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65年上映的黑白纪录片《条顿剑在行动》
1965年，也就是整整半个世纪之前，6月的一天，我的中考开始，考场刚好设在我要报考的学校——武汉市第十四中学，那是一个老校，前身是1903年张之洞办的文普通中学堂，民国后改为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是一所不错的省重点中学，离我家也很近，步行20分钟。那时候，中考虽然不像如今这样要命，但对于大多数初中生来说，也是人生重要的一道门槛，当时中国刚从三年大饥荒中走出来，教育资源极其匮乏，初升高比例很小，我们一个班50人，最后考入高中的只有十来个，那些没有考取高中或中专、技校的，就业非常困难，有的同学便会主动或被动去云南新疆支边，甚至下到农村插队落户。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干了人生中非常勇敢也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我家附近有好几家电影院，去最近的武昌电影院只要两三分钟。那几家电影院是我童年、青少年的“天堂影院”，除了读课外书和操弄音乐，那里是我消磨时光最多的地方，几乎没有放过任何一部我认为值得一看的片子。这一点，让我在数十年后，与许多同龄人甚至前辈友人PK看过的中外老电影时百战不殆。许多世界名著，如《复活》、《王子复仇记》、《奥赛罗》、《第十二夜》、《上尉的女儿》、《白夜》、《三剑客》、《塔曼果》、《牛虻》、《苦难的历程》三部曲等等，我都是先从银幕上看到而后找到原著来读的。可以说是电影最早开拓了我对世界的认识，让我接触到了一些和广播、报纸、教科书不一样的东西。
中考头一天，我从武昌电影院经过，看见那苏式风格的大门上方挂出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电影周”。那些年，常常有这一类“电影周”，苏联的，日本的，法国的，墨西哥的，印度的……特别是三年大饥荒中，电影管得比较松，放出来一大批几年十几年前的老片子。到 1965年，文艺界风声突紧，译制片——特别是西方的，就很少见了，连国产片也开始批判，像《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都成了大毒草。
当年的影片排表都是用粉笔写在小黑板上，挂在售票窗口上方。我一眼就看见那部片名——《条顿剑在行动》，凭直觉，不是间谍片就是战争片，时间是第二天上午11点多钟，只演一场。一算，和我的中考重合了十多分钟，加上路上时间，我要提前半小时考完，才能赶上开演。我已经排在购票队伍中，左右为难——我曾为看电影上课逃学，自习早退，但没有一次像这样纠结，到了窗口，还是把钱掏了出来。票捏在手上，心里就踏实了。心想，考得完就看，考不完拉倒，再说看个后半场也行。
第二天上午，考英语还是数学？忘了。铃声一响，快快地将考卷看了一遍，没有太难的题目，迅疾进入过关斩将的状态，一路亢奋地拼杀过去，写完最后一个字，一秒钟没耽搁，交卷出门，然后就飞跑起来。到了电影院，正好拉铃，找到座位灯就灭了。长长舒了一口气，银幕亮起了片头，那种享受的感觉，考得如何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开演几分钟，就发现没有剧情，是一部纪录片，多少有些失望，许多画面都很模糊，片子是讲二战之后，一些潜藏的纳粹军官组建了一个企图复兴第三帝国的秘密组织——“条顿剑”，其后开展的一系列活动。这部片子回溯了纳粹德国的兴衰史，有许多历史镜头，从纳粹党如何一步步壮大、一步步走向独裁起，里面有暗杀、阴谋、集会、演讲、纵火……那些血统纯正的日耳曼年轻人纷纷参加了冲锋队，穿上统一的褐色军装，戴着臂章，携带棍棒或枪支，喊着口号唱着歌，威风凛凛在大街小巷示威，夜里，他们打着火把游行，在大街上燃成一条火龙，他们把小山一样的书刊堆在广场上，然后点火焚烧。他们举起森林一般的手臂向元首行纳粹礼，用山呼海啸般的声音喊：“嗨尔！希特勒——”他们在犹太人的住宅或商店的墙上画上六星符号，并击碎他们的橱窗，搬走他们的东西，把他们从家里或店里拖出来呵斥并殴打——犹太人的胸口也缀有六星符号，他们被赶到另一个地方，送到集中营，很多人死在那里。那些犹太人很驯服，没有丝毫抵抗的意愿，他们隐忍又卑怯听从那些年轻人的一切安排。
