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支奇:鲁迅思想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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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达尔文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浪漫派个性主义和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乃鲁迅思想的实质内核。这些思想在他的优秀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而形象化的阐述,成为共产集权红朝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础资源。民主既是一种运作形式,更是一种精神内涵。在民国初期空前活跃宽松的社会环境下,鲁迅敢于向独裁者(北洋军阀段祺瑞、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开战、投出匕首和短刀,但其思想里却最为缺乏现代民主精神,其人格中更缺乏宽容大度的气质。另一方面,鲁迅所信奉的思想在其生前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可能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和进步性,但在其身后却未必如此。鲁迅所强烈抨击的社会弊端至今尚未消减,恐怕与其未能提出有效的疗治方案不无关系,他不过是痛陈和诅咒而已。

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而文化则是这一网络的纽结。然而,在人类以行动追求意义的社会世界里,却充满了吊诡与变幻:当新教徒关闭了修道院的大门,高唱哈利路亚,大步穿越浮华之世走向天国的时候,何曾想到这是引领人们走进资本主义的机械化宇宙。原本是前一代人孜孜以求的意义所在,到头来却成为后一代人无法摆脱的宿命。韦伯夫人玛丽安娜称之为观念的悲剧,其实,这也往往是人类意义追求的悲剧。行动者或多或少以单一方式指向的最初意义被完全遗忘,或者因意义的变化而消失。 (王炎:意义之网,2010年4辑,社会学家卷首)

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在其去世几十年后的今天,对其进行全面反思,不难发现,除了他那敢于反抗、不畏强权的宝贵精神,以及对现实黑暗揭露之深度、鞭挞之力度之外,贯穿其作品中的思想观念则是大可怀疑甚至有害。

有民主人士曾经询问当政以后的毛泽东:鲁迅如果活到今天,他会是怎么的情况呢?毛回答:他或者停笔或者坐牢。然而,鲁迅的《全集》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各地新华书店大行其道,其纪念馆的规制可以超过几乎所有作家。

这是否说明:鲁迅的思想观念可以被别人加以利用,而其批判精神却不见容于后世?马克思所谓“播下龙种收货获蚤虫“是否说明精神气质的难以传承?

本文通过系统详尽的文本分析,揭示鲁迅的思想资源谱系及其现当代中国的影响。

鲁迅的童年遭遇与心理情结

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童年生活中一些特殊的经历,对一个人成年之后的思想感情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甚至形成某些绕不开的心理情结。这一规律对于鲁迅(周树人)先生同样适用。
鲁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城一个小康的士大夫家庭。祖父的入狱家道中落、父亲的重病早逝、当铺抵押、中医庸术,日本看片等经历,对其思想形成可能具有重要决定作用。

一八九三年,在浙江省的科举考试中,鲁迅的祖父替亲友行贿,触犯了法律,被清政府逮捕下狱。半年后,他的父亲又患水肿病。家里资金紧张,只好靠典卖衣物来维持。他几乎每天出入于当铺和药店。开方的名医所用药引十分奇特,医术里掺杂一些迷信成分。父亲的病却越来越重,终于去世。鲁迅的家庭彻底破落了。
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对学监要求学生去孔庙行礼非常吃惊,感到绝望。一些中国学生常常遭到某些军国主义思想严重的日本人的歧视和辱骂,鲁迅认为这应该“鞭策我们发奋图强”。鲁迅对辫子由衷厌恶。“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才种定的。”他是江南班第一个剪掉辫子的学生。第二学年时,日俄战争刚结束,鲁迅观看了一个幻灯片:为俄国军队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抓住枪毙,围观的中国人竟无动于衷。鲁迅对此怒不可遏,愤然退场,从此弃医从文。

当时的社会背景可谓风云变幻、灾难深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其尖说复杂。一八四二年,英国发动贸易战争,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 。一八五O 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一八五六年,爆发了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出让主权和割地赔款。沙皇俄国趁火打劫,霸占中国一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土地。一八六一年,绍兴人民群起殴打前来劫掠的“炮船楚勇”,并将知府打成重伤,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军的进攻。太平军占领绍兴后,周家损失极大,鲁迅的家庭维持着不愁生计的小康局面。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爆发,签订了空前屈辱的《 马关条约》 ,洋务运动破产。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旧,光绪皇帝接受了维新派的建议,下达“明定国是”诏书,开始实行戊戌变法[1]。
上述种种事件的影响,导致鲁迅思想中仇视权贵豪强、杀富济贫、保种图强以及蔑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中医药)的基本因素,为后来接受进化论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奠定了基础,以致最后发展成为相信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者。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以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配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地亡故了。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2]。

从《呐喊》 自序中,我们可以发掘出鲁迅思想起源的脉络:由于父亲的久病以致英年亡故,立志学习医术,以便救死扶伤。家庭的衰落与民族国家的落后,使其接受了当时正在热门的达尔文进化论,甚至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把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举为颠扑不破的宇宙真理。

每当从当铺里抵回钱,再到药店中买药,如此艰辛却挽救不了父亲的性命,于是便否定中国传统医学,再进而否定整个传统文化。

在日本留学期间因观看日本人处死中国同胞的电影,发觉围观的同胞都很麻木,转而弃医从文,发誓唤醒国民的精神。这其中未免狭隘民族主义之嫌,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常被用来发动群众的“灵丹妙药”。

创办《新生》 杂志失败的经验,发觉自己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转而发愤要成尼采式的超人,民众的精神导师,最终获得“民族魂”的称号。

鲁迅的家庭背景对其性格思想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的决定影响。据周建人回忆,在鲁迅幼年时家庭教育可分为两派,在方法上,一是主张放纵,一是主张严厉;在目的上,一是主张养成拍马和钻营的手段,一是主张培养正直强硬的性格。鲁迅属于严厉而正直的那一派。他与之战斗的往往是当时权势人物,他的规矩便是对于旧社会的旧势力不屈服,这样的勇气背后则是被压迫的劳动大众。在污浊的社会里,吹牛拍马的人依靠自己的技巧以求自己利益的生存的同时, 性情强硬的人却为大多数民众所喜欢赞助。鲁迅的祖父以喜欢“骂人“出名,当然不是拍桌大骂,而是指摘与批评别人。这自然为人所忌,常为当时人所不喜欢。入狱以后,心境更加郁闷,见人常从昏太后、呆皇帝骂起,以致于其他的人们,一一指摘其缺点和错误。鲁迅的父亲因家境不好心境也不快,常饮酒发脾气。生气时会把筷子丢掉或把碗摔碎。他认为人如遇到欺辱,应该强硬对付,但如无端去欺辱别人,却是不应该的。鲁迅很受这种思想的影响[3]。

参考文献

林志浩,鲁迅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3-42页

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乔峰(周建人),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6-9页

历史洪流中鲁迅的人生抉择

历史演绎人生,也造就人生;人生属于历史,也改变历史。国家的历史进程正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生命运所书写,流动的人生舒展着历史,历史进程也同时决定着历史人物的人生走向。从人生与历史这个角度考察历史名人鲁迅的命运选择,我们从中可以获得许多启发。

1881—1911年,0-30岁

青少年成长期,处于满清王朝统治危机,他本人家道中落,聪明好学,关注各种流行思潮,厚积薄发,为日后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1881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初三),鲁迅出生在中国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府城内东昌坊口(今属绍兴市越城区)的一个书香门第,名为周樟寿。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进士,在北京任官员。鲁迅与周恩来同宗,祖先是北宋理学始祖周敦颐。父亲周伯宜是一名秀才,母亲鲁瑞。

1892年,11岁就读于家乡绍兴的寿镜吾开设的私塾三味书屋。

1893年(光绪十九年),祖父周福清因为科举舞弊案而被革职下狱,鲁迅兄弟则被安插到离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难。周福清被判“斩监候”入狱8年,周家每年必须花费大笔资金,使周福清得以活命。家道开始衰落,同时其父亲周伯宜也重病在床,1896年病故。家庭的变故对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借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

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他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

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

1911年的辛亥革命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混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

1912—1926年,31-45岁

正值军阀割据、言论自由的黄金时期,在好友蔡元培推举下,成为北京国民政府的职员,生逢其时,创作才能得以得意很好发挥,文学事业取得辉煌成就。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他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此时,他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从南京迁居北京。

1926年8月,鲁迅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抗议三·一八惨案,被北洋政府弹压,南下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

3.1927—1936年,46-55岁

处于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政府开始压制言论自由,他从广州到上海,走上一条卖文为生、自我流放之路,以文学家身份深深卷入政治运动,其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大为下降。

1927年1月16日,46岁的鲁迅离开厦门,18日抵达广州,19日晨,在孙伏园、许广平的陪伴下“移入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二月往香港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次日演题《老调子已经唱完》。三月黄花节,往岭南大学讲演。同日移居白云楼。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

1930年二月“自由大同盟”开成立会。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反动文人鲁迅”。“自由大同盟”被严压,鲁迅离寓避难。五月十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八月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

1933年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鲁迅被举为执行委员。五月十三日至德国领事馆为“法西斯蒂”暴行递抗议书。六月二十日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这时有鲁迅将被暗杀的传闻,有人劝鲁迅少露面,鲁迅不以为然,出门不带门钥匙,以示决绝。

1936年10月,鲁迅因积劳成疾逝世于上海,上万名上海民众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鲜红的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1]。

4.1936年以后,后鲁迅时代的鲁迅命运

1937年底,延安风沙弥漫的操场上,在《毛泽东论鲁迅》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他还论述了鲁迅的三大特点,即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及由此形成的伟大的“鲁迅精神”,号召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学习鲁迅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2]。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942年5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暗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鲁迅的时代了,不能再使用鲁迅那样的杂文笔法,否则你就会成为我们的敌人。

1948年,胡风不识相,继续大讲鲁迅。毛泽东遂请出胡绳,撰《论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一文,将鲁迅的思想划分为前期和后期。认为鲁迅前期的思想(独立思考、怀疑精神等)是有局限性的,在当时尚可理解,但如果现在还要坚持,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做法。鲁迅的可贵之处在于后期的转变,自觉站到我们共产党一边。

1949年,中共建政后,胡风和郭沫若同时发表《鲁迅笑了》之类的文章,认为鲁迅如果活到现在,一定非常高兴,这话也许不无道理。但胡风太兴奋,忽略了本不该忽略的事情。

1954年,毛泽东到绍兴参观鲁迅的故居,在三味书屋和百草园徘徊寻望。他对陪同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说:绍兴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也是中国现代大文豪鲁迅先生的家乡。他有两句名言你知道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共产党人就应该有这种精神。

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至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61年前后,毛泽东面临严重困境。国际上苏联开始对华封锁,国内大跃进失败,受到党内的强烈抵制,内外交困。鲁迅诞生80周年时毛连续写了两首悼诗,当时并未发表,可以视为流露了毛的真实心声。他还将鲁迅的诗句“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抄写给一位日本友人。

1966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郭沫若发言,称要发扬鲁迅的造反精神,但造反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许广平也做了煞费苦心的发言,表示鲁迅是毛泽东的小兵,鲁迅将毛泽东看成心中最红的太阳。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

鲁迅在文革时期遭到严重扭曲:一是将鲁迅的批判和战斗精神纳入毛泽东思想体系下,实为跪着造反。二是将鲁迅的怀疑和否定精神推到极端,革命一来,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三是将鲁迅思想权力化。鲁迅曾经的论敌们全部遭了殃,被权力一一打倒。四是将鲁迅思想唯一化。鲁迅的思想是和同时代的其他人,如胡适、周作人等共同存在的,他的价值正是体现在和其他人的比较选择中。当只剩下一个鲁迅的时候,就很成问题了。鲁迅的思想在文革中经历了浩劫。一方面是对鲁迅的歪曲,一方面又是对其的空前普及。

1971年11月,林彪事件发生两个月后,毛泽东在武汉接见军区领导人时说:“劝大家再看看鲁迅全集,他的书不好懂,看上四五遍就懂了。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3]

1975年11月初,毛泽东对周海婴关于出版带注释的《鲁迅全集》的信作出批示:请政治局“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执行。”1975年底到1976年初,在有关理论问题的谈话中,毛泽东还强调:我建议在一两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4]。

一个人死后仍然被世人时常谈论,这大概正是“伟人”们才能独享的历史待遇,鲁迅正是这样的一位历史人物。

鲁迅是现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者,其影响深刻而广泛,他去世后“被神话”与“被围剿”成为硬币的两面。对其情感取向常常因人而异甚至完全相左,有人喜爱有人厌恶,个中缘由乃因政治立场的巨大差异。大凡历史名人、公众知识分子都会有强烈的历史意识,鲁迅这样的“伟人”自然不会自外于近现代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他们的人生选择与国家历史进程息息相关。系统的考察研究可以发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对鲁迅的人生方向产生了巨大影响。辛亥革命前,鲁迅积极参与孙中山同盟会地下活动,成为反清斗士中的成员;辛亥革命后,他成为国民政府职员、社会主流;北伐成功,国民党实行一党专制,国共两党分裂,在强大的政治强权之下,以鲁迅和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被迫作出相左的人生选择,成为两大敌对阵营的要员。由于进化论、超人哲学的思想基础,鲁迅顺理成章地投向共产阵营,与胡适分道扬镳。

