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松: 古城墙下的“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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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着五只鸡,乘车从区上赶到县城时,已是下午2点多钟,当天已无开往重庆的班车。 看来,得在县城过夜了。

我还是第一次到县城,城镇陌生,举目无亲倒不要紧,麻烦的是没有公社开的证明,住不了旅馆,我背着大背篼在车站旁的几个旅店试了一下,结果碰了一鼻子灰。特别是“向阳”旅馆那位胖小姐,看我汗流夹背,满身尘土的可怜相,不仅不同情,反还怀疑我是偷鸡贼。无奈,我只好英雄落难地回到车站,打算就在车站蹲一夜。

五只鸡热得直喘气,我一只一只地提出来在水沟里喂水。它们也是第一次到县城,还是第一次坐车,颇不适应,居然坚决不喝。正当我手忙脚乱时,背后传来熟悉的家乡口音:“喝啥子水嘛,渴不死。”我扭头一看,只见两个口叼香烟,脚穿拖鞋的年青人,正吊儿郎当盯着我。我有些心慌,下乡前,昕够了一些知青打、砸、抢、偷、骗的故事,以及许多提高警惕、不要同他们往来的叮嘱与忠告。

“看样子,你是才下乡的?”其中一个长着张螃蟹脸的知青问。我支吾着,不想交谈。螃蟹脸和他那瘦猴模样的伙伴一屁股坐在石阶上,不打算走了。

糟糕,难道想打我鸡的主意?!

“来,抽支烟。”螃蟹脸递过一支“蓝雁”,我赶快谢绝了。

说来奇怪,在举目无亲的异域它乡,遇到两位同是知青的家乡人,我居然像防贼一样提防,可见那些“忠告”式教育之伟大。

他们劝我找个地方过夜,车站下午5点就要关门,还主动提出给我找个地方放鸡,免得一步都动不了。我不敢答应。

不多久,车站果然关门,我和五个“鸡兄鸡妹”被赶到公路上,颇有“天地之大,无我立锥之地”之叹。螃蟹脸又提出把鸡放在他的一位熟人家,然后陪我去找住处。我万般无奈,只得跟他们走,心想,反正我认准地方,万一这两个小子把鸡弄走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在一个小巷的一家铺店里放好鸡之后,他们请我吃了碗面,然后带我去找一家据说可以不要住宿证明的旅馆。

我的天,这是什么旅馆!又脏、又黑、又湿、又臭。它白天是一个小食店,晚上把油腻的饭桌拼起来,铺上几张又脏又破的席子就成了旅馆。店老板还一本正经地登记了我的姓名、年龄、性别、落户的生产队以及为什么没带证明等。待我交待完毕,付了三毛钱住宿费之后,他就扔下一个破枕头,算是收留我了。

“旅馆”实在太热,蚊子又多,所以,尽管累得要死,当螃蟹脸提议出去散散步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们沿着城边的公路缓缓而行,繁星在遥远的夜空中闪烁,夜风送来田野的气息与青蛙的呜叫。西边,是著名的华莹山脉,当年川东地下党领导的华莹山游击队以及那神奇的双枪老太婆就在那儿为下一代的幸福出生入死。我们在空寂的公路上转着,默默无语。

突然,螃蟹脸拉开嗓门唱起歌来,瘦猴紧接着用公鸭般的嗓子接上去。

“少女的心是秋天的云,秋天的云,时儿她柔风阵阵,时儿她暴雨倾盆……啊,我要用这把爱情的钥匙,去打开少女紧锁的心门……”

歌,唱得实在难听,还不时走调,但我却被深深地打动了。从那近乎声嘶力竭的喊叫中,我仿佛看到青春活力痛苦不堪的发泄,感到被压抑心灵无可奈何的挣扎,我也隐约感到了我们那一代人的命运、痛苦与渴求……

我回到“旅馆”时,已大约晚上11点钟了。疲惫不堪的肉体顾不得蚊虫的叮咬和“床”的肮脏,我将下乡时领导赠送的、印有“一顾红心,大有作为”的草帽盖在脸上,浑然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一颗红心”被一把掀开,一声吆喝把我从梦中惊醒。“起来!快点!”我睁开眼,昏黄的灯光下立着一位身穿警服的大汉和两个全副武装的民兵。“起来,把证件拿出来!”我知道遇上查夜的了(1974年正是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心里不禁暗暗叫苦。

“没有证明”?警察双眼一瞪,热气逼人,“站起来,跟我们走一趟!”

“我又没干坏……”我刚想解释,一只有力的大手老鹰抓小鸡般地将我从“桌床”上拎起,几掌把我推出“旅馆”。

后半夜的小县城一片沉寂,几盏惨黄的路灯投下要死不活的灯光,勉强照亮低矮的木板房和空荡荡的石板路。

我垂头丧气走在前头,背后逼着两把寒光闪闪的刺刀。不时传来“向右拐!”“快走!”的吆喝声。

前面出现一道陈旧的古城墙。这小县城还具有悠久的历史?我被押着穿过城门。夜风从华莹山上吹来,掀起墙角的谷草和破纸。我蓦地想起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地下工作者杨晓冬被敌人押着穿过古城墙的情景。不过,我没有任何“英勇斗争”的历史和现行,既不是当年华莹山的游击队员,也不是凛然被捕的杨晓冬,此刻我只有灰头耷脑的猥琐而无“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的悲壮。

在一间大库房里,关押着这次查夜捕获的全部“战利品”,男女老少都有。其中有怀抱婴儿的农妇,也有“生死相依”的情侣。没想到小小的县城,表面宁静,一搜查,居然可以抓到这么多暗藏的“可疑分子”。“阶级斗争”果然“一抓就灵”。

不断有新的“嫌疑犯”或如我一样“身分不明”者被抓进来。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叶子烟与汗臭味。我找了个角落,蹲在地上,把那顶“一颗红心”的破草帽盖在脸前。

过了约一小时,“红心”被一把掀开。

“起来,跟我走!”

