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候选人中，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决定授予吴思先生获得2005年度自由写作奖，以表彰他对自由写作精神的坚守发掘。
中国大陆的写作者，多跟官学、专制的体制及其生活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宿命对中国的写作者构成了持久的挑战。这专制甚至能够把那些最具有个人性的作家、最具有自由倾向的学者收编为国有，征用为政教合一下的学术文化的装饰品，如巴金先生、费孝通先生、冯友兰先生等都曾如是。这种政教合一的党文化或体制文化对人性的侮辱和损害，使得这些写作者们大多成为牺牲，难以进入人类文明构筑的写作传统的殿堂，难以展示人性的高贵美好，难以推动我们中国人生命的自我完善。
90年代末，吴思进入公众视野的时候，中国的写作者们为回应挑战进行了不少的努力，先锋写作、私人写作、下半身写作、公民写作，等等，都企图摆脱专制生活的写作品性，而能够直面人和文明的真相。其甚者，则明确要求体制外写作。这些努力有大有小，成就有高有低，但都说明，在中国，对自由写作的要求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吴思先生虽然身在体制边缘，却有着无所谓于体制的健康心态，在众多体制内的写作者不得不进行“算计”“辩解”的写作里，吴思先生的“利害算计”是最为公开的、透明的、诚挚的，他以身检验着我们生存的底线。
吴思先生的写作少而精，没有任何假借地进入了公共领域。他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等历史著述，是当代中国不多见的具有公共影响的作品。他独创的概念之多在同辈作家中是少见的。如“潜规则”、“血酬”、“合法伤害权”等，都是写作者们梦想不得的思想性贡献。这些概念已经成为当代汉语最活跃的辞汇之一，被广泛地用于学术研究、时政评论、大众传媒（如诸多电视主持人也常用“潜规则”这一术语）。思想观念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公共效应，可见其巨大的解释力和涵盖力。
他的写作文史兼备，融于既逻辑贯通又生动通俗的叙述语言之中，对中国历史作出深刻而独到的思想透视。或者说，像他独创的那些具有高度解释性和涵盖性的概念一样，他的语言在当下中国的历史写作中也堪称独创，一种简洁有力、直率跃动、不乏幽默的剥笋式写作；他用“重讲历史故事”的方法，层层剥掉大话厚硬的历史包装，引导读者渐入中国文化的内核，故事讲完，读者也就随之豁然开朗。
在中国繁荣论和中国崛起论叫嚣得让中国人自己大都相信的时候，在中国人多以为“这里就是现代性，就在这里跳舞享受”的时候，吴思先生从历史老人那里借来了“奥卡姆剃刀”，他那“片面的深刻”有力地拷问著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他承继五四新文化运动、 80年代的文化启蒙等史观传统，指明了我们中国人的来处和去处；他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要真正提升自己的文明或人性水准，我们要获得人性的自由和机会，还需要艰苦的努力，任重而道远。
吴思的写作属于真正的个人写作。他首先在官学之外，其次在学院体制之外，最后在学术写作规范之外，进行只属于他独特的自由地表达。他打破了中国当代虚幻的写作分工现象，不为官话、翻译话、学术语言所动，而直接诉诸于人的日常经验和超验体验。尽管官学恼火他颠覆了对历史写作的意识形态操控，学院轻视他的观念先行或片面深刻，他不囿于传统的学理或学术规范的思考方式及表达，也的确与主流知识界有着不小的距离；但他的写作，既是真正的独立思考，也因而真正地属于民间大众。在官学和知识精英们都心仪于文化专制传统或文化保守主义之际，吴思的历史祛魅工作就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吴思先生是真正深入中国历史的思想者，是把历史真相生动地讲述给我们听的有心人，在他对历史的梳理里有着对当代中国的温情和梦想。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愿意借此机会向吴思先生表达敬意，他荣耀了自由写作、丰富了自由写作。在吴思先生的言路和思路里，有着坚韧而灵动的民间草根愿心，这可能是比他创造的概念更大的贡献，他不是颠覆、否定、进行不可调和地批判，而是提供对话、表述，提供人人可以通感通约的理性识见。
在吴思先生的写作里，有着中国智慧的宽容、坦诚及和解意愿。
独立中文笔会发布
2005年12月19日
（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余世存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