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夏天,离戊戌变法流产已近10年,离“预备立宪”诏书颁布也近两年了,清廷给各省官员下诏,要求他们切实筹备咨议局的选举。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报道,各地督抚毫无动静,因为他们压根不知从何下手,朝廷再三催促,他们才开始打听该怎么办。确实,在这块专制土壤极为深厚的土地上,毫无疑问咨议局是个新生事物,选举更是国人陌生的名词,官员无从着手,做惯了臣民的百姓更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当时的《月月小说》上曾发表过一篇讽刺“预备立宪”的小说,说有一个鸦片烟客,在烟馆里听说选举的消息,以为议员就是官吏,赶紧购置田产,以符合选举资格。因为咨议局的选举章程规定的选民和候选人资格之一,就是“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正是这一条限制,偌大一个中国,最后参与各地选举的人只相当于总人口的千分之四多一点。许多人即使能达到这个条件,也不承认,担心官府多征赋税,而且怕钱财露白,就算有些确认了选民资格的人对投票也毫无兴趣,放弃的很多。

这次选举的范围尽管很小,意义却极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由选票选出参与公共事务的代表,这毕竟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投票选举和代仪制都是人类伟大的制度发明,古老的中国引入这些形式本身,就是一幕值得欢呼、值得赞美的历史大戏。所以,咨议局的选举和运作都受到了外国人的高度关注,美国驻华公使评价说:“各地的选举未能刺激起人民的热心,合格选民仅有极少部分真正投了票。官府对议员选举的影响非常大,有些省份,迹近指派,此中以东三省最为明显。”英文《北华捷报》对山西和陕西的选举和运作表示赞誉。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访问过陕西等地的咨议局,那些选出来的议员们在禁止鸦片等问题上都有共识,他以赞许的口吻说:“良知和礼节是首次各省咨议局开会的特点”。日本人井一三郎向日本外务省提交的《咨议局开设之状况》中说:“以江苏第一,浙江第二,河南第三,湖北、直隶、河南、安徽、江西、山东诸省在伯仲之间”。

当时21个行省咨议局议员分配的名额,并不是按照人口的比例,而是按照科举制所取学额的5%分配,直隶、江苏、浙江、广东、山东五省名额最多,这个标准大致上是以教育情况定下来的。选举产生的议员平均年龄只有四十多岁,非常年轻,而且绝大多数都具有科举功名,有的曾经留学日本或在国内的新式学堂毕业,基本上代表了那个时代具有知识和教养的阶层,他们不仅是来自田间的读书人,其中一部分有从政经历,一部分有从事地方公益事业的经历,具有问政的能力,开会时秩序井然,质询、辩论,有声有色,并非只是扮演举手和鼓掌的角色。特别是江苏咨议局,张謇当选为议长,对督抚代表的强势的行政力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监督和制衡,当行政力量蛮横地对待对他们的监督时,他们曾运用集体辞职的方式表达抗议。

在科举制废除和新式学堂陆续出现之后,咨议局的诞生,意味着中国在通往现代政治的路上艰难地迈出了一小步,放在百年之前,这一步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尽管选举中有贿选现象,个别地方还出现了暴力,选民的表现也比较淡漠,但是沿着这个方向一步步走下去,路就会越走越宽。不幸的是,一个被既得利益蒙住了双眼的满洲上层集团,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一次次地拒绝以咨议局议员为中心发起的请愿开国会等要求,越是搞改革,反而越是把权力往皇族手中收拢,在“皇族内阁”出笼之后,咨议局代表的这条渐进变革之路实际上就走不下去了,历史等待着辛亥革命的发生。当然,就是革命之后,历史仍将回到议会选举的轨道上来,晚清咨议局走出的这一步仍不能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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