大厦,并将知识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周德伟深敬哈耶克的博大精深,不仅全面接受并传播乃师之古典自由主义学理,同时又在书中指出哈耶克的某些不足。如纠正和清算笛卡尔唯理主义谬误者,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巨大贡献,这一问题恰恰被哈耶克忽略了。但对自发秩序阐释得令哈耶克本人也感无瑕可击者,正是周德伟。

窃以为,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尚未被置于更恰当位置,人们至今还未认识到“自发秩序”与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其内在机理其实是紧紧连贯一致的,两者恰好比一对灿烂的双子星座高挂星空。承认“无形之手”而无视“自发秩序”,必将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总有一天,经济学教科书会将两者视作同价的并列关系。这也意味着,自亚当∙斯密以来众多经济学家中,足以与这位经济学之父相提并论者,唯哈耶克一人。当然这纯属个人一孔之见,因走笔至此一吐为快而已。

周德伟对哈耶克的研究与理解,确已到了“化”的境界,从他们初次交往开始,就达至一种默契。不仅如此,周德伟结束在英、德的留学生涯后,回国在湖南大学、中央大学起始,通过课堂讲授与办刊物,不懈地解绍、传播哈耶克的理论,成为向中国移植古典自由主义与奥地利学派的第一人。可惜受人为设计秩序影响的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与周德伟失之交臂,未能获得重要启迪。周德伟在对哈耶克理论的解绍与传播中,又溶入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的精华,令海内学人叹为观止。我对儒学所知甚少,无法具体论事。在周德伟的学生中,有多少因对末来人为设计秩序的戒备而放弃留大陆的决定,我们已无从得知。但“五四”后民国有多少优秀的知识精英,包括许多学科的奠基人,他们没有获得周德伟的提醒与指点,不明白人类自生自发秩序才是社会演进的结果,看不到有人正试图供给一套以服从为准则的人为设计秩序,当然更看不到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于是他们只能在彷徨与侥幸的观望中停下脚步,他们在50或60年代最后的结局,今人多已看得很清楚,毋须赘言。即便自视甚高的罗隆基与眼光犀利的储安平,也终因不知人为设计秩序的恐怖,依然如同盲人摸黑,时间一到便一头撞在巨石上。至于道德文章为世人推重的陈寅恪,虽屡屡声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实强调的仅仅是治学态度,及反对政治对学术的干预,与周德伟的自由主义理念完全无法等量齐观。所以在他的全部文字中,找不到有关“共和”、“宪政”或“制衡”等词的蛛丝马迹,1948年终于在“留”与“去”的抉择中,完全陷入糊涂,捱至文革自然难逃凄凉悲哀的终局。

每当想到这一段历史,我仿佛看到有一位巨人站在太平洋西岸,面对黄土高坡嘴里喃喃念叨:“大梦谁初觉。唯我先知!”是的!周德伟先生几乎是古老中华民族在近现代史上唯一的先知。他借助对哈耶克古典自由主义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完整体悟,对狂妄的精英设计秩序推行的后果看得异常清晰。深知应以宪政限制政府权力的周德伟,在当时的台湾不受官方欢迎,这不难理解,遗憾的是,他的学识与思想也难以被普罗大众所接受,他只能是一位孤独的先知,以至被我们这个时代抛弃在边缘。不仅如此,台北紫藤庐附近,还时时有国民党特务暗中窥视他的行踪。这不仅使他厌恶,更令他彻底心灰意冷。这是他最终选择离开台湾到西雅图定居的原因。1986年,这位孤独的先知终于带着深深遗憾,在大洋彼岸告别了人世。

所幸的是,周德伟传播哈耶克经济自由主义的种子,在中国并未完全消亡。上世记末随着计划经济在世界范围的覆灭,国内知识界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已掀起,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米塞斯、哈耶克、周德伟乃至活跃在美国的奥地利学派第四中坚人物如罗斯巴德、柯兹纳的著作也相继引进国内,《周德伟文集》也在筹划中。人们终将重新认识周德伟这个光辉的名字,也将明白台北一座重要文化地标——紫藤庐的意蕴。只因周德伟曾在在此引领学生坐道论学,传播哈耶克与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在我看来,这里曾经是西欧自由主义在亚洲的一座光辉灯塔。

①关于《周德伟论哈耶克》一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周先生的文字纯正无丝毫污染,大体以白话下笔,间或夹带“五四”时代的文字特征,因而更显质朴典雅。在翻译哈耶克的《自由宪章》一著时,也是字斟句酌,每每为一句一词一字难以定夺,匆匆赶往夏道平(米塞斯巨著《人的行为》译者)的寓所专门讨论,务求精准达意。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北大出版社不识庐山面貌,对周先生原著中的文字提出“委婉的指正”。《周德伟论哈耶克》的“编者前言”有一小段文字:“但考虑到原书稿的印制错讹较多,本书对一些词汇和标点、数字等细节也略做改动,如‘元始’改为‘原始’,‘发见’改为‘发现’,‘事象’改为‘事项’,‘含盖’改为‘涵盖’,等。”

这哪里是错讹?这是大陆学校教育长期强求遣字用词的高度统一,由此形成的少见多怪。不久前我看到中小学误人子弟的语文老师,也是将学生笔下出现的“掩耳偷铃”,坚定判错,强行改为“掩耳盗铃”才肯作罢。谴字用词的统一化,源自对思想统一的要求。上世记80年代末,我读潘光旦先生的译著《性心理学》,书中多次出现“发见”一词,三联书店的编辑没有自作聪明,将所有“发见”全改成“发现”,保护了潘先生的文字原貌。对遣字用词的统一化强求,是对学者文字风格的损坏。尤其是此类委婉的“统一”与“纠正”,发生在《周德伟论哈耶克》这样的学术精品读物上,难免留下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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