参考文献

百度百科-鲁迅

中央党校唐天然,毛泽东论鲁迅发表的经过,1981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钱理群,北大讲座:鲁迅的命运,cg5 于 2004/7/28 16:30:00 发布在 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4.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56页

鲁迅的胸襟与气度

人们评价历史人物总是难免情感介入和“灯下黑”效应,站在不同高度和角度,对于某个人物,常常会做出完全相反的评价。

林志浩在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鲁迅传》中对传主的人格称赞有加:“鲁迅是富有革命人情的伟大战士,他对于年轻一代是辛勤的园丁,对于浪漫蒂克的朋辈,是难得的诤友,对于故人、亲人则始终如一,笃守情谊,坚持原则。”

该书同时不得不承认,左联系统的多数人,基本属于二、三十岁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对于鲁迅的伟大,缺乏深刻认识,导致他们与鲁迅之间难免存在一些分歧与隔阂。但即使有些分歧和隔阂,鲁迅也是敌我是非鲜明的,这充分反映鲁迅的革命的人情。他排斥一切无原则的友谊,始终把友谊服从于革命的利益[1]。

正面评价者认为,鲁迅是青年衷心敬爱的导师,他所密切联系的文艺青年多数是其学生。鲁迅经常与青年学生促膝谈心,和蔼相处。但在一封信中他却坦诚地认为:“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它,想除去它却不能。而竭力遮蔽着,总是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感觉悲哀者以此。”这其实就是唯我独尊、心胸狭隘、嫉贤妒能之类的潜意识心理自供状。

鲁迅的胸襟与气度,从下面几件事情可见一斑。

在《论照相》中,鲁迅讽刺泰戈尔和梅兰芳:“印度诗圣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的很熏了几位先生们的文气和玄气,然而够到陪坐祝寿的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兰芳君:两国的艺术家的握手。”批判讽刺当下社会名流,历来是中国文学青年提高自己知名度的常用手法,王朔、韩寒之流莫不如此,然而鲁迅才是其先锋楷模。“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就是男人扮女人。”这成为文革中“最最最”语式的始作俑者。

英国哲学家罗素一九二〇年来中国讲学,在其《中国问题》中记述:“我记得一个大夏天,我们几个人坐轿过山,道路崎岖难行,轿夫非常辛苦。我们到了山顶,停十分钟,让他们休息一会。立刻他们就并排的坐下来了,抽出他们的烟袋来,谈着笑着,好像一点忧虑都没有似的。”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对此讽刺道:“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就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这未免让那些“和谐社会”理论宣传者感到难堪了。由于人类个体之间能力和禀赋的差异,人类社会等级划分具有客观现实基础,关键是如何处理好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

对于复古派准备创办《国故》月刊,鲁迅听到“一群坏种”正酝酿“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便在信中愤慨地指出:“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国粹,何如发昏,如何放屁,……亦一快事也。”因为我辈“阅历已多”,对此“都已不怕”,“坏种”有什么花样翻新,就尽快拿出来好了!从这段描述,鲁迅专制独裁的本性暴露无遗,与后来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如出一辙。

陈源在《致志摩》的通信中,怀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整本的剽窃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况讲话》里面的小说部分”。鲁迅立即写作《不是信》,揭露陈源是“热度太高,发了昏,发挥它捏造事实的真本领”。胡适站出来袒护陈源,说鲁迅反击陈源,是因为心胸狭隘。后来,日本人的这本书译成中文,鲁迅的书译成日文,鲁迅兴奋地说:“现在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恶名,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到坟墓里去了。”对批评者反批评之恶毒,简直是狗血喷头,死无葬身之地。这一手法,完全被毛泽东批判政治对手时发扬光大,后者甚至还动用国家行政手段致对手于真正死地。

历史学家顾颉刚性格上有自我矛盾的方面,他与鲁迅是一对冤家对头,鲁迅甚至不惜在历史小说《理水》中以及各种通信中对顾颉刚发难,并且多次称之为“鼻”。顾颉刚在其自传中曾说:“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原来矛盾的起源是顾颉刚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有抄袭之嫌,他还与陈源谈及此事。鲁迅对此耿耿于怀,从此就“盯”上顾颉刚。

鲁迅言辞之犀利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在1927 年5 月15日致章廷兼的信中写道:“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的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因为顾颇刚长了一个红红的酒糟鼻。这当然也是很不厚道的人身攻击。
鲁迅对青年写作中的缺点、错误,总是纠正和鼓励同时并进,深怕影响了他们的情绪(《鲁迅传》 )其实这要有个前提,那就是这青年必须是我一伙的同类。鲁迅有原则的立场和分明的是非,他对于青年,一面固爱才若渴,一面也嫉恶如仇。比如对于未名社的多数成员,就多次赞许他们认真不苟、洁身自好的精神,同时又为他们的气魄小、不能有大作为而深感惋惜。对于“趋向不良”的青年如高长虹、向培良等人,则表示极大的僧恶。鲁迅曾给他们辛苦地选定作品,逐一校正文字,并为他们介绍发表、谋求职位。但时隔不久,他们“莫名其妙”地同鲁迅绝交,把鲁迅称作“青年的绊脚石”。鲁迅感慨地说,饮过我的血的人,“乘我困苦的时候,竭力给我一下闷棍,…… 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 (《 两地书》 九五)按说,高长虹们一定有他们的理由,可惜没有发言的地方。
鲁迅就职厦门大学数月后便提出辞职书。校长林文庆面对呼吁改革的风潮,派秘书送来聘书挽留。当挽留无效时,又为鲁迅设宴饯行。在一次宴会上,双方借着三分醉意说酒话。林文庆介绍其中一位资本家说:“这是我们的董事,我们私立大学只要谁捐钱就可以做董事。”鲁迅立即掏出两毛钱拍在桌上:“我捐两毛钱,可以做董事吗?”搞得林文庆神情尴尬、目瞪口呆。
据陈望道回忆,《涛声》主编曹聚仁宴请鲁迅、林语堂等做客。在宴席中,林语堂得意忘形地谈起他在香港的一件逸事:当时几个广东人象讲“国语”似的滔滔不绝地用广东话交谈,林语堂用英语插话,把他们吓住。鲁迅听到后,忍无可忍,放下筷子,站起来责问林语堂:你是什么东西!你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林语堂当场出丑,瞠目结舌不知说什么好。林志浩在《鲁迅传》中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战士饱含民族自尊心所喷出的愤怒烈火。但我们从中不难发现鲁迅的偏激和缺乏幽默感。试看八十年后的天朝,满口流利英语者多么吃香,大学里通不过四、六级者,校方不给学位证书。

经常给《自由谈》 投稿的青年如徐懋庸、唐弢等都曾得到鲁迅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但有一位青年他自己参禅,对别人也多所讽劝。他亲手抄写佛经赠送鲁迅,并希望鲁迅能参禅悟道少生闲气。鲁迅觉得这样的青年,己是老气横秋,未可亲近了。常常避而不见,或见而不谈。由此可见,鲁迅对于思想信仰不同的人绝对难以包容。

一九二九年,国民政府在“西湖博览会”附设“先烈博物馆”,将革命烈士邹容列为“落伍者”,并搜罗他的“丑史”。鲁迅针对这种“古怪”现象,写作《“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 讽刺说:“后烈实在前进得快,二十五年前的事,就已经茫然了,可谓美史也已。” “他所主张的不过是民族主义,不知道三民主义,当然也不知道共产主义。”平心而论,就邹容的单纯排满复汉,在满清王朝退位后称其为“落伍者”并不为过。如果这“丑”确实是真实的史实,将它公之于世,这才叫“不为贤者讳”
鲁迅初到上海编辑《 语丝》 时,史济行来稿和来信卑辞征求鲁迅文章,鲁迅观其言察其行,总是给他一个置之不理。有一次,他化名齐涵之,来信自称和白莽同学,藏有他的遗稿,正在经营出版,要鲁迅作序。鲁迅不虞有诈,动了友情,受其欺骗。写作《续记》 指明真伪,揭穿骗局。黄萍荪托郁达夫请鲁迅题诗,鲁迅写了一首五言绝句送给他。寄出不久,刊登在“反动”杂志上,鲁迅十分愤慨。一九三六年,黄萍荪投靠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许绍棣门下,编辑《越风》 时接连不断向鲁迅写信求稿。鲁迅断然拒绝或不予理睬或施以鞭挞。二月十日他写信声明:“仆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关系,由浙江党部率先呈请通缉之人,‘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肯在此辈治下,腾其口说哉。”
富家孤儿李秉中是个不满现实而多少带有“狂气”的青年。一九二四年,他在北京读书期间同鲁迅认识。此后八、九年,当他在政治上尚无定向,来信“颇多感愤之言”时,鲁迅出于对青年的关怀,曾经同他保持密切的联系,给予他热情的帮助和指导。一九三二年以后,他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官员.一九三六年五月到七月,他代表官方趁鲁迅大病之际,三次呈函,以撤销通缉令为诱饵,劝鲁迅撤离战斗。鲁迅在寂寞中写信回答:谢谢你的恳切,但我的余命己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他去的。

鲁迅和林语堂原是意气相投的老朋友,两人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一次鲁迅不慎把吸剩的烟头扔到林语堂的帐门下,竟把林语堂的蚊帐烧去不小的一角。林语堂将火扑灭后,心里十分不悦,便厉声责怪鲁迅。鲁迅觉得林语堂的火气太大,有点小题大做,太伤人了,便还了几句嘴:“完全烧了便怎样?一共也不过五块钱罢了!”林语堂正在气头上,当然不让,于是两人便争吵起来。一位是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幽默大师”,一位是举世公认的“左翼文坛之雄”,两人竟然为了这事大伤和气,自此绝交[2]。

在《“好政府主义”》、《知难行易》 等文章里,鲁迅揭露胡适被蒋介石召见的“丑闻”: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相好。坐牢靠的时候是‘堰武修文’, 粉饰太平;做倒霉的时候又因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 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真是主子垂青,奴才效命,并无‘国民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了。这就有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意味了,你鲁迅不也是向毛泽东示好吗?如果从阶级斗争角度,抨击蒋介石召见胡适,尚可理解。如果从普世价值出发,国家领导人与专家学者共商国是,不是很正常吗?
试想,鲁迅如此严重的性格缺陷,难道对其思想观念不会构成一定影响吗?梁实秋在《 关于鲁迅》 (2007 )一文中谈到鲁迅的胸襟思想,颇为中肯。

鲁迅在《 萌芽月刊》 上发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批判梁实秋,而梁实秋并不赞成当局把鲁迅的作品列为中华民国禁书。正如 伏尔泰所说“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拚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梁实秋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搜集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看谁说的话有道理。他曾经在大学里兼任过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便觉得这有损于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走注销,鲁迅的作品不在其中。但是这件事立刻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梁实秋把鲁迅及其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梁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情。

梁实秋认为,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同路人,最初颇为反对当时左倾分子,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龌龊。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人员,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是职位低下,二来是从不强出风头,顶多是写点短篇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些欧洲作品。参加《 新青年》 杂志发表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逐渐为世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士钊排挤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厦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稳定的职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终至病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自然心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总想一吐为快。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也许先天有一点绍兴师爷“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根底当然是出类拔萃的,其作品在当时的确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对具体人事的讽刺有一定的价值。他的主要作品是杂感集,但是要成为文学家,仅有满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还要有一套建设性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积极的看法,纵然不能构成完整的体系,至少也要有正面的主张。鲁迅有的只是消极的“不满于现状”的态度。问题在于,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百孔千疮,慢慢地寻求渐进的改良,不失为一种办法。如果不赞成某种办法或者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鲁迅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此。梁实秋曾经写过文章《不满足于现状》,逼他摊牌:“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贬低得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说出你的正面主张。”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是节外生枝的奚落梁一番,指出梁的文字不通,“褒”是“褒”, “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随后,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梁追问他,那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用不答表示默许。

梁实秋还认为,鲁迅原来和共产党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被逼上梁山。他从不批判共产主义,是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领袖们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 。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的。这本书实在译得太差,很可能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只是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苏联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等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也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也很快匿迹销声。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此时,东北发生中东路抗俄事件。当中国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冲突,我们的伤亡惨重,引起外国人强烈关切。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杆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梁实秋很天真的提出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等人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已经十分明显。鲁迅没有文艺理论,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于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鲁迅死前不久,写过短文《死》 ,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奉劝青年们“切莫作空头文学家。”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他们原是有组织、人力、钱财和机构,猩红封面的全集出版印刷,这就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

梁实秋评价鲁迅的作品,认为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很少能够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讽刺文学要具备的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这一点鲁迅是合格的。第二,居心要忠厚,可以愤世嫉俗,但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意,而不是仇恨,目的不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鲁迅是否有此胸襟值得怀疑。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不是人身攻讦,才能维持客观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斗转星移,当事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章也要讲究章法,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巨制。其代表作《阿Q 正传》 ,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典型的愚民,在心理刻绘上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 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 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和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份量,像《阿Q 正传》 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作者造成伟大作家。萧伯纳来到上海时,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照片在杂志上刊出,一边站着的是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乱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份量也不称。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小说史略》。

