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往往好回忆，或曰怀旧。
回首往事难免有“弹指一挥间”的感叹。
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曾赋词“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那可谓是风云变幻、天翻地覆的三十八年。
今年正值1977、78级大学生毕业三十周年，报纸征文，引出不少回忆。
虽说毕业三十年不敢与伟人两次登上井冈山的中国历史相比，但作为文革后的第一、二届大学毕业生——在百废待兴的文化荒原中进校，在欣欣向荣的改革开放初期走上工作岗位，三十年来他们个人的人生也大都随着时代一起，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回首三十年，岂能没有“弹指一挥间”的感叹！
77级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不能不从文革中中断的大学教育开始。那场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令大、中、小学全部停课——某些学校停课长达一年半，而且复课后又以“教育革命”的名义，让中、小学生频频走出学校，走进工厂、农村、军营，学工、学农、学军。高考则被废除，大学停止招生。
记得小学时曾去糖果厂“学工”，用糖纸包水果硬糖。十来岁的孩子，正长身体又营养不良，置身于甜香四溢的车间，面对堆成小山似的赤裸裸的水果糖，一个个埋头包糖，虽垂涎欲滴，却不敢偷吃一颗。那时所受的“宗教式”的道德教育，倒也很有约束力。
小学期间还在五金厂学过工，具体“工种”已记不清了，但车间里那种机油味仍记忆犹新，像大公交车的尾气一般让人恶心，与糖果厂的香甜远远不可同日而语。好像我们经常摆弄螺丝、螺帽之类的东西，两手总是沾满黑渍渍的油污；如果揩揩脸上的汗水，挠挠额头的痒痒，张张小脸一定会像小丑一样。可惜那时都没有相机，不然留下些许照片，如今一定珍贵，也一定会让人忍俊不禁。
中学时的“学工、学农、学军”就更像模像样了。纺织厂里学工，像工人师傅一样早班、中班、夜班三班倒；曾有一位男同学看管梳棉机，在工人师傅午休吃饭时，自己为了疏导阻塞的梳棉机，被机器的“獠牙利齿”吞噬了右胳膊。学军时也是下农田，插秧种稻，只不过是在部队农场；外加烈日下的军训，还常常夜半三更紧急集合，打起背包急行军。
那是动辄全民运动的时代。上世纪70年代初，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下和“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下部队大规模野营拉练；中学生们学习解放军，也扛起背包，徒步行军，野营拉练。记得我曾经是“鼓动队”的一员，行军中得跑前顾后，打着竹板，喊着口号：“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需要比行军队伍多走许多路。那时人人都脚底打泡，大多数人不叫苦喊累，大概真是靠“两万五”、“老前辈”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1973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又传达了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于是乎举国上下又开始了全民挖防空洞的热潮。我的家乡岛城环山面海，深挖洞就得凿山岩。同学们抡锤掌钎，开山凿洞，竟没有任何防护。想想那时的孩子们也真够皮实，大人们也真够放心(当然也是无奈——大大小小的运动让大人们都自顾不暇)。
我的小学高年级和中学时代就是在不断的学工、学农、学军、野营拉练和深挖洞中度过的。期间伟大领袖发表过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 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但学制要缩短, 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工农兵进大学、管大学于是就这样开始了。听说有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工农兵学员居然不知道“清朝”啥意思。
1973年，邓小平复出，对当时实行的从工农兵中根据政治表现推荐学员的制度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课考试。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要举行高考。当时正待进入高中，学校里对文化课的重视大大增加，有传言称中考也会随之恢复。那时真的摩拳擦掌，期待恢复高考、中考，并开始做起了大学梦。然而张铁生的一张“白卷”彻底改变了当时“路线斗争”的方向，也随之粉碎了许许多多年轻学子的大学梦。电视剧《知青》中的吴敏大闹考场，使得那些过了“推荐”关，冲刺文化关的考生们最终一枕黄粱，就让人想起当年的张铁生效应。所以我和我的同代人们继续走着“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经之路。
再次听说要恢复高考时，已是插队知青；心累体乏的我已经木然——既懒得做梦，也木得不敢相信。待恢复高考的消息确凿无疑之后，我便迅速卷入了席卷全国的高考复习——家乡岛城的市“知青办”为知青们争得了一个月的脱产复习假期，我回城参加了应运而生的各种高考复习班。大家四处搜寻旧课本，相互传抄讲义，甚至废品回收站都成了年轻人“淘宝”的重地之一。
