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富春博士成才的曲折道路

人们一提起金牌,自然而然地就会联想起奥运会的那些冠军们,更是为那在颁发奖牌时奏国歌、升国旗、佩带勋章、献鲜花的场面而激动不已。

如果说获取金牌只是在一瞬间,但为了获取金牌却是一个漫长的、艰辛的过程,在它的背后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磨练,流淌着车载斗量的汗水、眼泪,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教练、陪练和工作人员们付出的辛勤劳动。

在人类的历史上,各国、各个时代和各个领域,都设立了不计其数的奖牌,但惟有诺贝尔奖牌和奥运会的金牌最具有价值,对人们最具有吸引力和鼓动力。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激励人们奋发向上,推动着科学和社会向前发展。

金牌是什么?金牌就是第一,它是人生价值的象征,是理想、智慧、意志、毅力和实力的体现。每一个有抱负的人,无论其职业是什么,也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要树立金牌精神,勇争各个领域里的第一。

对于争取第一,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曾说过一个精辟的观点,他说,“不是第一,就是落后,就一定要赶上去,这个观点很重要。当然不可能全是第一,但总要有一部分是第一。”也许,有人对这句话不甚理解,难道不是第一就是落后吗?我是这样理解的,一个人只要真正地树立和发扬了争第一的金牌精神,即使在与他人竞赛中得不到第一,但这种精神会使自己的潜力发挥到极致,从而获得最好的业绩。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获得了自己业绩上的第一。相反地,如果没有争第一的精神,那自己的潜力就不能充分发挥,得不到自己应该得到的最好成绩,那岂不是落后吗?

我崇尚金牌精神是自少年时代形成的,我崇拜发明家诺贝尔,希望将来也能成为一个诺贝尔式的发明家。由于我过早地离开了化学实验室,转向了高等教育领导与管理,没有精力再从事化学研究与发明创造。于是,我就转而研究创造教育,把希望寄托于把大学生培养成为创造性的人才。

自我出任武汉大学校长起,我就下定决心要营造创造性的校园文化氛围,激励创造精神,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每个部门和每个人都要争夺金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凡是获得金牌的人,我都要亲自接见;凡是金牌颁奖仪式,我都要参加。例如,1981年化学系徐汉生教授获得国家发明奖,实现了我校在科学发明榜上零的突破;1986年10月,摄影大专班学生龚万幸以《马上拾玉》作品参展,获得了上海国际摄影一等金奖,奖金为2800美元;炊事员杜富强获得湖北省烹饪比赛的金杯;校学生会艺术团演出的《沉思者》,获得湖北省高校文艺汇演的第一名;生物系获得运动会全校总分第一名。总之,每获得一个金牌,都要在全校广为宣传,造成浓厚的争夺金牌意识。

但是,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教学和科学研究是其最主要的任务。因此,培养创造性的人才,做出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就是衡量一所大学水平高低的最主要的标准。为此,必须在全体教职员工中树立金牌精神,强化他们的金牌意识。这既是办好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需要,也是使我国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强国之林的需要。创造性的人才与创造性的成果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创造性的人才,哪能有创造性的成果呢?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培养创造性人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一所重点大学应当承担的义不容辞的任务。

基于这种办学理念,所以我对于富有创造精神的学生特别青睐,注意发现、培养和保护他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的大学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创造性的人才,中文系79级学生彭富春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我之所以非常喜欢他,是因为在他身上有着我的某些影子,例如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具有特立独行的性格,崇尚创新,喜欢读书与思考,暑假不愿同家,宁可留在学校里泡图书馆(他大学四年有三个暑假没有回去,而我是四年没有回去过一次)。

彭富春于1963年9月出生于湖北沔阳县(现改为仙桃市)农村,1979年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是该系这一届学生中年龄最小的。由于他个性鲜明和特殊的学习方式,所以他的情况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我的耳朵里,而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教学改革中,对于学生是否可以不上课的问题,一直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如果公开提倡学生可以不上课,那么大多数教师不能接受,而且也可能使课堂教学失控;如果用强制的手段强迫每个学生必须堂堂听讲,那么就会挫伤那些自学能力强的学生的积极性,基至会扼杀他们的才华。当时,我与教务处所持的原则是:对于学生不上课,既不公开提倡也不一律禁止,应当因人而异,重要的是要看那些不上课的学生在做什么,注重实际效果。

