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自传(12)醉翁之意不在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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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邓小平一九七九年三月第一次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我曾以为这也许并不代表邓的真实思想,他不过是为了安抚党内保守派,说说罢了。

我是太天真了。就在一九八一年四月,一场震动全国的批判作家白桦的影片《苦恋》的运动,就是军方在这两个口号之下发动起来的。由《解放军报》首先发难,刊登了批判《苦恋》的评论员文章。连北京市郊的农民一看这篇文章,都嗅出气味不正,说:“怎么又批《海瑞罢官》啦!”,意思是“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一些作家则觉得似乎一场反右派运动又到了眼前。

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是两年前发表的,当时并未引起注意。按这个剧本拍成的电影,改名《太阳与人》,这时正在北京内部放映。其实,这部影片已经按照胡耀邦的意见,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内修改。某位军方官员用“借看”的名义,把未经修改的电影弄出来在北京内部放映。内部放映是什么意思,大家心中有数,文革前一系列准备公开批判的影片,都是事先经过内部放映的。但是,既然这部作品在社会上尚未发生影响,甚至在文艺界中都不为人知,有什么理由和必要发动全国性的批判呢?

这是中国政界惯演的一种戏剧。双方主要人物心里都很清楚,但从不公开亮相,公布自己的政纲,当众展开争辩。进攻的一方不以政治纲领的形式公然要求维护毛泽东时代的整套理论与政策,因为那就会一下子暴露他们要把中国拉向后退和篡夺权力的野心。本来是政治主张的根本分歧,却要事先从对一部文艺作品的批判上做舆论准备,然后一步步把矛头引向自己的政敌。

但是运动一开始,就不太顺利。尽管《解放军报》和“左”派们搞得热闹,《人民日报》却按兵不动。到了五月,胡耀邦便叫暂停,让不同意见的各方都“冷一冷”。而不久后,邓小平又讲了话,重启战端,并且把批判的锋芒扩及王若水、郭罗基等理论界人士:七月间又在中南海召开有各省市文教书记与宣传部长以及北京市文化思想界名流参加的“思想战线座谈会”。可靠人士方面传出了“等着吧,十月起反右派运动就要开始了!”的预告,更加增添了紧张的气氛。党中央在批《苦恋》的态度上并不一致,但作家和艺术家们除个别人外,都不敢明确地对这场从批判白桦开始的第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表示抗议。在就这个主题举行的讨论会上,“左”派作家、理论家气势汹汹地进攻,并且显然是有准备的。跟白桦同一营垒的理论家、作家们则软弱得多,全然处于守势,且是仓卒应战,相互间并无联系。

早就有人向我透露:白桦之后,下一个攻击目标就是我,批判文章都已写好了。我不得不谨慎从事。在《人民日报》记者部的会议上,有几个政治上“左”的和比较灵敏的人发言拥护批白桦运动,我和另一些人则保持沉默。但分成两个党小组开会时,就出现了十分有趣的场面:我所在的党小组,由支部书记主持,她的开场白是《解放军报》的调子。这时一位老记者率先发言说:“我实在不懂,党风腐败已到这步田地,这才是最危险的。放着这个不反,倒来反起什么自由化来了!就算《苦恋》有点问题,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根本没有上演!”他这一带头,我再说话责任就轻得多了。我们俩一讲,其它党员也都说了真话,没有一个是赞成《解放军报》的。隔壁的那个党小组就全然相反,主持会的人一讲,无人唱反调,结果一致赞成批判白桦。简直像两个不同的政党一样!

事后我才得知,这时有一位地位相当显要的大员正在欧洲访问。他到西德时,把留学生的骨干召集到一起郑重宣布:“你们要做好准备,今年秋天,国内要开展第二次反右派运动。”

这话可不是说着玩的。更不可能是他个人的估计。

现在回想那年七月间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那么高规格、大规模的“思想战线座谈会”,所为何来?若不是为了发动一个什么运动,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分成许多小组开会,每组每日都有会议简报,但与会者不能看。这是违反常规的,显然是为了使各组之间不致沟通开会的情况。这又是为什么?只有一份简报发给每人一份,那是小说家姚雪垠的发言。他是批判《苦恋》最勇敢、最凶狠的一个。