一个月的时间既短暂又忙碌，除了复习、复习、复习似乎别无他想。一贯逆反心理强烈的我也任由长辈们策划着我的高考方向、志愿填报。我把复习重点放到了英语，因为觉得长辈们的分析不无道理：英语属文科，“临阵磨枪”，熟记历史地理等科目似乎比复习知识系统化的数理化更易收效；改革开放，国家对英语的需求会日益加大。于是我放弃了自初中就钟爱的数学。
高考在12月，考试后没有片刻的喘息就立马返回农村，因为我时任生产小队会计，生产大队(当时的村编制为生产大队，我们大队下分为十个生产小队，十个小队会计中有三人是知青)的年终决算与分配因为参加高考的知青会计而推迟。随后，在笼罩着旱烟斗刺鼻的烟雾和回荡着十几个算盘噼里啪啦交响的大队部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年终决算。
元旦后接到高考体检的通知，内心平静如水。
此后的一切都没有留下多少印象，除了体检。在县城医院，过了高考第一关的知青们排着队，像流水线上的零部件一样一个科室又一个科室的往来穿梭，任凭身着白大褂的权威们呼来喝去。而且女生还有一项“妇科检查”，检查之后确有女生被单独谈话。后来听说所谓的妇科检查是查女生是否是处女，但这一说法至今令我不解。当然，权力部门历来没有告知、公开、透明的义务，这是我们国家的优良传统，所以小人物也就只有猜测的份儿了。
高考后最深的记忆当是后悔。
后悔产生在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已经返城准备奔赴大学校园的日子。是日路遇高中的数学老师，他问：考了哪个大学？山东大学，我答。好啊！老师很高兴。毕竟那是省城的最高学府；当年的北大、清华在山东招生的名额和专业都寥寥无几。当数学老师兴致勃勃地为我将来的数学研究方向出谋划策时，我告诉他我报考的是英文专业。为什么？他质问，失望与不解尽在脸上。我怕今年考不上，我说，因为突击理、化短时间内难以奏效。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嘛！数学老师近乎发怒了。我无言以对。从此对没有报考数学的悔恨与日俱增，淹没了从广阔天地走进大学校门的喜悦。
1978年春天的大学校园里，入学的新生可谓“三教九流”——我的同学中既有刚刚毕业的十六七岁的高中生，也有过了而立之年，已经为人父母的“老三届”；有在各行各业摸爬滚打多年，带工资上学(具有五年以上工龄)的大龄青年；也有身穿军装、头戴大盖帽的部队军官；更有身无分文，来自农村的知青或农民。同学中也有原本是理工科考生，却被分配到外语专业；服从分配，是当年多数人理所当然的选择。所以同是一年级新生，外语水平却千差万别。
我因为高考英语成绩和进校“摸底”的英语考试都进入“一档”分数线，所以被分在“快班”。第一堂课老师就全部用英语授课，除个别单词，我一句都听不懂。几堂课下来，不仅一头雾水，更让班上其他同学与老师侃侃而谈的英语对话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上课时生怕听到“Comrade Xiao Fan”(那是老师点名提问)。当时的同学里有北京外国语学校毕业的学生，有当过英语老师的，也有做过海员(大副)、周游过世界的——前大副一身笔挺的呢子套装，金丝边眼镜，一口流利的英语，令许多男生羡慕不已，至今回忆起来仍津津乐道。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人自称学完了《许国璋英语》四册，而我则是第一次听到许国璋的大名。那时学习英语，可以用“饥不择食”来形容，全看你能得到什么样的课本。《许国璋》很可能是地下流行的英语课本，与我无缘，而我却读过英文版的“老三篇”。因为中文的“老三篇”早已倒背如流，所以读起英文版也自然容易理解。我痛切感到自己英语水平的低下，一再请求换班。恰好也有被分配在普通班的英语水平高者，要求进入快班。几周后，系里把最初只根据两次考试分数而分的班次依据实际情况做了调整，我进入普通班，方如释重负，感到可以正常学习。
所以，一次、两次考试，一分、两分之差，不见得能如实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
大学最初的日子里，思念数学的人大概不只我一个。快班里有个谭姓男生，常常抱着砖头厚的英文版数学论著埋头钻研；还常常骑车到位于另一个校园的数学系听课。当然，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下，他的数学爱好和天分是没有出路的；而他的“不务正业”，势必影响了他的英语学习。
我到美国留学之后，发现美国的大学是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选修课程的；甚至有的跨学科课程是必修的；而且许多学校，本科生在一、二年级的课程主要是综合素质教育，没有专业之分，进大三前不必明确选定专业。这样不但鼓励了学生们的全面发展，同时也让兴趣广泛的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去发现最适合自己的专业。我常常会想起谭同学，为他的被扼杀的数学兴趣和天赋惋惜。
而我自己对弃数学、择英语的后悔直至能够阅读英美文学原著以后才开始消散；随着一本本英语世界的文学经典带我走进一个美不胜收的文学殿堂，后悔变成了庆幸，庆幸又生出无限的感恩。
人生的道路有许多的机缘巧合；阴差阳错，或许使你选择了一条未在规划的线路图中的岔路。但我相信，人生路上的每一道风景都有它独特的亮丽。沉湎于后悔、假设、如果……都会使你错失眼前的独特亮丽。
作为50后的一代，我们在儿童生长期遇上三年饥荒；小学、中学求知欲最旺时遇上文化大革命；中学毕业时赶上大规模上山下乡；成家立业时遇上计划生育；人到中年时遭遇体制改革，退休下岗——这是我们这一代多数人的人生轨迹。77、78级的大学生们仅是这一代人中的少数幸运儿。