这些镜头对我来说，有一种莫名的触动。三年饥荒过后不久，学校里突然出现一个新名词，叫“阶级路线”，同学们一个一个登记家庭出身，多年来一起上课一起疯闹一起上下学的同窗，突然每个人都有了一个标签——出身于工人、贫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地主、富农、旧官吏、旧军医、资本家、资方代理人……出身意味着你的来路，你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在革命语系中，这是截然不同甚至你死我活的两类人。还有一大批是职员、店员、小商贩、手工者、小土地出租者、城市贫民……他们属于中间的，第二等级。接着，有人成了共青团员，有人进入了团章学习小组，有人什么都不是并被要求与家庭划清界限，朝夕相处的同窗就这样突然进入了一种等级世界，所有的天真无邪无忧无虑都终结了。没有人怀疑过这样的做法，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所有教育，看过的革命电影、各种画报图片、唱的革命歌曲、读的小人书，还有新近出现的阶级教育展览、忆苦思甜报告……都将这一切描述为至高无上的法则。红色的后代要做好准备接革命的班，黑色的后代要脱胎换骨改造自己成为新人，非红非黑的，要警惕滑向资产阶级泥潭要向革命靠拢……这些话，校长、书记、政治老师、辅导员天天都在严肃认真语重心长地说着。也没有谁怀疑过这些说法。
1964年5月11日，我在自己的秘密小诗本上，写下这样一首诗，表达了我对自由与平等的渴望——《 想往》（应为“向往”，至今也没有“想往”这个词儿，但是胡作家52年前就是那么写滴。——编者）
在这浩瀚的太空里，
我想往着一个星体。
那上面没有疾病和瘟疫，
那上面没有霸主和奴隶，
那上面没有痛苦和死亡，
那上面没有屠杀和暴力，
那上面没有饥饿和贫困，
那上面没有战争和武器。
整个世界，
都充满着，
自由，幸福，和平，健康的空气！
每个民族，
——无论有祖国，没祖国，
大国的，小国的，
都能自由在上面行走，
因为整个星体，
都属于自己。
他们也无须什么“国界线”，
来阻隔自己的友谊，
因为全球所信仰的，
就是他们共同的主义！
外面的生活依旧，用当年的歌词来说：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洪流不可阻挡！所有那些古典名著中外小说，那些马思聪、圣桑、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那些忧郁的、快乐的、阴暗的、苦难的、自由或压抑的电影，都像暴风雨中的燕雀，蜷缩在心灵的岩缝中，没有什么可以抗衡那美丽辉煌的革命神话，每一个稍有犹疑的少年，最后都只会怀疑自己思想不够健康，立场不够坚定而陷于一种恐慌与自责之中。
1965年中考之后的那个夏天，我把一切都丢到脑后，和几个都有灰暗家庭背景的少年友人疯玩。看电影，骑车，游泳，钓鱼，在没有大人的家里聚餐，群宿，排练我们的小乐队，《花儿与少年》、《梁祝》、《紫竹调》、《瑶族舞曲》、《新疆之春》……交换各种新旧书刊，分析越战前景和中苏关系，还实施了一次最终没有完成的探险——步行野营环游东湖，就像儒勒·凡尔纳小说中写的那样——第四天还是第五天我们打道回府，因为我们带的粮票和米面馒头告罄。回来的那天黄昏，我接到入学通知书，我考取了。
这个夏天，是我学生时代最后的夏天，也是我少年时代最后的夏天。
《条顿剑在行动》也早已忘掉。我知道，我在力图摆脱它，就像我母亲常常斥责的那样，你这样格格不入，迟早要出危险的。像一根刺，扎进手指头，断在里面。天长日久，看起来它已经长好，但不经意间碰上它，又会隐隐作痛。我再一次想起《条顿剑在行动》，是一年以后的夏天。
1966年6月以后，学校停课了。收音机里广播了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领袖说“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对于停课，我没有丝毫的留恋，我厌恶学校生活已经很久了。1965年秋天，我进入高中不久，写了一首短诗：“青春的翅膀/在焦躁地拍动/它想冲出/操场/教室/课本/那一切都是四角方方的/樊笼/” 是的，对于我来说，学校已经像修道院一样沉闷、压抑、虚伪。学雷锋学王杰学欧阳海，学他们读毛著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努力改造世界观……看起来都很真诚，但又都像在做戏。
暴风雨来了。像许多同学那样，我也曾渴望革命，渴望一次大的社会变动。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这一次的革命不属于我，倒是我自己，有可能成为革命的对象。