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彭富春就没有去上课了,一直坚持自学。他们系里的领导曾经向我反映过他的情况:一是不愿上课;二是专业思想有问题,花费太多的时间看哲学、美学方面的书籍。对此,我曾明确对中文系副主任张广明说:“要注意保护彭富春的积极性,尊重他的学习志趣,兴许他将来是一个优秀的人才。”

我通过他的老师和同学了解到,他早就立下了宏伟的志向:喜欢美学,要成为中国第一流的美学家。他的信条是:“超过别人,做第一个,而不做第二个。”面对权威,他说:“我要超过他们,我能超过他们。”这些个性,的确是与众不同的。我是研究创造教育学的,据我判断他将来必定是一个创造性人才。

四年大学的学习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彭富春与众多的毕业生一样,也面临着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设计者和实践者,但在毕业生依然还是按计划分配的年代,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真希望有伯乐转世。如果说彭富春是一匹千里马,那么哲学系著名的美学教授刘纲纪就是伯乐。

刘纲纪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美学研究领域造诣精深,在国内美学界有南刘(纲纪)北李(泽厚)之称。1984年和1987年出版的《中国美学史》两大卷,就是由李泽厚和刘纲纪二先生主编的,这就是他们权威地位的证明。而且,泽厚先生在《后记》中,真实地记下了纲纪先生的贡献,他写道:“幸亏1980年我欲把刘纲纪同志拉来帮忙。开头他也只是负担部分章节,但他写得很快,也很系统,也非常赞同我提出的许多基本观念。于是,后来我请他来任主编,并在参考其他同志初稿的基础上,干脆由他一人执笔,重新写出全书各章。”

我与纲纪先生住在一栋楼的上下楼,彼此很熟悉,对他的学术水平和治学态度十分了解。那时,我们正在制定全校的重点学科规划,鉴于纲纪教授在美学界的学术地位,我们意欲支持他建立跨学科的美学研究所,以便在武汉大学形成以他为首的美学学派,为国家培养更多的美学人才、出更多的成果。

大约1983年5月初,他来到我家,向我提出希望给他配备一名助手,并且说他看中了中文系当年毕业生彭富春。他说:“彭富春虽然不是学哲学的,但他的哲学思维能力很强,可能比哲学的毕业生更适合搞哲学研究,特别是对美学研究很感兴趣,我看他今后很有发展前途。”对纲纪教授的要求,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同意了,因为对于彭富春我早已有深刻的印象,我也比较欣赏他创造性的才华。

但是,正式把彭富春留校并分配到哲学系当教师,无论是在中文系、哲学系还是在学校的人事部门,都有不同的看法。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当年中文系和哲学系都没有毕业生留校当教师,偏偏把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分配到哲学系当教师,这是不是有点乱点鸳鸯谱?对此,我对人事处的负责人说,学哲学的未必都能成为哲学家,而非哲学专业的毕业生未必就不能成为哲学家,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人是否对某个学科真正地感兴趣,他是否具有从事这门学科研究所需要的智力。我们不是常常说要不拘一格选人才吗?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一个专业内来选拔人才,那么这个“专业”很可能就成为障碍选拔优秀人才的“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彭富春将来能否成为哲学家,将由以后的实践来检验。由于我的坚持和说服工作,关于彭富春留校的议论,很快也就销声匿迹了。

1983年6月底,在学校小操场召开了83届学生毕业典礼,我在讲话中对同学们提出了希望,要以创新精神去适应未来新的工作。在讲到创新精神时,我把彭富春当作一个典型,希望大家从他成才的经验中得到借鉴。我认为他的经验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正确地设计自我。每个人的兴趣是什么,适合做什么工作,只有自己来回答。彭富春从大二开始,就认识到自己的抽象思维要强于形象思维,于是他就设计了自己成才的模式:诗一诗歌理论一文艺理论一哲学。所以,他大学毕业分配到哲学系当教师并不是偶然的,是他孜孜以求地实践自己模式的结果。二是要掌握自学的方法,学会学习,这也是彭富春成才的主要经验。大学毕业不是学习的结束,而是新的学习的开始,要坚持终身学习,只有通过自学才能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以适应不断更新的工作需要。三是要破除迷信,敢于向权威挑战,要努力超过他们,这是每个青年应当树立的雄心壮志。武汉大学20世纪80年代毕业的学生,在事业上大都有所成就,这不能不与那时在教育改革中倡导的金牌精神有关。

