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果:头号战犯毛泽东——从国共和谈到血腥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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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

——毛泽东

你纵可矇世人于一时,骗个别人于一世,但休想把天下人永远矇骗下去。

——亚伯拉罕·林肯

一、从“桃子该由谁摘”说起

毛泽东有关“桃子该由谁摘”的狡辩在中国大陆流传甚广,凡受过小学教育的学生,大概都在语文课堂上朗读过“伟大领袖”这篇义正词严的声明。那时候我们小学生谁会怀疑毛主席说假话,都以为八年抗战中,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官兵确实躲在峨眉山上,而侵华的日本鬼子,当然就像小说和电影上演义的那样,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游击队发动地道战和地雷战打垮的了。针对毛信口胡诌的“峨眉山”,毛选编者更予以坐空落实,详为注释说,那山“实际上泛指中国西南、西北部的山区。自1938年武汉被日军侵占以后,蒋介石自己和他所指挥的很大一部分军队就躲在这些山区里,坐视解放区军民同日本侵略者作艰苦的斗争。”1 此类在毛时代矇骗国人的谰言早已不攻自破,2005年大陆隆重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连胡锦涛总书记都不得不在他的讲话中宣称,“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对国民党的抗战功绩,从向来的完全否认转变到开始承认,中共的宣传口径毕竟调整到稍有进步的程度。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具体战绩到底如何,胡锦涛的表述仍让人觉得含混其词和过于笼统。时至今日,官方版的党史已败露得千疮百孔,再继续重复国民党消极抗日的论调,无异于反讽中共自己,对他们来说,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多做些掩盖自身抗战劣迹的工作。官方因此对国军的抗战功绩开始作有限度的表彰,好顺便把共军也拉进去评功论赏,平分秋色。这就是中共今日修补历史,以维持其合法地位的诡变伎俩。

毛泽东当初的那些讲话不管多么强词夺理,置诸今日的语境,已很难抵赖摆在我们面前的统计数字。数字的对比就是不言自明的结论。国军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激烈会战多达二十二次,大型战役一千多次,其他战斗近四万次。正是通过这些伤亡惨重的战斗,中国的抗日战场坚持了八年之久,硬是把一场被认为打不赢的战争撑到了最后的胜利。中共在敌后作战,其目的在于建立根据地和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们固然也发挥过牵制敌军,挫伤日伪,辅助正面战场的作用,抵御过不少由他们那些偷袭日军的小动作招致的大扫荡,但无论是蒙受的牺牲还是获得的战果,都远不足以同国军相比。国军在抗战中阵亡官兵一百三十二万,其中包括二百零六位将军。共军阵亡约十六万,地位较高的将领中仅有二人阵亡。至于中国军队总共毙伤了多少日军,国共两方面的统计数字均有不少水分,尤其是敌我双方负伤人员的数字,尤难作出确切的统计,故在此均可存而不论。参考日方公布的日军死亡总数二百一十二万,除去被美军、英军和苏军击毙的人数,中国军队击毙日军约为四十七万,其中为共军所毙者至多五万。与通行的统计数字相比,这一数字很可能被认为偏低,但却更接近实情。2 至于双方击毙的日军中各有多少人为高级将领,不同的统计数字出入更大,行文中实难以繁琐细究,但总的来说,同样是死于国军之手者远多于共军。这样看来,无论就双方牺牲的人数而言,还是就各自击毙的日军人数而言,国军都比共军多八倍以上。

数字毕竟是胜于雄辩的,毛泽东凭什么说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军队“袖手旁观”,“一担水也不挑”?又凭什么贪天之功以为己有,说共产党八年来“解放了大量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毛泽东最为诡诈的反动修辞便是处处拿“人民”这个用语做遮谎的盾牌,并自封为人民的代表,而且自始至终,都把中共的利益和胜算一律冒充在中国人民的名下。他所谓“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于人民”这一连串狡赖的说法,便明显把中共集团以外的抗日力量排除在他所谓的人民之外,而真正作为人民大众的四万万沉默群体,反倒被毛泽东瞒天过海,任他们中共集团全面掉包。难道只有共军中打仗的官兵来自“人民”,国军的官兵都来自大地主、大资本家,因而不属于“人民”吗?“人民”这一弥天的冠冕已把中国人民蒙蔽得太深太久,对毛泽东此类反动修辞,我们处处都应从“反面”读解。这就是说,凡是他声言“人民”如何如何,实际上都是在包装他们中共集团。

毛这场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摘桃”动员报告作于1945年8月13日,身为莫斯科耳目的弗拉基米洛夫随即做出迅速的反应,弗氏次日便在日记中狠批毛的诡诈,说毛“尽可以天天说谎,年年说谎,但却不可能永远说谎下去。”弗氏同时还指出,“这场震撼中国的大革命本身即含有求真的奋斗,”他说他深信,“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取其所求。”3时至今日,曾一度修炼成精的毛泽东已逐渐露出其卑劣的原形,包括笔者“还原毛共”的工程在内,近年来大量评毛批毛和重写党史的论着所持续从事的,可以说即属于中国人民求真的奋斗。真相的显示犹如拨云见日,真相一旦光照天下,成精的妖孽自然会在现出原形后扑地而灭。

二、抢先发动“摘桃战”

那一年8月6日,美军投下原子弹轰炸广岛,两天之后,苏联即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趁势出兵东北,在十数日的猛烈进攻中,对七十五万关东军发动了毁灭性的打击。原子弹的致命一击和苏军参战极大地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天皇及其政府不敢再坚持他们那“一亿总玉碎”的顽抗,在8月15日宣布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盟军中受降的中方代表当然是中华民国政府,而非并无合法地位的中共集团。但一向“无法无天”的毛泽东并不理会盟军在美国“密苏里”战舰上履行的那一套手续,他向他的党军宣称,中国人民已经把解放他们的“权力委托给能代表他们的、能忠实为他们办事的”共产党了。因此在8月13日的动员报告中,他及时发布命令,敦促共军抢先去摘能摘到手的那“一批中小桃子”。毛泽东作报告写文章,惯于操持煽动怂恿性的比喻,所谓“摘桃子”,就是抢先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具体的做法是:突击行动,与国民党争夺受降权,尽量从日军手中缴获先进武器,占领更多的地盘,把共军在抗战中从未间断的“鬣狗行动”急剧升级,扩大为“解放全国人民”的正义之战。毛泽东现在已有恃无恐,他多次扬言,“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万民兵。”强大的枪杆子已撑硬了他的腰杆,他一面摆出敢打内战的强势姿态,一面发动争民主求和平的宣传攻势,同时把挑起内战的罪责全推到蒋介石身上。抗战八年中从未间断的“摩擦”和“打顽”如今改称“摘桃”,斗争的形式也从被动还击转向主动进攻。抗战终于结束,廝杀却并未停止,一场更血腥的“摘桃战”就这样在国共两军间恶性互动起来,把美苏最担心发生的,国共两党内很多人士都试图避免的,全国人民特别反对的内战一步步推向全面爆发的边缘。

对毛泽东来说,抗战胜利的伟大意义并不在于国家与民族的浴血重生,不在于基本上终结了自晚清以来遭受列强欺淩的国耻,也不在于全国人民和各党派团结一致,努力实现战后的和平建国纲领,而在于中共集团已转危为安,由弱变强,具备了抗衡国民党的军事、政治力量,拥有了进一步乘胜追击,打天下坐江山的革命资本。早在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就在阅读一份报告时随手批示道:“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那正是国军与日军在贵州和广西一带鏖战的日子,中国大地上炮火连天,血肉横飞,抗战的胜败尚未见分晓,稳坐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已急不可待,把他摘桃的手伸得老长老长。在六届七中全会上,毛公然告诉与会者说,美国记者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都认为“天下是我们的”。接着他预测出未来的三种可能性,特别强调第三种可能性是以中共为中心,并向与会者详加描述说,“我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更加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讨论党的七大路线时,毛泽东更明确提出“解放全国人民”的“人民战争”。他说:“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所谓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基本上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4 正是本着他利用“农民军”打天下的一贯战略和终极目标,对于国民党方面让共军“就原地驻防待命”的指令,毛泽东立即回电批驳,拒绝执行。原来的“抗日根据地”,他现在一律改称“解放区”,大大小小的解放区那时已遍及从辽宁到广东,从山东到陕甘的十九省之多。在苏联出兵东北之后,毛更于8月20日命令华北根据地抽调大量兵力,尽快开赴东北,乘红军占领东北之机,领先夺取东北的各大城市。自从逃出苏区,踏上西窜之路,毛泽东从未断绝“打通苏联”和争取“飞机大炮”的念头,只要能一举颠覆国民党的政权,他随时都做好了与苏联红军里应外合的准备。在布置进军东北的同时,毛还向华中局和华北局发令,要求前者组织数百万农民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夺取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要求后者组织北平、天津等地的市民武装起义,配合八路军夺取平津一带的城市。5 那时候毛泽东实在是摘桃心切,其猴急的情状一时间达到利令智昏的地步。他明知道没有外援和机械化武器装备是共军严重的缺陷,但他按捺不住自己的夺权冲动,又想搞一次军事冒险,以期尽快占领更多的大城市。6 偏不巧就在毛头脑发热之日,莫斯科发来一封电报,斯大林再次给他当头泼了盆冷水,弄得他十分恼火,却又倍感无奈。

该电文用的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实际上传达的是斯大林的旨意。

大老板警告毛泽东说:“中国一定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要毁灭。”来电并要求毛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迅速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7 苏联红军反攻柏林途中,解放了一批东欧国家,其中有不少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游击队都在红军扶植下夺取了政权。法西斯在欧洲败阵后出现的这一“新生事物”对毛泽东大有鼓舞,他也盼望苏联红军能像援助保加利亚共产党那样武装介入,直接帮中共武装夺权。没想到莫斯科这封电令突如其来,展开一看,圣意难违,一下子打消了毛泽东兴奋的狂想。斯大林显然是要中共步法国共产党的后尘,放下武器去走议会道路。这正是毛所说的三种可能性中最不乐观的那一种:中共得向蒋介石交出军队,毛及其同僚都要去联合政府内当官。斯大林的干预和指令让毛十分生气,以致他多年后提起此事仍耿耿于怀,多次把史大林此举作为“整他”的实例,抱怨斯“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并把斯比成不许阿Q革命的赵太爷。由此可以想见,毛泽东当初被迫到重庆与蒋介石和谈,心里头曾经何等的窝火。

三、美苏军援及其对国共的牵制

作为一个外国人,史大林现在何以表现得比毛泽东还更加关心中华民族的存亡问题呢?就毛不惜打一场内战的蠢动而言,毛的缺乏国家民族关怀是显而易见的,他因而对史大林的关怀颇感意外,一时间尚摸不透大老板的用意。毛泽东囿于其延安窑洞的土见识,讲话中一再贬抑原子弹的威力,把日本的迅速投降多归功于苏联的出兵东北。毛夸大苏军功劳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他指望苏军占领下的东北能从速转到共军手中。有关美、英、苏三国雅尔塔会议的情况,毛其实早有所闻,那时候他一味为共军可开到东北与苏军并肩作战而高兴,并不在乎苏联对中国的主权侵犯到多么严重的地步。8 至于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显然尚不完全清楚其内容,更不知道斯大林对他们毛共和国民党政府分别持什么态度。雅尔塔会议后,赫尔利反美途中曾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面,斯大林答应赫尔利同美国一起“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政府”,并表示“无论战时战后都愿尊重蒋主席在中国的领导地位”。至于中共,斯大林指责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是土地改革者”。9 由此可见,至少在斯大林与美国人图谋“雅尔塔密约”那一段时间内,莫斯科并无扶植中共全面夺权的计划。几个月之后,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成功爆炸,核威力的确威震了这位布尔什维克的头子。他有他通观全局,权衡利弊的头脑,其深远的思虑岂是好说大话的毛泽东所可企及!那时候斯大林实在担心,美国和苏联若因介入中国的内战而互起冲突,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连俄罗斯民族也难免遭到毁灭的厄运。斯大林其实更比美国人害怕被拖入国共内战的漩涡,应该说,这才是斯大林最主要的关怀。

中国自晚清以降,根本的问题在于自身的积贫积弱和内部的分裂,各个武装化的政治集团都在为壮大自身的势力争取外援,分别去投靠他们可以依赖的列强。从孙中山联俄到中共甘当共产国际的在华支部,再到蒋介石亲美,都是在既缺钱又少武器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外伸手。日本侵华后,国民政府无力单独对付强敌,只好四处求援,竭力去联合国际上可能争取到的反日力量,不幸在得到外援的同时也受到援助国多方面的牵制和困扰。因为国际间的援助和示好并非出自单纯的慈善人道或私自的情谊,每一项外援都与援助国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抗战初起,英美均无意军援中国,国民政府之所以独能得到苏联的援助——低息贷款二亿五千万美元,提供飞机一千架,派遣约两千名飞行员和五百名军事顾问——,完全是因为那时候帮助中国对苏方大大有益。中国的抗日战争打得越激烈,苏联的远东地区便越安全。日军深陷中国战场的泥潭,苏联才得以抽出兵力去集中对付来自欧洲的战争威胁。莫斯科唯恐蒋介石与日本谋和,因此才逼迫中共与国民党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外交原则向来都很讲究实际,不容你弱国有丝毫争辩,面对强权世界的冷酷现实,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只能徒唤奈何,生他们各自的闷气。

至于美国,毕竟远处大洋彼岸,对发生在东亚的战事,自然在最初持孤立主义的态度。只是随着日军的军事行动日益损及美国在华的利益,美国才联络英、法两国,公开向日本强硬表态,坚称要维护他们在远东的权利和义务。1941年4月,苏联为免遭日本与德国的东西夹攻,暗中与日本签署中立协定,宣布“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公然侵犯中国主权,转眼间就背弃了国民政府。接着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自顾不暇,更不愿得罪日本,随即终止了对华物资援助。《日苏中立条约》的签署也解除了日军在远东的后顾之忧,直接促成日军大举南下的行动。随着日军南下进犯东南亚各国,明显摆出与英美决战的姿态,美国对抗日本的态度才进一步明朗。经国民政府反复游说,罗斯福始对华有所亲善,签署了支援中国的《租借法案》,开始有限度地军援中国。但与此同时,美国仍在与日本商讨“日美谅解临时协定”,打算对日作出某些让步,明显有“牺牲中国、绥靖日本”的倾向。由于此协定也损及英国的利益,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美国对日的态度才被迫转为强硬,对该协定作出修改,要求日本从中囯和印度支那全面撤兵,放弃在中国的特权,最终激发了日本对英美不宣而战的决定。紧接着珍珠港在年底挨炸,美国终于在对日宣战后正式与中国结盟。因为美军要在中国修建很多机场,要从中囯起飞去轰炸日本,还指望中国战场拖住更多的日本兵力,更要把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调遣到缅甸协同英军作战。国军一面以血肉长城死战日本,蒋介石及其政府一面为配合美国和苏联的需求而被掣肘在十分彆扭的对外关系之中。

就以上的事实来看,美苏两国在援华事务上显然都基于各自的利益,而且都是在战事一步步恶化的形势下迫不得已,一时间被拖入了援华的事务。对国民政府来说,在那种危急时刻,能争取到贷款和军火已属很不错的结果,哪还顾得上争辩其中的是非与曲直?但比较而言,苏联在处理敌对还是结盟的问题上缺失起码的道德底线,因而常玩弄两面派的手段。美国则态度明朗,敢做敢当,一旦介入战事,就坚守不与邪恶轴心集团妥协勾结的立场。斯大林的行事却与之相反,他不惜背信弃义,为趋利避害而两头游走,随风转舵。总的来看,对比英国的极度自私和漠视中国,以及苏联的包藏祸心和反复无常,反观美国在援华事务上的不少作为,应该说还算比较切实,多少有那么几分仗义。如果不是罗斯福一再推举和竭力斡旋,开罗会议上根本就不可能有蒋介石的席位,中国更无缘跻身世界“四强”之列。在蒋介石绊绊磕磕,勉强参与了开罗会议的整个过程中,邱吉尔始终都在竭力阻挠,一再抵制,斯大林更因不屑与中国平起平坐而缺席了那次重要的会议。由于受到罗斯福的全力扶助,蒋介石总算为中华民国争取到国际上的那点名分,并趁势为国家讨回了自晚清以来丧失的部分主权。不幸他代表的这个大国那时候实在是太贫太弱,致使他在整个会议期间,身处名不副实的窘境,隐忍了满腹难言的辛酸。10

美国人对中国的仗义毕竟有他们的限度,“雅尔塔密约”的达成就是一个明证。三巨头雅尔塔会首时,研发中的原子弹是否能派上用场尚属未知。这就是说,要彻底击溃日军,美军势必要登陆中国或日本本土作持久的血战。为避免美国子弟兵陆战中付出太多的伤亡代价,美国政府一直要求苏军出兵远东战场。斯大林似乎不像罗斯福那样舍不得牺牲自己的军队,但他对美国人的交易提出了很高的要价。从苏联自身的利益来看,斯大林当时并没有漫天要价,因为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原先就有他认为本属于苏俄的利益,而外蒙古事实上已由苏俄控制多年。罗斯福为争取苏联出兵,在并未通知蒋介石的情况下就自作主张,拿中国的主权与苏俄作了交易。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雅尔塔密约”:苏联租借旅顺军港;大连商港国际化;中苏共管经营中东、南满铁路;苏联在东北的特别利益应予保障等等。这个密约的内容对国共内战全面展开后的战局影响深远,纵观后来的事态发展,不能不令人在此再作一“反事实”的假说:假使没有苏联红军出兵东北那回事,解放军靠“小米加步枪”打胜内战的光辉历史就要全部改写了。

