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先生:

拜读你在《北京之春》(第四期)的两封信,看到你老对民主运动及中国未来局面的探索如此认真,深为感动。我愿对你信中涉及的三个问题作出回应,不揣冒昧,乃以公开信方式陈述愚见,希望能展开进一步的研讨。就好比我又回了一趟台湾,与你老一面品茶,一面无所不谈的情景。

你信中质疑的第一个问题,你说:“……大陆于厌弃共产主义之余,千万不可盲从资本主义!盖资本主义主张以私人资本‘占有欲’来刺激生产,听任‘弱肉强食’与‘适者生存’,造成分配不平衡,贫富差距大,伏下社会动乱不安之危机。”

往下归结为“唯有民生主义才是不可抗拒的趋势!”

你这个劝告恐怕行不通,盖资本主义制度是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共取得大陆政权,最大失误,恰恰在于企图跳过这一阶段,跃向西方马克思设计的摸不着边的共产主义,以至半个世纪来国家没有进步,反而退到天怒人怨的蛮荒时代,受到历史无情的惩罚。台湾近二十年来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跻身四小龙之列,只因你家父兄顺应世界潮流,不违历史法则,放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果。

邓小平觉悟虽然慢了,但最终还是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无比威力。(我在一九八五年即在大陆宣传:中国必须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才是救国救民的药方。毛的错误就在于盲目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阶段。就为这一点持不同政见,本人被开除了党籍。)在一九九二年,他刮起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开绿灯的旋风,这一着果然灵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市场经济空前活跃,拜金潮冲击每个角落,外商投资源源而来,邓的所谓“旋风”,其实是资本主义大踏步向前迈进的不可阻挡之势。不过由于邓的出发点只是为了救共产党,不是救民,因此,他对社会主义体系啦,党专政啦,都舍不得丢弃,所以蓬勃兴起的资本主义受到党官、太子党、公主党的侵蚀、中饱、扭曲,资本主义的好的方面没有学到手,而资本主义的尔虞我诈和巧取豪夺倒发挥得淋漓尽致,故不能不是病态的、变形的,我们只得在“资本”前面加上“官僚”

或“封建”之类的形容词。果然不到一年,各种无法克服的危机还是发生了。

占有欲是财产私有制的人性的基础,我们反对的是占有欲膨胀到违法、诈骗、贪婪的地步。要靠法律、道德、舆论等等手段加以控制。你在信中谈到“均富”,民生主义允许在法律范围内展开自由竞争,在大家富起来的基础上从税收和福利措施方面进行适度的调节,也就是孙中山先生的节资资本,台湾正是这样做的;毛泽东怎样均富呢?他是削平大个子,让富人统统变成穷人,可称作“民穷主义”。民穷主义也是毛的一大发明,它的理论可归结为:“越穷越革命,富了会变修。”毛及他的伙伴们自己并不实行“民穷主义”,他们实行了共产主义中唯一行得通的纲领,叫做“各取所需”。我们不要毛式的均富,而欢迎台湾式的均富。

第二个问题,你在信中提出:你不赞成中国联邦或邦联制,而主张孙中山提过的地方自治。刚好在第四期《北京之春》上有一篇冷横眉的文章,标题是“联邦制的道路不可走”。此文章讲得有道理,他的论点与你的意见不谋而合。这里就不多谈了。

第三个问题,你对周舵的“社会和解渐进是中国唯一出路”(刊于《北京之春》第二期)表达了肯定的意见。本来对大陆未来的走向的预测,可以猜测纷纭,谁也不能说自己的猜测一定中头彩。当我研究了约有两千字的“社会和解渐进是中国唯一出路”以及他在《争鸣》上连载两期的“邓小平后的中国”的长文(今年七、八期)后,我不能不说:他所依据的事实材料不客观,不周延,因此,得出的结论,未必是正确的。比如说,作者不赞成中国发生苏联式的激进的民主革命,“急变的结果,很可能并不是有权威、有秩序、制度化的民主,而是多党暴政、暴民政治、组织真空、秩序瓦解,造成大饥荒、无法控制的犯罪和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同样的危言耸听又在“苏联的政治变革模式如果放到中国”之后又重复地肯定将付出如何可怕的代价。首先,苏联式的激进民主变革是不是引起了大乱?回答是:没有大乱,小乱难免,戈尔巴乔夫的下台,是广大苏联人民不满意他的民主改革不够激进,他重用了一大批苏联共党内的保守派。周先生罗列了中国不如前苏联的地方,一、人均资源;二、国民文化水准;三、经济发展水平;但他遗漏了最重要的两条,中国的农业改革保证了粮食副产品的供给,不致象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苏联有一百五十个民族,而中国只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汉族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再加之几个人数多的少数民族散居在西北边陲地区,由民族问题引起的内斗的可能性较少。

我并不赞成照搬“苏联的政治改革模式”,但认为用多党暴政啦,暴民政治或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之类吓唬人,是没有根据的庸人自忧和危词耸听。正如阮铭先生在他的题为“邓小平死后的大陆政局”一文(今年八月二日《世界日报》)中指出:“有一种所谓暴民政治,天下大乱,象一部题名为《黄祸》的政治幻想小说所渲染的恐

怖景象,近来海外舆论中不乏类似论调,目的是吓阻邓小平之后中国大陆可能出现的民主化进程。“

周先生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有自己的三段论法,第一段,说明中共非变不可,对威胁中共存在的合法性的分析;第二段:太快的变革,激进的变革不可取,否则就要流血成河,天下大乱;第三段:敦促中共主动寻求全面的和解,开放党禁报禁等,着重点在最后这段话:“必须说服中国人民,尤其是激进的民主派,在中共作出上述变革的前提下宽容中共,给出路,而不要一味地清算旧帐,惩办复仇。”

首先,他的第三段就行不通,我可以断言(不仅是预测),指望中共自我完善,主动开放党禁、报禁,就是对中共的顽固本质缺乏理解的表现,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特别是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上万学生苦苦哀求(有一帮人是长跪不起),要求中共首脑接受最起码的和解条件,而回答学生们的请愿是坦克、是机关枪的大屠杀。

只要当年屠城的领导班子还在执政的时侯,不论老邓死了或是活着,都不会主动实现第三阶段中开列的政治民主化的步骤,即使实行其中一条、半条都不可能。就象要求中共宣布对台湾不使用武力一样。

因此,只有寄希望于体制外的改革派与体制内的改革派的联手,共同为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奋斗,在这场斗争中,对中共内部的改革派、开明派是宽容的、欢迎的,对保守派和极左派,有些旧帐是必须清算的(如“六四”血案)。周先生所指责的激进派是不是体制外改革派或是主张“急变”者呢?如果我猜测的不差,那么激进主义改革派的路子并不错。而幻想“社会和解”的先生们却错了。因为社会和解是无原则的和稀泥的和解,正象我们主张稳定,但不拥护俯首贴耳,任人宰割的“稳定压倒一切”一样。

既然是一种预测,就是文法上的假定式,还有待今后的历史验证。但周文的标题用了“中国的唯一出路”的提法,就失之于武断,并且一开头就声明:我的意见“代表一批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我们的立论应靠摆事实以理服人,而不是靠人多势众,要靠逻辑的力量。故声明本人代表多少人云云,实为政论性文章之大忌也。

此信写得太长了,但对中国问题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可喜的现象。

祝健康长寿。

《北京之春》1993年10月1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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