开了三天会,没有任何结果。无非是由大家肯定了党中央的一个判断:这几年“思想战线的领导涣散软弱”。当然是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及其代表人物过于手软了。可以理解为对于胡耀邦的间接批评,也包括对领导文艺工作的周扬的批评。

反右派运动没有搞成。但“软弱涣散”这个调子定了下来,给“左”派今后的进攻和各省收拾理论家、作家和记者提供了论据。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向来缺乏同权威斗争的勇气。这场运动使胆小怕事的人更加谨慎,社会使命感本来就不强的作家、艺术家更有理由逃避现实了。有的走向象牙之塔,同时眼睛又盯着诺贝尔奖金:有的则走上商业化道路。

外界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不同于所有其它执政的共产党的一个特点:中共对于意识形态的重视和对于人民思想的控制,比其它国家的共产党要强烈得多,也有效得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上生土长,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取得政权,并是百年来第一个赶走外国侵略者的政治力量。五十年代初期,它在爱国、清廉、体念人民疾苦和维护社会道德(如一进北京就取缔妓院)等方面,又迎合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因而享有任何朝代统治者所未能获得的道义威信。这是它重要的政治资本。中国人传统中对于文字与语言的魔力之重视与夸大,以及道德治国的传统和“文字狱”的历史,也为中共实行思想统治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里,外界又流传着一种误解,以为中共是为了把自己信奉的一套意识形态强加于群众,才实行思想控制的。这确是它几十年来的实践,但并非其目的。其真正的目的绝非是使人群成为马克思主义(哪怕是斯大林式的假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而是要使人成为没有任何思想、并且不具思维习惯与思维能力的驯服工具。换言之,他们是企图消灭人们头脑中的理性,同时又把个人的自我意识、表达和发展自我以及改变世界的欲望,窒息在萌芽状态中。这就是说,要创造出一种全无独立思维、又无发展自我欲望(某些动物性欲望可以保留——因为也难全然消灭掉)的一种最易统治与驾驭的动物。

这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多年来推行“思想改造”、“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个人主义”、“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斗私批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运动的最终目的。正是在这里,邓小平和毛泽东全无区别。

对人的才智的愚钝化、白痴化和对于人的创造精神的窒杀,在我的家乡黑龙江省效果特别明显。那是一片开拓者的土地,居民向来以大胆和豪迈著称。一九三O年代初期,短短一两年内,哈尔滨竟贡献出十几名全国闻名的作家。其后,在日本统治的十余年中,也还有一些作家出现。但一九四九年以后,则有三十年之久那里没有生长起一个作家!

一九八三年我在黑龙江省,又有新的发现。

一九八三年夏,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易人。那位为了《人妖之间》一文而跟我纠缠不休的省委书记杨易辰终因长年抵制经济改革而下台。

一九八O年起,黑省大兴安岭地区到北京来找我的人几乎踏平了我的门坎。那里的贪官污吏和违法乱纪分子在掠夺国家资财和侵犯人权方面野蛮到无法无天的地步,成为我心目中中国最黑暗的一角。只因我和黑龙江省委的关系这些年一直很僵,我去大兴安岭采访,很难得到他们的合作,故此我虽允诺多次,却一直拖延下来。现在省委书记换了人,全国范围的整党又即将开始,也许他们能改变对我的态度?况且,既然大兴安岭的人连年到北京上访,他们迟早也必须解决那里的问题。或许省委会派出个调查组,我来配合它活动?……

按常规,我必须向省委报到。我在哈尔滨的北方大厦中坐等数日,好几个热心朋友帮我去联络,然而省委宣传部长竟然不敢见我。他是我在《人妖之间》中表扬过的宾县两个县委书记之一。那时他正遭杨易辰冷遇,现在则受到新任第一书记的重用。他对我避而不见,显然是为了避嫌,而从他不愿使书记猜疑他和我有什么密切关系中,已可窥知这位新书记对我的态度了。

我决定改变西去大兴安岭的计划,转而向东,来到位居中国东北角的最后一个城市。那里政治上的腐败给经济造成的损失特别明显——数以几千万斤计的粮食不断发生霉烂,我想用这些事实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政治制度再不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也将会被葬送!