四、蒋要毛先交出军队,毛要蒋先放弃政权

苏联和美国在援华抗日事务上的贡献固然功不可没,在制止国共内战上所作的努力也不容否认。不幸在事态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国内局势在国际局势的牵扯下苍黄反复,友邦的插手常把事情弄得似是而非,致使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对美苏的介入有各自的不满,所有这一切真应了“恩多怨多”那句古老的俗话。那一系列恩怨恩来怨去,最终竟导致两个截然不同的后果,让读史论史者对历史的或然性甚感迷惘,很难就是非成败作出简单绝对的分辨。苏联促成的“联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确缓解了苏联的远东危机,最终也帮了中共的大忙,而美国一厢情愿的联合政府以及一再介入的调停和谈却出力不讨好,反给国民党帮了倒忙。

在毛泽东亲自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之前,国共双方早已有过多次谈判,和谈的目的始终都是为制止武力冲突。西安事变前,国共即开始谈判,那时候红军困处陕北,中共迫切要求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完全是为了摆脱蒋介石的围剿。蒋则坚决要求收编红军后再一致对外。后来发生西安事变,仅造成红军与国军形式上联合的局面,不只从未实现军令、政令的统一,反倒给中共营造了寄生的温床,致使其武装力量“滋蔓”到“蔓难图也”的地步。从此以后,此起彼伏的“摩擦”中穿插上大大小小的国共谈判,双方一直在中共的兵力应保存多少个师的问题上讨价还价,扯皮不休。形势有利于国民党时,蒋介石就把价压得很低;形势有利于共产党时,毛泽东就把价提得很高。双方就这样谈来谈去,从蒋介石同意合编共军十个师一直纠缠到毛泽东非坚持保留四十八个师不可。国民党的如意算盘是想通过和谈削减以至取消中共的武力,可惜越谈判下去,中共的兵力越发壮大起来。在整个的和谈过程中,毛和蒋都把事态的前景看得十分清楚。毛坚信,“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他在重庆谈判时即对民社党领袖蒋匀田明言:“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蒋因此断定,中共的“野心在逐步夺取政权,欲放弃既拥之武装及侵占割据之地盘,真正服从军令、政令,势不可能。”11 邓野把这一和谈的怪圈称之为“民国的政治逻辑”,他明确指出,“和谈本身就是武力的产物,然而,和谈的本质却又在制止武力,这样,也就产生了一个头足倒置的关系:以武力的产物——和谈——反过来剥夺这个产物赖以存在的依据——武力。”12 结果是和谈不但未能消除武力对抗,反而在不断加剧对抗的趋势。

针对国民党合编共军的军队国家化方案,中共坚持政治民主化的主张,反过来要改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在民主改革的问题上,国民党一直处于守势,因而显得很被动,受到的挑战远大于中共。罗斯福早在开罗会见蒋介石时即建议蒋与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搞联合政府,后来赫尔利又跑到延安与毛泽东见面,拿美国人的头脑理解共产党的民主诉求,结果粗心大意,落入毛的圈套,草草与中共签署了那五条协定草案。中共于是藉势美国政府的支持,一时间摆出领军民主的高姿态,他们发宣言,提建议,大肆操纵舆论,蛊惑得美国人和国内各民主党派都相信,似乎真有那么一个理想的政治结构可经和谈建立起来,而且最终能够把中共连同他们的武力容纳进去。国民党迟迟不实施宪政,扼制各党派的民主要求,全都确属事实。但必须指出,中共的民主诉求却另有他图,与其他民主党派所理想的那种局面不只相差甚远,甚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民主党派并没看出,民主只是中共争取舆论支持的攻坚策略。中共的立场向来都是丈八的灯台,只照远不照近,他们的民主牌纯粹是单方面打给国民党政府的。在赫尔利所签的延安协定草案中,第三条有关民主自由的规定,基本上抄袭了罗斯福获选总统后在国情咨文中的内容,赫尔利等于把美国人自由民主的观念授权给中共公开发表,让中共接掌民主咒语的利器,一下子把蒋介石诅咒得招架不住,无从还手。

协定中的条文的确说得不错,什么“确立正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什么“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照抄罗斯福语)等等……这些要求站在共产党代表人民的位置上向国民党进言,当然理直气壮,谁也不能说那要求不合理不对头。然而如果把他们说尽的好话收回来,交给早先苏区和当时根据地内一切受中共压迫剥夺的民众,还有进入延安受到打压迫害的知识分子,以及党内受排挤的干部,让他们也去向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提出同样的要求,也严正地要求他们的种种自由和权利,那又会是什么情景?会得到什么反应?美国人和民主党派显然不晓得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整顿《解放日报》的情况,毛氏新闻学五条原则中的每一条都严厉限制言论、思想和出版的自由,都是打压党内外干部以及人民大众自由表达的紧箍咒。更不要说在多次肃反运动中,毛泽东都一手策划,有计划地制造了大量的冤抑。中央苏区的经济以及平民生活遭到红军巨大破坏的情况已如上述,可以说红军打到哪里,就给哪里制造了贫困。包括当时边区政府统治下的人民在内,也根本谈不上有所谓“免除贫困的自由”。对生活在“解放区”的居民来说,“解放”一词不啻为极大的讽刺。细读萧军的日记,即可找到很多作者亲历的见证。1943年11月10日至1944年3月6日,萧军携妻子儿女,到距离延安十几里地的川口区碾庄等村庄,做了四个月农民。在这块“解放”了七八年的郊区土地上,他们看到的农村景象以及农民对边区政府和共产党的印象被如实反映如下:

此地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一个女孩没裤子穿。

晚饭后到村长家,他那个小儿子问我:“你又来要什么来了啊?”……孩子这话给了我启示,这说明,“公家人”到百姓家中是“索要”没有给予。

看到农民们辛苦的获得一粒粮食,由早到晚,却被一些革命的痞子和奸细吃了,这使我非常痛恨。

离延安仅十几里路的村庄,竟像隔了千百里,这里的人民除开送粮草的义务以外,似乎什么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宣传也接不到,看不出他们和这革命政府有什么思想、感情等联系。没有报纸,没有经常的宣传,一句话,看不到政府的工作,党的工作在哪里。

我很不敢问一些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他们总是诉说公粮的数目多,而我又是吃公粮的人。

这里的居民只感到对公家尽义务的负担,却不见权利的享受,……这里的人民对于共产党和政府是没有思想、感情上的连结的,他们只感到“谁坐皇帝给谁纳税!”

第一年六斗,二年一石五,三年三石,七千贷金——这是李老汉的纳粮。他是李鼎铭的孙子辈。13

萧军目睹的诛求和剥夺,完全是中共军事割据造成的恶果,他们却把人民的贫困处境和遭受威胁的账都算到国民政府的头上,更挺起为民请命的胸膛,要求国民党为收拾他们的烂摊子而施行仁政。

五、中共的革命法统外在于中国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他以专断的口气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最忠实的代言人,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共产党凭什么代言中国人民?是人民选举他们做代表的吗?毛泽东从不考虑有多少选民会选他们代言的问题,因为他相信枪杆子可以制造一切。仅据他说出的这些大话,即可证明他无视民主的原则,只是在盗用和滥用民主,惯于拿“民主”和“人民”之类的说辞威胁敌对势力罢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是什么性质的政府,按照毛的界定,那“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所谓“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之类的用语,和“人民”一样,在毛泽东口中,都是共产党的替代词。包括中共对外宣传的解放区政府“三三制”——根据地政权的成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也都是为统战而做的表面文章,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民主因素。罗隆基那时即指出,“解放区的民选政权”纯系“共产党包办”。一个一切都由党中央操纵,靠军队维持的政府,一旦搞起运动,即可无法无天地整人和杀人,你还能指望他们会有什么真正的民主!不要说在延安,就是在陪都重庆,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都不容异己的言论,试图推行其话语霸权。针对此初露的狰狞头角,殷海光当时就预言说:“若共产党一旦掌握中国政权,他们所能毫不吝惜地给予我们人民的唯一民主自由,就是‘无条件地赞成共产党底一切’。顺吾者存,逆吾者亡!”因此,殷海光断言,“无论从理论上考察,或从实践上考察,共产党本身是不民主的,共产党本身不民主,可见他们口口声声说‘实行民主政治’,完全是骗人的。”14 毛泽东也不讳言中共的长远目标,他承认新民主主义只是暂时的过渡,并在七大报告中明言,“我们将来的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明确地指出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15

正是这个被毛泽东描绘得“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在后来的实施中败露出罪恶的原形,乌托邦噩梦导致千百万地主、富农被斗被杀,近百万人被蓄意打成右派,三四千万人活活饿死。早在与苏方代表签署宣言之日,孙中山就声明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蒋介石访苏归来,即已看透苏俄扶植中共的包藏祸心。中共的来源和本质既已如此,因而不管谈判多少次,也不管谈判到什么程度,都很难组成一个可将他们容纳进去的联合政府。这也是蒋介石及其中央军能够不断收编各路军阀,一步步统一了政令和军令,却始终难以收编共军,也不可能把他的政令和军令统一到共产党身上的根本原因。所有这些武装化的政治集团都曾被梁启超斥为“乱暴势力”,梁之所以在所有的“乱暴势力”中唯独对中共斥责最凶,揭露最深,就是因为他发现中共制造的动乱处处都与苏俄的阴谋联系在一起,预见到“这种毒菌深入社会”,会“把全国搅到一塌糊涂,人民死一大半,土地变成沙漠”。

前些年网上曾流传两个局外人的系列对话,这两位对谈者精辟地指出,“中共革命的法统不是在中国国内产生的,它来自国外,它成立的依据不是中国政治史,而是世界历史。它不是立起来的,而是从外面加诸于中国之上的。”这个“共产革命的法统是全然与这个具体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无关的。”因此把共产革命强加给中国社会,只会造成一种“无机的历史过程”。16 他们揭示的这一点非常重要,用加缪批评苏联的话来说,中共在中国所作的事情也是“把革命注射到历史的进程中”。毛泽东至死也没懂得马克思发表的共产主义宣言乃是资本主义在欧洲发展初期诸多社会病症所激发的抗体及其发热发冷的症状。它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副作用现象,只有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它的某些理念才间或起到过有益的调解作用。中国的困境正如马克思所说,是“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而要走出此困境,首先得解决那个“不发展”的问题,即在发展的过程中化解由“不发展”到“发展”产生的种种麻烦。毛泽东及其毛共却急于只争朝夕,企图跨越资本主义,带领农民军穷过渡到现代化的社会。结果是胡乱挪用了西方病症的抗生素来救中国的贫弱病,把苏俄人为的历史设计强行移植到中国,切断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本可以自发自为演化的历史脉络。从北洋政府到各地军阀,直到国民政府,所代表的法统均属于辛亥革命的法统,实为中国社会从前代状况延伸到现代的有机链条,其间的起落分合不管多么“半封建、半殖民地”,其贫弱混乱的局面不管被当时的有识之士批评得多么一无是处,那一切弊病全都内在于中国社会,最终都会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得到渐进的改善,发生自新的变化。费正清在他最后一部讨论中国历史的著作中便发出“非事实”假设的慨叹说,“若不是日本倾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却排除了国府统治下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17

六、联合政府:一闪即逝的历史虚线

面对国共双方军事实力及其他情况的对比,重庆和谈时的毛泽东和中共高层显然并无打一场胜仗的把握。对他们来说,企图武力夺权是一回事,能否打一场必胜的内战又是另一回事。在那个边打边谈的时刻,共军尽快抢占地盘,插手多摘桃子,主要是为了增加他们在谈判桌上的筹码。毛在1943年给彭德怀的电讯中曾说过:“在德意日打倒后,国际国内均会发生根本变化,这一形势是利于人民不利于独裁的。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战争,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18 可见随着形势的变化,即使在毛泽东左右摇摆的意念中,那个被认为可能容纳中共及其军队的联合政府也曾作为一条历史的虚线明灭闪现,触动过毛试图去作良性互动的念头。他在去重庆谈判之前的党内会议上曾向与会的高层领导提说:“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道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的局面,联合政府的几种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且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党在各方面达到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19 毛泽东讲这些话,显然是迫于当时的形势,向与会诸人诠释斯大林的授意,不得不在嘴里咀嚼那难以下嚥的苦果,其实在他的心底,从没有放弃武力夺权——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打算。

但客观地讲,中国之命运并非完全没有在国共和解的局面下走向民主共和的可能。国民党此时也正逢还政于民,从训政转入宪政的大好机会,而共产党也有可能在绝对安全的条件下交出军队,放下其“军党”的重负,在如何尝试做好议会党的方向上弃旧图新,来一个光彩的转身。这就是说,在国内外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共阵营不可能总是铁板一块,包括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高层领导在内,为顾全国家民族的大局,也都会产生一定的动摇,有可能偏离他们宣称的“最高纲领”。一党专政固然是共产党的本性,也是国民党政府力图继续维持的现状,但在抗战胜利后,民众普遍厌战,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和振兴,民间知识分子以及各民主党派和团体纷纷提出民主参政的诉求,美苏两国也竭力促使国共和解,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国共两党不能不退后一步,为赢得舆论而作出捐弃其一党之私利的表态。尽管一开始都是在作假演戏,但倘若能真正顺利地演下去,就有可能演到弄假成真的地步。八年抗战虽大伤了国家的元气,留下一片大地疮痍,那最终的惨胜毕竟消除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亡国亡种的危机,特别是从根子上解除了日本自甲午海战以来一步步吞并中华的危机。必须看到,中国人民不屈的抗战固然起到打败日寇的主要作用,但若没有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胜利,日本不只不会如此迅速地无条件投降,国人为抗战付出的代价必会更加惨重。美国之始终不愿卷入国共内战,力促建立联合政府,其中尽管有维护其国家利益的因素,但从大方向上来说,美国显然是旨在贯彻“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中反战争、反极权和尊重人权的原则,其坚决抵制国共内战的决策首先是从建立二战后世界新秩序的立场上出发的。这个新秩序在东亚将体现为中美的联合,首先彻底清除日本的霸权,其次要遏制苏俄对中国潜在的威胁及其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同时也会削弱英法对中国自晚清以来的不利影响。国共与其他党派若在美国支持下建立起联合政府,赢得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战后的投资,中国人民不只不会走1949后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弯路,而迟至改革开放后才实现的经济起飞,应该说早在1945之后就踏上轨道,稳步迈进了。

然而靠“党指挥枪”的原则攀上统帅高位的毛泽东深知,他个人的权力以及中共的势力全都基于他们拥有的武力,因此他所谓的“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只不过一时间心血来潮,在口头上讲讲而已,实际上那类话多是针对国民党政府讲的。毛泽东主要的目的是高举“民主”与“和平”的大旗,以影响国内外的舆论,通过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抹得更黑来刷新中共的形象。毛泽东的话不管说得多么好听,他说来说去都绝不会为民主的承诺而放弃其党军,轻易向政府交出中共的武力,因为更强大的武力仍掌握在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手里。那时候国民党刚打胜抗战,惰兵骄将,自恃强大,蒋介石及其党内军内的强硬派都对共产党持深远的敌意,谈到国共的关系,他们多坚信,不消灭共匪,必被共匪消灭。毛蒋在一起和谈了那么多天,均无暇在如何建立民主制度以及和平建国的主要问题上作任何建设性的协商,却始终在几省几市的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的人选分配上,以及军队数量比例、受降地区划分的问题上讨价还价,争持不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收有毛《关于重庆谈判》那篇讲话,该文的第一条注释长达两页,其中即详录了有关军队数量比例、地盘划分及省市长任职分配的内容,从那份极其算计的清单即可看出国共两党在瓜分抗战胜利果实的事情上多么斤斤计较,互不相让。毛和蒋任何一方若真心想“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都不至于如此贪心,把“摘桃”的手伸得那么贪婪和志在必得。正是因毛始终坚持保住其党军的底线,而且一定要把他们的解放区作为国中之国维持和发展下去,拒不接受“军队国家化”的先决条件,结果使国共和谈的进展陷入了僵局。就是在毛蒋重庆和谈期间,国共之间的摘桃战也从未片刻停止。九、十月之间,共军即在阎锡山部队驻地抢占地盘,发动上党战役,重创了阎部十个师之多。与此同时,共军在华北和华中抢占不少中小城市,在邯郸阻击国军孙连仲部北上打通平汉铁路,并争取到约万人的杂牌军叛变,有效地拦截了国军进军东北的通道。总而言之,国共两党都看清了眼前这“战难,和亦不易”的形势,他们都在双管齐下:一面争取和,一面准备战。上边在谈,下边在打,“打”一直都在为“谈”助威,“谈”则为继续“打”下去作了掩护,不断扩大的冲突就这样逐步恶化着局势,最终完全撕毁了谈判桌上达成的所有协议。

关于中华武德,古代的军事典籍阐述得十分清楚。《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膑兵法》更强调,“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还说:“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更强调,“恶战者,兵之王器也。”(不好战,是军事上的最高原则。)《老子》也说:“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不幸一直在恶性互动中的国共双方均缺乏“恶战”意识,高层一边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地方上的部队一边有意或无意地制造摩擦,随着摩擦越来越厉害,最后从上到下都卷入“乐兵”、“利胜”和“乐杀人”的漩涡。特别是共军,自从其揭竿而起到逐步壮大,一路走过来,都是在趋向“乐兵”、“利胜”和“乐杀人”的路线。

注释

1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的注释,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页1135.以下出自该文的引文不再另注。

2 网络作者西湖剑客的博文《抗战中日军在中国战场死亡人数研究》对此有详尽的论证,似较可信。关于日军二战中战死的人数,他在该文中总结说:“加上战后损失,日军共死亡212万人,其中被中国军队击毙47万人,被苏军杀死12万人,在缅甸被英军击毙15万人,而死于太平洋战场、被美军击毙的日军达138万人。”“估计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给日军造成的伤亡总数应不超过20万人,其中击毙者应不超过5万人。”(http://blog.people.com.cn/article/2/1379760184114.html )

3 The Vladimirov Diaries,Yenan,China:1942-1945,p. 499.

4 参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371、377.