其实，处在社会动荡年代的每个个人命运总是与时代命运紧密相连。没有文革，我们不会失学；没有“动乱”结束、高考恢复，我们不会走进大学；同样，没有十多年的大学教育瘫痪，77、78级也不会成为全社会瞩目的文革后首批大学毕业生，成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社会中坚力量。当然，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也不会赶上“留学潮”，接受了西方教育。我们上学时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几乎是全部免费的；我们毕业时工作是分配的，虽然被分配的工作未必称心如意，但我们至少没有面临就业困难或失业危险。我们可以通过考研，改变前途；通过“下海”，自谋职业；通过留学，实现梦想。而这也确是我们当中许多人所走的道路。
总之，77、78级是时代的幸运儿！在纪念毕业三十年、回忆毕业三十年的同时，我们更应当多一份反思，多一份感恩。
有人在回忆中称，“瞧不起工农兵学员”。这种态度当时虽说确实存在，但也未必代表77、78级的大多数。平心而论，如果我们早出生几年，而且足够幸运，也会是一名工农兵学员。作家梁晓声曾在《自白》一书中痛切反思自己曾经隐瞒是一名工农兵学员的经历，也足见当时工农兵学员的心理压力。其实每一代人、每一届学生，都会有脱颖而出的佼佼者。我们当年读大学时的年轻教师就是工农兵学员，他们以自己的业务水平和敬业精神照样赢得了77级学生的拥戴。
也有人回忆，那一代学生“生活相当艰苦，但学习非常刻苦”；“大家都铆着劲要把文革十年荒废的时间找补回来”。这的确是对当年学风的精准概括。
我们曾经失学，曾经遭遇禁书，曾经被统一思想，曾经被禁锢心灵；所以当我们走进大学校园，我们如饥似渴；在思想解放的春天，我们思考探索；在时代转折的历史时期，我们承上启下。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机会和使命。回首历史和我们走过的道路，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承上”不够全面；我们的“启下”也不尽理想。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裹挟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当年的理想与激情早已淡漠或遗忘。我曾经的同学中从经、从商居多，或从政、从教，几乎都与“文学青年”的梦想无缘。
我由于1987年“自费公派”赴美留学(当年已取得硕士学位的人士不得“自费留学”)，旅居美国18年，中断了刚刚起步的中英互译工作(86、87年间曾应毕朔望先生、李文俊先生之邀，翻译过孔捷生和纳博科夫)，过去三十年间，除了在美国求生立足的“个人奋斗”，实一无所成。虽然对今日留学生们的“财大气粗”——即使不是“官二代”、“富二代”，也是靠父母的辛勤劳作和省吃俭用支持费用，常感慨系之，几欲笔述我们那一代自费留学的“艰苦奋斗”，和我与先生极具戏剧性的追逐“美国梦”经历，但始终未能付诸笔端，因为总觉得对于那段经历尚无足够的历史沉淀。倒是2005年举家搬迁北京之后，置身于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中心，许多社会现象每每引发反思，偶尔为之，做一些社会评论或文学评论。回国几年中的最大收获，莫过于走进杨宪益先生的晚年生活，近距离感受到了一个文化名人的胸怀与境界、超脱与无奈。我在宪益老人最后寂寥的两年半中每周叩访小金丝胡同，并多次赴大英图书馆阅读戴乃迭书信，就是为了传承上一代文化前辈的精神。随着那一代文化大家、精神贵族的一一离去，我深深感到我们这一代应该担当起抢救历史、抢救文化的重任；在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造成的文化断层中，我们能否承上启下？
陈平原在欧美同学会“纪念77、78级毕业30周年”论坛上这样回答媒体、社会对77、78级现居学界、政界、商界领军地位的称赞：“(77、78级)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代人到了这个时候必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当年在这么低的地方起步走过来，应该心里有数……今天我们反省，我们到底值得不值得我们占据的那个位置？”他从五四运动时期北大中文系三届本科生所走过的道路和作出的贡献开始，总结、反思他们的道路和我们的道路。陈平原把五四一代的道路归结为怀念、反省、自我批判：他们不断怀念五四运动那一时刻自己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永远保留五四运动的激情；他们不断反省，不断与历史事件对话，使历史成为一种思想之源；他们在不断的对话中不断进行自我批判。陈平原责问自己和77、78级学友：三十年来，“技术上我们上来了，经济上我们上来了，但是各位扪心自问我们还有当初的理想和激情吗？”徐小平在论坛中说，“当年那一代人有一个特别强烈的特征，几乎都是文学青年”，经历了中国思想最解放、最活跃、最自由的时期，而三十年后，“我们就把它作为历史上黄金岁月留在记忆里了”。他呼吁这一代人也要像五四运动那一代人一样，“不断批判、不断对话、不断反省，(这是)对我们的促进，也是对后来者的责任”。也许三十年正是一个批判、对话、反省的契机。
(作者下过乡，留过洋，当过老师，办过公司，现为自由撰稿人，现定居北京) 77级，一个时代的“符号”
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