我们学校最早揪出来的，是一位叫许简的政治老师，除了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发展简史，他还喜欢写作，大多是那种随感、杂谈、人生格言一类，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正能量的心灵鸡汤。他还把这些文字打印成了一本小册子。北京开始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了，全国各地立即掀起大抓本单位“三家村”风潮，武汉大学在中南局和湖北省委指示下，很快就把马列主义理论家、党的一大代表、时任武大校长李达为首的“三家村”抓了出来。我们中学曾是武大附中，也迅疾跟上，一时没能凑齐3个，许简老师就当了“三家村”小爬虫。我一边参加批斗会，一边想着自己的那些小诗，烧掉？还是留下？它们是我青春期最深处的悸动，最陶醉的惆怅，我把它们藏好，藏到我自己几乎都找不到了。我感谢我的固执与自爱，让我留下了很多历史的痕迹。
紧接着，学校成立了红卫兵，他们批斗老师，抄家，打人，将大字报、大标语、最后通牒、严正警告贴满那些牛鬼蛇神的宿舍，连蚊帐上都贴满了，像一座小小的纸房子。他们集会，唱歌，穿着父辈们洗得发白的军装，扎着武装带，他们左胳膊上也戴上了臂章，手里拿着木头教练枪……紧接着，统帅在天安门接见了他们，收音机里传来广场上百万人的高呼和齐唱，新闻片里一片红色的海洋和千万张热泪汹涌的年轻脸庞，他们的统帅也戴上了他们的臂章。
那天放学回来，我一眼就看见了门洞墙边贴着一张大大的“勒令”：下面写着我父亲的名字，让他“这个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反动的中校军医”彻底交代自己的罪恶历史。落款是我父亲所在的医院。
趁着天黑，我将那张勒令的一角撕下了，挡住了大半张纸。我弟弟后来说，几日之后，看见没什么动静，就干脆把它全撕了。
大街上，单位里，那些牛鬼蛇神，胸襟缝上了白色布片，上面写着“地主”“资本家”“封建把头”“旧官吏”“流氓分子”等等字样，比当初犹太人的六星符号更加触目惊心。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条顿剑在行动》。我陷于深深的恐惧和惶惑，一样吗？不一样吗？这样的一种联想，折磨了我很长时间。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历史每次又以崭新的面目示人。
这一年的10月过后，雷霆万钧般的镇反加反右式的红色恐怖突然转向——运动的矛头指向了党内高层，指向了前几个月还轻易地将“李达三家村”绑上祭坛的那些大员，包括夏天还在主持文革运动的共和国主席。
10月底，接到通知，我这样的人也可以去北京大串联了。而前几个月在大街上随意剪人头发铰人裤子甚至把人当街打死的那些老红卫兵，一时间好像销声匿迹了。一场大戏，突然峰回路转，往下如何演？这是那部《条顿剑在行动》没有告诉我的。但是这样的逆转，于我来说是乐于见到的，这几乎不需要理由。
就像暴力革命的伟大实践者列宁所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 。
初冬的北京依然是一片狂欢景象，不过这一次是真正的普罗大众而不是红色贵族的狂欢，看看北京满大街的黑灰土蓝大棉袄你就知道了，无数的平民和贱民的子弟来了。许多人带着一身的虱子来了，许多人又带了一身的虱子回去。那也是一次虱子的全国大串联，它们随着寄主，去到了祖祖辈辈都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
但我依然孤独。不久前整理旧照，看到了自己当年在天安门、民族宫、英雄纪念碑前的留影——那是一个华南工学院的大学生给我拍的，在大串联接待站我们在同一张草垫子上睡觉。我看见当年的自己，脸色阴郁，穿着一身洗旧的学生蓝装，手里拿着那本红宝书——那是当年不可或缺的通行证和护身符。当年照相有一个标准姿势，昂首挺胸，四指并拢，紧握红宝书，贴着心口。我的手却是下垂的，那本红宝书不太显眼地挨着裤缝。尽管在串联日记中，我也用革命的语言记录了我看到的景象，但是一个人的脸，还是会暴露他心的秘密。
我后来多次想到，如果更多的人在文革前，在上山下乡之前，看到了那部《条顿剑在行动》，看到了更多历史真相，我们是否还会那样疯狂那样执着那样愚昧？半个世纪过去了，那根历史之刺还在不时地扎痛我。因为无知，我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其实，我们并不需更多的东西，只需要一点点常识和真相。
在我看过的数以千计的电影中，我感谢那一部小小的黑白纪录片。
（再改于2015年11月5日）
注：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熊窝（ID：teddybear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