5 参看杨奎松:《走向破裂: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209-210.

6 毛在会议上说:“我们的武器是步枪,没有外援,没有机械化,不能制敌。美国不帮助我们,赫尔利的政策胜利了。苏联为了中苏条约和国际和平,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395.

7 同上,页401.

8 陶涵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一书中指出,美苏商定“雅尔塔密约”时并未及时照会蒋介石,生怕招致蒋的反对。但斯大林并不担心“毛泽东是否有异议,他在峰会召开的前一天,才通知毛说有这么一回事及其目标。”而“会议一结束,斯大林就告诉毛泽东:红军要来了!”毛立即大喜过望,号召全党与国民党浴血奋战。见该书页402-403.对比上述情况,谁只关心本党夺权,谁更关心中国的主权,不言自明。

9 参看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三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576.

10 同上,页179-180.蒋介石非常感慨地说:“外交之侮辱渐烈,英国对华之遗弃,俄国对华之嫉妒……如我不能自强,则来日受人压迫,必更难堪”,并言“凡事贵能自立,尤其军事要能自立,否则不怕你不随人脚跟。此种精神之痛苦与侮辱,不堪胜言。”这是当时中国的外交窘境与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背景的真实写照。

11参看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页486.

12 转引自一篇有关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的书评。

13 《萧军日记》下卷,页270-359.转引自麦启评《萧军日记》一文。

14 殷海光:《光明前之黑暗》,见《殷海光全集》5,页38.

1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页1087、1062、1059.

16 两个局外人的对话共计十四篇,原载“世纪中国”网站,该网站已遭中共查封。

17 费正清、戈德曼:《中国新史》(薛绚译),正中书局,2001,页356.

18芦笛:《毛泽东用兵真如神?》,页377.

1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398.

七、未得美援美已援

但美国和苏联都不愿意卷入国共内战,特别是美国政府派往中国的官员,正是从其“恶战”的立场出发,才听信了斯诺等左倾记者和文化人片面的报导,对延安的边区政府及其迥异于重庆的氛围满怀好感。美国人对延安肤浅的好评以及他们戴着其民主有色眼镜看待中共的美好感觉也感染了毛泽东。毛一直受到莫斯科的监视和控制,他本来就对共产国际的同志有一肚子怨气,现在面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再也不必掩盖自己那离经叛道的面孔,言谈间反而觉得从容自信,给美国人留下了蛮好的印象。他于是顺着杆子往上爬,急欲直接争取到美国的支持,甚至希望以中国政党领导人的身份访问华盛顿,亲自与罗斯福见面。毛的请求后来通过赫尔利传给罗斯福,忙乱中的罗斯福没来得及认真考虑此事就突然病逝。紧接着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毛再次提出要求,而且向该使团表白,说美国是战后援助中国“最合适”和“唯一的国家。”20 为争取美国的支持和分享美援,在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John S. Service)的谈话中,毛泽东甚至满口与蒋介石争宠的言辞,以至游说这位幼稚左倾的年轻外交官道,“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中国和美囯的利益是相同的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在苦心说服之余,毛甚至以撩拨的口气向谢伟思强求美援,他说:“假如美国坚持把那些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那就不是干涉。如果美国只把武器给国民党,实际上就是干涉。”21 对毛泽东这类脚踩两只船的“现实马克思主义”行径,弗拉基米洛夫看在眼中,气在心头,他在日记中有闻必录,从不放过对毛的谴责。他指责毛从没把他们苏联“视为意识形态上的盟友,而只是用做他达成其个人目的的工具。”让弗氏特别反感的是,毛一面企图拉拢美国,一面又想把苏联拖进中共与国民党的冲突。他指责毛“梦想利用红军摧毁作战区域附近的国民党军事及行政机构,把苏联拖入与国民党的冲突。而此谋划若不能得逞,毛便打算跟在红军背后扩充其军队,加强其装备,强占更多的地盘。总而言之,毛想玩弄的这些诡变伎俩无不把苏联的军队置于同重庆政府冲突的境地。”22 这是弗氏在其日记终结部分对毛泽东最后的抨击,1945年9月他应召返回苏联,他在延安几年来牛虻一样叮住毛泽东屁股的监视和指控至此划下了句号。

学了一辈子英语都没有多少长进的毛泽东是有其特殊的美国情结的,只可惜他在延安期间对美国人那一段殷切的期望很快即趋于幻灭,从此导致他长期仇视美帝国主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本有从中国东部沿海登陆打击日军的计划,因此曾一度打算联合中共,以便利用其沿海的武装力量配合美军作战。对蒋介石厌恶之极的史迪威便曾放话说:“我们必须想法把武装交给斗志昂扬的共产党人。”他甚至计划亲自到延安,商讨用美国武器装备五个中共师的问题。美国人那一段时间内靠拢延安的举动曾使毛泽东浮想联翩,乐不可支,中共的谈判代表甚至狮子大张口,要求分配到盟国援华的绝大部分物资,企图从美国人手中得到一直未能从莫斯科求得的“飞机大炮”。只可惜史迪威不久即被解职调回美国,而美军在太平洋的跳岛作战中又节节获胜,进逼日本,中国战场对美军已不再重要,原来准备拉共军配合美军的计划自然随之取消。毛泽东本想大批分享的美国军援因此而彻底落空。接着赫尔利在延安与重庆之间所作的一系列调解不只徒劳无功,还招致了中共的反感。美国政要对中共的民主期待随即淡薄下来,其扶蒋反共的政策也日益明朗。面对眼前这不如意的现实,毛泽东迅速翻脸,他开始痛斥美国反动派,向党内发出警告说:“中国将要成为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高级干部要注意研究美国的情况……”23

从此以后,中共不再奢望美国的支持和军援,他们唯一能尽力去做的就是对美国人施加影响,好减少或消除美方对国民党的支持和援助。在这一方面把工作做得很有成效的首推负责谈判的周恩来同志,至于好唱高调的毛泽东,他的才能最多只适合去充当抨击美国政府的喇叭筒。据蒋介石的传记作者陶涵所述,马歇尔来中国开展其和平调处的工作,与周恩来初次见面便对周留下极好的印象。周恩来在美国人面前“风度翩翩,世故而又谦虚”,很快即与美国人打成一片。他给马歇尔猛灌洋米汤,一再“表示中国应向美国学习民主、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云云,说得马歇尔丝毫不怀疑中共的和谈诚意。相比之下,蒋介石比较僵硬的态度就让马歇尔感到有些隔膜,不管蒋如何向马歇尔剖析中共的诡变欺诈,马歇尔总是信赖周恩来的甜言蜜语,对蒋介石难以说服的固执,日渐产生厌烦的情绪。周恩来甚至觉得,马歇尔“使他想起了史迪威”。比如在马歇尔好不容易促成的停火期间,共军在山东挑起战火,蒋介石向马歇尔控告中共,但经周恩来一再巧辩,马歇尔竟接受周的说法,反认为是国军挑衅在先,随后才招致了共军的报复。受到周恩来的影响,马歇尔一直认为中共党内的“自由派”有和谈的诚意,而把破坏和谈的责任多归罪蒋介石,认为蒋“刻意被军方拉着走,有如日本一般走向灭亡”。马歇尔与周一直保持友好亲密的关系,有一次他甚至不慎向周泄露了一个重要情报的来源。但不管怎么说,美国人之受中共蒙蔽,还是蔽在他们一味趋利避害的打算,正如陶涵所说,既“要避免介入国共内战,又想要维持一个非共、非苏的中国做其盟国,而且这个中国还要包括东北。因此,美国人幻想的最美好的结局是:毛泽东不仅放弃他的革命意识形态、强大的军队、广大的领土和民众基础,还抛弃与中国为邻的超强国给他的支持,只是为了要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真正融合的大军和民主政府中当个小伙伴。”24 美国人自己的一厢情愿助长了中共的诡变,从马歇尔致力其和平调处的工作,直到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都起到了拔高中共的形象,姑息养奸的作用。为促成联合政府,他们一直坚持做徒劳无益的调处工作,因而在援助国民政府的事务上处处设限,力图避免蒋介石把美援用于同中共打仗。说美国人挑起国共内战,实在是冤枉了他们的良苦用心。说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打击中共,未免夸大了他们的功劳。毛泽东虽然没得到他想要的美援,马歇尔的调处却在另一意义上给中共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美援。

八、共军终于在满洲“接通苏联”

从弗拉基米洛夫指责毛泽东的言论不难看出,莫斯科比华府更不愿意被拖入国共内战。罗斯福一手促成的雅尔塔密约直接导致了引狼入室的恶果,可谓埋下了激化国共内战,导致中共武力夺权成功的总祸根。我在此要再次指出,斯大林之所以决定红军出兵东北,既非出于援助国民政府的好意,更谈不上藉此军事行动扶助中共武力夺权。从密约的内容可以明显看出,新沙皇派红军打日本旨在执行一场趁火打劫的战斗任务,他不但要乘此良机夺回沙俄在远东曾享有的权益,还想进一步攫取更多的好处。由于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更考虑到履行苏联对英美的承诺,占领东北的苏联红军在最初尚不便公开支持潜入东北的共军。这倒不是说俄国人多么尊重中华民国的主权,而是斯大林最担心红军稍有什么不慎,招惹起美国人插手。比方说,国民党若抓住苏军支持中共的把柄,也去求助美国出兵东北,苏联要在远东实现其长远的利益就会踫到很多麻烦了。此外,苏军起先并没有主动帮助中共占领东北,应该说也与中共当初并没积极协同驻远东的苏军一起打击日军有关。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日记中提到,1941年7月,日军大举集结苏联边境,苏军远东司令部曾要求八路军截断集结于北平至张家口和包头一带的日军,以解除苏联的危机。但毛泽东一口回绝,他说日方若对苏联宣战,中共只会采取小规模的作战方式,但不可能出动大量兵力。王稼祥甚至说:“我们不需要东北,是你们俄国人对东北最感兴趣!”25

俄国人的确对东北最感兴趣。苏军占领东北后,全部工作就是抓紧时间抢夺更多的战利品,至于中共的势力能否占据东北,那时候并不是莫斯科最关心的事务。苏军在东北大肆抢劫,拆卸有价值的机械设备运往苏联,霸占中东铁路,妨碍国府的接收工作,甚至杀害中央派去的接收官员。苏军的暴行一时间激起民间的反苏情绪,在重庆爆发了青年学生抗议中共与苏联勾结的较场口事件,同时美英法更单方面公布《雅尔塔密约》的内容,彻底暴露了苏俄一贯侵华的赤帝嘴脸。苏联控制东北经济的企图一时间受挫,最终导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方正是出于报复国民政府,抵制美国势力渗入,才开始全力支持中共在东北作乱,怂恿其破坏国民政府的接收工作。斯大林一不做,二不休,他的对华政策于是立即转向,完全背弃了签约时在政治立场上的承诺。对于中共挑起内战的举动,苏方从原来一再限制的态度一下子转为撒手放纵,进而竟公开支持。在被迫撤军之时,苏军不但把长春、哈尔滨及中东铁路全线移交给共军占领,而且打开日军的武器库把大量的枪炮弹药,甚至坦克、飞机,都转手给共军。

关于中共内战获胜的军事神话,一直有一个广泛传播的说法,那就是赞扬解放军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国军。据芦笛书中详列的资料,共军从苏军手中陆续获得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其它战略物资,“到了48年,共军的火力已压倒了国军。”国军的美式装备其实仅限于个别部队,而此时在东北的共军已全面具备日式,甚至苏式及美式的装备。毛泽东早在长征途中就企盼“接通苏联”后获得其飞机大炮的梦想终于在1948年的东北得以全面实现。共军若未能在苏联的默许下抢先进入东北,或在进入东北后没得到优势的武器装备,就靠毛泽东在西柏坡那被吹嘘得神乎其神的电报指挥,是绝对打不胜辽沈战役的。26 针对苏军在东北劫掠财物和奸婬妇女的暴行,国民政府和普通民众当时均强烈抗议,一致声讨,唯独从苏军手中讨得“摘桃子”方便的中共坐视苏军在东北横行霸道,不但不敢说半个“不”字,而且仍沿袭其在日军占领区的那种“鬣狗行动”,一直都是跟在苏军屁股后面捡拾人家的战利品零头。中共无国家观念、无民族大义的卑劣党性于此暴露无遗。

在不损害苏联利益的情况下,尽量从苏军手中争取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这又是中共为打胜内战而运作的另一重要策略。必须指出,刘少奇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其实远比毛泽东紮实。毛一开始就催促共军占领大城市,妄图一举控制东北全境,率先在那个比邻无产阶级祖国的地方建立其独立王国。正是因共军在1945年11月抢占长春,閙得国民政府无法进行正式的接收工作,国府将事件正式通知苏联驻重庆使馆,并电告美国政府,美国军舰于是在大连港外的海面上游弋示威,惊动得苏军很担心美国介入争端,莫斯科这才回过头找起了中共的麻烦,让共军立即撤出长春。事态的突变证明毛泽东冒进的决策完全错误。27 毛也正是在此时一下子病倒在床。幸好有刘少奇在毛病休期间主持中央工作,他亲自做主,电令初入东北的共军不要急于占领大城市,而要分兵到广大的乡村发动群众,清剿土匪,实行土改,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维持纵深的战略后方,为共军在后来从劣势转为优势提供了保障。包括“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关键决策,也是由刘少奇率先提出,并迅速调遣安排,大力推行下去的。刘在毛赴重庆谈判以及返回延安后病倒期间独当一面,做了很多统筹兼顾的工作,指挥共军在北线扩张,南线收缩,及时深入到东北腹地,没有与国军拼死争夺大城市,同时巩固了华北和华中的地盘,才为后来三大战役的获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8

九、马歇尔阻蒋帮倒忙斯大林助毛添虎翼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正式签署停战协定,但同时规定,中央军“为恢复主权而开入东北和在东北境内的调动”属于例外,不受协定的约束。经过反复商讨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在当天于重庆开幕。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宣布“保证人民自由,各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四项承诺。政协会议开到1月31日结束,但无论是会议上达成的决议,还是1月13日午夜正式生效的停战协定,事实上都是一纸空文。从杨奎松书中所载国民党方面1月17日一天内华北将领发给蒋介石的电报即可看出,共军一天也没停止其破坏和挑衅,天天都在对国军发动各种形式的攻击。29 而在东北,苏联红军更协助共军强占城市与港口,移交地方政权,转手缴获的武器。共产党一面极力破坏停火,一面反过来指控国民党违反停火协议。三月中旬,随着苏联红军陆续撤出东北,国共在东北境内的军事冲突日趋剧烈。3月24日,毛泽东电令中共东北局及林彪和黄克诚部尽快与“辰兄”——苏军代表在电报中的代号——交涉,“允许我方占领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并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4月6日,毛又电令林彪,“希望你们能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在所不惜。……如我能在三个月至半年内,组织多次战斗,歼灭进攻之敌六个至九个师,即可锻炼自己,挫折敌人,开辟光明前途。为达此目的,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30