总结鲁迅的一生,梁实秋认为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本来他可以取得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当时的(共产主义)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的整体。” 这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德批评英国人巢塞时所说的话[3]。

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反对他的以及有目的给他捧场的人,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文笔,但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可惜态度非常偏激。

参考文献

林志浩,鲁迅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3-42页

佚名,鲁迅与林语堂为一蚊帐绝交,书报文摘,2005年第09期

梁实秋, 关于鲁迅,台湾: 爱眉文艺, 1970年

狂人日记:进化论的形象化解读

鲁迅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此时的中国,正是民主与专制、统一与分治你死我活、血雨腥风的年代,自然博得广大读者的强烈认同。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72名烈士葬身于黄花岗。5月9日,清廷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激起全国怒潮。8月27日(七月初四),四川荣县第六次起义。9月7日,成都总督赵尔丰大开杀戒,激起民愤,各路同志军猛扑成都,四处开花。10月10日,武昌打响第一枪,辛亥革命爆发。10月11日,武昌全城光复。革命党人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发布《致全国父老书》。12月3日,各省酝酿北伐,广东发兵抵沪。两个月内,有湖北、湖南、陕西、山西、江西、云南、贵州、安徽、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福建、四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12月5日,在汉口的各省代表讨论和议大纲:推倒满清政府,主张共和政体。12月28日,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12月29日,孙中山归国,17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3日,黎元洪当选副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成,确定各部总次长名单。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1月5日,河北滦州起义领导人王金铭、施从云等多人就义于雷庄。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为纲领,以南京为临时首都,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1月14日,袁世凯在北京、天津大肆搜捕革命党人。良弼等组成宗社党。陶成章被刺死于上海。1月16日,京津同盟会张先培、杨禹昌、黄之萌等谋炸袁世凯未中,三人均被捕遇难。袁从此不入朝;袁密奏太后:早顺舆情,赞成共和,以免乘舆出狩。1月24日,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杀宗社党激进首领良弼,彭以身殉。1月26日,良弼越二日死。北京大震,王公逃亡;太后恳求袁世凯保其母子性命;段祺瑞等清朝将领五十人联衔通电,请清帝退位。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袁世凯的逼迫下,宣统帝溥仪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发布《逊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至此,大清帝国正式终结,并被中华民国取代与继承。2月13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6月份袁世凯罢免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位都督之后,国民党内部达成一致,于仓促间发动了“二次革命”。 7月8日,李烈钧在江西首揭讨袁大旗,二次革命爆发。7月,孙中山力主南方七省起兵武力讨伐袁世凯,称为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由于实力不足,二次革命旋即失败。10月6日,国会受到恐吓,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

1914年5月31日,安徽颍州大刀会举事,旋遭镇压而失败。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正式任总理职。12月12日,袁世凯称中华帝国大皇帝。12月13日,袁称帝后第一道申令:捕杀乱党。

1915年12月31日,袁世凯通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12月,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陈炯明回到东江一带,组织民军起义。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通电各省宣告云南独立,声讨袁世凯,并建立护国军。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将民国改为帝国,建元洪宪,自封皇帝,总统府改名新华宫。云南护国军政府成立,唐继尧誓师讨袁。辛亥革命元老、戏剧家景梅九写作《讨袁世凯檄文》,被称为“天下第一檄文”,他还在陕西组织护国军讨袁。2月18日,中华革命党于湖北起义失败。3月22日,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废除洪宪年号,复任总统。5月9日,陜西独立;陈树藩领衔。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号召推翻袁世凯。6月6日,袁世凯在忧惧中病故。6月7日,黎元洪在北京东厂胡同自己家中宣誓继任中华民国第二任总统。6月,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混战时代。9月1日,由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

1917年5月7日,国务院向国会提出对德宣战案。8日,国会开会讨论宣战案。10日,在段祺瑞授意下,由流氓、乞丐、军警包围国会,殴辱议员,胁迫国会当天通过宣战案,遭到拒绝。19日,段祺瑞策动各省督军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至此,府、院之间的对立不可调和。黎元洪免去段祺瑞职务,段祺瑞则通电各省,不承认免职令。皖系和追随皖系的督军纷纷宣布独立。直系冯国璋采取观望态度。6月1日,黎元洪不得已,召张勋来北京调解。6月7日,张勋率辫子军自徐州北上进京。张勋进京后,拥立清废帝溥仪复辟。黎元洪避居日本使馆,并电请冯国璋代理总统职务,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府、院之争的结果,非北洋系的黎元洪下台。6月30日夜,张勋谐康有为等16人入清宫,挟持溥仪出御太和殿复辟称帝,黎元洪闻询逃入日本使馆,电请段祺瑞为内阁总理讨张。段于马厂誓师,攻打张勋。7月1日,爱新觉罗溥仪再次登基,颁布多条新政,意图恢复大清。7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鲁迅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7月7日,段芝贵、曹锟所部与张勋所部在廊坊激战,张军战败。7月12日,讨逆军进入北京,张勋逃入驻京荷兰公使馆。10时,聚集在天坛的张勋部队挂起中华民国国旗宣布投降,段祺瑞“三造共和”的事业,至此功德圆满。爱新觉罗溥仪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再次写下退位诏书,证明清王朝不可能恢复的事实。厌倦了府院之争的段祺瑞决定以代总统冯国璋取代黎元洪为总统。 7月17日,俄国爆发七月流血事件。孙中山率领旧国会议员及海军,南下广东。布尔什维克党发动士兵和工人举行武装示威游行。这一动作即使不是夺取政权的尝试,也是一次“火力侦察”,但以失败告终,加上社会上流传布尔什维克领取德国金钱的流言,布尔什维克的声誉遭到严重打击。布尔什维克党虽然还能够公开活动,但部分领导人如加米涅夫和与布尔什维克紧密合作的托洛茨基被捕入狱,另一些领导人如列宁、季诺维也夫等转入地下。8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向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废除中德、中奥条约。9月 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廷荣当选为元帅。孙中山在广州设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与当时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礼。接着他又领导并接济一批南方军阀,发动对抗北京的‘护法战争’。南北战争一起,统一的中国一分为二,产生两个中央政府。10月24日夜,列宁走出地下,来到武装起义的总指挥部斯莫尔尼宫。在他们的领导下,推翻了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二月革命宣告夭折。11月7日,俄国爆发由列宁领导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等人的领导下,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领导工人士兵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其中中国1500余名华工参加革命,编为“中国团”。 11月22日,冯国璋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至此,段祺瑞二次内阁倒台。12月6日,曹锟、张怀宣、张作霖等10人联名电请北京政府颁发明令,讨伐西南。12月25日,冯国璋宣告正式停战。

1918年1月3日,孙中山亲自指挥炮击督军署。1月15日,岑春煊另立政府,成立西南各省联合会。

1月起《新青年》改用白話文,帶動其他刊物的跟風,形成使用白話文的潮流。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沈尹默、李大釗、高一涵、魯迅等人參與《新青年》工作,輪流主持編輯。

2月1日,直系主和派王占元泄密,冯国璋陷于被动。同日,皖系引奉军入关,劫走大批直系军火。

2月14日,冯玉祥在武穴发表主和通电震动全国,对此,段琪瑞十分愤怒。

3月12日,奉军张作霖部入关,沿京奉铁路驻防。3月中旬,张敬尧血洗平江,其惨状为南北战争以来所未有。3月中旬,在曹锟调停下,段琪瑞调冯玉祥任湘西镇守使,3月下旬,冯部离开武穴向湘西进发。3月下旬,岳阳失守,北军占领长沙。3月23日,段祺瑞再次成为国务总理。

4月5日,日军在海参崴登陆。继之,谢苗诺夫、邓尼金等纷纷起兵,攻城掠地,成立政府。

4月25日,赵恒惕率湘军攻克醴陵、株州,北军大败。

5月4日,广州政学系与桂系联合排斥孙中山。

5月15日,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是国内首次发表的白话小说。

5月20日,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务,乘船离开广州赴上海。

5月,南方军阀 ‘桂系’占上风。他们霸占广州的军政府,由大总统制改为七总裁制。竟然鹊巢鸩占。5月21日,大元帅孙中山离开广州。6月3日,世界范围的流行性感冒开始袭击上海。

6月14日,徐树铮在天津诱杀直系将领陆建章。6月14日,冯玉祥奉命进攻常德,经激战后占领全城。6月15日,南北两军终于坐在一起并宣布罢战休兵。6月25日,孙中山流亡上海[1][2][3][4][5][6][7]。

写于1918年4月,首发于5月15日4卷5号《新青年》月刊的《狂人日记》,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作品,是对封建主义充满正气和勇敢的宣战书。据周遐寿《狂人是谁》(载《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在孕育过程中,作者确实遇到一个精神病患者,他的大姨母之子—表兄弟阮久孙,当时在山西省繁峙县当幕友。一九一六年十月突然精神失常,“说同事要谋害他,逃到北京来躲避”。鲁迅留他住在会馆,“午前带他去看医生,车上看见背枪站岗的巡警,突然出惊,面无人色。据说他那眼神非常可怕,充满恐怖,阴森森的显出狂人的特色”。这点具体的生活素材,触发鲁迅孕育己久的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反映过程,创作出“狂人”这样鲜明的典型形象,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石。
鲁迅在给许寿堂的信里说:“《狂人日记》 实为拙作,…… 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该篇描写一个“迫害狂”患者的心理状态:神经过敏、多疑多虑、思想跳跃,它借助双关的语言和象征、比喻等手法,对人物的细致描绘,把狂人特有的内心感受和社会生活的深刻揭露,巧妙地结合起来。狂人所说的某一句话都是疯话,但又深刻地反映生活的真实,从而显示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它剥开了“仁义道德”的伪装,控诉了“易子而食”、“食肉寝皮”等残酷的罪行,尖锐地指出几千年来的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它把血淋淋的封建社会的本质揭示出来,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狂人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与广大群众隔膜的关系。先驱者本来是最清晰的人物,但却不能以本来面目跟读若相见,而是以被扭曲的狂人面目出现,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悲剧。

笔者从小说文本中选出下列段落,从社会思想角度进行分析。

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眼色,也全同别人一样。

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 的话,和一伙青面撩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历历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子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蒸鱼的眼晴,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伙想吃人的人一样;我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还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大哥请何先生来给我诊脉。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的明目,揣一揣费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合伙吃我的,便是我的哥哥。他对我讲书的时候,亲口说过可以“易子而食”、“食肉寝皮”。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懦,孤狸的狡猾。

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是同谋,早已接洽。

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就变成真正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成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渐愧。怕比虫子的渐愧猴子,还差的很远很远。
易牙蒸了他的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麟,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舔。
有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本篇的创作灵感应该来自民国英雄徐锡麟、秋瑾的牺牲对作者幼小心灵的撞击。从饥荒年代的易子而食、战场上敌人之间的咒骂,甚至医药书上的记载,推断出整个人类的吃人历史,以致邻居、医生、亲人都想吃掉自己,最后到自己也是吃人的一族。这本属于精神妄想狂的臆想,却被许多人当成正常人(或伪装精神病人)的合理判断并代代流传。

从思想分析的角度,这根本上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形象化论释,只不过作者在语言上的坚硬、犀利蒙蔽了许多读者。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的历史。这一点,我们可以从《 灯下漫笔》 (1925年4月29日)中看的很清楚:“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筵宴,即从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和被吃,以凶人的愚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宴,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参考文献

1.黎东方,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细说清朝,上海民出版社,1996

2.刘家驹 编撰,中国历史图说·清代,台湾:世新出版社,1977年

3.乐炳南 编撰,中国历史图说·现代,台湾:世新出版社,1977年

4.郭国汀编译,共和革命之父孙中山,天易网http://www.seeyy.com/

5.唐德刚 著,袁氏当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6.郭国汀译著,民族英雄蒋介石,天易网(http://www.seeyy.com/

7.谢泳 编 胡适还是鲁迅,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

阿Q 正传:辛亥革命的误读

阿Q的精神胜利法

阿Q(严顺开饰演)被压赴刑场(电影截图)