应当说,彭富春毕业后被分配到哲学系美学教研室工作,是实现他要成为“未来中国一流美学家”之梦的开始。他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但在头一年,他基本没有教学任务,于是他就专心于个人的学习与研究计划,进一步合理地组成自己的知识结构:一是完善哲学的知识结构;二是适应美学研究的知识结构,为将来成为一流美学家奠定基础。

但是,一个创造性的人才总是爱做梦,有梦想才有希望。原来,彭富春的梦是由一个中文系的学生成为一个哲学家;现在,身为武汉大学青年教师的他,梦想是到珞珈山以外的世界去求索,以增长知识和才干。

彭富春要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生,我是知道的,尽管我们为他留校付出了代价,但是我并不保守,如果他能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锻炼,我是支持的。他报考社科院哲学所李泽厚先生的研究生,是事出有因,因为他还是中文系大学生时就读过他的文章,对他怀有敬意,而且刘纲纪教授与李泽厚先生又是至交。但是,当年报考李泽厚先生研究生的人很多,据说有50多人,只录取5个人,这无疑是很激烈的竞争。彭富春是一个敢于面对挑战的人,他不怕竞争,结果他的专业考分是第一名,自然他被预录取了。

当消息传到我耳朵里时,我当然十分高兴。后来我还听说,李泽厚先生路过武汉时,还专门到学校来要见见他这个未来的高足,可惜当时没有找到富春,他们失去见面的机会。世俗的做法是,学生要拜谒先生,甚至要给先生送礼,以取悦先生。然而,彭富春没有这样做,反而李先生谦恭下士来校要见学生。这使我十分感动,一方面我非常赞赏李先生这种大家的风范,另一方面我也为武大出了这样优秀的人才而高兴。我心想,像彭富春这样的人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他们是武汉大学未来的希望。因此,在富春离校时,我专门约见了他,希望他到北京开阔眼界,站在学术的前沿研究,作出更多的成果。我明确地向他提出,学成后一定回武大,我保证破格提他为副教授。富春对学校是有感情的,这里毕竟是他学于斯、长于斯的地方,还有他的许多师友,所以他答应我一定同来。

三年研究生的学习结束了,彭富春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获得了硕士学位,他兑现了回武汉大学的诺言。可是,我却并不可能再兑现破格提升他为副教授的许诺,因为在他硕士生毕业前5个月,我突然被免除了武汉大学校长之职。不仅如此,他还因为曾经受到我的器重和表扬而备受压制和打击,甚至连讲师也不给他晋升。

我通过不同的渠道,听到了彭富春所遭受到的种种打击,但是我又爱莫能助,因为那时我也身陷囹圄。我清楚地知道,这并不是富春有任何错误,也不是我与他有什么不正当的交易。从表面上看,是一些人嫉妒富春的才华,但实质上是极左的思想的反映,因为这所学校左的思想根深蒂固。

我在任职期间,通过拨乱反正,坚决地批判了极左路线,因为它是障碍武汉大学前进的绊脚石。可是,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人,借我下台之际,重新祭起了整人的大棒,无非是把富春作为他们发泄对改革不满的对象而已。

悲哉!富春回到武大,本来是想在美学研究上作出一番成就来。可是,他欲罢不忍,欲干不能啦!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不又做起了新的梦:到国外去,待学成以后再说,何必在这里耗费时光呢?

几经周折,他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也摆脱了强加在他身上的枷锁。而且,徳国被称为是哲学之乡、智慧之乡,作为一心想成为中国一流哲学家的他这毕竟是最佳的选择。

事后,我知道他走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没有向我辞别,我也不可能给他送行。我默默地为他祈祷:祝他一切顺利!祝他成功!我相信:他依然会眷恋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割舍不掉他对师友的情谊,他的事业在中国,因此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

富春到德国以后,我们有过通信,因为我们毕竟仍然关注着对方。他于1992年9月4日给我来了一封信,我于10月20日给他回了信,交换了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现附录于下:

亲爱的富春:您好!