毛泽东指挥打仗最缺德的一点就是他自己“下定决心”要打,指令别人“不怕牺牲”去战的一贯做法。他既“乐战”又“利胜”,每每使共军将士为他的军事野心付出伤亡惨重的代价。就像他后来搞政治运动,事先即定下杀多少人抓多少人的指标,毛泽东下达战斗命令,竟也给指战员规定具体的伤亡人数。如上所述,他下令林彪在四平、本溪与国军决战,便明确开出伤亡许可证,让林彪必须付出“数万人伤亡”的代价。病后康复的毛泽东如今完全撇开刘少奇原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缓进策略,现在他要趁苏军撤退之机大举占领铁路沿线的大城市,因而一再电令林彪“抽调南满部队保卫长哈”,“死守长春”,催促林彪部从速歼灭孙立人的新一军,满以为一举占领北满,增加了谈判桌上的筹码,再经马歇尔从中调停,中共中央即可迁往长春,东北就成为中共比邻无产阶级祖国的独立王国。但身在东北战场的林彪很清楚当时的形势,一是既要守住四平,又要北上占领长春,如此分散兵力,对共军十分不利。二是国军在美国空运、海运的援助下大举进入东北,急欲驱逐共军出境,单纯指望马歇尔主持的和谈,很难立即实现东北的和平局面。因此林彪主张先集中兵力守四平,并不愿意抽出更多的兵力进攻长春,即使是所坚守的四平,林也没打算一直死守下去。他回电告诉毛泽东说,“应以不造成部队被动作战为主”。但毛又是电令“把长春变为马德里”,又是电令“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结果从四月激战到五月,四平和长春相继失守,全歼新一军的指令不但远没完成,共军自身反而损失惨重,最终算是完成了毛泽东让林彪必须付出“数万人伤亡”代价的作战指标。

就在林彪部撤退到松花江北岸,眼看哈尔滨也难再坚守下去的危急时刻,马歇尔强令蒋介石停战,敦促蒋继续与中共和谈。蒋被迫同意,自6月7日起,以十五天为限就东北停战问题与中共进行谈判。马歇尔硬插进这一手,在很大的程度上缓解了共军的窘境,同时也影响了当时的东北战局,害得国军错失了乘胜追击的良机。但从国军内部的反应来看,蒋介石当时之所以同意停战,国军之所以既没乘胜追打林彪部到松花江北岸,又未能迅速回师聚歼南满共军,也有其内在的不利因素,并不完全是马歇尔施压的结果。国军当时在东北战线拉得太长,兵力既不足,补给又困难,关内的国军更未能大举增兵东北,这才是战事难以持续推进的重要原因。在四平之战前后,何应钦与白崇禧都向蒋介石提出国军在东北兵员不足,后续乏力的严重问题。陶涵也在蒋传中指出,当时东北的兵力是“共军较强”:“虽然共军在东北的主力此时稍有撤退,他们在整体人数上仍占优势,也使他们愈来愈觉得不需谈判。”31 总而言之,在辽沈战役打响之前,中共已在东北占据各方面的优势,苏俄赤帝造孽之赤祸业已酿成,要想速战速决,一举消灭东北的共军,绝非蒋介石所期盼的那么容易。美国人不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也是因为处理援华事务诸人从一开始就看出了这场战争黯淡的前景。对国民党来说,关内的局势远比关外危急,放弃东北也许比争夺东北更有利于消灭关内的共军。当初蒋介石若接受魏德迈的建议,同意把东北暂时交给联合国“五强”——中、美、英、法、苏——共同托管,大概就不会出现苏联在东北单方面助中共得势的情况。后来随着战局恶化,蒋介石已预感到东北难以困守,曾决定把卫立煌统领的六十万大军调回关内作战。卫若能及时执行蒋的决策,也不至于惨败东北,至少为国军多保住一部分实力。

与马歇尔一系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调处努力完全相反,在国共打响全面内战的前后,悻悻然撤出东北的苏联红军一直都在暗助中共,力图抵消美国在华的影响。为强力制止蒋介石打内战,经马歇尔建议,美国在7月29日宣布对华实施武器禁运。至于后来签署的《中美剩余战时财产协定》,其中所列那些存放在太平洋岛屿上的物资,都是些车辆、船只、器材之类的东西,实在算不上什么武器。然而红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却并非民盟领袖罗隆基所说的那么中立,他明显表现出唆使中共打内战的态度。那时候中共东北局要求苏方帮助中共阻止国民党占领哈尔滨等城市,苏方代表严厉反问东北局代表:你们为何不在关内开辟战场,以减轻关外的压力?为资助共军在关内开战,苏方陆续通过东北局向华北和华中各主要根据地秘密输送武器弹药,在五月到六月两月内,就有三批军火从东北运送到山东,而在七月,仅其中一次输送,即转运了一百多车皮的军火。32 由此可见,苏联对共军的军援不只限于关外,随后也扩及关内,早在淮海战役开战前,粟裕所率的野战军各纵队已武装得很不错了。也正是在那时候,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内豪迈地告诉美国记者:“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毛这番话一直广泛传播,影响深远。他所宣称的“小米加步枪”只能反映共军1946年以前的情况,1946年以后,共军实际上已鸟枪换炮,逐步改善了装备,火力因而大大增强,在某些方面甚至有压倒国军之势。而与之相反的是,美国的调停却使蒋介石处处受挫,其间的多次反复使国军贻误了战机。经过十三个月的徒劳,马歇尔最终宣告调处失败。他满怀遗憾,打道回府。国务卿艾奇逊为他解嘲说:“将军是在错误的时间,被派到错误地方的错误的人。”

十、国军强势进剿共军殊死反击

共军果然迅速在关内开辟战场,采取了毛泽东授意的“坚决有力之报复行为”。在十五天的休战期间,毛与华北和华中的各军区领导人密切联系,电令山东方面夺取泰安、德州等地,准备进攻济南;要求太岳区共军占领太原至临汾的同蒲线。共军的挑衅一时间惊动得国民党的各地守军四处告急,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到东北的蒋介石此时才意识到,共军在关内造成的困扰远比在关外严重。国军在当时的总数虽多于共军,但因必须调遣大量的军队驻防城市,保护运输线,致使兵力极其分散,实际上能开往前线作战的兵力在某些战区未必多于共军。在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国军发动强势进攻,首先对李先念、王震部以猛烈的打击,将其驱赶出鄂豫交界处根据地。李部虽成功突围,未遭歼灭,沿途逃窜中减员近三万人,可谓损失惨重。共军在华北战场上失地更多,毛泽东先是指令晋察冀和晋绥两军区集中兵力围攻大同,攻城一月之久,不但未能攻克,反受到援军的沉重打击。接着共军占领的张家口失守,最后被傅作义部整个地赶出了热河、冀东和察北的根据地。陈毅和粟裕部在苏北和山东受到国军更强烈的攻击,至十二月底,被整个赶出苏北根据地,仓皇退入鲁南。共军处处败退的局势让国民党人一时间过于乐观,蒋介石因此寄望速战速决,满以为消灭共匪指日可待。马歇尔返美之后,他在下达的手令中宣称,“我国军剿匪工作至此已达九仞一篑之时”;参谋总长陈成甚至认为三至五个月就能解决中共问题。蒋介石剿共多年,屡屡失败,他期望这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搏击最终能根除赤祸。

然而这强势的占领也有其负面的后果,国军从共军手中夺取的城市越多,防守的负担便越重。徐永昌将军那时即在他的日记中指出国军的这一困境。他说:“盖每发动一次攻势,胜后即将能机动之部队悉用于驻守,尔后即再无主动能力。今日正入此境中。”33 国军那一段时间内收复失地虽多,但从关外到关内,从西北到苏皖,蔓延的剿共战线实在拉得太长,被赶出城市的共军反而活动方便,展现了来去无踪,聚散随机的自由。他们既便于深入农村休整,取得足够的补给,又有充分的回旋空间,可相机破坏国军的交通运输。守护城市的国军遂逐渐陷入画地为牢的境况,让四散的共军切割在无形的大包围圈中。中央军委不断向分布在太行、山东和中原的共军发出指令说:“我愈取坚决有力之报复行动,美蒋对我愈有所顾忌,和平可能性愈增。”“国民党不全面停战,我绝不片面停战。”“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待敌分散有机可乘之时各个歼灭敌人。”“集中最大兵力,攻击一点,逐一歼灭敌人。”34

蒋介石自以为把共军赶出城市,驱为流寇,即便于清剿,结果却并未取得实效。在全面内战打响的四个月之内,国军尽管占领解放区县以上的城市一百五十三座,但却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代价,致使国军减员达三十万人之多。这样的夺地之胜,在徐永昌看来,可谓“胜亦不胜”。三十万人中伤亡的官兵占半数,另一半则属于被俘或叛投的官兵,这些人大都在整训后编入共军的队伍。共军四个月内伤亡十二万人,但很少有被俘的官兵补充到国军中的情况。因而随着内战的全面展开,国军的人数在逐步锐减,共军的人数反而在不断增加。按照刘统的说法,解放军能打胜内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善于改造和利用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官兵。陈毅在谈到华东野战军能够迅速壮大的原因时就明确指出,是因为他们会用俘虏兵。陈毅说:“俘虏兵是好东西,战术素养非常好。我们要是招翻身农民当兵,得训练他打枪、扔手榴弹,然后才能打仗,俘虏兵来了就能用,而且在战争里表现相当不错。”中共不但把大量的国民党俘虏兵编入解放军的队伍,而且秘密使用日军俘虏,在东北野战军的军工厰、军医院和军事院校中,大量的技术人员都选自日军俘虏。黄克诚的部队仅一次就从日本待遣返的难民营中征用了八千名医生和护士。这一大批日籍解放军为中共做了很多中国人做不了的工作,直到1953年才被秘密遣送回日本。35中共之受益日军侵华,的确是多方面的,还有不少被掩盖的事实有待进一步揭发。由此也可以想见,在毛泽东内心深处,其感谢皇军的恩惠恐怕要远多于苏联了。

国军的强势进攻在1947年春夏之间接连遭受重挫,从退却逃逸中反扑过来的共军一再凶猛地缠斗被围困或中埋伏的国军,整个的战局逐渐转入胶着状态。蒋介石企图从速消灭共军的期盼眼看就要落空。1946年10月上旬,马励武所率整编第二十六师和国防部第一快速纵队战车营自山东韩庄向峄县以西的中共部队发起攻击,并占领枣庄;与此同时,徐州绥靖公署整编第七十七师也占领了峄县。后因七十七师被共军围困,马励武命战车营侧击叶飞所率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使叶飞部损失惨重,二十六师遂乘胜进逼临沂。这一攻势在当时的报纸上被称为国军的“鲁南大捷”。但到了十二月下旬,国共对垒的形势突然变生不测。由于马励武部挺进过远,孤军深入,山东野战军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杀一个回马枪快速歼灭鲁南国军。马励武当时也发现山东野战军主力正向临沂一带集结,他于是急电徐州绥署,要求移师后撤。但公署主任薛岳不同意后撤,只令他就地固守。按照《马励武致友人信》中的敍述,结果使二十六师“孤军久暴,既不进又不退,前后左右皆空”,最后陷入共军四倍兵力的重围。1947年1月2日半夜,共军对二十六师发动猛烈进攻。特别倒楣的是,天公不作美,到了第二天,忽然雨雪交加,道路泥泞,战车营的坦克、汽车和大炮被困泥涂,不但难以发挥威力,反而堵塞道路,致使突围的国军乱成一团,遭到了共军致命的围歼。在近20天的战斗过程中,共军抓住此有利机会,接连发起攻势,夺回峄县和枣庄,歼二十六、五十一师全部和第一快速纵队共5万余人,师长马励武也在战败后被俘。鲁南战役获胜后,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下辖十一个步兵纵队,并用所缴获的火炮、汽车、坦克以及俘虏的技术兵组建了一个特种兵总队,全军共二十七万人,从此扭转了被赶出苏北后的劣势。

十一、从莱芜到孟良崮:围点打援的歼灭战

从共军这次转败为胜的战斗可以看出,所谓“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打法,实在谈不上什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那向来都是处于被追逐状态的共军为死里求生,在与国军顽强缠斗的过程中磨砺出来的战术。共军的此种战术之所以多次得逞,也要怪国军不善打运动战,诚如蒋介石批评的那样,他们“或株守一地,或阵布长蛇,首尾不能相应”,结果总是让共军侥幸获得机会,成功地实施了他们最拿手的打法。粟裕在鲁南的险胜同时也得利于某些随机的因素,雨夹雪的坏天气转共军的劣势为优势,国军各部一贯缺乏协同的缺陷更使马励武部陷入绝境。针对国军的这一缺陷,蒋介石当时即明确批评说:“我们一般赴援部队因为在未出发的时候不先加研究,更没有切实的准备作积极的行动,而只怕在中途被匪军伏击或包围,这样一开始便没有信心,就存着不能达成任务的心理。同时被围的部队因援军不能及时达到,又不相信援军能达成其增援目的,因而不敢持久固守,宁可冒险突围,以致全部覆灭。”36

国军的这种缺陷接下来在莱芜和孟良崮的两次战斗中导致了更严重的损失。鲁南战役后,华东野战军仍受到国军大批人马的追逐,当时国军集结兵力从苏北、济南两个方向南北夹击华野,其中南线兵力六十三个团,北线兵力二十多个团。华野副司令员粟裕决定避实击虚,主动放弃华东军区首府临沂,迅速北上求歼李仙洲集团。华野除留第二、第三纵队伪装主力阻击南线的国军外,主力暗中兼程北上。2月23 日,北线的整编四十六师由新泰退至莱芜与第七十三军汇合,很快就落入华野的包围。被包围的国军向北突围,但因莱芜城已为华野攻占,北逃的后路遂被完全切断。战至中午,国军也没能突围出去。此时华东野战军以二十四个师的兵力自东、西两面发起猛烈攻击,将五万多国军包围在芹村、高家洼的狭小地域内。国军整编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是长期潜伏的中共党员,他不但预先向共军提供军事情报,并运用其师长的职权延误军机,致使全师陷入重围。更有甚者,韩在国军突围之初即离开指挥位置,故意让一位资历最浅的军官代理其指挥,结果导致全军指挥系统陷于瘫痪,致使共军一举歼灭整编四十六师和七十三军五万余人,生擒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韩练成显然罪该万死,但他却在临阵逃回南京后未受任何惩罚,而且能继续在国军中出任要职,并暗中为中共做事,直至1949年败露后逃至香港。

国民党内战中最终失败,可以说主要败于其内部的腐败和整体上的四分五裂。共军固然比国军能征善战,但共军的骁勇及其得胜在一定的程度上乃是国民党军队的种种缺陷喂养出来的结果。假使换一个完全不同的对手,共军那些硬让国民党铺垫起来的优势就未必能充分发挥作用,甚至压根就成不了气候。总而言之,没有国民党十足的拙劣,就不可能显示出共产党相对的优秀。中共在政治、军事上逐步壮大的过程,真不知从国民党腐败的沃土中获取了多少救命的营养!正因为中共集团本质上是从那腐朽中诡变出来的神奇,国民党一旦被赶出大陆,他们本来的劣质就日益显露,至今已恶化到百孔千疮,糜烂不堪的地步了。

针对国民党军队的上述缺陷,张灵甫曾上书蒋介石说:“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得其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这是张灵甫在孟良崮战役开战前向蒋介石痛切陈述的危机,不幸这一危机当时已弥漫整个国军,他和他的“王牌模范师”整编七十四师最终也没能逃脱由此导致的厄运。那年三月以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攻势从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特别是集中进攻其东西两翼——山东和陕北,至四、五月之间,以四十多万的兵力,对山东共军形成弧形包围之势。当时的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内潜伏了一个重量级共谍,此人名叫郭汝瑰,任职司令部参谋长,协同顾祝同指挥中原和山东等地的作战。五月中旬开战前,郭已通过其身边的联络员任廉儒将汤恩伯兵团的作战计划泄露给共军。共军因而得知,国军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主要突击力量,准备在两翼和后续强大兵团掩护下,对华野实施中央突破的打击。当时国军已侦知坦埠为共军指挥部所在地,因此对华野采取中央突破的战法,一是直击坦埠,以便聚歼共军;二是在共军躲避迎战的情况下将其赶过黄河。针对国军的此一攻势,华野迅速作出反包围的部署,采取从敌方战斗队形中央楔入的冒险战术,以五个纵队的优势兵力打击中路先锋七十四师,以其他四个纵队阻击来自各方的援军。其中第六纵队行动特别神速,连夜急行军一百五十里,事先占据垛庄,切断了七十四师与周边部队的联络,更堵死其后退之路,迫使张灵甫领军固守在空间狭小的孟良崮山上。

对国军来说,当时的阵势虽十分凶险,却也包孕着歼敌的战机。蒋介石特别看重后者,以为终于等到了与陈、粟部正面决战的大好机会。他于是命令七十四师坚守阵地,吸引华野主力,再调十个师的兵力增援七十四师,以图里应外合,两面夹击,中心开花,一举歼陈、粟大部或一部之兵力,彻底扭转华东战局。周边的四十万国军当初若能在七十四师被消灭前赶到孟良崮,布成共军腹背受敌的阵势,陈、粟部恐怕就难逃灭顶之灾的下场了。然而战况并未如蒋介石预期的那样进展下去,张灵甫率部血战三昼夜,各方援军始终都被堵截在包围圈之外。连近在咫尺的八十三师都未能发挥救援的作用。据说该师师长李天霞与张灵甫有宿怨,他早在5月11日之前就接到掩护七十四师的命令,却为图自保而消极应付,一直未倾力相助,最终竟坐视华野攻占孟良崮,全歼了七十四师。张灵甫本人也在兵败后擧枪自杀。一代抗日名将就这样饮恨而终,洒血在打败日寇后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战场上。七十四师的覆灭让蒋介石深感悲愤,对严重失职的李天霞,蒋曾电令汤恩伯撤职查办,就地枪决。但蒋的电令并未得到执行。李不但逃脱死罪,后来还官运亨通,平安蒙混到台湾。张灵甫慨叹的“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得其志”现象此后也未能得到切实的纠正,一直延续到国民党退出大陆。