鲁迅的小说并不多,但是堪为佳作的却不少,其中又以《阿Q正传》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不仅阿Q的形象深入人心,以“精神胜利法”为特征的阿Q精神也成为了惯用语。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莫斯科的两名派员主持一切事项。出席大会的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王尽美、邓恩铭、李 达、李汉俊、张国焘、刘静仁、陈公博、周佛海,还有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会议制定党纲,通过工作决议,选举党的机构,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从此,中国出现完全新式、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这一事件对鲁迅的人生道路和写作生活产生深远影响。这年冬天,鲁迅陆续写出他最重要的小说《阿Q正传》,它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未庄为背景,塑造出深受封建主义压迫和毒害的贫苦农民阿Q 的形象。阿Q 没有家室,失掉了土地,成为没有固定职业的流浪雇农。他靠着替人家打短工度日,但结果除了破衣服外便一无所有。他失去独立生活的一切基础,甚至也失去自己的姓名和籍贯。根据鲁迅后来的回顾,阿Q “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的质朴、愚蠢,但也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阿Q 向吴妈求婚,既表现他质朴、愚蠢和游手之徒的习气,也反映他所受的极其深重的迫害。地主不仅用大竹杠打他还克扣工钱,勒索财物,甚至连一件破布衫也不放过。地保也趁机要了加倍的酒钱四百文。他的赌博、厮打和偷窃等等,既同他的贫苦落后的生活状况相联系,有带有流浪汉的特色。
阿Q 的现实处境是极其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是“常处优胜”。作者从中概括出“精神胜利法”这一腐蚀中华民族的严重病疾,揭露封建社会的“圣经贤传”对民众的毒害。
小说最后三章集中地反映辛亥革命,描写阿Q 在这场革命中的表现和命运。他原来认为革命便是“造反”, “造反便是与他为难”,但是当他看到革命爆发,使举人老爷慌忙从城里搬运家产到乡下,看到他们那么害怕革命,于是他未免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男女的慌张神情,也使阿Q 更快意,产生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他的思想也迸跳起来。阿Q 在土谷祠里曾经对革命抱过热烈的幻想,他终究明白革命是暴力,其目的是有利而无害的。活生生的生活实践教会阿Q 认识革命,并投奔革命。可是领导这一场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却不依靠农民的力量,相反地与封建阶级相妥协、相勾结,“知县大老爷还是原职”, “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秀才和假洋鬼子加入了“柿油党”,未庄仍然是赵太爷的天下。一切依旧,只有阿Q 被诬为盗贼,抓去枪毙了。评论认为,作品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以及它跟封建阶级的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从而有力地否定了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鲁迅的《 阿Q正传》 很快获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被翻译成日、俄、英、法等多种文字,赢得世界读者和文艺家的好评。法国进步作家罗曼· 罗兰说:“这部讽刺写实作品是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 ,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副苦恼的面孔。”[1]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写道:“对于汉族历史,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一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做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然而我们究竞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但我们也就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己有之’的时代吗?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需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二样(不做奴隶的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2] 这应该是《 阿Q 正传》 的主题思想之所在。
乔峰(周建人)在《阿Q时候的风俗人物一斑》 中,分析了可能的阿Q原型,认为阿Q “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个人照相,而是观察了许多人之后,熔合塑造而成的人物现象。”其中阿贵尚未娶亲,性好玩耍,好吃懒做,常向兄长要钱喝酒,有些玩世不恭,也有些耐人寻味的举动。阿D者,一个特别仇视劳苦人民的没落地主,常以踢翻渔夫儿子的木盆来取乐。他反对任何改革,看见学生们穿黑袜也要忿怒万分。又怕被他所骂的“新党”将来得势,而遭革命者的报复。清朝皇帝退位时,他惊恐地逃出城去。阿Ts 比阿D年轻,自称革命的新党,不信鬼神,把友人家的祭品拿来大吃大喝。阿Don 羞涩、软弱、说话木讷。由于贪睡,学做生意都不成功,只好给人家帮忙,做些简单的事情。酒后大骂山门,跪向娘姨求婚,被打得鼻青脸肿后,指手画脚地发着牢骚。他在本家渐渐没落分散,失去经济支持以后,只好住进土谷祠里[3] 。
笔者认为,本篇文本可以作出多种解读,这正是优秀文学作品的基本条件。从文中描述的未庄社会众生相,固然可以总结出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模型,但同时也可以归纳出人类等级划分的简化模型,即掌握和运用知识对个人社会地位的确定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底层民众被欺凌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不善于掌握和运用知识,就是说,知识就是权力。如果要提高民众的地位,放手让其学习和使用知识、了解资讯动态,至关重要。
我们要问的是:阿Q 不满于现状,并且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翻身得解放,成为“新中国的主人”,他会不会成为赵太爷、假洋鬼子、举人老爷和把总那样的人上人?阿Q 被处死之后,下一个又会是谁?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人民共和国,虽然经历了艰难曲折,但在宝岛台湾终于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一点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鲁迅在本篇中对辛亥革命做了歪曲、片面的观察描述,在其笔下,这场历史性革命与历次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的改朝换代几乎没有多少区别,你方唱罢我登场,新贵替旧臣,从局部的基层角度来观察,不无敏锐,但作者显然没有深刻认识和领会民主共和、三民主义的真谛。既然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解决不了中国的社会问题,那就再进行一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土义革命”吧,这几乎成为中文小说版《共产党宣言》 ,无怪乎鲁迅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其纪念馆则是所有现代作家中规模最大的。在《华盖集·忽然想到》(1925)中鲁迅进一步明确表示:“我觉得仿佛很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既然革命之后,我成为奴隶的奴隶,那么进行一场新的革命就是必然的了。在谈到《阿Q正传》的写作过程时,作者写道:“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而是挤出来的。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阿Q 正传》 的成因)这似乎承认了他有时在为别人做嫁衣裳的内情。
从社会心理角度,本篇还可解读出专制主义硬币的两面一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知县大老爷、带兵的把总、举人老爷们代表独裁之罪,不难辨识,但中国人总体上对平庸之恶少有深刻的拷问。所谓“平庸之恶”,源自汉娜· 阿伦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意指缺乏思考与是非判断能力之人,对权力会象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纳粹的大屠杀就是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相结合的极端产物。阿伦特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历史上的大恶很普遍,而纳粹的大屠杀是特殊的现象,它不是由狂热者或反社会者所执行,而是由那些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常的普通人所为。她通过分析普通人阿道夫· 艾希曼在屠杀犹太人过程中的行为,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当极权主义运动降临的时候,所有的人实际上都在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艾希曼曾在大屠杀中签发了数万份处死犹太人的命令,正是这些命令,使上百万无辜的犹太人惨死在集中营、毒气室、焚尸炉里。阿伦特强调,艾希曼不是那种献身于邪恶的罪犯,而是一个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别正邪能力的人,“艾希曼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动机。这种热心的程度本身也绝不是犯罪,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 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即可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能量。”中国近代史上“反右”、“文革”以及各种群众运动均是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相结合的产物。平庸之恶构成了专制主义盛行的社会心理基础。从阿Q 身上,我们不是可以解读出平庸之恶吗?面对真正的民主运动之时,阿Q 之流是否会冷嘲热讽、甚至维稳镇压?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正是对“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鲜明的立场,在《药》的主人公、索取人血馒头的华老栓身上,平庸之恶主题更加突出。

体制内的改革难以成功,体制外的革命会导致动乱或者产生新的专制集权,在中国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导致一元化文明延续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但辛亥革命显然与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不同,它是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推动下发生的民主革命。革命的结果,是推动了华夏文明从一元化到多元化的转型。第一,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中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的集权制度,建立了国会,实行了多党议会政治,制定了宪法,推选出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责任政府,建立了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民主选举的一系列程序,使中国开始迈上了民主、自由和法治的轨道。辛亥革命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仅仅是推翻一个皇帝,剪掉一条辫子。其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它开启了中国一元化文明到多元化文明的转型,确立了民主政治的原则。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几千年君主绝对专制的历史,有深厚的程朱理学道德伦理作基础,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禁锢着中国人的思想,还有江湖义气、流氓文化毒害着人们的心灵,这些都有利于君主绝对专制的宗法一体化的政治制度的复活,其文明转型难度远非其他国家可以相比,其文明转型的时间要比任何国家都要长。而辛亥革命迅速结束帝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而且此后再也无人能够复辟帝制,这难道不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吗?第二,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所确立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的原则,使近现代的中国出现了自春秋战国和大宋王朝以来的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最起码的法律保障。当时的中国人,可以自由地创办报纸,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批评政府和国家的领导者,而不受任何官方的干预。国家也没有所谓的新闻检查制度。这一时期,国外各种思想流派、学术思潮纷纷传入中国,导致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产生了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文化伟人。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蒋介石时期才结束。 第三,中华民国建立以来所确定的保护私有财产、发展私人资本、推进中国市场经济和工业现代化的原则,为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和民富国强指明了方向。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为人权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第四,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还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中国人的生活出现了多样化。下跪行为被取消、男人减掉辫子、妇女废除缠足恶习、宦官太监开始绝迹,城市开始迅速现代化。

当然,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分权的政治体制和民主选举程序,却没有能够保留下来,而是让袁世凯篡夺了民主革命的果实,没有把华夏文明转型的事业坚持到底。这是一大遗憾.也是中国人的不幸。

其实,从当时的历史情况看,中华民国建立的民主制度的被抛弃,并不是历史的必然。首先,民主制度的建立是当时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其次,南方士气高涨的几十万军队,为了保护新生的民主政权,将士们愿意与清朝军队决一死战。再次,从财政上看,南方各省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从长远看,南京政府应该有足够财力来维持运转。最后,南京政府集合了当时中国的优秀人才和民族精英,他们富有民主政治的理想,具有献身于国家民族的精神,学贯中西,有管理国家的才能,精通宪政。因此,南方的民主政权的失败是不应该的。
学者认为,造成中华民国民主政治体制中断的根本原因,是孙中山等人在指导思想和政治运作上发生了严重的失误,而不是有些历史学者所说的资产阶级的软弱、中产阶级未兴起、民智未开、专制势力强人,也不是没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及外国势力的破坏。
研究表明,孙中山等人的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过分地强调了反满复汉的民族主义,将大总统位置让给汉族官僚袁世凯,天真地希望袁世凯这样的反动官僚、阴谋家和独裁者为中国的华盛顿。第二,大一统情结太重,过分强调国家统一,而且实现南北统一的愿望过于急迫。第二,孙中山没有建立起领袖的权威。首先是因为武昌起义,并不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发动的。再则,孙中山没有解决南京临时政府急需解决的财政困难和国际承认。其政府没有指挥军队打败北洋军的进攻导致武汉失守等等。这些都没有使孙中山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没有建立起民主之父的权威。人们转而对袁世凯抱有希望。第四,孙中山组织的政府没有代表性。他把最重要的职位都让同盟会员担任,他本人也不愿做在责任内阁制下没有实权的总统,而要做有职有权的总统。第五,孙中山算不上一个彻底的民主政治家,他对民国初年的民主立宪政治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推进作用。他辞去临时总统后,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实际是走非政治道路。更严重的是,在中国民主政治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紧要关头(宋教仁遇刺),孙中山没有民主政治运作的能力,没有民主政治家应该具有的政治智慧,而是鲁莽地发动了“二次革命”。
美国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们》 认为,国家制度创立时期,领袖人格决定制度;制度完善时期,制度规范人格。这就是制度与人格的关系。只有具备伟大人格和智慧的民主政治家,才能在制度创建时期,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巩固民主的制度。所以,一个在创制时期拥有一个像华盛顿那样道德完美的政治领袖的民族是有福的。可惜中华民国开国总统孙中山没有具备华盛顿那样完美的道德品质和风范,而且,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重视圣人人格修养的国度,却偏偏很难产生具有伟人人格的民主政治家,中国人无福德,更是不幸的。
长期以来,很多历史学家面对辛亥革命民主政治的失败,没有具体分析孙中山等人的失误(缺乏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而是归结为资产阶级的柔软性,这是对中国历史的误解。
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产生的最大的危害,首先就是中断了文明成果的积累。辛亥革命要求建立民主宪政制度,但革命党人没有能力和威望来实现这个目标。辛亥革命消灭了皇帝这一国家的最高权威,又没有及时建立起宪法的权威,结果给后来高度集权专制的出现埋下了隐患,产生出袁世凯、蒋介石这样的独裁人物,把中国再一次推向专制的社会。辛亥革命也无力为人民提供现实可行的政治理想。

辛亥革命前,人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实现君主立宪制度,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民主的名存实亡,使人们对民主制度产生了怀疑。很多人认为,民主、法治、自由、立宪这些西方的东西,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于是,各种各样的思潮迅速泛滥起来。这些思潮主要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集权主义、实用主义、新权威主义、开明专制主义、社会主义、尊孔复古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等等。而社会主义又有吉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如梁启超的新民说,严复的牛与马的悖论说等等,轰动一时。鲁迅先生认为 ,要救国,就要改造国民的心理。他虽然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但其最大的误区,特别是晚年的最大的误区,就是从来也不提倡民主、法治、自由、人权这些现代文明观念,不提倡立宪议会政治。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要打倒孔家店,甚至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等等。他们都不再主张加强民主共和制度和法治秩序的建设,而是希望从精神、道德、思想、文化的层面上进行革命,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灵魂,实现社会的革新。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彻底抛弃了辛亥革命确定的民主、共和及宪政的目标,抛弃了人权、自由和法治的理想。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中国人在军阀割据的严酷现实面前,不得不放弃了对民主制度、法治秩序、人权和自由保障制度等等现代文明的梦想,转而接受了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思想,使中国文明的转型偏离了正轨,使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悲惨的代价[4]。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大中华圈(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形成了独特的“地缘民主制衡现象”,在互相敌对的政治势力控制的空间范围,可以猛烈地、透彻地、甚至夸大地批评对方的阴暗面,形成冷战格局。即所谓“美国人喜欢批评美国政府,中国人同样喜欢批评美国政府”。又如一则政治笑话所说:美国人与苏联人争论哪国更民主。美国人说他们可以批评总统罗斯福,苏联人毫不示弱地说:我们苏联人可以到克里姆林宫当着斯大林的面大骂罗斯福。所幸的是,孙中山先生终生倡导的民主宪政理想,在历经百年之后,终于在宝岛台湾得以实现,实乃中华民族之万幸。