途中,我又被另一个题材所吸引。一个浓眉重须的彪形大汉傅贵的一生经历,雄辩地揭示出毛泽东的错误路线曾如何长期压抑和扼杀着人们身上的活力和智慧,从而使中国陷入不能自拔的停滞与倒退的泥淖。普通农民傅贵曾拒绝过毛泽东急于推展的农业合作化政策,弃农做工,因为他觉察到那种平均主义的政策会使动人变懒、能人吃亏,造出一个懒人的天堂。他等待着施展他超人才智的机会。而当他后来被推上生产队长的职位后,靠他的组织才能、经济眼光与魄力,竟在一年之内使那里农民的收入增长了十倍!但继之而来的便是无穷的干扰与破坏,“搞资本主义一的罪名一直跟在他的脚步后面。直至被诬为经济犯罪分子而送进监狱。出狱后他被推举为生产大队的队长,他又在一年之内使几个穷得出奇的村庄收入增加了几倍。然而新老敌手仍然纠缠着他,他随时都可能再次入狱……

但是受到压抑而不能发展的还不仅是傅贵一个人,而是很多很多人。傅贵有一次跟他的政敌辩论时激愤地说:

“你们这股势力,在下头也有点基础,那就是你们在台上整好人、整勤劳的人,执行那条左的路线那二十多年培养起来的那些混日子的人。你们把很多很多好人给毁了,所以黑通现在才找不出’杨大先生’那样的好人来。也许是我眼睛瞎了,我在黑通就找不到突出的人。不论干什么事,要选拔出一个能人来,费死劲了。队长、会计、出纳,就老是这么二十四块坯,上下倒换。明知他护小头,私心重,想不用,可是硬是找不出个人才来代替他。连找个打更的都难。有什么高标准?无非是到点上班,晚上不睡觉,谁来拿啥不装老好人送礼罢了。上回南砖想用个打更的,掂量来掂量去就找不到一个人。咱们这是四千人的大队呀。想找个给十来个人做大锅饭的厨子,也就是一天做三回大饼子、馒头、大白菜大萝卜的吧。酝酿来酝酿去,也是找不着。后来找了个姓纪的,一月七十元工资。这人做完饭往那儿一坐,啥活手不伸。门外十步远就是菜窖,里头装的白菜萝卜。把窖门子盖一盖,别让菜冻了行不行?不行。把一窖菜全冻坏了,他一点不心疼。这事他连想都不想。那块儿东房山头有个厕所,是原来老王头用木头修的,干干净净。那两天下了大雪,你拿个条帚出来划拉划拉行不行?他不动弹。路封住了,就在墙根上拉满了屎尿。他一天干什么呢?到处扯鸡巴蛋,这儿一嘴那儿一舌头,里外挑拨是非…… “

我喜欢傅贵的粗犷豪迈的性格。他的命运引起我无限感慨:中国普通劳动者身上雄厚的活力曾被窒息三十年之久!

这次采访是为时最长的一次。七月盛夏我穿着短裤和短袖衬衫出发,三个月后归来时已不得不借一身冬装了。途经哈尔滨,我听到一个坏消息:

一九八三年十月,我结束在东北的采访,归途在哈尔滨小停,一位好朋友悄悄告诉我:大事不好!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号召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

我深感意外,大惑不解。即使仅就我这次采访中了解到的党组织的严重腐败和难以疗治的情况,也应该全力以赴地去整党呀,怎么又像一九五七年那样矛头一转,冲着知识分子来了呢?那位友人把笔记本打开给我看。二中全会本是讨论在全国开展整党的会议,而邓小平的讲话只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说整党,却用了三分之二大谈反对精神污染!这是为什么呢?

我必须尽早回北京,了解事情的原委。我缩短了在哈尔滨的停留时间,我取消了原定去沈阳讲演的计划——估计在这种形势下辽宁省作家协会分会也不敢请我讲了。

北京是一片肃杀之气。《人民日报》大院里,人们的表情和气氛是如临大敌,凶多吉少的样子。这次和两年半前批白桦那次不同,是邓小平亲自下令,非同小可。有人已噤若寒蝉。我在院内遇见编辑部一个部门负责人,便向他打听这是怎么回事,他不敢回答,反问我,我说:“我刚从外地回来,能知道什么。不过我想,最多无非是再来一次反右派运动罢了。但是现在要想再给谁戴上一顶右派帽子,怕也未必办得到!你说呢?”想不到他的回答竟是:“那可也不见得哟。”