孟良崮战役可谓国共内战的转折点,国军在此役中的败绩极大地挫伤了士气,至1947年底,剿共戡乱的战局已逐渐暴露出国军的败势。不过就华野本身的情况而言,此役的险胜也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代价。对比中央军委在1947年5月22日发给华野的电文,中共官方后来公布的华野伤亡数字——11343人——似乎有所缩小。那封电文曾说华野“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并让陈、粟部“休整若干天”。37 可见华野战后亟需大量的补员。笔者无意在此考证华野真实的伤亡数字,提出这个问题,是要特别指出陈毅、粟裕部多次打败国军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不惜用自身尽可能多的伤亡来夺取胜利。陈毅在激励部下猛攻孟良崮时如是说:“现在成败在此一举,要不惜一切代价吃掉七十四师,拿下孟良崮。你们打掉一千,我给你们补一千,打掉两千,我给你们补两千,那怕纵队打光了,只要把敌人消灭也在所不惜。我给你们补充,恢复你们的番号。”陈毅在指挥部如此心狠地下达死命令,前线上的士兵只有一千两千地冲上去送死。他们的血肉之躯已不再具有个体的生命价值,而完全被指挥员当成可持续补充的兵力。有个国民党老兵后来撰文回忆说,“在大崮顶背面的惊魂谷下,攻山士兵的尸首就堆积了七层之厚,这个山头的每一寸土地都经历了炮火硝烟和血的洗礼。”38 “乐战”与“利胜”的动力于是以革命的名义淩驾于生命之上,把死亡预先强加给共军的每一个战士。死亡就是他们的未来,是革命赋予他们的未来。

十二、不是高招是败笔

回顾毛泽东从苏区到陕北带兵的往事,我们不难发现他在用兵之道上一明显的缺德之处,那就是在行军或作战中很少积极策应友军,但却好以中央的名义发令,随意调遣部队策应他和他所在的中央。早在长征途中,由于与张国焘草地闹分裂,他私自决定,率中央机关和他的一方面军潜逃北上,把四方面军大批人马撇在南边,置他们于吸引蒋介石派重兵围剿的险境,他自己带领的小股红军则因此而得以乘隙在陕北落脚,有了喘息的机会。后来他又任凭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一带出没,再次诱国军西行堵截,从而减轻了宁夏战役失败后河东红军的压力。

内战打响后,毛泽东又故伎重施,把他这种为自保而随意调遣部队的做法滥用到顾头不顾尾的地步。1947年3月,在共军东翼于山东遭受攻击的同时,胡宗南部攻占了延安,全力进剿共军的西翼。毛泽东及其中央机关开始了山沟里乱钻的逃窜,直至次年3月21日东渡黄河,毛一直都处于不断转移的状态。在国军长驱直入的扫荡下,当时的陕北赤地千里,人口锐减,部队的补给很困难,无论就毛泽东及其中央机关的安全而言,还是就部队的生存条件而言,情况都十分危急,中共中央一时间陷入从前在苏区四面受围剿的那种窘迫。正是在此一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刻,毛泽东构想出芦笛称之为“外线病”的进攻性战略。7月间,胡宗南属下刘戡部已逼近毛及中央机关暂住的小河村一带,迫使他们在8月1日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佳县仓惶逃去。7月29日,邓小平收到毛泽东发来的一封密电。据毛毛写她父亲的那本书所述,邓读完那封电报,立即焚毁,多年后邓曾对女儿解释说,“毛主席的电报很简单,就是‘陕北情况很为困难’……”毛毛在她的书中明确告诉读者:“刘、邓打过黄河,一是实现战略反攻,一是吸引和歼灭敌人,更主要的是要减轻陕北、中央和毛主席的困难处境。”39 邓小平收到的那封密电并未因焚毁而不复存在,其原件收在《毛泽东军事文集》内,现摘抄其有关段落如下:

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40

邓小平接到电报后二话没说,稍事休整后即率其刘邓大军从鲁西南长途跋涉,进军大别山区,去建立毛泽东构想的根据地了。刘邓大军的南下果然吸引国军二十多个旅向南尾随追击,其中就有西安绥靖公署从陕北抽调的部队。应该说,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在一定的程度上确实缓解了陕北的压力,但刘邓大军本身却因此一调遣而损失惨重。据芦笛和顾则徐的描述,他们劳师远徙,不但没建立起大别山根据地,反而一路上丢弃重型武器,以出征时十二万多人之众的大军,到次年三月被迫撤出大别山区为止,竟减员到不足六万人的程度。那六万多共军的耗损,就是毛泽东私心自用,擅自命他方部队策应己方的结果。对毛泽东这种“外线病”战略,芦笛的批评特别突出了毛好大喜功,企图出奇制胜的一面,将毛的此类胡来描述为一种浪漫冒险的风格。我在此还想进一步指出,在毛那些大肆张扬的浮夸之词背后,其实更掩藏有他本性中色厉内荏的一面。对毛的言说,我们仍需以反读法审视,他那些夸夸其谈的陈述其实一贯都是与他迂回周旋,近乎逃逸的作战惯性相表里的。应该看到,他催促别人去冒险的战略多谋划于他自己处境窘迫之日,那些动听的大放厥词常不着边际,充其量释放了他一时的紧张心情。

当时毛对内战获胜的前景尚持比较保守的估计,他准备用五年时间与蒋介石逐鹿中原,所以他那个“战略进攻”的布局未免铺展过大,对他和中央机关在陕北的困境,颇有远水不解近渴之嫌。1947年9月1日,他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电令中作出此宏大的布局,要求解放军“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41 为了他和他的中央机关更加安全,为了把来自京津的威胁疏解到中原,把国军在中原的重兵引离到江南,好降低共军在国军各路兵力钳制下遭到围歼的风险,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他更提出了“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的战略进攻。解放军的兵力当时已相当壮大,毛泽东却并未随着军队主体的升级而提升自己的战略水平,他似乎还想发挥当年“打圈圈”的战术,好作些声东击西的突破。纵观他那些貌似反攻性的远徙指令,只要针对当时的战局稍加琢磨,即不难看出其长期打游击养成的逃遁意图。他那种号称雄才大略的大胆,只是把别人指派到远处去冒险的大胆,对于近在他身边的情况,他往往又过于谨慎,十分胆小。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本来在山东打内线战颇有斩获的华野部队,后来也由毛独出心裁,被指令南下去蒋占区另辟根据地。

毛泽东为什么会在这一段时间内作出那一连串“大手笔”的战略布置呢?按照顾则徐的分析,由于陕北丢失,朱德和刘少奇三月底已离开陕北去华北组建中央工作委员会,只留下毛泽东与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正是趁朱德离去之机,毛得以独揽指挥各根据地和解放放军各部的大权,为了以战略反攻的名义来展示他出奇制胜的指挥,他一发令即閙出了“千里跃进大别山”那步臭棋。顾则徐特别指出,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有两大弱点:“一是不懂军事技术,对战术只是粗知皮毛;二是由于他的军事知识是从长期的游击战中得来的,而且主要是来源于朱德的熏陶,在正规战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几乎空白。当朱德在身边时,毛泽东进行战略决策就不容易犯错误,但当朱德不在身边时,毛泽东进行决策时他的两个弱点就很容易暴露出来,从而导致战略决策的失误。”把刘邓大军硬派到大别山去建立根据地,正反映出毛“不懂大兵团正规作战技术”,依然“在用游击战的经验安排战略”.42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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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参看徐中约:《中国近代史》(计秋枫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页684-685.

21参看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页382-383.

22 The Vladimirov Diaries,Yenan,China:1942-1945,p. 491.

23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页394.

24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页439、462-464、466-469、504-505.

25 The Vladimirov Diaries,Yenan,China:1942-1945,p. 38.

26参看芦笛:《毛泽东用兵真如神?》,页404-413.芦着中列举了苏方支援中共军火四种正式公布的数字,现抄录第一种数字如下:“步枪70万枝,轻机枪11000挺,重机枪3000挺,大炮1800门,迫击炮2500门,坦克700辆,飞机900架,军火库900个。”由此可以想见这些军火在解放军打胜内战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27参看杨奎松:《走向分裂: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2323-233.

28同上,页424-425.

29参看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页589-590.

3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页153、159.

31参看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页639-640;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页458.

32参看芦笛:《毛泽东用兵真如神?》,页411-412.

33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页651.以上所述战况亦参考该书页645-650.

3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页289、330、487、490、492.

35参看刘统网文:《1948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36蒋介石在1947年4月20日所作的《剿匪战略战术的总检讨》。

3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页81.

38陈毅的话转引自维基百科,“孟良崮战役”词条。国民党老兵回忆,见“凤凰卫视”2012年5月24日有关孟良崮战役的节目。

39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页500.

4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页158.

4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页1230.

42顾则徐:《朱德别传》,页714-721.

十三、粟裕顶住了毛泽东的“向南”冲动

毛泽东对华野下达的命令也有同样的毛病,比如在9月3日给粟裕的电文中就指令粟放弃后方,仍然像抗战时那样从敌军、敌区获取粮食、弹药等补给,甚至让粟裕的部队“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叫他们“重炮不要带去”,更要禁绝他们“怕牺牲,怕吃苦,要带大部队,要求大休息,每日叫苦连天等等错误思想”。43 从这个指令即可看出,毛当时仍一如既往,硬给指战员下达“死亡指标”。粟裕那时只得按毛的指示催促华野各纵队在鲁西南忽而外线,忽而内线,北上南下于黄、淮之间,奔波得十分疲劳。好在粟裕虽服从了毛泽东的指令,却对所要执行的要求打了不少折扣。他并没让部队扔掉重炮和放弃后方,也没有顾头不顾尾走得太远,他甚至敢冒被指责“怕吃苦”的风险,坚持让他的三个纵队及时休整,从而避免了刘邓大军自废武功的损失。早在7月29日给刘邓及陈粟发去的那封电文内,毛泽东已附带提到让华东野战军下江南的构想。他如此安排:“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后准备以叶纵(笔者按:即叶飞的第一纵队)再加他部取道皖西或苏中,相机出闽浙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毛的构想显然让粟裕感到匪夷所思,只不过那是毛的初步构想,粟裕并没作出任何反应。他那时更不会想到毛泽东拼“外线”和“向南”进军的冲动会如此顽固,以致在半年后的1948年1月27日,毛竟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令他率华野的三个纵队立即渡江南进。毛之所以突生此奇想,盖因他自以为解放军当时已具备全面进攻国军的优势。他在杨家沟与陈毅有过多次谈话,有一次便扬言“蒋介石要返回过去的形势,已是不可能,‘黄鹤一去不复返’,今天是我们如何转入江南、四川、两广的问题”。毛泽东未免把当时的战局想象得过于乐观,他把东北国共对峙和中原两军胶着的情况全丢到了脑后,硬是要谱写他的南下狂想曲,给裕率部南进的路线规划了一个曲里拐弯的大圈子。他要让粟裕带上七八万人“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44 到底会弄得谁“被动应付”和“疲于奔命”?只有马上就得带领大队人马深入到敌后去“打圈圈”的粟裕心里最清楚。

粟裕,湖南会同人,侗族后代,1927年入党。曾入读常德的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北伐中弃学从军,在叶挺部下当兵。南昌暴动后,始随朱德转战到苏区,逐步提升为军官,从此献身中共的党军工作。他为人沉默稳重,在长期的实战中磨炼出其职业军人的刚毅坚韧。自新四军开始组建,他即随陈毅转战苏北,成为陈毅最为倚重的副手。1946年到1947年之间,他和陈毅带领的部队打了多次胜仗,遂与陈并肩齐驱,获有“陈粟大军”的称号。粟裕尽管战功昭着,只因起点本低,又一直在远离中央的处境中度其打游击的革命生涯,故与党内高层向无私人接触。尽管如此,对于毛这个荒唐的指令,他既不像邓小平那样听话照办,也没紧跟着陈毅随声附和。毛的电令发到粟裕手中,他一拖再拖,一直都不想领军开拔。最后他迫不得已,才硬着头皮向毛上书直陈己见,讲明南渡的种种不利因素,提出了华野与刘邓、陈谢联合作战,在中原与国军来一场大决战的优选战略。他上书指出,目前江北的战局仍处于国共双方胶着的拉锯状态,解放军应利用此形势,就在中原地带寻找更多的运动战机会,不该舍近求远,丧失眼前的战机。毛泽东在与陈毅谈他的“大手笔”时,曾点明解放军已处于“进攻”的态势,不让陈毅再用“反攻”的说法。但粟裕在上书中仍认为解放军尚处“反攻”状态,只能说已在政治和战略上取得优势,但“在数量上、技术上则尚非优势”。粟裕在4月18日发给毛泽东的这封“子养电”迟滞了毛的决定,此时毛已与中央机关渡河到达华北,即将与解放军的朱总司令汇合。置身集体决策的组织氛围,他不能不认真考虑一下粟裕所提的异议,因而在4月21日致电陈、粟,要他们前来他暂住的河北阜平县城南庄面议渡江之事。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期间,粟裕的建议被提交讨论,最后于5月5日作出了暂缓渡江的决定。毛那时毕竟还没有刚愎自用到聼不进去任何异议的地步,幸好这次会议有朱德参加,朱一开始即表示支持粟裕的见解,认为解放军应集结在中原作战。粟裕的“斗胆直呈”和朱德的明确表态总算敲醒了毛泽东浮想联翩的头脑,让他多少认清了当前战局的实情。但书记处在接受粟裕的建议之同时,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仍在发言中为毛的“大手笔”作了些虚应故事的赞许,为顾及毛的面子,决议的行文还是把毛那个“向南”的冲动作为长远目标保留下来。45

十四、辽沈战役:一场豪赌获险胜

1946年四平和长春相继失守后,林彪的部队一路败退松花江北,就在孙立人带领新一军即将攻取哈尔滨的关键时刻,马歇尔强令蒋介石与中共和谈停战。毛泽东急于独占东北的图谋虽然转眼落空,蒋介石迅速消灭共匪的计划不幸也中途搁浅。新一军尽管以强劲骁勇著称,可惜在与共军交战过程中,其统领孙立人与廖耀湘争功,多次违背了杜聿明的作战命令,致使本可以被围歼的林彪部从四平脱身,再加上国军各部的配合欠佳,最终都没能够在长途追逐中歼灭其主力。逃脱后的共军因此得以在江北稍事喘息即进行充分的整编,很快就奇迹般恢复了战斗力。这也是因为在那一段时间内,林彪不再受毛泽东电令促战,他可放手采取刘少奇早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案大量补充兵员,在江北沃土上加速建立起广阔的根据地。此外,由于占据了背靠苏联的有利地缘,中共不但在苏方的帮助下组建起他们从未有过的兵工厂,而且陆续从苏方接收到大量苏式的以及日军遗留的武器装备,其中包括数量可观的大口径火炮。林彪的部队因此迅速组建起炮兵纵队,几个月后,他们即重整旗鼓,渡江南下,在攻打怀德小城时首次发挥出让国军深感惊讶的大炮火力。国军拥有强大火力的心理优势始受到沉重的一击,从此以后,共军的人海战术更有猛烈的火海攻势充当后盾。准确地说,是农民军的不惜伤亡加上苏联支持的炮火,最终为中共赢得了内战。

中共现在的战略与抗战时期有了显著的不同,那时候他们只重视扩大根据地和壮大自己的军队,基本上处于回避作战的状态。为保存日后武装夺权的本钱,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不让八路军和新四军为大量歼敌而与日军硬拼,他只乐见国军单独对日作战,一任蒋介石的战争机器在抗日硝烟中遭受严重的侵蚀。全面内战打响后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要迅速改变国共军力的对比,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用持续的杀伤锐减国军的人数。为达到重创国军的目标,共军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特别是粟裕和林彪指挥的部队,在一场场围聚歼敌的战斗中,为了更多地消灭国军,他们也不得不付出重大的伤亡代价。常言道,“杀敌一万,自损八千。”毛泽东的“乐战”、“利胜”之心始终不渝,他每一次下达给指战员的杀敌数字同时也就是共军自身必须支出的死亡预算。比如在1947年1月11日,毛便以会计师算账的口气下达给林彪一个歼灭国军的具体方案。该电文如是说:“只要你们能用一切方法将杜聿明现有力量(五个军十五个师及技术兵种、保安部队等)加以削弱,例如平均每月歼敌一个师(相当于关内之旅)以上,一年内歼敌十二个师以上,就可使自己转入有利地位。如此打两三年(因敌被歼后又可补充),就可以从根本转变敌我形势,并建立巩固根据地。”46