参考文献
[1]林志浩,鲁迅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103-108页
[2] 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 乔峰,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27 页

[4] 肖建生,中国文明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82-302页

祝福:信仰者的悲剧

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是人们广为熟知的作品,作为中学教材中的老篇目,更成为中国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基本常识。对它的阅读、讲解、研究不消说已有很多既成的定论。通常被认为是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愚昧无知以及宗法制度对人民的摧残。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分析这篇小说在中国思想史中的价值。

《祝福》(写于1924年2月7日)中的祥林嫂被鲁迅塑造成为中国劳动人民最悲惨的典型,她新寡之后,便逃到鲁镇来,在鲁四老爷家里做工。善良、勤劳、坚毅和安分的她只要用辛勤的劳动换取最起码的生活就感到满足。可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就连这样微薄的希望也终于破灭。不久,她就被婆家绑架回去,逼嫁到山坳里去。当她第二次在鲁四老爷家里出现时,己是第二个丈夫病死,儿子被狼叼走之后。因她再嫁再寡,镇上的居民嘲笑她,鲁四老爷把她看成不样之物,暗中告诫妻子不许她染指祭品。另一个佣人柳又以阴间的锯刑吓唬她,要她到土地庙捐一条门槛,当做赎罪的替身,免得死后受苦。这给祥林嫂带来严重的恐怖。孤苦、可怜的祥林嫂用多年积攒的血汗钱捐了一条门槛,让千人踏万人跨。她默默地捐了门槛,但主人还是不许她摆设祭品。她从此失魂落魄,麻木不仁,不久被鲁四老爷赶走,终于沦为乞丐,死在年终鞭炮震响、烟气缭绕的街头上。
祥林嫂的一生不断挣扎和反抗。为了摆脱严厉的婆婆的管辖,她敢于逃到鲁镇上来。后来被婆家人绑架时,她在河边拼死抵抗。被出卖到贺家墺时,她一路嚎啕大骂:拜天地时,她把头撞在案桌上,鲜血直流。在将近死亡前夕,她终于对毕生迷信并为之恐饰的“阴间地狱”的存在发生了疑惑,这反映她再也不能忍受别人替她安排好的死后的命运。
在周作人看来,祥林嫂的原型取自鲁迅一个本家的远房祖母,其悲剧是女人的再嫁问题,也即“封建道德和迷信的压迫下妇女的悲剧”。然而,在旧中国“除了礼教代表的士大夫家庭以外,寡妇并不禁止再嫁”。
本文从下列选段分析小说中所反映的宗教信仰问题。

那天下午,我到镇子东头访问一个朋友,在河边遇见她。
“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的切切的说。我很怵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试,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的踌躇中想到,这里的人照例相信神鬼,然而对于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何必增添末路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吧,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地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啊!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吾着,“地狱?论理就该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哎哎,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和计划,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然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是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我趁她不再追问,迈开步伐,匆匆地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番答话怕对她有些危险。

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领域的重要特色。在《祝福》中,作者把祥林嫂守寡丧子的人生悲剧与神佛魂灵观念联系起来,让人很容易得出二者存在必然因果关系的结论。但是,祥林嫂如果不信神灵,就不会发生悲剧吗?世界上,那些信神的人们不是每天都幸福的生活吗?对于魂灵的有无,鲁迅认为“无所谓”或“说不清”,但骨子里却倾向于无神论。
“求了一通神仙,终于没有见到,忽然有些疑惑了。于是要建造坟墓,来保存死尸,想用自己的尸体,永远占据着一块地面。这在中国也算一种没奈何的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们,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热风·圣武》)唯物主义者的内心本来是唯心的,一旦发现心中的“神仙”不能保佑他们长生久视之后,只能相信科学技术,把自己的肉体做成干尸,永久保留,供后代子孙观瞻。

祥林嫂没有自己的姓名,别人用她第一个丈夫的名字称呼她,这个称呼一直跟到她死亡,即使后来另嫁他人,鲁镇居民还是照样称呼她为祥林嫂。林志浩据此分析出,这是封建礼教的从一而终,“束缚中国人民的四人绳索”之一的父权的表现。实际上,这很可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恶习使然,约定俗成、很难改口的一种现象。

作品中描写祥林嫂最怀念的,不是丈夫,而是儿子,被评论认为是,在男尊女卑的极端不平等社会里没有真正爱情的表现。“女人的天性中只有母性,没有女儿性和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混合。”(《而己集·小杂感》)这里的概念就有些不清楚,本来母亲、妻子和女儿是一个女人的不同侧面的阶段性表现,不应存在对立与割裂。硬要把一个祥林嫂推广到全部女人,大有以偏概全之嫌。
从阶级斗争的政治学角度,本篇主题可归纳为封建社会神权和父权对普通底层劳动妇女的压迫和残害。从人性论角度,则是勤劳、善良、富有反抗精神的底层妇女对黑暗、冷漠的社会环境发生冲突,导致的人生悲剧。作者为了突出矛盾,把劳动妇女身上那些优秀的品性一股脑地往祥林嫂身上集中,而把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则尽力抹黑。这样做有违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看看我们身边的无数“幸福”的现代祥林嫂们吧,这是些家庭主妇、职场女工,她们文化程度不高,好吃懒做,最大愿望是少出力多赚钱,每天关心的事情只有孩子、家务、做饭、衣着,对国家政治、对别人漠不关心。她们中的许多人嫌贫爱富、笑贫不笑娼,追名牌、傍大款、当二奶、开豪车爱虚荣、攀比成风。奸佞、狂妄、妖艳、嫉妒、淫威、祸水、贪婪、娼妓、嫌弃、献媚……不知多少社会丑陋现象与女性有关。祥林嫂不愿再嫁就是具有反抗精神,那么,何清涟、丁子霖、戴晴、叶海燕…… 这些女性身上的特质应该叫什么精神?男人是肮脏的泥土,女人是干净的清水,这方面,《 祝福》 没有逃出曹雪芹《 红楼梦》 的俗套窠臼。
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对上帝(神)的认识更加清晰,正如梵蒂冈所训示:上帝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物,而是代表一种价值体系,代表摩西十诫及各种宗教中都不可或缺的道德律令,是人类行为美学的一种民间通俗化版本。
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大胆构筑理性、物自体、存在等上帝的同位语和替代品,一种没有商量的精神定向,一种绝对信仰。二十世纪的科学,从生物学到宇宙论,进一步显示人类是宇宙中心这一观念,与神是宇宙中心的观念相对抗。人在谋杀上帝的同时,也就悄悄开始了对自己的谋杀。非神化的胜利,直接通向了非人化的快车道。这是严肃的人本论者始料未及的讽刺结果。
尼采说:上帝死了。这对有神论来说,意味着人有了更多的责任;对无神论来说,意味着人不再承担任何责任。上帝最终死于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此时,法国的萨特苦苦思索着,想给人类再造一个上帝,把人对自己的一切负责,把价值立法权从上帝那里夺回来,交给每一个人的心灵。“存在的勇气最终源于高于上帝的上帝”。尼采并没有摆脱上帝的幽灵。他认为“人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羞愧,这是第一阶段,待到终点,他也要为自己的道德行为羞愧。”虚无之处、迷惘、绝望、焦虑、没意思、荒诞性、反道德、无深度、嫡增加、丧失自我、礼崩乐坏、垮掉的一代、中心解构、过把瘾就死、现在世界上谁怕谁……人们用很多新创的话语来描述上帝死后的世界[1]。

如今,学术界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上帝观念在西方民主宪政体制的形成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教会是推动西方文明转型的决定性力量。有学者认为,也许是上帝特别关爱欧洲人,雅典、罗马的民主共和政治被消灭以后,基督教却在欧洲迅速蔓延开来,造就了一支巨大的独立于官僚体制之外的教会力量,对君主的权力进行有力的制约。在整个欧洲的中世纪,神性和世俗是并驾齐驱、共同发展的,政教分离的二元体制是西欧中世纪社会的特点,为文明的转型创造了前提。尽管中世纪的教会代表保守、落后、顽固的反动势力,但在跟皇权斗争的过程中,政教之争的客观作用,在于避免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及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组织结构。美国的阿尔文·施密特在《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中指出:“今天,很多诋毁基督教的人也许不相信或没有意识到,倘若没有基督教,他们将不会佣有他们现在所喜爱的自由。”

在中国,宗教为什么不能成为制约皇权的力量呢?这除了佛教本身缺乏独立的意志以及广泛严密的组织外,就是中国人本身缺乏宗教的真诚和信仰,对宗教始终抱持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大多数人对宗教的态度是虚伪的,不愿意为宗教而献身。一些怀有政治野心的人,利用宗教来达到自己称王称帝的目的,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近代的太平天国起义。这就使得宗教活动难以得到健康发展,有关尊重人的自由选择、重视人的生命价值、忏悔自己的罪过等人文精神很难得到发扬,很难对皇权以及官僚体制产生监督和制约作用,难以产生变革文明的动力[2]。

文化社会学家、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弗格林认为,意识形态是指那些过分相信人的知识,否定或者忽视神的存在倾向的所有近代思想体系,近代人本主义的产生和迅速膨胀是意识形态的基础。阿隆则指出,意识形态不过是用观念代替了神明,它是一种世俗神学、世俗宗教,是十八世纪末西方政教分离、宗教隐退背景下的必然产物。仲维光认为,当代政治是世俗化的宗教政治,没有上帝的教会政治的再现。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都是这种政治形态的不同类型。这种政治必然产生领袖-党派-国家三位一体(天子朕即天下的变种)的组织形式。鲁迅最终也必然地被这种现代思潮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

参考文献

韩少功,夜行者梦语,载雷达、自烨编《 时间漫笔》,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4 ,125 -131 页

肖建生,中国文明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17-332页

伤逝:幻想的破灭

鲁迅的《伤逝》多被解读为呼唤婚姻自由的篇章,笔者却发现了过度个性解放背后的虚妄和偏颇。

1923年7月19日,“周氏兄弟失和”公案正式发生。上午,鲁迅回到八道湾胡同的家。弟弟周作人脸色铁青地走过来,递给他写给鲁迅的一封信,然后转身而去。
关于周氏兄弟失和的相关文献,最直接、最详尽的就是这封信:“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在这封至今完好保存的信件里,周作人称哥哥为“鲁迅先生”,要哥哥以后不要再到自己的住处来,叫哥哥“自重”!

鲁迅在当天日记写下几个字:“上午启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8月2日,鲁迅借钱800元,携带朱安搬进砖塔胡同61号俞芬处借住。周作人在8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他已连哥哥的名字都不想提。

10月底,鲁迅向许寿裳、齐寿山各借400元购买宫门口西三条胡同21号旧宅。

1924年5月25日,鲁迅移居北京西三条胡同21号新屋,购买阜成门内的一间小四合院。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去取回自己的书和一些器具,更严重的事态发生。根据鲁迅当天日记和在场目击者的讲述,他刚进西厢,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从屋里奔出,指着鲁迅破口大骂,言辞污秽,不堪入耳;羽太信子又立即打电话喊来几位亲友,夫妻俩一唱一和,当众痛骂鲁迅。骂到酣处,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亏别人接住拦开,才未击中;而忍无可忍的鲁迅也抓起一个陶瓦枕,掷向周作人。在众人拉架劝解下,鲁迅才得以拿了自己的东西离开。

当时在场的人有张凤举、徐耀辰、章廷谦和羽太信子的弟弟重九。羽太信子污秽开骂很可能用的是日语,除了章廷谦,在场其他六人都懂日语,但个个对羽太信子的话讳莫如深。这一反目,一直延续到鲁迅逝世,二人就此终身断绝了兄弟关系。周氏兄弟大打出手时,在场惟一不懂日语的章廷谦后来很含糊地说:“事情的起因很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羽太信子的话置鲁迅于一个最难堪的境地——鲁迅对她有不轨行为!

