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小戎:曾国藩的企图――天朝去往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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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小戎在望 拾我折戟 2019-05-15

(轻俊少年恭亲王)

1865年,来到权力顶峰的恭亲王忽然被一位小小的翰林院编修参了一本,"揽权纳贿,徇私骄盈"。几天后,他被革去一切职务:议政王、军机处领班、总理衙门领班、内务府及宗人府统领。恭亲王被迫痛哭流涕地跪在皇太后脚下请罪,才被恢复内廷行走,并继续领班总理衙门。他与曾国藩之间的暗斗两败俱伤,谁才是帝国真正的主子?至此已一目了然。

曾国藩与他的学生、首席幕僚赵文烈长谈至二更,对恭亲王这位"貌非忠厚,难以震慑群臣"的"轻俊少年",他们都不存多少好感。那帘后的"女主"又是何人?德行可堪?赵文烈应对道:"三代之后,论强弱,不论仁暴;论形势,不论德泽。"

(赵文烈)

赵文烈对中国历史寒冽的总结,更是对后世悲惨的预言。我们一次次看到强暴的势力推翻先前相对温和的统治者,然后再被下一个比他们更暴强者推翻;一次次看到国际风云对中国历史根本性的影响。

在多年以后,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著作《图腾与禁忌》中发现:远古人类反抗专断父权的斗争,其后果都是制造出更大的专断。一位弑父的儿子,因为不具备父亲的先天权威,为了压服他的兄弟们,他必须比被弒的父亲更加专断。弗洛伊德推论:社会革命只会制造比传统压迫者更严酷的压迫者,因为革命者们缺少传统社会所可的权威,为了压服传统社会的抵抗,他们必须用悍力来弥补权威的不足。反复多次之后,权威将完全来自悍力而与成俗、惯例再无瓜葛。

弗洛伊德及其后一系列伟大心理学家们的研究,对大多数严肃的政治哲学派别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人们认识到传统不可能被激进的革命行为所摧毁,那是一张巨大的网,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潜藏在人们的无意识状态中,当人们试图去认识它的时侯,所能认识到的只是它极小的一部份。当激进势力试图摧毁传统时,他们实际上在从传统的另一部份中发掘力量。就象弑父的儿子,他所使用的是自小从父亲那里耳濡目染所学来的摆布人的手段,它需要摧毁父子天性来抹杀兄弟们对亡父的思念,他将成为后辈更加痛恨的弑杀对象。父子温情随着弑父行为的不断发生而消散了,只剩下父亲对儿子的摆布手段却越来越高超,儿子对父亲的仇恨越来越强烈。

(弗洛伊德)

摧毁传统的行为只会使传统的另一面得到放大,在实际行动中,它是在调动传统中暴戾的一面来对付传统中温存的一面。旧传统的改革是一场温和渐进的过程,只能交给上帝来裁夺或曰天演,非人力可以能及。人力所能做的,就是认识到自身的微茫和渺小,克制自己的干涉欲,尽可地减少对文化、宗教尤其经济领域的干涉。

曾国藩已经渐渐意识到自己的努力终将失败,他试图恢复一个静态、崇尚简朴的农业社会。靠一套礼法秩序使下层乐天知命、风俗淳厚,上层克己守礼、清廉公正。但传统儒家社会蔑视技术,更不可能组织起工业以获得可以与洋人匹敌的技术和军事实力,英法故然以通商传教为目标,但谁也无法保证日后不会有一支志在征服中国的舰队袭来,那时该如何招架?儒家注定无法在新世界里立足。

赵文烈的应答告诉曾国藩:抛弃儒家理想,拾起另一脉古老传统:法家。

和儒家向往的男耕女织家庭自足经济和简朴的行政相比,法家强调打造一套强力的国家机器,调动国家的力量强有力介入社会生活,尤其是以国家的力量重组社会资源,提高生产能力和军事动员能力,即所谓"富国强兵"。

后世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按着赵文烈的预言向前滚动。儒家追求一个静止的世道,而法家则追求由政府驱驶着人民不停地向前,目的是要使国家越来越强大,直到吞没所有的敌国。当天朝上国的世界观破灭,中国必须接受一个不断变动的世界时,法家明显比儒家更合拍。

儒家的信念在曾国藩时代就已经动摇了,但只有少数几个具备全国性视野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绝大多数眼界仅限于一乡一土的读书人们仍浑浑噩噩。曾国藩所领导的"中兴",根本策略就是给予他们特权,维护他们作为地方领袖的地位。这种策略在对付国内叛乱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随着叛乱逐渐被平息,中国重新归于皇权之下。比平叛更加深刻的任务――如何与新世界打交道――摆到了面前。

(爱国学生们的精神内核,又何尝不是家国天下式士大夫情怀?)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无非有三种:对抗、竞争和融入。即便是这少数几位具备全国性视野的人,对世界的了解也非常匮乏。承认在炮舰背后有一个更高等的文明并谋求融入它们,并不在"中兴诸臣"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们在对抗与竞争两者之间面目模糊地摇摆,又时又陷入无力自保的苦恼。他们的终级目标似乎是使中国重新获得领先地位,而摆在眼前的一个现实困境是:与英法交好不要再挑起争端自惹其祸。显然,无论是对于远期目标还是眼前困境,回到曾国藩曾经想象中的那种静止的耕读世道,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更有可能孕育巨大的祸端。

曾国藩是个固执而充满决心的人,这也是他领袖力最重要的来源,他不会轻易怀疑那些传统信条,那些信条中所推祟的忠信,既是和外国和平相处的原则,也是带领中国走上世界之巅的根本。但儒家卫道士们必须抛弃一些东西并寻找新东西来补充自己,打造出一种新的士大夫文化,引领中国向前。

持这种观念的人并非仅有曾国藩一人,他也远非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但他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人。其他人的影响力都无法与他相比。因此将曾国藩视为儒家改革派开山鼻祖是合适的。然而思想观念的转变必须附着于政治权势,这种可悲格局已经预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失败。

对儒家改革派的研究至今还没有引起国内学界的普遍重视,但国外汉学界却视之为中国近现代史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简言之他们是在保持传统士大夫情怀的同时,继承中国的外儒内法传统,并接受新的理念尤其政治理念。这类人物普遍存在于后世中国的各种政治派别之中,"儒家改革派"与后世中国的各个政治派别都存在着深刻而复杂的联系,甚至当今的**派,也难免沾染其俗。他们的可悲在于仅知道需要改变,而不知道需要变成什么?能点起他们热情的是家国天下的情怀,而非自由的召唤。他们盲人摸象一样在新世界里寻找一种与自己存在着内在共鸣的观念,来取代旧的纲常义理。他们最终找到了自我毁灭。

在曾国藩的时代,从法家传统中寻找力量来补充儒家,是最合乎情理和时势的自觉反应。当曾国藩还在犹豫之际,因他的提拔而飞速晋升的两位继承人――左宗棠和李鸿章――已经开始行动。虽然曾国藩明显地偏心于李鸿章,把包括上海在内最有战略意义的两江总督职位及江南制造局给了李鸿章,但要强的左宗棠却在福州先声夺人建立起马尾造船厂、福州水事学堂。他和法国人的关系很好,这位那个时代最具远见的政治家决心把福州打造成另一个上海。

关于左、李洋务的历史评价,要么对他们的失败冷嘲热讽,要么相当敷衍了事地给予一些赞许。其影响当然远远深刻于那些风评,展开将是另一个宏大的题目。无论如何,改革中国传统的努力,从刚开始就走上了国家控制之路,它必将与善良人们的愿望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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