1946年到1947年的冬季,林彪就按照这样的“死亡指标”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斗,东北民主联军的官兵多次踏过冰封的松花江,一批批杀伤着杜聿明麾下的大军。那年五月,林彪紧接着发动夏季攻势,他的部队过江后直下南满,力图夺回失去的四平。兵力不足的国军疲于应付,东北战场上的攻守之势开始发生转换。蒋介石对杜聿明在东北的经营甚感失望,杜遂于七月间称病离任,接下来由陈诚接掌了东北的军政大权。陈到东北后立即调兵遣将,迅速把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扩充到十四个军,四个兵团共五十四万人。与此同时,东北民主联军也将大批地方武装编入野战部队,兵力扩充到九个纵队,共二十七个师,另有十个独立师和两个骑兵师,并设有炮兵司令部。二十九万人的主力部队再加上近二十三万人的地方武装,共军的总兵力此时已与国军不相上下。共军的攻击几无间歇,林彪在九月又发动秋季攻势,在不到两个月的交战中,国军损兵折将,相继丢失不少战略要地,其攻击共军的能力也随之削弱,大部分兵力都收缩到长春、吉林、四平、沈阳、营口、锦州等城市及其附近地带,一时间陷入孤守待机的境地。共军夺城十五座,扩大其解放区近四万平方公里。等到陈诚离职,蒋介石三易其帅于卫立煌之日,国共的兵力对比和东北版图已出现重大变化,国军的人数逐渐由持平转入弱势,地盘更是急剧缩小。卫立煌上任不久,林彪即在十二月发起冬季攻势,至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更名为东北野战军的林彪部队已达七十万人,加上地方武装,计有百万之众。此时总兵力不过五十五万人的国军已丧失战略机动能力,从前一年的多处猛攻转入据城固守,为避免遭遇林彪最厉害的“围城打援”战术,卫立煌慎重到近乎怯战的地步。他与郑洞国和范汉杰屯聚各自的重兵,死守在沈阳、长春和锦州三城内拖延时日,企图在严阵相持的情况下寻求其凶多吉少的生路。

拖延到1948年,东北的战局彻底逆转,蒋介石明显看到,东北这块刚刚从日军蹂躏下夺回的九省大地,国民党已难以继续守护下去。他基本上失去了将共军逐出东北的信心,进而在考虑如何把国军的主力撤退到关内。但身为剿总司令的卫立煌并不甘灰溜溜逃之夭夭,他一直按兵不动,还想在沈阳坚守下去。毛泽东那时的战略胃口也随着情况的好转而贪欲猛增,在1948年2月7日发给林彪的电报中,毛已估计到蒋介石可能要从东北撤出他的军队,因而要让林彪在攻占东北全境前全歼境内的国军。他告诉林彪:“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47 林彪立即回电,表示他会按照毛的方针执行具体的任务。但在如何全歼境内国军的问题上,林彪与毛的想法从一开始即有分歧。作为带兵的主帅,林首先要为确保自己的实力着想,因而在决策上必须根据实际的情况随机应变。毛泽东远在战场外发号司令,他多是面对地图作他那些想当然的规划。“向南”的冲动仍在顽固地支配着他的意念,从一开始布局,他便期盼林彪的部队占据从锦州到山海关一带的交通要道。当时国军在东北的布局是:郑洞国十万军队驻防北面的长春,卫立煌帅三十万军队驻防居中的沈阳及其周边城市和地区,范汉杰十五万军队驻防南面的锦州。毛的构想是让林彪南下攻占锦州,切断北宁路,封闭国军陆上的退路。林彪却认为不必为关闭东北大门而抢先攻占锦州,只需围困住吉林、长春的守军,拖住东北国军的尾巴,蒋介石和卫立煌就下不了撤兵东北的决心。毛泽东一味在地图上摆他的阵势,很想在打响锦州之战后牵引傅作义在平、津的军队北上,从而减轻共军在华北的压力,特别是缓解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的险境。此一思路与上述调遣刘、邓及粟裕部那种不管他人死活,只图减轻他自己身边风险的想法可谓前呼后应,一脉相承。但对林彪来说,攻长春显然比攻锦州便于作战和更少风险。身为临阵带兵的将帅,他既不愿让部队远道跋涉,去围攻锦州那样难以攻坚的城市,更担心援兵和守军两面夹击,把他的部队聚歼在锦州城下。比较而言,若先围攻相对孤立的长春,损失和风险就会大大减少,等拿下长春再攻打锦州,发动那步步为营的攻势才更加稳妥。4月18日,林彪和罗荣桓等人一致去电向毛详陈先打长春的理由,这才从毛口中勉强得到应允。按照顾则徐的说法,林彪的主张之所以能暂时得到军委的同意,与朱德一贯强调前线将领有权见机行事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朱德当时即在围城的战术上给林彪出了不少主意,后来林彪采取长围的战术,即来自朱德的授意。48 由此也可以想见,军委决策一旦有朱德参与,多少总会对毛泽东私心自用的胡来产生些抵消的作用。

5月24日,林彪部打响了围攻长春的战斗。长春城并非原先预想的那么易攻,国军的防守十分顽强,火力也很猛烈,攻城的首日,即打得城外共军伏尸两千。在此后的多次进攻中,共军均以大批的伤亡败退下去,致使长春城久围不下。在林彪围城期间,毛泽东并没放松催林彪部南下攻锦的计划,为了回避麻烦的“战锦”问题,49 林彪和罗荣桓等东野领导在八月间致电军委,表示东野大军即将南下,但他们更愿意偏西到绥远一带,去协同杨成武部攻打大同。毛泽东断然否决了林彪偏师远攻大同的提议,开始以强硬的口气迫使林彪部向锦榆线进军。中央军令如山,林彪只好接受毛的南下指示。9月7日,毛泽东在发给林、罗等人的电报中再次展示了他歼敌计划的“大手笔”,这一场恶战尚未开打,他就抢先把一系列“死亡指标”下达给东野的领导。毛在电文中如是说:

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的。只要我们每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个旅左右,五年歼敌五百个旅左右,就能达到此目的。过去两年我们每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九十一个旅,平均每年九十五个半旅。每个月八个半旅弱。今后三年要求我军歼敌正规军三百个旅左右。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们希望能歼敌正规军一百一十五个旅左右。此数分配于各野战军和各兵团。50

古今中外,还从未见过像这样将杀敌数字定额量化的军令,这种把杀敌数量当作生产指标下达给部队的战略的确是毛泽东的首创!后来在镇反和土改中要杀多少反革命和恶霸地主,反右中要定多少右派,包括历次运动中要牺牲掉多少倒楣鬼充当牛鬼蛇神,全都是按这种预定“死亡指标”的模式规划出来的。毛泽东始作俑者的狠招实在太多,把战犯帽子戴在他头上才最为合适!

针对东野进军锦州的攻势,蒋介石也作出及时安排,他下令从关内快速运兵,海陆并进去出援锦州。由廖耀湘帅十一个师,外加三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从沈阳南下援锦;由侯镜如指挥的十一个师组成东进兵团,从葫芦岛和锦西北上援锦。毛泽东在九月宣布打响辽沈战役,当时他只考虑到长春和沈阳两地会有援军,因此他仍按已往围城打援的胜算下达任务,要求林彪“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甚至要让林彪把部队的作战范围扩大到沈阳,更要“争取将卫立煌就地歼灭”。等到十月初林彪了解到蒋介石南北两面夹击的援锦布局,他才从眼前的事态看出毛泽东的“战锦问题”十分严重。林彪于是立即致电毛泽东,在电文中强调指出,东边的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在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51 这就是说,西进兵团一旦突破阻击防线,十一个师的机械化部队在此狭窄地面上包抄过来,林彪的攻城纵队将陷灭顶之灾。林彪因而对攻锦之事再次犹豫,他于是致电军委,提议要回师围攻长春。这一次毛泽东措辞严厉,断然驳回了林彪的提议,非要他攻打锦州不可。毛既然如此罔顾局势的变化,林彪只得知难而上,让他的部队冒着南北夹击,腹背受敌的危险打响了围攻锦州的战斗。

辽沈战役作战图

10月3日,林彪指挥六个纵队的重兵开始围攻锦州,同时留少数兵力佯攻长春。为堵死两方面的援兵,他派三个纵队和一个独立师于新民阻挡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派八个师的兵力在塔山阻击十一个师的东进兵团。廖耀湘率领的大队人马迁延迟疑,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直到十月中旬才出击彰武、新立屯一带,但受到东野三个纵队的钳制,始终未能突破防线,根本就没起到侧击攻锦共军的作用。林彪最担心的塔山防线易攻难守,无论就兵力的强弱还是攻守的条件而言,国军都占了明显的优势,但双方激战了六天六夜,国军始终攻不破防线。攻守两方面都打得十分顽强而无可指责,国军中号称“赵子龙师”的九十五师发起一波波猛攻,东野四纵冒着密集的炮火死守阵地,寸土不退。林彪对司令员程子华下达死令说:“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仅10月13日一整天打下来,攻守两方均伤亡一千多人。有一位参战者后来回忆当时可怕的情景说:“从葫芦岛北山上向塔山遥望,但见海空火力集中轰击,真是地动山摇,霎时间塔山成了一片火海,硝烟直沖云霄,凝结成一团巨大的乌云。”

锦州的攻城战打得更激烈。林彪在锦州督战,因久攻不下,异常焦急,与粟裕的鉄血督战相类似,他也是以不惜伤亡的人海战术鼓动手下的官兵奋勇冲锋。据一个被俘的共军军官向审问他的黄仁宇透露:每当冲锋令发出,总是由老兵端着枪从后面督促,硬逼着从东北翻身农民家庭招来的新兵一波波冲锋陷阵,前仆后继在机枪扫射之下。52 这就是共军在内战中一再制胜的“人海战术”,也是共军官兵为完成毛泽东的杀敌指标必须付出的自损代价。如前所述,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大时即把他要打的“解放战争”定义为“农民战争”,自从他在湖南发动红色的“乱暴势力”起,被武装起来的农民群体一直都是为中共打天下而完成杀敌指标的中坚力量。为打胜内战,中共从农村人口中征召的兵员高达二百六十多万,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解放战争,主要是靠了完成土地改革的解放区的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不惜伤亡的肉阵一方面抵消着国军炮火的威力,另一方面,从苏军手中获得的重型武器在那肉阵后发出压倒性的轰击。10月15日,东野五百门以上的重炮轰隆齐发,硝烟弥漫中堵死了城内的反击。锦州城于当日失守,塔山仍在激战中,防线犹未突破。本可以置林彪攻城纵队于灭顶之灾的东进和西进两兵团一直受阻于防线之外,攻城纵队最终避免了林彪一直担心的双钳夹击。对共军来说,这个险胜确实有侥幸的成分,很难归功毛泽东英明的预见。要论功请赏,也该归功林彪的卓越布阵和强势指挥,以及东野全体官兵的浴血奋战。至于毛泽东,不过是仰仗东野官兵的奋勇和牺牲,冒险赢得这一场豪赌而已,他那急于完成歼敌指标而不顾形势变化的决策实在谈不上有什么英明之处。史家、学者多好以成败论英雄,我看到大量论述辽沈战役的文章,几乎众口一词,统统称赞毛泽东决策多么高明,连处处挑毛泽东军事失误的芦笛都在其批毛专著中认为,毛促林彪打锦州的决策比林的眼光要高。但也有个别论者洞察到毛泽东的破绽,比如网络作者周剑岐和一位名叫萧瑜的年轻学者,他们的论述便不落俗套,对笔者以上论述辽沈战役所把握的着眼点和分寸感即有所启示,助益不少。53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蒋介石与他那群缺乏协作的指挥官所犯的众多错误为毛泽东的歪打制造了正着的条件,最终促成了一个负负得正的吊诡效果。首先,攻城共军的脱险全赖塔山之役的成功,而共军在该地的阻击始终没能被攻破,实在含有很多偶然的因素。蒋介石任命侯镜如为东进兵团司令时,这位长期潜伏的共产党员那时尚未暴露其身份。尽管详审六天的战斗记录,并无确凿的事例可证明侯镜如严重失职或有意怠慢,但不管怎么说,他没有像林彪那样不顾伤亡地——“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迫使指战员拚死硬冲,则是明显的事实。罗奇让远道而至的九十五师到阵后休息一天,按理说也合乎常情。但正是因次日休战一天,无疑让四纵赢得了修复被毁防线的良机,否则,四纵在连续的强攻下未必坚守得住那块仅布有战壕和铁丝网的阵地。此外,海、陆、空三军组合的攻势本应对东野简陋的防线形成毁灭性的打击,但却未能取得应有的实效,这显然与国军总是互相配合不佳有关。就因在国军的作战中出现了此类缺失,最终削弱了他们本有的优势。锦州陷落后,廖耀湘兵团始终攻不破黑山防线,错失逃往营口的退路,廖本人突见一群误闯其指挥部的共军散兵,便以为陷入重围,惊慌失措之下,他竟用明语呼叫全军集合,结果暴露目标,自投罗网,一连串的失误造成十余万官兵被歼被俘。所有那一切均发生在共军似有天助的阴差阳错之下……

总的来说,国民党守不住东北的形势早已逐步形成,但这块土地会以何种方式从他们手中丢失,共产党最终会怎样得手,在双方较量的过程中则有很多可能。在事态的发展变化中,种种偶发事件促成了随机的连锁反应,最终才形成了后来的结果。共军主要赢在了不惜重大伤亡也要更多歼灭敌人这一将杀戮物化的出发点上,比较而言,国军在战术的非人化运作方面远不及共军干得那么凶狠残忍,因而其战斗力才越战越弱。但不管怎么说,作为带兵人的林彪,他更偏重稳紮稳打的作战方式总要比毛泽东急于求胜,好走险棋,硬是拿手下将士的生命去搞一场豪赌的做法妥当一些,因而就事论事地讲,还是应给予林彪比较性的肯定。

十五、粟裕枭将,卒皆死士

1948年初,国军在各战场上兵力不足和支撑困难的情境日益明显,针对当时的战略形势,八月于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原先的分区进剿作战方式被调整为重点防御。根据参谋本部的战略指导,徐州剿总于是决定以徐州为中心,将分散的各兵团和绥靖区集中部署,准备与共军进行大规模的决战。中共此时也作出相应的部署,陈、粟率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集结于徐州北面和南面,刘、邓率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集结于徐州西面,对徐州形成夹攻之势。但眼前的决战到底在何时何地开打,国共两方似乎均在伺机观望之中。至于“淮海战役”这一提法,在最初则全出于粟裕个人的构想。

湘西民风骠勇,从小在那里长大的粟裕显然受到一定的熏染,再加上他学业未就即步入行伍,在长期打游击的经验中更锤炼出鬣狗般反噬的凶猛,与朱德、刘伯承等进过军校,有留学经验的将领相比,传统的或西方的军事人文修养在他身上就欠缺多了。他的确堪称一员枭将,但却够不上帅才。古人有“章邯枭将,卒皆死士”之说,像粟裕这种敢打硬仗的将领,他手下的官兵自然就得跟上他随时随地寻找战机,个个都要当拼命三郎了。内战打响后,他领兵在苏北鲁南一带“七战七捷”,曾荣获毛泽东特别的夸奖。但他用兵太甚,不惜伤亡的作战方式也在华野内部引起不满,包括他麾下最得力的纵队司令叶、陶、王在内,都对他评价不高。因此有论者就认为,把粟裕放“在统帅部做总参要比做野战司令更合适”。54 像粟裕这类人,久已过惯戎马倥偬的生活,在战争年代,寻找战机,争取战功,本来就是他的日常功课。九月下旬,济南战役尚未结束,粟裕即想趁秋凉天气,领一批休整过来的部队,南下去打一次小仗。这就是他的“淮海战役”计划。在9月24日致电中央军委、华东局和中原局,他建议先由华野苏北兵团攻占淮安、淮阴一带,让华野主力在宿迁迎击徐州援军,接下来再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然后华野全军转入休整。粟裕所说的“淮海战役”,本是指华野要在两淮与海州地区去打的一场小仗。

就好寻战机,且具有强烈歼敌欲的意向来说,毛泽东与粟裕正好同气相求,不谋而合。经刘伯承和陈毅推举,粟裕的提议立即获得毛泽东赞同。但毛的战略胃口远大于粟裕,他在回电中提出另一艰巨的任务,要让粟裕先北上去歼灭黄百韬兵团,然后再南下去打淮海。该兵团五个军十一个师共约十二万人,正在向新安镇移动,远非粟裕原计划的那场小仗好打,若仅靠华野单独行动,粟裕深恐自己担当不起此一重任。因而在10月31日,他再次致电中央说:“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粟裕没有林彪那样的资历,唯一的靠山就是陈毅,他实在怕毛泽东在战役打响后又趁着发电令大做文章,造成预想不到的干扰,因此定要把陈、邓趁机拉进来给他做缓冲的垫片。陈毅当时任中野副司令员兼华野司令员,邓小平任中野政委,名为华野副司令员的粟裕实际上已在华野全权指挥作战。粟裕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落实野战军将领在前线指挥打仗的主动权。当时两军的交火已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毛泽东急于用人,也看中了骠勇善战的粟裕,因此毫不迟疑即致电陈、邓二人说,“具体攻击任务,由你们按当面情况临机决定。”55 将华野与中野置于刘伯承、陈毅和邓小平的统一指挥之下,名义上是华野要受陈、刘、邓指挥,实际上则赋予了粟裕在华野独当一面的权力,如遇到作战的需要,粟裕还可以随时调遣中野。这样由粟裕直接与陈、邓打交道,正好可避免毛泽东在战役开打后以军委的名义乱插手华野的事务。粟裕由此获得相机行动的大权,自起步即为打一场可操作的大战役打好了基础。