像牢头提审囚犯一样,我被押到一间小屋。眼前的情景是电影上多次见到过的,只是没想到自己会身临其境,成为主角。

三位身着制服的官人坐在桌子后面仔仔细细地盘问、记录,我坐在一张木橙上老老实实地回答、交待。接着是搜身,把我那布挂包翻了个底朝天,连那顶“一颗红心”也被反反正正地查看了两遍。最后,“制服”们的脸色缓和下来。也许,是我外观虽像“流串犯”,但谈吐却流露出受过高中教育的“斯文味”。再说,也没搜出什么作案工具或造反武器或秘密情报。于是,主审官一挥手,“好吧,你先出去。”

我又被押回库房,仍在那个角落蹲着,后来,不知不觉睡过去。

突然,“大有作为”的草帽被第三次掀翻;又是一声吆喝犯人的断喝:“站起来!”我一时朦胧;反应迟钝,待到一脚踢来,才勉强清醒。

面前巍然耸立着一个身着雪白衬衣.摇着黑纸扇的大胖子,旁边两民兵左右护驾,显然是个当官的。可我不识相,竟也喝道:“吼啥子,要审几次?”

两民兵一把将我从地上揪起,死死抵在墙上,紧接着“啪”地给了我一掌“清醒”。

虽说我从小因父亲的政治问题受过不少屈辱,虽那时“制服”们对小民们“触及一下皮肉”是司空见惯兼小菜一碟,但陡然被人像鸡一样地拎着,莫明其妙地挨了一脚一掌,我仍觉血往上涌,浑身发抖。

“我又不是坏人,为啥把我当罪犯?”我挣扎着说,好容易才忍住没对那肥头大耳的圆脸一口啐去。

“哪个晓得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他妈的不老实,关你到黑屋住单间!”

“那为啥把我当坏人踢打?”我抓住卡住我脖子的手。

“把手放下来!”胖子厉声喝道。旁边的民兵献策说:“所长,把这家伙吊起来!”

这时,同库的难友警告说:“小伙子,莫要犟,这是啥地方!”

“放下来!”胖子又喝。

眼前的形势显然是鸡蛋与石头。我只得把手规规矩矩放下。看来,我决不属于那种“宁为玉碎,不作瓦全”的好汉。

那一瞬间,我也突然明白了我们为什么有“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识时务为俊杰”、“好死不如赖活着”等众多的表达相似内容的谚语。

胖子看来也不想再同我这种不堪一击的稀松蛋纠缠,库房里的气味和热浪使他再难忍受,他一边猛摇扇子,一边往门外迈步,临出门还丢下一句:“哼,不老实,查清了老子都得关你三天!”

同那时我的同胞们一样,我根本不知人权为何物,只觉得委屈,只觉得冤枉,只觉得冤枉委屈得想哭。

库房里的“囚徒”逐渐减少,殷勤的公鸡正在报道黎明。我惊惶不安,不知胖子会如何处置我。我把车票掏出来交给门卫看,并哭丧着脸说,一旦误了车,我没钱再买回城的车票,门卫似乎有些同情,但表示爱莫能助。这时,广播里传来美妙动人的《东方红》乐曲,这表明已是清晨6点,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多么渴望乐曲中那位大救星把我拯救出库房!

突然,门外一声呼唤:“哪个叫谭松?”

我一个箭步跨出门外,又来到那间审讯室,不知是祸是福。

“刚才我们打通了电话,查实了你的身份。”审讯官说。“你还是个共青团员,你应当懂得,现在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各类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狠狠打击……”审讯官口若悬河,我急得直看墙上的挂钟,最后,他终于说:“好吧,你可以走了,今后要改正你刚才那种恶劣态度,要知道,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相对抗决没有好下场!”

我早已被“教育”得毫无“对抗”之意,只急急如漏网之鱼,直奔放鸡的铺店。

店还关着,我把门捶得震天响。店老板睡眼惺松地打开门。鸡还在,只是不见螃蟹脸和瘦猴,我真想同他们告个别,虽然,他们看上去更像“坏人”。

赶到车站,重庆班车正缓缓驶出站门。我挥手大叫,车停下。我背着背篼就往上钻,不料售票员两掌把我推下来,“背篼不准上。”我急得几把扯断绳子,把鸡从背篼里提出来。五只鸡拼命挣扎,惹得同车乘客一片责骂。

车,总算载着我驶离了这座古老的(后来改变了我一生命运的)县城。

我晕车了,一阵一阵直想呕吐,但终于没有吐出,一直忍到今天。

注:此文写于1992年

木公的博客2008-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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