鲁迅当时正当壮年,虽有妻室朱安,却从来不靠近妻子,因此有人判断其必有性压抑,对共居一院的弟妹羽太信子不轨不是没有可能。具体的说法是两种:一是鲁迅偷窥羽太信子洗澡;二是鲁迅晚上躲在周作人卧室窗外偷听房事!后一种“听床”的说法,羽太信子不仅只跟周作人说,她在时住八道湾的鲁迅友人章川岛面前也公开说起。是这两种龌龊行为,激起周作人对鲁迅的狂怒、鄙视和终身不原谅,有一定的说服力。

后来,鲁迅终于在给一封给友人的信《关于我和羽太信子夫人的关系》中,讲述了相关情况,作为对流言的解释和自辩。这封信大致可分这几段:第一段是引子,中间说到“我的说法里,是不包含香艳的画图和生猛的动作的”似乎暗含着事情的暧昧。第二段内容,简单介绍了弟媳羽太信子当初作为女佣的低微的出身,说自己跟她仅仅是偶然遇到,点点头而已。否认了自己当初跟她有过任何亲密关系的传闻。第三段内容,鲁迅讲住在一起时,弟媳羽太信子奢侈,花钱如流水,雇佣好多仆人,且因对三弟周建人非常不满,进而对朱安不敬,对鲁迅冷遇闲言,行为近乎于悍妇。这就涉及羽太信子的个人品性了。

鲁迅的信件《关于我和羽太信子夫人的关系——偷看洗澡事件》

这是飞花君给我出的一个题目。这题目并不出的过分。对于这个事情,我是应该说上几句。尽管,我也知道,即使是我说这样的事情,也是不会有太多的人相信的。中国人从来是排斥极端,却包容怪异。并且,我还要预先声明一下,我的说法里,是不包含香艳的画图和生猛的动作的,张资平先生的读者,王平陵先生的拥趸们恐怕要失望了。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她初次会面,唯一确定的是在日本。她家境贫苦,当时是一名学生宿舍的女佣。人很活泼勇敢,做事有时颇近于草率,但对中国人也真诚恭顺。于是我们大约就算认识了。也仅仅是认识了。我在记忆里,没有任何与她作思想交换的影子。我那时,无事可作,但也极忙。忙着读书,忙着作《新生》的杂志,忙着跟太炎先生学小学,忙着处理《域外小说集》,忙着和季莩畅游,和钱玄同陈师曾打闹,和曼殊对坐。即使和她见了面,也只是点一点头,含混的问候一声,竟或行同路人的相互走开。后来,她和周启明在一起了。

我回国了,因了母亲的催促。在绍兴师范接到启明的信,他那时大约对法语颇有兴趣,愿意继续下去。但我告诉他:法语岂能换米肉?于是,他回来了,还有她。以后的日子,他们同居在老家,而我奔波于家与学校之间,日子无味但也去的飞快。接着,信子的妹妹芳子来了,一个怯生生的日本姑娘。她和三弟糊了糊涂的也成了一家人。

有一位千家驹先生,见我日记有‘寄羽太家信’的字样,便判断我们的夫妻之实已经是铁定了。感之于情,会之于心,非夫妻之间的鸿雁传书,岂能称‘家信’?其实,信子这时已在周家,我是因为了总要出去作事,便代她投递她的家书,收信人是她哥哥。千先生的考据功夫一流,但用错了时代和对象,我非曹雪芹,家事不能算扑朔迷离,只要稍微用力,便可一辨真伪。

辛亥军兴,辫子扫地,一般年轻朋友得罪了金发,把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无法在绍兴示范校长的位子上坐下去。遂应蔡先生邀,到教育部任职,由南京而北平,渐入颓唐之境,唯一心愿是全家人生在一起,死在一起。于是,回乡变卖家产,把全家人接到北京。启明因我介绍去了北京大学作了国史编纂员,兄弟怡怡局面初成。后面的事情就清楚多了。

世人皆知,新青年渐起,我之听将令,周启明的暴得大名。但这几年,还有些事情不能不提,就是家事,我的家事固然是上不了二十四史,但于我却也费了不少心力。我于教育部,周启明于北大,都是有高薪的。有的说法,认为启明是教授,是名人,我是小吏,可能于经济上对启明有所依靠。其实不是的,我当时的月薪是245元,稍高于他的200元教授工资。问题是总拖欠。民国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有几次,弄得连经费也没了着落。欠薪便是常有的事情。那时教育部人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到了发薪的日子去打听发多少钱。尤其是想端午中秋左右。还好,欠薪总还有补上的一天。自然,后来大学也是欠薪的。

但信子芳子却还是一味的把钱花出去。疗养则西山,病则谒日医。最多时请了十一位工人。我用黄包车赚钱,赶不上用汽车花出去的速度。这个当时,我是有些看法,但也并未真的放在心里。对于她们这样的习惯,我并不如外界传言的那样义愤填膺。启明的孩子我也是爱的,谒日医甚至是我的主意。但有一件事情,使我们的关系微妙起来。就是周建人。

建人没有留学,长在南方,在北京自然没有好事情作。芳子于绍兴时尚无所谓,但到了北京,就起了些变化。加上信子的说辞,俩姐妹对三先生渐有歧视的态度。这我是看得见的。建人有时很苦恼,进而觉得当时和芳子结婚是一个阴谋,辗转之余,几次说要去南方找个事情作。在我的帮助下,终于去了杭州作教员。然此公一走就渺无音信,于南方又娶妻生子,不亦乐乎。这样自然是惹恼了二位羽太夫人。

由开始对周三抱怨仇恨,到对朱安不敬,对我的冷遇闲言,多呈小女人心态。纵然,周氏兄弟被称为思想界权威,但在那个大院子里,最大的价值观,是由两个小女人主宰的。

此后的事情,可能我知道得还不如你们清楚,她说了什么?周启明为什么愤怒。启明不说,我也不答。只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我只是知道,外人的臆测大多以中国人的烈女形象揣测信子。但她是日本人。日本人洗澡似乎是不避男女的。至少没有觉得洗澡和贞节有关。她始终是一个小女人,守着丈夫,守着婆婆,害马大了肚子,她大惊小怪。启明作了大官,她面呈得色,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1925年1月20日晚上,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同时也报许广平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许广平脉搏的剧烈跳荡,正跟鲁迅逐渐急促的呼吸声相应。于是,鲁迅首先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许广平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接着,两人热烈地接吻。第二天,刚刚写完小说《孤独者》四天的鲁迅,又一气呵成了以婚恋为题材的充满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说—《伤逝》。

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是“五四”时代的青年们所热烈追求的生活理想,也是当时文学创作的热门题材。《伤逝》是鲁迅惟一的以青年的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小说,主人公涓生和子君在相爱的过程中,尽管遇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各种阻挠,但他们无所畏惧,毫不退缩,子君的态度尤其坚决。面对父亲和叔父的反对,她坚定地表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正是靠这种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态度,他们终于冲破重重阻碍而结合,实现了婚姻自主的理想。但涓生和子君婚后的“安宁和幸福”并未维持多久,他们的爱情悲剧恰恰发生在恋爱成功,婚姻自主之后不久。首先来临的打击是涓生被解聘。失去职业后,两人的生计成了问题。虽然他们尝试用其他方法“来开一条新路”,但都没有走通。这使他们的爱情生活蒙上了阴影。加上结婚后,子君以为追求的目标达到了,便日渐沉浸在小家庭琐碎的生活中,不再追求上进,变成目光短浅的甚至有些庸俗的家庭主妇,甘愿做靠丈夫养活的附属品。实际上,子君尚未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停止了追求。软弱而自私的涓生在感受到婚后生活的平庸和生活的压迫时,只想着“救出自己”,并自欺欺人地把抛弃子君作为自己“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的第一步,其结果是导致子君的死亡,而他自己也并未真正跨入新的生活,整日在悔恨与悲哀中消磨着生命。

社会学评论认为,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中,单纯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幸福,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在为社会解放而斗争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个性的解放和个人婚恋的幸福。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的原因,既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黑暗势力的破坏与迫害,也与他们本身的弱点——如软弱、自私、目光短浅和狭隘自私的个人主义等有关。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意义在于,年轻人狂热的爱情遇到现实的挫折和困难,常常变得冷漠褪色,终于落入广大无边的虚无,在这种地步,涓生开始希望人死后有灵魂和地狱存在,以洗刷和宽宥人生的过错和失误。

裴多菲在《 希望之歌》 中说:“当你把一切都贡献出来,蛊惑人心的娼妓就抛弃你。”涓生(捐弃生命)把爱心献给子君(自命君子),其代价是,涓生失去精神心灵,子君牺牲肉体生命。

研究资料表明,本篇的创作与作者弟媳(周作人之妻,日本女子)的感情纠葛不无关系。但周作人在《 结缘豆》 (1936 )认为该篇“全是写的空想,不应随意演绎和放大。”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被称为五四精神的个性解放的典型语句。“她和叔叔闹僵,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这个侄女;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这是绝友情舍亲情而保爱情。
“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和创造。”这是爱的豪言壮语。
“也如赫胥黎的论定‘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一般,自觉了我在这里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进化论己深入生活的每一角落。
“待在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一而将别人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是幻想破灭后的浪子回头吗?

胡适在《 追悼志摩》 所写徐志摩的婚姻颇有伤逝的味道。民国十一年三月,浪漫诗人徐志摩正式向夫人提议离婚,他们不应该继续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婚姻生活了。

次年,梁启超恳切的书信劝告徐志摩:“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己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 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然,而得满足得宁帖者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己耳。呜呼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济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1]

梁任公似已提前预料到涓生徐志摩们的悲剧命运。

参考文献

1.胡适,大宇宙中谈博爱,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2 77-279 页

鲁迅对中国神话传说的误读

由于知识结构和时代背景的局限,鲁迅对于中国历史中的一些文化现象的认识便多有误解。

公元九七五年,吴越王钱椒在杭州西湖净慈寺建造王妃塔(雷峰塔),“雷锋夕照”成为西湖十景之一。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雷峰塔倒塌。鲁迅听说此事后,于这年十月创作《论雷锋塔的倒掉》 在《语丝》上发表。
据《义妖传》,有个叫许仙的人挽救了一青一白两条蛇,后来白蛇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许仙,而青蛇化作丫鬟跟随。得道的法海禅师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便将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来寻夫,于是就“水漫金山”。白蛇娘娘中了法海的计策,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钵孟里。钵盂埋在地里,上面建起雷峰塔。白状元是百蛇娘娘与许仙所生的儿子许士林,他中了状元回来祭塔,与母亲相见于塔下。玉皇大帝怪罪法海多事,以致茶毒生灵,打算拿办他。他到处躲藏,终于钻入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

吴越民间,传说煮熟的螃蟹里一定露出圆锥形薄膜,呈现罗汉模样,孩子们称之为“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
鲁迅在文中写道:“那时我唯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后来我长大,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现在,他居然倒掉了,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这是有事实可证的。试到吴越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和尚本应只管自己念经。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惹是非,大约是怀着嫉妒罢。我对于玉皇大帝所做的事情,腹诽的非常多,独于这一件却很满意。现在却只有这位老禅师独白静坐了,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不出来。莫非他造塔的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吗?活该。”
鲁迅只看到了法则对人性的压抑(存天理灭人欲),于是对雷峰塔之倒塌热烈欢呼。他武断地认为“普天之下莫不欢喜”似有强奸民意之嫌,难道你真的进行过严格的民意测验?
次年二月,先生作《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据胡也频通信,“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里,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久而久之便到了。…… 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这一种奴才式的破坏,结果也只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不知有多少!”
这里“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里,凡事都必平安如意”的事实,自然否定了前篇中多数村民责怪法海的猜测,但作者却又把矛头指向国民性问题,竟没有自责之意。鲁迅最善于解剖自我之说也未必准确。
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白蛇娘子的神话故事用形象语言表达了人格三层次。本我层次:白蛇因报恩而化作女人嫁给许仙,象征欲望的满足;自我层次:法海禅师将许仙藏在金山禅寺后,水漫金山。又将白蛇镇压在雷峰塔下,象征社会规则对欲望的压抑;超我层次:玉皇大帝捉拿法海,法海躲避在螃蟹里,象征在天道层次男女两性对立之统一。塔为男性象征却内隐女子白蛇娘子,螃蟹为女性象征却内隐和尚法海禅师。许仙之子及第后的“白状元祭塔”,正说明法海的正道。
有诗为证: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自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在灵山塔下修。人生何时不迷狂,正心诚意修非常,道体交通无为处,佛心妙谛真如藏。
在《 说胡须》(1924年12月15日《语丝》)中,鲁迅写道:“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一个多月之后,胡里胡涂的回来了。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样?’我这才栗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黄河水。他于是废然而去,我依然废然而住,自愧无以对‘不耻下问’的朋友们。这令人联想到现代诗人韩东那首诗:“有关人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这是典型的民族虚无主义,对于异常丰厚历史积淀的西安,鲁迅先生竞无观感。

在《华盖集· 青年必读书》 (1925)中鲁迅表现出激烈的反传统:“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据《故事新编》(1922-1935 )序言注释,作者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曾一度注意过,受到若干影响,但后来却采取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甚至批评过这种学说。本小说集根据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演义而成。用凡人的生活、世态炎凉甚至夫妻反目、个人恩怨去揣度神仙圣人,是对神话的歪曲和误解。拒绝崇高、裹读神,反其意而用之,庄严沦入油滑,对后世影响极其恶劣。