回到当时前线上各自为战的实际情况中,我们便可以明显看出,毛泽东及其军委多是在上面发挥协调作用,来自前线指挥的建议则作为关键性的参考补充进去,随时修改和纠正着军委的计划。至于后来描述内战的电影中不时插入毛主席千里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那些画面,全都是导演所玩的老套,不过以一闪而过的镜头在银幕上来几个渲染性的亮点,一再歌颂“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罢了。毛泽东这一次神就神在了能容纳粟裕的异议,他不但没逼华野渡江南下,而且破格任用粟裕,使得粟裕在这场大战役中从头到尾都发挥了他那灵魂人物的作用。

粟裕从前在黄桥一带玩“鬣狗战术”,是因为兵员很少,武器太差,只好跟在鬼子后面“捡洋捞”,趁机对国军搞一些伏击偷袭的行动。如今他麾下十六个纵队,其中特种纵队拥有三个炮兵团、一个骑兵团和一个坦克大队,总计四十个师,约三十五至四十万人,兵力居四大野战军之首,远比当年壮大多了。他们的“鬣狗战术”于是也随之有所升级:那不再是吃腐尸般的零星偷袭,而是集中优势兵力,将受堵截或被沖散而陷于孤立的国军大兵团团团围住,以密集的火力和猛烈的硬攻一举歼灭。他现在有权临阵发挥,因而采取了“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的打法,硬是将毛泽东摊派给他们的“一锅夹生饭”就那么“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这位既非井冈山出身,也未经长征考验的年轻司令具有顽强的鬣狗性,打了十几年游击,已磨练成鉄血枭将。如今他正好在最利于发挥其谋略的时势下脱颖而出,踊跃担负起领衔中原战局的重任。在尘埃落定的今日回顾当年,我们完全可以说,淮海战役前后,若不是粟裕大胆抵制了毛泽东让他南渡的指令,然后为寻找战机而无端提出其淮海小战役的计划,毛泽东也未必胸有成竹去打后来那一步步扩大起来的徐蚌会战,而国共相争的结局,也就很可能演变出另一种情况。因此芦笛坚持认为,“粟裕敦促毛泽东作出这一战略思想的根本改变,才是中共夺权战争的转折点,……他才是比毛更称职、更有眼光的战略家,尽管他提出的也只不过是常识而已。”56

十六、淮海战役:从人海战术到死人战略

但我在此引用毛泽东所说的“夹生饭”与毛原来此话的所指并不完全相同。毛的意思是淮海战役打响时,国共双方在力量对比上共军处于劣势,他称赞粟裕勉为其难,以劣势兵力战胜了国军的优势。后来论述淮海战役的文字大都从从渲染这一亮点出发,从而夸大了毛泽东能指挥“小米加步枪”军队打胜仗的胆识和魄力。据正式公布的统计资料,国军当时出动的作战部队是八十万,共军是六十万,而且国军的武器装备的确优于共军。但共军的六十万只反映了华野和中野的总兵力,若加上中原和华东两个军区的四十万二线军队,共军的总数实际上在百万左右。若再把可临阵补员的游击队和民兵包括进去,其兵力实际上远远超过国军的八十万。除了此撒豆成兵般召集兵员的潜力,共军真正的强势在于从速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的战术原则,在局部战场上,这种打法最能起到强化兵力的作用。就淮海战役中三阶段的局部战场来说,共军都是以压倒多数的兵力围歼了被切割的国军兵团:如在碾庄以十三个师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八个师,在双堆集以二十九个师围歼黄维兵团的十个师,在陈官庄、青龙集以二十六个师围歼杜聿明集团的二十个师。由于共军在一段时间内确定了主要的用兵方向,并以各种手段阻击援军,致命地遏制了国军集中兵力的行动,即使国军拥有多于共军的兵力,也常在共军无所不用其极的切割下减多为少,而共军反得以聚少成多。在毛泽东定义为“农民战争”的这场内战中,中共正是立足广阔的农村,从中汲取了源源不断的物力人力,消耗了可持续补员的人命,才摧毁了本已让抗战硝烟侵蚀到精疲力尽的国民党及其军队。

我引用毛泽东所谓“一锅夹生饭”的用意在于强调,毛泽东硬派给粟裕的歼敌任务实在太硬太大,他先是让华野全歼黄百韬兵团,接着又要求华野和中野“就地全歼刘峙集团”。这样一来,战役的范围便已远超出原定的淮海——从两淮到海州——,而扩大到从徐州至蚌埠的广大区域,让粟裕一时间甚感吞嚥不下的艰难。按照国民党方面的命名,该战役称为“徐蚌会战”才更为准确。毛泽东的战略胃口总是很豪迈的,他在西柏坡给各战区起草电令,心里盘算的总是他们已歼敌多少万,以及还得再歼敌多少万的问题。在11月11日发给东北局的电文中,毛即为四个月来“共歼敌近百万”的数字而兴奋不已,他进而擧笔挥舞,勉励指战员们完成再歼敌一百多个师的任务。然而对粟裕的部队来说,要解决那一大锅“夹生饭”——也就是全歼那么大的国民党兵团,难免会有“吃不掉”的困难,“嚼不烂”的危险,弄不好他们自己的部队反会陷入敌方援军的包围。就必须完成全歼敌人的战斗任务来说,粟裕面对的情况要比林彪在东北更为残酷。林彪必须攻占的只是锦州,毛泽东让粟裕全歼黄百韬兵团,却给华野招来一系列要歼灭的兵团:李弥的,孙元良的,黄维的,邱清泉的……

淮海战役作战图

这些“夹生饭”后来能够让华野和中野一口口吃掉,并不是毛泽东料事如神,决策英明的功劳,而是一连串的阴差阳错让粟裕的部队碰巧逮住了战机。黄兵团本应按徐州剿总的命令于11月6日立即向徐州靠拢,黄百韬却为等待从海州北上的四十四军而推迟一天才撤离新安镇。在你拼我杀的战场上,抓不住时机,就等于白白送命。黄百韬后来在碾庄战败,他擧枪自杀前,便曾痛心追悔自己的这一失误。接着在过大运河时又因通道堵塞而拖延时日,并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更为要命的是,就在此关键时刻,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何基沣和张克侠按预定的计划在贾汪带领两个军的人马叛变投共。这两个长期潜伏在国军内部的中共党员带领叛军切断了黄兵团西撤徐州的退路,并帮助华野迅速渡过运河,使粟裕赢得追击黄兵团的宝贵时间,最后才把黄兵团在碾庄团团围住。我在此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为切实还原毛共真相,我一直力求在行文中涤除中共官方沿袭已久的规范化用语。孔子说过:“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进行还原工作,首先必须正名。中共的党史敍述把主动投奔共军的国民党部队称为“起义”或“投诚”,我在行文中不再沿用此类用语,而一律称其为“叛投”。

11月14日是华野围攻碾庄的第三天,由于国军严阵以待,火力异常凶猛,共军自身伤亡极大,向前推进十分缓慢。毛泽东来电督战,向前线诸指挥和地方党组织发令:“目前数日内必须集中精力,彻底解决黄兵团全部及宿蚌段敌人。……此战役为我南线空间大战役,时间可能要打两个月左右,伤亡可能在十万以上,弹药、民工需要极巨,请华东局、中原局用全力组织支援工作。”57 毛泽东手头一向不吝,他给部下开出的人命预算着实充足,据淮海战役结束后公布的统计数字,共军在该战役中伤亡数字只多不少,超额十万,共计124,772人,另有11,752人失踪(国军的伤亡数字为171,151人);其中仅在碾庄围歼七万人的黄百韬兵团一战,华野即付出了近五万人的伤亡。58

完成这么大的死亡指标,共军到底都采取了什么样的具体战术?无论是围歼黄百韬、黄维兵团,还是打豫南战役(中原会战),粟裕的华野都是以大量伤亡的人海战术去攻坚夺胜的。粟裕枭将,自然是“卒皆死士”了。据战争的亲历者所描述,那是倒下一批,又接着扑上来一批的冲锋,其势如波涛汹涌,活人踏着死人前进,让持续扫射的国军机枪手面对尸体盈野,血流成河的现场而感到噁心和害怕。据一篇有关“中原会战”的回忆记载,在一次共军的攻坚战结束后,国军在阵地前的尸体堆中发现了一种奇怪的“装备”,那是一条长约三尺的麻绳,一端缚在尸体的脚上,另一端则压在束腰的皮带之下,还结了一个绳圈。59 显而易见,做这样的装备,就是让战士预先做好“敢死”的装置,以便中弹倒毙后让他人迅速拖回尸体。这就是说,系绳的战士早在冲锋之前已被毛泽东的大笔批入他下达的“死亡指标”。毛曾有一联诗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读到如此革命浪漫主义的诗句,谁又能从那豪言壮语中读出千百万被断送到“死亡指标”中的生命呢?关于华野进攻碾庄的人海战术,龙应台书中有一段国民党幸存老兵林精武的访谈记录。龙应台毕竟是一位在两岸颇有信誉的作家,引用她笔下的资料,谅不至于捕风捉影。林精武的回忆如下:

一整排的兵用力扔手榴弹的时候,彷佛漫天洒下大批糖果,然后战壕里的林精武看见对面“整片凹地像油锅一样的爆炸”,可是海浪般一波又一波的人,一直涌上来,正对着发烫的炮口。

前面的几波人,其实都是“民工”,国军用机关枪扫射,射到手发软;明知是老百姓,心中实在不忍,有时候就干脆闭起眼睛来硬打,不能不打,因为“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机关枪暂停时,探头一看,一条壕沟里就横着好几百具尸体。他们开始清理战场,搬开机枪射口的尸体,用湿布冷却枪管。

抗日名将黄百韬的国军部队在十米宽的河边构筑了强大的防御工事,每一个碉堡都布满了机关枪眼,对着河;民工就一波一波地沖向枪口,达达声中尸体逐渐填满了河,后面的解放军就踩着尸体过河。60

毛泽东既是狡黠的“幸存军事家”,也堪称为大手笔的“死亡军事家”。无论是对敌方或己方,对军人或平民,他向来都持不吝牺牲其生命的态度,一律作视死如送归的处理。正因在武力夺权的岁月中惯于用高额的“死亡指标”屡获全胜,后来搞经济建设,他也采取类似打仗的“死人战略”。大跃进中,他对高层讲,“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61 毛这种动辄拿人命换取财富和繁荣的死亡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以来更是被运用得变本加厉,恶贯满盈:看一看频频发生的矿难中死于非命的民工,暴力拆迁中被逼死打死的冤主,各种伪劣食品害死的消费者,还有大面积环境污染造成的疾病死亡,中共武力夺权的胜利以及毛泽东“死亡观”在今日造成的恶果已严重地危及中华民族整体的生存。

更为恐怖的是,毛在世之日,一直没放弃挑战帝国主义,不惜打一场世界大战的准备。1957年在莫斯科开会,他竟在苏联领导人面前拿中国人的生命许下巨额的“死亡赌注”,扬言为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的生命。毛的狂言一直鼓舞着大量的毛粉毛左所谓“中国人死都不怕”的好战狂热。几年前,解放军中有个名叫朱成虎的少将,竟然在公开的讲演中叫嚣说,不惜毁灭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与美国打一场核战。这样看来,我们今日破解毛共的军事神话,就不只是做辨析真伪,订正史实的纯史学工作,更不局限于共军将领与毛泽东在军事才能上的优劣对比了。我们更应做的正本清源工作是,深入解剖毛式军事动员体制以及毛本人的歪才邪能如何败坏了传统的武德,如何把现代中国的军事建制导向了党化武装的歧途,如何在全国全民的范围内造成崇尚暴力和贱视人命的缺德现象,如何在斫丧国民人性的同时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非人化倾向……

除了靠耗费大量农民的人命去尽可能多地歼灭国军以外,中共最终能打胜内战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依靠地方党组织全面发动群众,有效地调动了战争所需要的物资和人力。特别是在淮海战役中,中共调动民工达五百多万,并根据不同的任务,把他们分为随军常备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到战役后期,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人数高达一与九之比。“有些地区人力出动已占总人口的16%,超过了一般战争常规所能负担的12% 最高负荷。”陈毅曾说:“淮海战役胜利,是靠千千万的独轮车打胜的。”正是有成千上万的民工肩扛车载,把高达1.65亿公斤的粮食送到前线供共军食用,才打败了仅靠空投食物充饥的国民党军队。62 大批国军临阵哗变,纷纷投共,其中有不少都是因饥饿难忍,在共军的施食接济下被引诱过去的。龙应台书中另有一段敍述,可供我们想象山东的老百姓为满足共军的补给曾经被诛求到何等敲骨吸髓的地步。龙应台参观淮海战役纪念馆时听到解说员说:“郯城是鲁南地区一个普通县城,人口四十万,县府存粮只有一百万斤,但上级下达的缴粮任务是四百万斤,郯城最终缴粮五百万斤。几乎是勒紧了腰带去支前……在为淮海前线筹粮碾米活动中,豫西地区有两百多万妇女参加了碾米、磨面和做军鞋等活动。”龙应台接下来列举了日本皇军占领时以及国军统治下征粮拉伕的数字,他们全都榨取得很厉害,但都远不及共军征用的那么多。63 动用那么多超限度的民工,又让他们做那么繁重的劳动,还上缴那么多的粮食,沉默的农民群体是否全都是自愿奉献,就像宣传文字或电影上渲染的那么踊跃投入和欢天喜地呢?包括冲锋在战斗前列充当肉阵的民工,是否都是甘愿为革命去肝脑涂地呢?如果不是的,而是受到中共洗脑、逼迫或欺骗,那确实就该以违犯国际法典的“战争罪”搜证和追究了!

毛泽东及其毛共向来以无法无天自诩,更以“不信邪”自负,对其所做的伤天害理之事,他们当然都不会有任何犯罪感。我们现在努力还原各个事件的真相,为的就是通过文字讨伐,对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展开个人主持的民间审判。“乐战”、“利胜”和“乐杀人”的目标塑造了毛泽东的冷漠心态,同时也影响到粟裕这类急功近利的将领。中国传统的军事人文价值很讲究将帅五德——智、信、仁、勇、严,其中“仁”是核心,是根本,是统御和调节其他四个方面的关键。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一贯蔑视仁德,践踏信义,他与他指挥的将领在“不仁”的价值取向上基本一致,都把派到战场上的士兵物化成战争机器,全把他们的生命当作革命工具去肆意挥霍。包括毛本人在内,在发动革命暴力的过程中,那个叫做“革命”的异己力量也支配了他,使他沉沦到他所谓的“人或为鱼鳖”的境地。

革命的幸存者都是脚踏过死人堆走向其胜利的终点的,他们的余生难免带有“活尸体”的阴气。据粟裕的夫人楚青回忆,粟裕多次对她讲:淮海战役的文章他不写,淮海战役的书他不读,淮海战役的电影他不看。但楚青并未解释,这位以淮海战役头等功著称的将军对自己的辉煌战绩何以会一味回避,如此淡漠。是往事不堪回首,幸存的老将军怕面对地下的冤魂英灵?还是他的一世英名到后来落得譭誉参半,让他想起来甚感心烦?抑或多年的血战把他磨蚀得灵已残缺,以致晚年的精神状态一片荒芜?楚青还向来访者出示粟裕一首题为《淮海战役》的沁园春词,那张手稿算是粟裕有关该战役唯一留下的文字。粟裕的诗词修养实在有限,从最起码的词作要求来讲,他那首沁园春很难算一首词作,充其量只是几行附庸革命风雅,追随毛主席文采的词语组合。

十七、毛的斗争逻辑: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

1949年的一月是最残酷的一月。

困守陈官庄一带的杜聿明集团伤亡惨重,缺粮少弹,援兵既无望,突围更乏力,受恶劣天气的影响,南京派来的飞机空投作业有困难,士兵挨饿受冻,根本无力作战。再加上共军发起政治宣传攻势,极大地动摇了军心,战场上的士气低落到极点。1月6日,被围困二十多天的国军已趋于自行瓦解,休整多日的共军发起猛烈的总攻,经过数日激战,至1月10日,共军全歼被包围的国军。六十多天的淮海战役至此告以终结。

在淮海战役进行的同时,以入关的东北野战军为主,再加上华北军区的第二、三兵团和地方部队,在西起张家口,东至塘沽、唐山,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地区,对傅作义集团及其他部队发起围攻,这就是歼灭和改编了国军五十余万之众的平津战役。共军此役对国军采取“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战术,先从西向东逐一分割包围各个据点的国军,同时由入关的东野部队进逼平、津,切断傅部海上的退路,完成对平、津的战略包围。至1月16日,共军先后攻占张家口和天津,傅作义及其华北剿总二十二万人死守的北平遂陷入共军的严密包围之中。经过多次谈判,傅作义最后被迫接受城下之盟。他与中共进行所谓“和平谈判”的结果是,达成了一项照顾情面的“非投降”协议:在1月23日,傅部官兵按中共指示地点接受“离城改编”。1月31日,共军在傅部移动完毕后开入北平。至此,长江以北的土地大都为中共占领。