我收到了您9月4日的信已有月余,久未即复的原因是最近先后到北京和广西北海市开会,而且又正在准备月底到杭州开会的论文,因而把给您的回信拖了下来。

收到您的信非常高兴,我对您出去的一切十分关注。而且,我一直想收集您的信息,意欲跟踪一批在十年改革中的一批优秀学生,准备写一本《创造性人才剖析》或叫《百年树人》的书。您当然是我要跟踪的俊彦之一。如有可能,请您把已取得的成果、荣誉、心得,给我一份材料,而且今后不断地把您的新成就告诉我,以便及时丰富我的信息库。

您在信中说:“中华文化的复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我非常赞成您的这个观点,这也体现了您的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我过去也不止一次地说过:“不管有些人是否愿意,但中国的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而且,事物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这不是以哪一个和几个人的好恶而决定的。您现在虽暂时在外学习,但这种积累是非常重要的,您的目标不是一个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而是一个哲学泰斗,做一个深刻影响中国变革的思想家。这不是呓语,您具备了一切必要的素质和条件。我对此深信不疑!

泽厚先生我没有见过,但久闻他的大名,也深知他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我也十分欣赏他力主“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化”的观点,这是抓住了中国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一切关键问题的根源,如皇权思想、世袭观念、裙带关系、唯上、奴性,等等。这些观念不转变,中国是不可能进入到一个高度民主的文明国度。对此,我亦有兴趣研究,有机会愿就教于泽厚先生。请代我向他问好。

顺祝

学习、研究顺利!

刘道玉 1992年10月20日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七年过去了。1997年10月27日,他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德国哲学博士学位。在德国,哲学博士是很难拿到的,更何况一个东方人呢!由五个权威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对富春的论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十分出色的一篇论文”,“创造性的论文”,“非凡的成就”,“如此令人神往的著作”。如果说现在许多的博士是镀金的或注水的,那么富春的博士桂冠是百分之百的纯金铸就的。

富春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以后,他又面临新的选择是留下来或是回国?尽管他已经完全适应了德国的学习和生活,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异乡人,他的根仍然在中国,他所追求的事业也在中国。我对他的估计没有错,他一定会回来的。因为他有着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

鉴于他出国前在武汉大学所遭受到的打击和屈辱,他在回国之前已经联系好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那里视他为引进的杰出人才。

他于1998年2月回到了北京,随后又带着哲学所的调令回武汉大学办理调动手续。可是,这时情况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武大坚决不同意放他走,甚至说如果你仍执意要走,那他们就采取强硬的行政手段,不给你转档案和户口。这种转变,虽然不排除有几份惜才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顾全自己的面子,因为富春毕竟是武汉大学百年历史上唯一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人,即使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是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海德格尔的再传弟子,如果武大真的把他放走了,那岂不是太丢人了吗?

幸好,富春是一个宽容和顾全大局的人,他同意留了下来,因为这里毕竟是他智慧启蒙的地方。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富春爱珞珈山不是偶然的,他既是智者又是仁者,这里有山有水,其间不知留下了他多少足迹,而且还激发出了他的许多创造灵感。

鉴于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同时也是弥补他过去所受到的损失,学校把他从助教提升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尽管这些都是迟到的,但这毕竟是他开展学术研究所必需的条件。

这一切确定下来以后,富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他从德国回来了,应校方的要求,决定留在武大工作。我对他说:“回来就好,留在武大也很好,希望你忘记过去,面向未来。你现在还很年轻,正值创造的黄金时代,应当向着学术高峰攀登。”他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感谢校长的理解与鼓励,我不会让校长失望的。”

富春回武大已经6年多了,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他,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希望向他核实有关情况。他说,也很想与我谈谈心,并且将把他的一本叫《漫游者说》的自传送给我。可是,偏偏不巧,那天他来找我时,我有事到学校档案馆去了。于是,他到档案馆找到我,我们师生在校园里散步、交谈,这是他考取武大26年来的头一次,自然我们都感到十分惬意。

在交谈时,他告诉我现在他暂时不再研究存在主义、因为在这一领域现在中国没有人能超过他。于是,他现在用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和现代哲学思想,希望开辟一个崭新的领域。

啊,我明白了,他又要闯入新的学术无人区。这是他一贯的治学精神,也是他的金牌精神的体现。哲学在中国太“贫困”了,中国太需要思想家了,希望他成为真正独立的有影响的思想家,并且影响中国的未来!

原载刘道玉著《大学的名片——我的人才理念与实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美国溪流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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