又遇到王若水,他的心情很不好。我说:“看吧,搞不下去的。”他因为在这次运动中首当其冲,不如我冷静,也不乐观,说:“也很难说,权力在他们手里呀。”

几天后,我从报纸上看到王震的讲话。他讲了两次,都说到“党校在整党中要把理论教学队伍认真清理,决不允许那些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混入和留在里面,也决不允许党校的教员打着’研究理论』的幌子,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就等于是说理论家中有阶级敌人,理论上的错误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敌人故意进行的破坏活动了。

听了胡乔木和邓力群几次讲话的传达。他们的调子比邓小平更激烈。攻击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中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部份。王若水参加了这个报告的起草,并且几年来一直是“左派”攻击的对象,所以也和周扬一起被放到被告席上。

胡乔木说:“精神污染是个现实政治问题。周扬关于异化问题的论点,可以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的政治纲领。按照这个异化论,我们国家就没有自由,也没有消灭剥削。他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劳动者不能决定自己产品的分配……受到压抑,强制的分工下不能从事创造性劳动’,这是反动的煽动,是颠倒黑白!”

邓力群说:“黑龙江省那两篇论异化的文章,是以异化问题为掩饰的反革命文章。王若水这个人在一九七九年理论务虚会上就全面、集中地批判毛泽东,他怀疑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认为毛泽东个人品质恶劣。最近,他又批毛泽东的‘一穷二白’。反正他一有机会就批毛。他经常说要防止公仆变成主人,以权谋私,骑在人民头上:人民之子成逆子,政府成老爷,不受人民控制。他把一部分人引伸为整个政府,看作是我们的主要危险。……非法组织沿用这个提法,煽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王若水大讲人的价值,说‘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抽掉马克思观点的具体历史规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提供理论依据。”

为什么不准提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呢?他们的全部论据无非是:马克思没有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异化,他只说过资本主义社会有异化,我在内心里不无嘲讽地说:马克思没说过的事情多着呢!你们奉为至高无上的“伟大领袖”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诸如“农村包围城市”之类,马克思哪一年说过?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没事先翻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吧?

讨论“清除精神污染”的会议,比批白桦的会还冷清。两年前那起运动,“左派”还敢于出来打破会场的静默,公开表示拥护。后来这些人在群众中名声都不大好,也没捞到什么胜利果实。所以这一次他们聪明一些了,开会也不发 言,静观这场运动会不会也像批白桦那次似的夭折,如果不,到一定时机再站出来还不迟。

这次批判运动一开始就遇到一个障碍:它是借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异化”而发起攻势的,而偏巧这个词儿不要说普通百姓,就连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也闹不懂,甚至从来没见过。这就给对于“清污”想不通、但既是邓小平提出的就不好表示反对意见的人提供一个机会,迂回地抵制它,《人民日报》记者部每一次开会,一位老记者都要第一个发言,每次发言他都要说:“这个’异化”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就从来没读过谈异化问题的文章。是不是请什么人来先给我们讲一讲它是什么,然后我们才好批判”。

有些地方,真的请学者来讲了。那时工会正在开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上应该表明对“清污”运动的态度,这就非批判“异化论”不可了。可是代表们一概不懂“异化”是什么意思。于是只好先学习“异化”,请专家讲授。可是这么一讲,就出了问题:关于二十余年来好端端一个共产党怎么会出了个林彪和四人帮,毛泽东怎么会从一个革命领袖变成民族罪人,共产党内何以出现了这么多腐败分子……等等问题,人们正找不着原因呢,听过异化理论,一下开了窍,觉得它正好可以解释这些问题。

批判异化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对于共产党内和按共产党的设计建造起来的中国社会中出现的许多他们自己也不能不承认的许多问题,若能拿出一个解释来就好了。他们拿不出任何能令人信服的解释,却要来批判只有它能够提供解释的异化论!

在学习“异化”概念中间,另一个疑问也变得更尖锐了:不管你叫不叫它异化,共产党一些干部和组织变成了同党的性质与政策完全对立的危害人民的力量了。这也就是二中全会要发动的整党必须解决的问题,怎么一下子冒出个“精神污染”来了呢?现在又把“清污”放到第一位!不是说党风问题是执政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吗?难道“生死存亡问题”不比这个重要得多吗?

