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先生：
拜读你在《北京之春》（第四期）的两封信，看到你老对民主运动及中国未来局面的探索如此认真，深为感动。我愿对你信中涉及的三个问题作出回应，不揣冒昧，乃以公开信方式陈述愚见，希望能展开进一步的研讨。就好比我又回了一趟台湾，与你老一面品茶，一面无所不谈的情景。
你信中质疑的第一个问题，你说：“……大陆于厌弃共产主义之余，千万不可盲从资本主义！盖资本主义主张以私人资本‘占有欲’来刺激生产，听任‘弱肉强食’与‘适者生存’，造成分配不平衡，贫富差距大，伏下社会动乱不安之危机。”
往下归结为“唯有民生主义才是不可抗拒的趋势！”
你这个劝告恐怕行不通，盖资本主义制度是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共取得大陆政权，最大失误，恰恰在于企图跳过这一阶段，跃向西方马克思设计的摸不着边的共产主义，以至半个世纪来国家没有进步，反而退到天怒人怨的蛮荒时代，受到历史无情的惩罚。台湾近二十年来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跻身四小龙之列，只因你家父兄顺应世界潮流，不违历史法则，放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果。
邓小平觉悟虽然慢了，但最终还是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无比威力。（我在一九八五年即在大陆宣传：中国必须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才是救国救民的药方。毛的错误就在于盲目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阶段。就为这一点持不同政见，本人被开除了党籍。）在一九九二年，他刮起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开绿灯的旋风，这一着果然灵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市场经济空前活跃，拜金潮冲击每个角落，外商投资源源而来，邓的所谓“旋风”，其实是资本主义大踏步向前迈进的不可阻挡之势。不过由于邓的出发点只是为了救共产党，不是救民，因此，他对社会主义体系啦，党专政啦，都舍不得丢弃，所以蓬勃兴起的资本主义受到党官、太子党、公主党的侵蚀、中饱、扭曲，资本主义的好的方面没有学到手，而资本主义的尔虞我诈和巧取豪夺倒发挥得淋漓尽致，故不能不是病态的、变形的，我们只得在“资本”前面加上“官僚”
或“封建”之类的形容词。果然不到一年，各种无法克服的危机还是发生了。
占有欲是财产私有制的人性的基础，我们反对的是占有欲膨胀到违法、诈骗、贪婪的地步。要靠法律、道德、舆论等等手段加以控制。你在信中谈到“均富”，民生主义允许在法律范围内展开自由竞争，在大家富起来的基础上从税收和福利措施方面进行适度的调节，也就是孙中山先生的节资资本，台湾正是这样做的；毛泽东怎样均富呢？他是削平大个子，让富人统统变成穷人，可称作“民穷主义”。民穷主义也是毛的一大发明，它的理论可归结为：“越穷越革命，富了会变修。”毛及他的伙伴们自己并不实行“民穷主义”，他们实行了共产主义中唯一行得通的纲领，叫做“各取所需”。我们不要毛式的均富，而欢迎台湾式的均富。
第二个问题，你在信中提出：你不赞成中国联邦或邦联制，而主张孙中山提过的地方自治。刚好在第四期《北京之春》上有一篇冷横眉的文章，标题是“联邦制的道路不可走”。此文章讲得有道理，他的论点与你的意见不谋而合。这里就不多谈了。
第三个问题，你对周舵的“社会和解渐进是中国唯一出路”（刊于《北京之春》第二期）表达了肯定的意见。本来对大陆未来的走向的预测，可以猜测纷纭，谁也不能说自己的猜测一定中头彩。当我研究了约有两千字的“社会和解渐进是中国唯一出路”以及他在《争鸣》上连载两期的“邓小平后的中国”的长文（今年七、八期）后，我不能不说：他所依据的事实材料不客观，不周延，因此，得出的结论，未必是正确的。比如说，作者不赞成中国发生苏联式的激进的民主革命，“急变的结果，很可能并不是有权威、有秩序、制度化的民主，而是多党暴政、暴民政治、组织真空、秩序瓦解，造成大饥荒、无法控制的犯罪和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同样的危言耸听又在“苏联的政治变革模式如果放到中国”之后又重复地肯定将付出如何可怕的代价。首先，苏联式的激进民主变革是不是引起了大乱？回答是：没有大乱，小乱难免，戈尔巴乔夫的下台，是广大苏联人民不满意他的民主改革不够激进，他重用了一大批苏联共党内的保守派。周先生罗列了中国不如前苏联的地方，一、人均资源；二、国民文化水准；三、经济发展水平；但他遗漏了最重要的两条，中国的农业改革保证了粮食副产品的供给，不致象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苏联有一百五十个民族，而中国只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汉族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再加之几个人数多的少数民族散居在西北边陲地区，由民族问题引起的内斗的可能性较少。
我并不赞成照搬“苏联的政治改革模式”，但认为用多党暴政啦，暴民政治或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之类吓唬人，是没有根据的庸人自忧和危词耸听。正如阮铭先生在他的题为“邓小平死后的大陆政局”一文（今年八月二日《世界日报》）中指出：“有一种所谓暴民政治，天下大乱，象一部题名为《黄祸》的政治幻想小说所渲染的恐
怖景象，近来海外舆论中不乏类似论调，目的是吓阻邓小平之后中国大陆可能出现的民主化进程。“
周先生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有自己的三段论法，第一段，说明中共非变不可，对威胁中共存在的合法性的分析；第二段：太快的变革，激进的变革不可取，否则就要流血成河，天下大乱；第三段：敦促中共主动寻求全面的和解，开放党禁报禁等，着重点在最后这段话：“必须说服中国人民，尤其是激进的民主派，在中共作出上述变革的前提下宽容中共，给出路，而不要一味地清算旧帐，惩办复仇。”
首先，他的第三段就行不通，我可以断言（不仅是预测），指望中共自我完善，主动开放党禁、报禁，就是对中共的顽固本质缺乏理解的表现，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特别是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上万学生苦苦哀求（有一帮人是长跪不起），要求中共首脑接受最起码的和解条件，而回答学生们的请愿是坦克、是机关枪的大屠杀。
只要当年屠城的领导班子还在执政的时侯，不论老邓死了或是活着，都不会主动实现第三阶段中开列的政治民主化的步骤，即使实行其中一条、半条都不可能。就象要求中共宣布对台湾不使用武力一样。
因此，只有寄希望于体制外的改革派与体制内的改革派的联手，共同为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奋斗，在这场斗争中，对中共内部的改革派、开明派是宽容的、欢迎的，对保守派和极左派，有些旧帐是必须清算的（如“六四”血案）。周先生所指责的激进派是不是体制外改革派或是主张“急变”者呢？如果我猜测的不差，那么激进主义改革派的路子并不错。而幻想“社会和解”的先生们却错了。因为社会和解是无原则的和稀泥的和解，正象我们主张稳定，但不拥护俯首贴耳，任人宰割的“稳定压倒一切”一样。
既然是一种预测，就是文法上的假定式，还有待今后的历史验证。但周文的标题用了“中国的唯一出路”的提法，就失之于武断，并且一开头就声明：我的意见“代表一批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我们的立论应靠摆事实以理服人，而不是靠人多势众，要靠逻辑的力量。故声明本人代表多少人云云，实为政论性文章之大忌也。
此信写得太长了，但对中国问题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可喜的现象。
祝健康长寿。
《北京之春》1993年10月1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