国民党败局已定,一直支持蒋介石政府的美国政要也认为,即使美国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预,最终也于事无补。因此美国政府不但不可能出兵助蒋,甚至不愿再借款给国民党政府。宋美龄亲自到白宫求助,结果亦无功而返。美国政要当然不愿意眼看着共产党在中国当权,那时候他们唯一能尽力去做的事情就是促使国民党重新与中共和谈,以免共军渡江南下,直捣南京和上海,最后弄得中国大陆上再无美国人插足之处。受到美国的鼓动,副总统李宗仁向中共发出五项和谈的动议,为排除蒋介石干扰和谈,桂系势力逼蒋引退。蒋作了一番周密的安排,在1月21日正式宣布下野。

三大战役后的中共已非昔比,解放军如今占了绝对的上风,他们怎肯与国民党平起平坐举行谈判。对毛泽东来说,以前与国民党谈判搞妥协,是由于中共处于弱势,是为求幸存而不得不作出种种诡变。但每一次和谈后渡过难关,他们很快即强硬起来,于是又接着与国民党更加凶猛地缠斗下去。因为中共最终的革命目标是打倒国民党,武装夺取中国的政权。自带领红军上井冈山以来,毛泽东从未放弃用武力消灭一切敌对力量的努力。大决战前夕,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已讲得很明确,对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反动派,他坚决主张,“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在谈到美国会出兵,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的问题时,周恩来在发言中表示担忧。然而毛泽东依旧以“天塌不下来”的口气鼓励与会诸人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打仗的党,也不怕,我们对此有精神准备。”他在这次会议上定下了中共的战略原则,那就是“要把战争打下去,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直到最后胜利”。在一月初再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强调,“战争必须打到底”。针对李宗仁所提的五项和谈条件,毛泽东提出了“惩办战争罪犯”等八项和谈条件。64 毛明知提出这侮辱性的八项条件,即等于让国民党无条件投降,对方绝不会接受。他自己也在会议上明言,他之所以定出这八项条件,并将其公布出来,就是为了从国民党口中逼出那个“拒绝”,这样就能给中共提供“一个打击国民党的武器”,从而将“要把战争打下去”的罪责加在蒋介石等被宣判为战犯的国民党要员头上。这样一来,他毛泽东就可以把自己塑造成反战的斗士,更可以把他自上了井冈山就开始执行“乐战”、“利胜”和“乐杀人”的暴行名正言顺地宣布为革命路线,他和他的同志们自然也就有资格以战胜者的姿态去惩办被他们宣判为战犯的阶级敌人了。

刘少奇在七月初率团去莫斯科拜见斯大林,大老板满口夸奖中共在中国武装夺权的成就,而且当面勉励刘少奇说:“胜利者是不能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65 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斯大林当时刚建立起从东欧到东亚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处于踌躇满志之日,他未免把世事看得太短太浅。他哪能料想到自己死后不久,赫鲁晓夫即在党内作出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告,对他的罪行进行了公开的审判,连他的僵尸都移出红场,予以火化。毛泽东去世至今已三十八年之久,中共当局仍不愿意,也不敢公开审判毛泽东的罪行。因为毛罪与共罪始终连系在一起,在毛及其毛共众多的罪行中,首要的罪恶就是他们的战争犯罪。他们从苏共那里拿来武装夺权的革命激素,将其盲目注射到我们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硬是凭借被激活的农村乱暴势力完成了他们血腥的窃国工程。他们才是一群战争罪犯,毛泽东自当为首犯。

国民党兵败东北前后,蒋介石即已启动退守台湾的准备工作。接着中原、华北相继沦陷,蒋一面严令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守,一面暗暗把海、空军总部、军工设备及有关人员向台湾迅速转移。李宗仁可谓尴尬人偏遇尴尬事,他要在如此艰难的时刻搞他那艰难的夺位动作,结果把自己的代总统职位当得捉襟见肘,窝囊地处理了不少替代蒋介石丢脸受辱的事情。蒋则在引退后游刃有余,依旧以其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操控党政军方面重大事务的决策。在他的指令下,蒋经国负责把国有银行中库存的美钞和金银秘密转运到台湾,为政府迁台后的需用预先做了足够的充值。包括早在抗战前就从北平迁出的故宫文物,战火纷飞中几经辗转,也都是在那残酷的一月间装了三千八百箱珍品运往台湾保藏。五月中旬,共军抢渡长江,至下旬已占领南京、上海及苏、皖、浙大部分地区。国军残部仍在东南隅和大西南零星抵抗,蒋介石则离开家乡溪口,先是到舟山群岛督导防务,然后从容飞到台湾。他甫至台北,即做起亡羊补牢的整顿工作,组建了一系列机构,任命了得力的人员,开启了党务、经济等各方面的改革,为国民政府的播迁做了登陆前必要的铺垫。十月中的金门古宁头大捷和紧接着的登步岛激战大煞了中共的威风,使共军渡海作战的锐气顿遭重挫。紧接着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巡防台湾海峡,东亚的军事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解放军尽管一直高喊“一定要解放台湾”,但此后再也没能解放到舟山群岛以东的广阔海域。中华民国于是绝处逢生,在金马澎台再造存亡继绝的宏业,将辛亥革命的法统一直延续到今日。赖有三十万子弟兵枕戈待旦,毋忘在莒,至少保住海峡东边的几处土地免遭赤祸,更护持几千万国民享有了自由民主的生活。尽管在东海沿岸,共军的成千枚导弹一直瞄准目标,至今仍在毛泽东“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的计时装置下蓄谋着发射的一刻。

面对1949年一月的中国战事,美苏两国均及时作出十足势利的外交反应,都在为中共夺权后能够确立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政策而进行初步的试探。早在1947年初,毛泽东就计划访问苏联,一是急欲寻求苏援,二是想学习老大哥的治国经验,三是在政策路线上请示大老板指点和认可。接下来多次联系毛的出访事宜,苏方都是在答应毛的要求后很快又取消原先约定的日期,致使毛的莫斯科之行一直受阻于万里之外。斯大林在对华事务上总是顾虑重重的:他一是对美国在华的举动戒心很重,唯恐在对华事务上处理失当,惹了美方,会招致意外的麻烦;二是对发迹农村的中国党同志缺乏信任,总担心这个缺乏工人阶级领导的武装集团势力壮大后会走到偏离苏联的路线上去。因此在是否全力支持中共夺取政权的问题上,大老板的态度一直都不太明朗。据说毛泽东有一次连皮鞋和呢子大衣等出访的行头都准备齐全,兴沖沖就要披挂上路,莫斯科突然又发来暂缓访问的电文。毛的访苏之行三缓两缓,一直缓到一月底,就在其行程依然难以敲定的日子里,斯大林突然改换了两党交换意见的方式,直接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到西柏坡与毛泽东会谈。因为莫斯科发现美国正在作一些拉拢中共的动作,为抵制美帝国主义离间社会主义阵营的阴谋,苏共必须立即向中共明确表态。那时候斯大林只得把他对毛泽东的鉄托嫌疑降低到最低程度,让米高扬向中共表示,苏联全面支持中共打胜内战,并许诺了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种种援助。

李宗仁把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之日,连苏联驻华大使都及时跟随前往,令人不解的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及其机构却一直留守南京。原来美国高层特担心中共建国后成为苏联的附庸,司徒大使迟迟不行,据说是受指使留下来观望局势,让他便中多做些沟通中共的工作。司徒大使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曾主持燕京大学多年,共产党的干部中就有他教过的几个学生,因此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有幸与毛会见过两次。毛泽东的美国情结直到那时候仍未彻底断绝。多年以来,与苏俄及其党徒打交道的不愉快经验往往激发他根性中反向选择的冲动,这种趋向异类的兴趣来自他一贯排斥同类的动力,因为与同类相处,他总是显得相形见绌,特别是来自莫斯科那些不容置辩的指令,压抑了他在本党中居于领袖的自负意识,有时候就逼得他产生逆反心理,逆反到力图摆脱莫斯科处处干预的方向上去。毛泽东靠拢美帝,固然与中共寻求美援的现实需要有关,但对苏联党同志的拒斥倾向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构成了他更倾向美方的心理基础。

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曾就读燕大,受周恩来的指使,他私下多次会见他老师司徒大使,并邀司徒去燕大过他的七十大寿。毛泽东得知美国人的意向,对可能得到的经济援助——据罗隆基所说,可能援助的美元远远多于给国民党的,他现在又有了与美国人沟通的兴趣。杜鲁门受民主党左翼思想的影响,满以为中共政权具有其民族主义的特质,会容纳资本主义因素,有可能像南斯拉夫那样不受苏联的支配。因此他期待与中共建立起互惠的关系,至少可争取到中共掌权后在美苏之间持中立的立场。但美国向中共提出的那些民主执政建议——如要求中共在新的联合政府中允许反对党存在等主张——触犯了毛泽东的大忌,而且在美国国会中,两党的对华政策也有分歧。因而有关与中共领导正式接触的问题,美方在当时尚处于犹豫磋商之际。司徒雷登原打算乘重访燕大之机北上与毛泽东见面,但他的北上计划没获得最高当局的批准。这位热爱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共的亲善动作刚刚开头,旋即在7月2日接到艾奇逊召他回国的电令。不久他即告别中国,离职返美。毛泽东的美援梦再次破灭,中共因此果断确立与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政策,从此把美帝国主义彻底划入与蒋介石反动派合流的敌人之列。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The China White Paper),为其对华政策作出长篇辩解,同时也严词批评蒋介石及其政府,竭力声明美国已对抗战后中国的情势尽了最大的努力,国民党应为其最后的失败负起全责。白皮书发表后,美国即停止对中华民国军事援助,同时也公开表示,不承认中共政权。国民党那时已焦头烂额,对美国那些冗长的自我开脱之词,根本顾不上发表异议。毛泽东此刻却大为光火,对艾奇逊的白皮书作出极其强烈的反应,接连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五篇狠批美帝国主义的文章。透过文中连篇累牍的反动修辞,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那种因受挫而产生的反弹火气:几年前,他意欲访美会见罗斯福的书面请求石沉大海,接下来做得很好的美援梦相继破灭,美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些赞赏他和认同共产党的言论也都一风吹过,只留下毛泽东倍受挫折的气恼。所有这些令他气闷难言的事情都在他心里造成情绪的发酵,最后便经过极度的政治化处理,升级为新华社论调的大批判文章了。

按照毛泽东对待一切反动派的消灭主义第二条原则——“暂时不能消灭者将来消灭之”,他似乎迟早都要找机会打击美帝国主义,不打击何以缓解他心底怨妇般的情结。韩战一打响,毛便决定抓住此打击美帝的良机。那时候中共高层对出兵朝鲜的事情争议很大,唯独毛泽东执意要派自愿军去抗美援朝。共军本是一支打内战打出来的军队,抗战中一直都避免与外敌交手,结果一出兵到朝鲜打起外战,立马暴露出这支勇于消灭国军的军队并不是美军的对手。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总共才消灭了美帝五万多人,志愿军自身即阵亡十八万多,其中也有毛泽东年少气盛的长子。

十八、进京赶考的路上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建国执政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报告中特别谈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城市的问题。从乡村发展壮大起来的共军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城市,但占领后的城市由谁去管理和如何管理,则是摆在中共面前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的指示。他说:“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这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基本上是一支农民军,他们从井冈山一路上走过来,无论是打土豪筹款项,消灭敌人,缴获武器武装自己,还是开展群众工作,从中获取补给,把分得土地和斗了地主的农家子弟大量征入军队,所藉以维持部队生存和壮大的有效方式即中共特有的军事动员体制。他们寄生在广大的农民群体中,打的是土地革命的旗号,行的是抢劫、剥夺和榨取农民群体的物力人力资源之实。毛泽东带领这样一支纳了投名状的队伍打江山至此已告成功,但分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进城后去当管理各项事务的干部,去从事经济建设,去打造现代化的文明社会,实际的情况就不是毛在会议报告中宣布的那么简单了。毛泽东还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绝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66 在大量的军队干部还没有完全进入城市前,毛就向他们灌输敌情严重的观念,并习惯拿大量的军事用语来指称和定义各种非军事的事物,把处理从行政、经济到社会、文教,乃至日常生活各方面的事务都模拟成军事化的行动。总而言之,中共在进入城市前后,由于临时使用了大量的军人干部管理非军事方面的业务,自然助长他们建国后继续沿用战争时期的军事动员体制。可以说,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被认为“开国有功”的毛泽东已为他后来一系列“治国有错”的事件开通歪路,埋下了伏笔。

开完七届二中全会的毛泽东处于兴奋的峰巅状态,3月23日,他率领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进驻北平。官方毛传中记录了他们出发前一幕很戏剧的情景:

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67

关于“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党化教育深重的国人几乎众口一词,全都对主席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节操赞扬不已。唯独刘亚洲将军目光如炬,看出了毛泽东以及打进城的共产党干部身上浓厚的农民意识。他说此话反映出毛“心灵深处的暗影”,说毛的“脉管里有李自成的血”。68 即将进京登基的毛泽东此刻的确有些得意忘形,他那种说着玩笑话给自己打气的神态活像个成了精的妖怪酒醉中现出原形。毛泽东率领农民军打了这么久血腥的内战,如今终于打到了进京坐天下的一天。但刚刚赢得的党天下到底该如何治理,他心里还没有底。他之所以叫喊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口号,是由于他“心灵深处的暗影”在一边作怪,唯恐自己落了个李自成没坐稳江山就遭到歼灭的下场。为避免共产党重蹈历代流寇的覆辙,他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远远超过历代农民暴动烧杀抢掠的总和,他从苏联引入的暴力革命和意识形态更比清兵入关和汉人辫发千百倍地荼毒戕害了我华夏民族。在资本主义根本就没发展起来的中国,毛泽东大搞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各种运动,结果把国民经济閙到濒临崩溃的地步,反而閙得封建专制的遗毒在各个领域变相地复活。所有这一切就是毛泽东及其毛共进京赶考的“好成绩”。直到毛泽东下地狱去见马克思,中共内部少了这搅屎棍从中作梗,邓小平及其邓共才带上不及格的成绩退回到旧社会的起跑线上,为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下继续幸存下去而摸着石头过了河,大踏步走上中共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

(全文完)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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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页236.

4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页271-271.

45同上,页307.另参看《朱德别传》页727-729;《毛泽东用兵真如神?》,页483-490.

4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页612.

4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页391.

48《朱德别传》,页735-736.

49毛泽东1963年《吊罗荣桓同志》诗曰:“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很多注释者都认为,“战锦”一句指林彪不服从毛打锦州的指令。也有个别解读该诗者不同意此一解释。笔者认为毛这首诗写得实在拙劣,“战锦”一句生凑硬拼,几不知所云。

5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页1.

51同上,页2、36.

52参看黄仁宇:《黄河青山》,联经出版社,2001,页175、189-195.

53参看“博讯博客”,周剑岐文集中《无形的决战——从1945年后国共决战与分裂说起》;萧瑜:《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最英明?——锦州攻坚战再考察》,《二十一世纪》,2009年4月号。

54参看数字证的博文:《从碾庄之战看粟裕:为什么在解放军中威信不高》。

55参看金沖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页886.

56 《毛泽东用兵真如神?》,页490.

5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页215-216.

58参看周明、王逸之:《徐蚌会战》,台北知兵堂出版社,2008,页237.

59 见东方绿《记国共内战期间的“中原会战”之役》(http://adfxtl.blog.hexun.com.tw/7732124_d.html )。

60见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台湾天下文化,2009,页184.但也有不少人否认有关“人海战术”的此类记载,现录刘统的博文如下,聊备一说:“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一提起三年的解放战争,几乎没有一个服气的,像胡琏,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十八师的师长,在华东战场几次跟粟裕较量,在淮海战场上只身逃脱。最后胡琏打胜的一仗就是金门。胡琏说共产党打仗是人海战术,前面一群老百姓拿着手榴弹往阵地上沖,我们能忍心开枪吗?我很负责任的对大家说,我查遍了解放战争的档案,可以说解决战争重要战役的档案我都看了,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战例解放军是这么打仗的。”刘统的解释是:“胡琏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解放军当时装备、服装肯定不如国民党军,有很多战士是穿不上正规军装的,所以胡琏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1948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61参看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页383.

62参看《徐蚌会战》,页12、223-229.

63《大江大海——1949》,页186-189.

64这八项条件是:(一)惩治战犯;(二]废除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65以上所引毛泽东及斯大林语,可参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530、531、538、551.

6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页1426-1427.

67《毛泽东传(1993—1949)》,页917.

68刘亚洲:《中国人和中国军队怎么了?》,见“牛摩网”(http://www.newmotor.com.cn/html/glzwz/39059.html )

参与2014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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