由于受到达尔文的影响,鲁迅在《 故事新编》 中把女蜗基本上写得象个外星人一样。造人的时候,嘴里这样说:“唉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 当劫难中的人类向女蜗求救时,女蜗却“诧异而且害怕地喊叫,皮肤上都起粟,就像触着一支毛刺虫”。 鲁迅摆不正人与神的关系,因之而产生的恶劣影响是有日共睹的。一个作家终生跟毒蛇联系着是很不幸的:他不仅喜欢蛇,而且还自比为蛇;小时候看戏,他“最愿意看的是一个人蒙了白布,两手在头上捧着一支棒似的蛇头的蛇精。”他写起文章来字里行间常常扑散着一团团阴气、邪气、毒气、鬼气,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让中国人疑俱、惶恐、惊秫、震颤;有生之年,他还一度被视为“文妖” 而遭“通电全国文艺界一致攻击”;别人说他“腔子里充满毒液,不向人发泄,则奇毒攻心,势将自毙”;他也明确地表示自己做事的一贯态度是“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他明白地经常表示:“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

实际上,传黄上作人、作笙簧、置婚姻,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的女蜗,是中华民族伟大母亲的象征。在山西省洪洞县与霍县之间的赵城镇侯村发现始建于商周时代的女蜗陵,有着深刻的地理文化内涵。

1923年2月14日,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励向即将赴美的清华学生做题为《人生观》的演讲说:“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而科学是“客观的,为论理方法所支配的、分析的、受制于因果律的,起于自然齐一性的”,所以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

4月初,丁文江首揭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4月15日、22日,丁文江在《努力周报》第48、49号上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痛斥张君励为“玄学鬼”。展开“科学与玄学”(又称“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文章共十个部分:一、引言-玄学鬼附在张君励身上;二、人生观能否同科学分家;三、科学的知识论;四、张君励的人生观与科学;五、科学与玄学战争的历史;六、中外合璧式的玄学及其流毒;七、对于科学的误解;八、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九、中国的“精神文明”;十、结论。

论战双方主将科学派丁文江、胡适、朱经农、吴稚晖、章鸿钊、王星拱、孙伏园等;玄学派有张君励、梁启超、张东荪、范寿康等,你来我往,口水漫天飞扬,简直变成街头“群殴”。

5月5日,梁启超发表《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指出“这个问题是宇宙间最大的问题,这种论战是我国未曾有过的论战,替我们学界开一新纪元”。

5月11日,胡适的《孙行者与张君励》问世,他把张君励比做孙悟空,而把科学和逻辑比做如来佛,认为玄学纵然有天大本领,也跳不出科学的手心。

5月13日,梁启超在《时事学报·学灯》发表《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说:“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

5月27、6月3日,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励》,明确主张在科学的基础上树立人生观。

6月5日,在《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中,丁文江斗胆说:“广义的玄学是从不可证明的假设所推论出来的规律。”

12月,几乎同时推出两本文集:陈独秀、胡适作序,上海亚东图书馆的《科学人生观》;张君励作序的上海泰东图书馆《人生观之论战》。

鲁迅似乎没有直接介入这场“科学与玄学的大讨论”,但从其作品的思想倾向来看,他无疑是站在科学人生观一边的。

鲁迅对苏联的盲目崇拜

思维惯性与利益的驱使,常常可以遮蔽人们对于真理和真相的认知,鲁迅也同样难以避免。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托派组织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陈其昌在给鲁迅的信中写道:“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即反对史太林的盲动政策,反对史太林党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官僚党制,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叛背的新政策。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
鲁迅在六天后回应道:“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先生们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这很使我‘糊涂’起来了,因为史太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漂泊,聊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高超得多,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不免要掉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1]文章中既有对苏联“成就”的认同,又有欣赏古拉格群岛劳改营制度的嫌疑。

根据“左联”作家联盟领导人冯雪峰笔录,鲁迅在这封信中赞赏斯大林的苏联之“成功”,并支持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红军。

早在1923年11月24日,奉孙中山之命考察苏联的蒋介石日记云:“俄国中级人才太少,政府往往为其下所蒙蔽,而其轻信、迟缓、自满,为其切要弊端,遇大事不能深重观察,专尚客气。人而无信,尚不能立,况其国乎!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亦其国之一大弊也。吾为之危。”这一段日记,前半段批评苏俄政府“无信”,后半段批评“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11月29日,蒋介石提前离开苏联,在归途中,张太雷向陪同的俄国人表示:“在学习了苏联的经验之后,本代表团应该同意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意见。”据这名俄国人事后的汇报,会谈前,蒋介石由于神经紧张,过度劳累,一再要求送他去疗养院休养两周,而在与斯克良斯基会谈之后却表示:不要张罗疗养院和医生,自己感觉好多了。这名俄国人由此作出结论说:“中国人对同斯克良斯基同志的会见是满意的。”

事实是,俄国人拒绝了蒋介石的库伦军事计划,蒋介石的内心极为愤懑、失望。当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 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

蒋介石主张,布尔什维克(苏联共产党前身)品牌的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沙皇主义,其对华政策,就是把中国“苏维埃化”……,只是这些国民党强调多年的真相,没什么人相信。

12月15日,蒋介石回到上海。在苏联参观期间,蒋介石会见了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听取他们关于苏联的革命经验,并商讨苏联对孙中山革命的支援。此外,还参观访问了苏联红军、军事学校和军事设施,了解苏联红军、军事学校的组织制度和军事装备,参观考察了苏联的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然而,蒋介石对他在苏联看到的苏联革命非常的失望和不满。蒋写道:“我很快就察觉出苏联社会各部门及苏联共产党内存在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激烈斗争。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苏联政治体制是独裁和恐怖主义的统治工具,它与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这是我出访苏联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一直呆在国内,我们恐怕永远不会发现这些。”

1924年3月14日,蒋介石致函廖仲恺,将共产党区分为“国际共产党”与“俄国共产党”,又将“俄国共产党”的“主义”与“事实”分开,表示“主义”虽可信,而“事实”则不然。信中,蒋介石强烈指责“俄党”对中国的政策,他说:“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苏联支援中国革命,有其真诚的一面,蒋介石将其与英、法、美、日并视,称其为变相的“凯撒之帝国主义”,是错误的。但是,揆诸历史,苏联在其国家发展中,确有其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的一面,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孙中山的压力下,蒋介石对苏联和中共的批评并没有坚持多久,很快,他就以坚决主张联苏、联共的左派姿态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1927年春,基于他对苏联专制本质的认识,尤其是斯大林态度的转变,蒋介石从左倾转向右倾,发动了清理党务运动,与共产党彻底决裂。
现在,在俄罗斯学生课本中介绍的1917 年俄国历史真相与此前完全不同。1917 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这是人民自发起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革命成功后,成立了由立宪民主党组成的临时政府。
当时流亡在瑞士的列宁,在德皇威廉二世的金钱支持下,购买枪技,组织武装,并返回俄国,在十月发动了政变,推翻了临时政府,掌握了政权后,列宁马上回过头来镇压了支持自己夺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为确保政权的稳定,他亲自发起并由政治局集体决定,将一批知识分子驱逐出境,还镇压了要求实行自由选举、自由贸易等的客琅施塔的水兵。同时,列宁还立刻与德方和谈,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 ,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土地拱手割让给德方。后来一战中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德军全线崩溃,俄国才意外地重新赢回了这些土地。
1921 年上半年,任何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都被认为是“致人死命的药”和“自杀”的行为。1922 年,列宁在党的十一大上表示: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克主义者,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同年8 月,苏共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法令,至当年年底,有二百多万人被驱逐或被迫逃亡国外。而对于曾经相对仁慈对待自己的沙皇,列宁则将其全家残忍地杀害。
为了打击异己,列宁和斯大林还创建了古拉格劳改营模式,并在后来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典范。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在劳改营中从事繁重的苦役,大量的人犯在饥饿、寒冷和病痛中死亡,其中包括许多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
对此,普列汉诺夫写道:“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竟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而正是由于列宁制定的专制路线,为以后的斯大林独裁治国铺平了道路。
安.鲍.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 )》用大量历史事实,指控列宁创建的苏联原来是人间地狱。这是2006年,普京总统提出为俄罗斯11 年级学生写的历史教科书。
首先,列宁是依靠德国供给5000 万金马克(约合9 吨多黄金)进行秘密策动组织,成功发动俄国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列宁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充当了德国对俄国战争的秘密代理人。
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 多个革命法庭。1918 年~1922 年2月间杀人不少于200 万。当年秘密警察“契卡”奉指示”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因苏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档案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是实际的三分之一。
列宁和托洛斯基1918 年就认为:在六个月内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会实现。所以“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必须“把口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吃大锅饭…… 实行军事化”。全国1600 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 小时,仅圣彼得堡一地,从1917年到1920 年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原因死亡。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有6800 万,到1920 年仅剩下3800 万。

《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把1920-19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当时估计有200 万富农、150 万中农和800 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实行消灭政策。第一类是顽固反革命分子枪决;第二类是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二类则赶出原住地。1930年l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一个多月就有20 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 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 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消灭富农就是摧毁了农业生产的中坚,苏联一直到解体也达不到沙俄时代的粮食产量[2]。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谎言始终都是谎言,不论你重复多少次,也都成不了真理,而只能表现出说谎者的”卑污”!

1942年,在延安的王实味整风中被打成「叛徒」、「国特」、「托派分子」,关入黑牢,受尽刑讯逼供。一九四七年春天延安大撤退,康生押解王实味等六十多名「叛徒、特务、托派分子」到黄河岸边,经得贺龙同意,全部执行枪杀,抛尸滚滚黄河浊浪。

被许多人视为“思想犀利”的鲁迅,为什么大加赞赏列宁苏联的“成功”呢?

马克·里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一书中批评亲近暴政的知识分子:海德格尔、施米特、德曼之流在铁幕的两边,在风险不大的情况下,加入了法西斯政党。他们或是出于选择上的亲和性、或是出于职业的抱负。他们是政治上的精心算计的窥视癖者,他们前往莫斯科、柏林、河内、哈瓦那的叙拉古城朝圣,手握回程车票前往暴君的领地作秀,他们称赞那里的集体农庄、工厂、学校,但他们从不造访监狱。欧洲的知识分子呆在书斋里神游,有趣的、闪烁智慧的想法打发民族的苦难。他们有自己的天赋努力说服可能的受众去相信,现代的暴君是解放者,透过恰当的视角,暴君们无意识的犯罪是高贵的。可惜的是,今天依然有一些手握美国签证的知识分子,对过去的暴君和现在的集权者保持这样的看法。

二十世纪初,俄困诗人索洛维约夫以大才的直觉领悟到:灵魂的兴奋,是谨慎的骗局,奴隶的话是神明生动的语言,他用嘈杂游艺场把缪斯的圣物偷换,还让一大群傻瓜上当受骗。对于诗人来说,革命意味着诗歌、音乐和火焰。一九一八年,波洛克表达了俄国知识分子更多的悖论意识:“一个阵营里的大火和动用私刑,另一个阵营里令人压抑的无聊生活,哪一个更加可怕?”诗人是天生的浪漫主义革命家,同时也是可怕的预言家。

参考文献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第6 卷,586-589 页

一抹残阳博客,普京说:列宁创建的苏联是人间地狱,转自多维新闻网http://www.dwnews.com…1551343443343… 2012年11月19日

耿占春,耿晓谕,语言的呼吸,世界文学,2013 年,2期,276-295 页

鲁迅与毛泽东

鲁迅与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政治领域天空的双子星座。

鲁迅与毛泽东,一个活的太短,一个活的太长。鲁迅1936年因肺结核去世,享年57岁;毛泽东1976年因心肌梗死去世,享年83岁。两者平均70岁,如果他们都能活到古稀之年,也许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鲁迅活到70岁,则是1949年,也许认清了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活到70岁,则是1963年,中华大地上就不会发生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对谁都好。鲁迅之错,少活了13年,毛泽东之误,则是多活了13年。

2015年9月9日,网路上飞传着一句这样的话:39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一举粉碎了“毛主席万岁”的天大谎言,享年83岁。今天是个好日子,如果他1949年死去,中国会少战死600万人,如果他1958年死去,会少饿死3775万人,如果他1966年死去,会少斗死200万人,他1976年死去,中国人才开始吃饱了饭。结果是,祸害死的越早,贡献越大。

1934年1月,冯雪峰在瑞金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毛泽东的诗词,认为他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后开怀大笑。1936年,上海的“托派”写信给鲁迅,对中共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及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加以攻击。6月9日,卧在病榻上的鲁迅愤然请人代笔,口授回信予以严厉斥责:“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高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对毛泽东们“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给托洛茨基派的信》)。
据毛泽东研究资料的介绍:“毛泽东最爱读的现代人的书就是鲁迅的书,一部《鲁迅全集》从延安带到北京,阅读数遍,他对鲁迅熟悉程度,并不亚于鲁迅专家。”在晚年,毛泽东多次提议要人们读点鲁迅著作,支持开展鲁迅思想遗产的研究。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们二人之间惺惺相惜的关系形态,鲁迅对毛泽东的巨大影响以及对中共政权的重大贡献。