还从来没有一次运动所要反对的对象这么广泛过。从最抽象的异化、人道主义理论到人们的日常思想与生活方式中同毛泽东多年来提倡的道德相违背的东西——凡不符合排除一切享乐的苦行主义、排除一切个人利益与欲念的集体主义甚至排斥西方影响的民族主义的东西,统统列为“精神污染”。堂堂首都的党市委领导机关门外张贴出告示.凡留披肩长发、裙子过短、裤子过瘦和涂抹胭脂的人,不得入内。你就可以想见在外省和底层,会出现怎样的混乱了。

“清污”运动必不可免地在全国各方面都引起大震动。本来人们对于共产党政策的稳定性就信任不足。不仅搞文化的人,搞经济的人也是提心吊胆,怕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取缔个体经济和禁止雇工了,甚至把自己定为资产阶级,那就几辈人都翻不了身了。批判白桦时已使他们惊慌过一阵,现在由邓小平亲自发起的声势浩大得多的“清污”运动很像又要来一次文化大革命(那次动乱不也是从意识形态上反资反修开始的吗),更使他们胆战心惊,觉得自己危在旦夕了。

中国的领导层对下属的动向比过去敏感多了。胡耀邦、赵紫阳等人赶忙去找邓小平,面陈利害,力主“清污”不能破坏经济改革。国外舆论界的非议一定也起了重要作用。大约十一月初,就传来了指示:农村中不搞“清污”运动。一周以后,又公开报导:经济领域不搞“清污”。后来又宣布科技界也不搞“清污”。

总共不过二十七天,这场短命的运动就夭折了。

“清污”的反对者硬说这次运动没有死人,这是说谎。仅就我所知,就有一个人死去。这个消息是一位女青年到我办公室来直接告诉我的。“清污”一开始,黑龙江省牡丹江养马场的一个政工干部就把那里的女青年们召集到一起开会,让每个人交代讲究穿着打扮的动机。有一位姑娘这方面表现更突出些,便成为批判的重点。她想不通,又无处讲理,就服敌敌畏自尽了。

“左派”发动“清污”在北京取得的唯一一个重要成果,是改变了《人民日报》的领导班子。十月三十日是个星期天,忽然通告全体党员上午九时要来开紧急会议。我事先已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便按时到会,仔细记下了会议的情况。

胡乔木面色苍白,似乎有些激动——他们终于胜利了。他宣布中央书记处十天前的决定:同意胡绩伟辞去人民日报社社长职务,把副总编辑王若水调离人民日报。实即撤职。他还宣布:中央机关的整党从此开始。我心中冷笑:真有意思!整党从反腐败、反倒退最坚决的人民日报开始!

胡和王的罪过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没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是无意的,偶然的,也不是短时间的。关键的问题是中央提出坚持四个基本原则后,胡和王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在很长时期是不积极的”。“他们对于十年内乱引起的结果抱悲观态度”。

胡乔木着重批评了胡绩伟的一次讲话,说他把报纸的人民性摆在比党性更高的位置。胡绩伟根据共产党中央不断犯错误而党报也跟着扩大这些错误的历史教训,提出党报应代表人民对党实行监督。胡乔木说:“他实质上把党报与党中央的关系颠倒过来了,……人民并不都是舜尧,人民犯了错误怎么办?……这流露了他对党不信任、对前途缺乏信心的情绪。”

不知是真是假,胡乔木爱动感情,这次讲话有两处他又用了哭腔,都是在责难胡绩伟和王若水错怪了党的地方。

他讲完话,居然还有不少人鼓了掌,我感到诧异,原以为《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人,都跟我一样呢。

我没有鼓掌。我觉得这是很阴暗的一天,虽然天空是晴朗的。

邓力群始终微笑着。他们是有理由高兴的。一九七八年以来,《人民日报》始终是他们推行极左和倒退那一套东西的障碍。新华社是跟他们跑的,北京的其它报纸也跟着,有的还很积极。只有《人民日报》岿然不动。

不过也许他们高兴的早了一点。胡乔木这一天讲话中说“需要整顿理论、文艺的领导班子,数量相当多”。他们只来得及“整顿”了一个《人民日报》,几天后形势就有了变化,不能继续“整顿”下去了。原想拿掉周扬,没有成功。决定解散中国社科院的马列主义研究所,也失败了。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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