钱理群先生在《鲁迅的命运》讲座中,把鲁迅和毛泽东进行了对比。

毛泽东晚年一再说“我的心是和鲁迅相通的”,这句话有一定真实性。他们在至少三方面是相通的:
第一,他们都有不安分的灵魂,都有不断破坏、不断创造的内心冲动。鲁迅在《真的知识阶级》一文中写道:真的知识阶级对于世界永远不满意,有彼岸的理想,志在用彼岸来照亮此岸,做永远的批判者。永远的批判者即为永远的革命者,鲁迅称赞孙中山就是这样的人。
第二, 他们都永远能感受到平民的痛苦,能够为平民说话。就像鲁迅喜爱的俄国版画家珂罗维支那样,是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说话。毛泽东主观上也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为平民谋利益的。
第三, 他们都立足于中国这块土地,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他们的思想都具有原创性。
但毛泽东比鲁迅多了两点:
一是圣人情结。鲁迅最讨厌当导师,而毛泽东则立足于改造人的思想,控制人的精神。在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上,鲁迅的影响其实很小,至多局限在知识分子中,而毛泽东却相当深刻的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每一个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都深受毛泽东的影响,更可怕的是毛隐性的影响,即使是在当代,也处处可以感受到毛泽东思想方式。因此要考察当代中国的思想和国民性,就必须注意到当今中国是受了毛泽东改造后的中国。
二是帝王情结。毛泽东自称是“秦始皇加马克思”,这通常被解释为是他当山大王的后果,但这并不准确,毛的行为不是简单的现代农民起义。毛泽东对中国的现代化想象基于落后国家的民族危机感和屈辱感,具有一种赶超情结。他将赶超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如针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十五年内赶上美国的口号,提出了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大跃进口号。当时的大学生们对这样的口号都由衷拥护,因为他们有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貌的内在要求,是一种民族情绪的要求。

鲁迅思想实质:

进化论、超人哲学、个性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

虚心好学的鲁迅,生命的不同阶段,接受了不同的思想思潮,这反过来同时又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和左右了他的人生轨迹。

一八九九年,鲁迅由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这几年中,他最喜欢读的是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天演论》,由维新派重要人物严复根据赫胥黎的的《进化论与伦理学》 译述。其中的有些章节,他熟悉到背诵入流的程度。当时,进化论中的生物进化、生存竟争的观点,使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觉得,在这个竞争激烈、优胜劣败的世界上,我们民族不可能按照传统方式生存下去。因此要求“自强保种“,以挽救危难的祖国。鲁迅也循着这样的思路来接受进化论。
从少年到南京读书这几年,鲁迅对中国的古代文化,凡是正宗、正统的东西都不看重,他对于韩愈和朱熹都不感兴趣。他不信仰宗教,却喜欢读范缜的《神灭论》。范缜的唯物上义思想同进化论和自然科学知识结合,给他埋下唯物主义宇宙观的种子。
中国向何处去?个人要为此贡献什么?这是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密切关心的问题。当时普遍的思潮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们成功地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一九O二年底,鲁迅被派往日本留学。在弘文学院学习期间,鲁迅敬仰著名的革命家孙中山和章太炎,积极参加留学生的反清活动。他读到邹容的《革命军》,很受鼓舞和教育。

由于身在异国,刺激多端,他深入思考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提出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的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二、劣根性的病因何在?
对于当时主办《民报》的章太炎,鲁迅特别敬重,一直是他文章的热心读者,而且在思想和文字上深受其影响,称其为“有学问的革命家”。
青年鲁迅的志趣涉及文学、科学、哲学和西方社会学说。为了民主革命的需要,他在继续寻找思想武器,并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开始以民主斗士的雄姿登上现代中国的文化思想界。发表在东京留学生分省出版的《河南》 杂志上的几篇文章,反映鲁迅早期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人的历史》以解释海克尔的人类种族发生学为主,介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及其发展历史。鲁迅站在唯物主义立场,批判基督教上帝创造人类和林奈的神造论,同时驳斥居维叶灾论是全凭臆测毫无事实依据,肯定“进化论之成,自破神造说始,以歌德、拉马克为先见,得达尔文而大成。”《科学史教篇》 论述西方科学思潮的演变,说明科学在改造自然、推动社会进步方而所起的作用。两篇文章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当时的封建顽固派和一切腐朽没落势力。坚定地承认物质第一性原理,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吸取唯物主义核心和辩证法因素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发展观和不断变革的思想。坚定地反对迷信守旧,相信科学进步、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生事物,英勇无畏地向旧势力、旧文化进攻。《文化偏至论》 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历史特点及其存在的偏颇,系统地表达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和文化思想。文章认为中国学习西方应该着重从事解放个性、提高觉悟的启蒙运动,“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里明显受到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论的影响,尼采对普罗庸众的攻击,对理想超人的宣扬,在某种程度上引起鲁迅的共鸣。在《摩罗诗力说》 中,作者热情地介绍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兹凯维支和裴多非等浪漫派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战斗精神和“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顽强意志。
在北京教育部工作时期,当实在无工可办的时候,鲁迅便设法驱除自己的无聊和寂寞。“我于是用了种种方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呐喊》自序)他曾对友人许寿棠说“释迎牟尼真是大哲,我平时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己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林志浩评论认为,这是黑暗环境和势力蚕食着一个伟大的灵魂。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十月革命点燃了鲁迅心中希望的火花,“新世纪的曙光”,不久就对它发出热情的欢呼。当历史条件逐渐成熟时,他开始活跃以至于“呐喊”起来,成为北京《新青年》的同人,与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一起,反对帝制复辟,反对尊孔复古和封建礼教,大力提倡民主与科学。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同时,鲁迅在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发表了小说《药》和四篇随感录,表现他“听将令,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一九二四年四月,上海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鲁迅阅读后称赞这是当时最要紧的工作。此时他开始于胡适产生某些原则性分歧。

时代的条件和自觉适应时代要求的政治态度,决定着鲁迅世界观的发展方向:无产阶级思想的新因素在不断产生和增长,“尊个性”的道术和进化论的观点却发生新的变化。他进化论中吸收发展的观点,从中引出新陈代谢、新旧斗争的思想。

进化论被引进社会学领域,在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的流行形式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其流毒在中国“五四”前后的思想界发生过广泛影响,是中华民族积弱图强在思想界的反映。现实的斗争实践决定鲁迅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根本立场和思想,从而决定他对进化论的取舍和运用。

鲁迅所接近的文艺青年的分化,对他是一个直接的刺激。以《新青年》同人为代表的分化和斗争上升为文艺思想战线的主义矛盾。围绕着胡适周围的一群青年,有不少曾经是鲁迅熟悉的学生。这一切,冲击着鲁迅的进化论和“青年必胜于老人”的旧观念。在一九二五年前后,他不再象过去那样把进化论作为立论的标准,不再一律地信任,这表明他在思想上将否定进化论的明显趋势。在这几年,他虽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还没有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进化论的批判,还不能是整体性的否定,有时还固执着旧观念。在《北京通信》中写道:“一要生存,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件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后来推衍为生存权是第一人权,发展是有硬道理)他感到此提法的缺陷,又附加几句:“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并不是放纵。”北京期间的这两年,鲁迅同进化论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艰巨性,也说明他正在接受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的深刻影响,酝酿一次巨大的思想飞跃。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向往南方的革命运动,同时为了避开反动军阀迫害,由林语堂推荐,一九二六年七月,他决定接受厦门大学国文系的聘请离开北京,数月后又就职于广州中山大学。他接触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许多章节,还一直珍藏当年的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据许广平回忆,这两年鲁迅从阅读、写作以致活动,接受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影响,比过去更多,“无产阶级思想已投入到鲁迅的脑海”。他与共产党人有了密切的接触,学习党团组织送给他的革命刊物,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总结自己的斗争经验和观察现实的阶级斗争。在写作《马上日记之二》时,他凝视刊物封面上列宁的“伟大形象”,怀着崇敬而激动的心情加以引用:“第一要事是,不要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他歌颂“俄国是革命家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才积累许多宝贵经验,把革命引向最后胜利。从杂志封面上的图像就能看出某人的“伟大”,这几近荒唐。这段话成为疯狂镇压异议人士的克格勃、古拉格群岛的指导方针。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已经从承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到开始认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专政。他已经具备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开始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

1927年春天,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后,鲁迅毫不掩饰自己的思想矛盾,认真回顾战斗历程,又一次重新检验其多次怀疑、批判,但还没有彻底扬弃的思想武器进化论。他认识到不能再把进化论作为观察社会问题的一种武器,因为社会分成彼此对立的阶级,青年也同样受到阶级斗争的制约。

在《答有恒先生》这封信中,鲁迅坦承:“过去他相信进化论,寄希望于青年,但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过去他相信个性解放,寄希望于“铁屋子”熟睡的人们觉醒起来,捣毁这世界。但现在明白,只唤醒人们而未指明出路,等于在替吃人的宴席制造“醉虾”。同时他认为,“赤党要实行共产主义”,触到了社会的要害,才为反动派所害怕,提倡者即不免“杀身之祸”;而自己过去的攻击旧社会,并未击中要害,也未指明斗争的出路。这是鲁迅思想发展历程中一篇重要的文章,明确宣布了旧观念的终结和新道路的开始,过去世界观发生质的飞跃。

一九二九年,每当柔石、冯雪峰等人来访时,鲁迅常常愉快地谈起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对他思想的影响:“我向来承认进化论,以为推翻了黑暗的现状,改革现在,将来总会比现在好。进化论对我还是有帮助的,究竟指示了一条路。明白自然淘汰,相信生存斗争,相信进步,总比不明白不相信好些。只是不知道人类是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你不认识也可以,事实的教训总比理论的宣传有力!阶级斗争,确实要使人吓得寝食不安的罢,但谁先实行阶级斗争呢?不是嘴上不宣传的人,而是嘴上不说,不承认世间有阶级斗争的人。不是革命者,而是有刀在手里的反革命者。我以为共产党也应当记住仇恨和血债。报仇未必都是革命,但革命者为什么一定非讲宽恕不可呢?马克思主义,倘若不是为的实行,或竟抽去它的战斗精神,而只为了空谈,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倘若不是一切做的和工农大众的利益相关,不是身为工农阶级的战斗之一员,那是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冯雪认为,此时鲁迅的思想己经从前期跨到后期。

如今看来,鲁迅所推崇的思想主要之中,除了个性主义尚有一些价值外,进化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已经变得毫无益处。

进化论是西方人的发明,东方人几千年来的佛道文化没有这种遐想。但当今相信进化论的人中,比例最大的是中国、前苏联和原来的东欧国家。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国家权力来禁止或灌输信仰。进化论,就象无神论和“ 科学共产主义” 一样,实际上也是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尽管它们都堂而皇之地批着科学的外衣,而中国政府却是仗着手中的棍棒,不由分说,硬生生地把它们压入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去。西方相信进化论的人比例反而更小,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自由,特别是信仰自由。

差不多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今天,已有的化石资料不但远远不能把进化论推上科学理论的宝座,而且其中越来越多“ 不受欢迎的” 化石又在拼命地拖着进化论往下沉。随着科技的发展,观察的细化,人们发现比较解剖学被用来支持进化论是个逻辑错误;而支持进化论最力的胚胎重演律本身就是观察错误的产物,更别说在用于进化论时还有逻辑毛病了。用来圆满进化论的分子生物学在帮了进化论一把后,却又不断地产生出让进化论尴尬难堪的新结果来,不但现在成了进化论前进途中的一大路障,而且越来越威胁着进化论的生存( 特别是在数学的支持下)。从当前各学科的发展趋势和进化轮自身的局限来看,进化轮是不可能走完观察-假设-验证的三步曲中的最后一步了。它将以一个假说的身份永载史册[1]。

马列主义认为人是生物进化的产物,人类社会像生物界一样演绎著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斗争是人类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斗争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国家政权靠暴力来获得,也靠暴力来运行和维持。19世纪中叶,马列主义刚刚从西方文化的入世部分中分化独立出来,就以其无神论、辩证唯物论和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宣布了自己对整个西方文化的背叛,并在其宣言中写下了赤裸裸的反人类纲领——《共产党宣言》,公然向全人类宣战。马列主义是基于斗争原则发展出来的,其理论依据为生物进化论和丛林法则,实际上是把动物界的生存状态引入人类社会,让人类你死我活般地互相争斗,失去高贵的道德属性,在行为上与动物看齐[2]。

民主既是一种运作形式,更是一种精神内涵。在空前活跃宽松的社会环境下,鲁迅敢于向独裁者(北洋军阀段祺瑞、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开战、投出匕首和短刀,但其思想里却最为缺乏现代民主精神,其人格中更缺乏宽容大度的气质。另一方面,鲁迅所信奉的思想在其生前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可能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和进步性,在其身后却未必如此。鲁迅所强烈抨击的社会弊端至今尚未消减,恐怕与其未能提出有效的疗治方案不无关系,因为他所作出的,不过是痛陈和诅咒而已。

参考文献

1.正见网,进化论- – 人类最大的科学误区,2002年 7 月,1-29,http://www.zhengjian.org

2.惠虎宇:中共意识形态之理性批判之五,大纪元2018年05月29日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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