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誉虎: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六四经历(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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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忍辱具结出狱,敢问路在何方

一九九零年一月十一日,历时二百三十天的《戒严令》宣告解除。恰在此时,对我的内查外调也结束了。近些天我接连做了几个梦,梦里离不开鱼,尤其是大金鱼。我打扑克时,两次分牌竟都是一色全红十二张。我打趣地宣布:这是吉兆,要出狱了!

中断一个多月的提审又开始了,但这次提审的气氛与往常截然不同。小蔡面带笑容,说话也客气多了。我认为这是好兆头:内查外调的结果肯定吉多凶少。

小蔡很坦率,开门见山地说:“你在厦门的口碑还不错,能评劳模了,有些问题也澄清了。希望你端正态度,深刻反省自已的问题,对自己的错误有个正确的认识。”

这次提审只有几分钟便结束了。

回到号里我对几个老资格说:“凡事不论吉凶都有预兆,我所言不虚吧,我快成算命先生了。”

我把今次提审的事告诉了大家。大家表示祝贺之后却一反常态,沉闷、沮丧的气氛笼罩着全号。只有副号长喜出望外,并开始写便条托我带给家人。

果不其然,过了两天又提审时,小蔡把抬头印有《具结悔过书》的两张横格公文纸交给我。

回到号里我开始思考,究竟如何写才恰到好处?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叶挺将军的诗:“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具结悔过书》五个字明显带有侮辱的性质。不管你有多么崇高的理念,正义也好,真理也罢,要想自由,都要弯腰向强权和邪恶低头。

从法律层面讲,我无罪之身被关押了七个多月,理应获得赔偿和道歉,具结悔过的应该是执法机关!但现实却截然相反。这或许就是民主与专制的区别!

我前思后想反复权衡,自已不是知名人士,也不是职业革命家,为了那早已被当代人淡忘的名节来把牢底坐穿实不足取。可是为出狱自轻自贱,俯首贴耳奉迎强权邪恶,又不心甘。于是,我决定采取折衷方案,在《具结悔过书》上写道:自己犯了错误,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向学生宣扬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自己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已的言行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云云。

第二天,我把《具结悔过书》上交。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下文,没有动静。难道还要在牢里过春节?我有些气馁和疑惑,对自已的执拗有些后悔:肯定是因为我不思悔过,才继续关押我。看来是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头!

牢门打开了,小蔡的身影出现了,我心中暗喜。

他把我带到审讯室,挥动着那张《具结悔过书》,开门见山地喊到:“你小子来花招是吧?!你写什么你心里明白,别人也看的明白!你不想出去了?你昏了头了?!”小蔡边喊边又拿出一张空白的《具结悔过书》,说道:“拿去重写!记住,要把握机会,想明白了再写!这利害得失你可要三思!”

我感觉到蔡预审那声色俱厉的申斥中夹杂着惋惜和善意,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味道。

春节将至,对亲人的思念和对自由的渴望折磨着我。为此,我决定再退一步,对“错误”的认识加深了,对政府的宽大表示了感谢,但坚持了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表述。因为这一表述从哪个层面讲都是无法撼动、无法否定的真理。让时间、让历史去评判功过是非吧!

《具结悔过书》再次上交的次日下午,牢门怱然打开了,张管教站在门外命令道:“王誉虎,把你的东西收拾好,调号!”

在张管教的监视指引下,由一名犯人帮助拿东西,我搬到了甬道尽头的D牢房。这是警方防止在押人员与外界通风报信采取的惯常举措。

获释已指日可待了,我心里洋溢着喜悦。

果不其然,两天之后我被释放了。狱警拒绝了我把被褥衣物转交给T号难友的请求,我只好不大情愿地留给了还不熟识的D号,被褥里还藏有关东烟。

在看守所大门口,妻子坐着轿车来接我。离去之前,妻子替我交纳了关押期间的食宿费和粮票——这又一次让我联想起毛时代向死刑犯家属索要行刑的子弹费!

出狱后的第二天,我来到北京华成托运服务公司。代经理兰敏沮丧地告诉我,前几天接到工商局的通知,北京华成托运服务公司被取缔,并已见报;听银行说还要罚款五十八万,幸亏帐户内没有几个钱,罚款的事便不了了之。

又过了两天,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朋友找到我,告诉我一条内部消息:市委书记李锡铭口头指示,要尽快取缔我在中关村的北京京元科学仪器公司。可能由于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是我哥哥王六桥,所以才侥幸存留至今。

我确信消息属实,便当机立断通知哥哥六桥:马上把公司帐内资金全部转到厦门公司,把所有值钱的设施、商品迅速转移或削价处理!

关闭了北京京元科学仪器公司,也就放弃了我在科技开发和工贸领域施展拳脚的抱负,哥哥近两年的心血也随之付诸东流。六桥近两年苦心网路了一批北大同学,他们在科技领域有的官至局长、所长,有的是关键部门的掌门人。这些知识份子、技术官员与毛局长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把科技引向市场,希望在商海一展身手。但是这一切皆因我涉足六四全成泡影。

因时间仓促,以及两处房主的刁难,公司预付的房租款分文未退,加上装修、改建、扩建费用和廉价处理汽车、电脑等有形资产,两个公司直接经济损失五六十万元。被没收被展览的汽车、手机、电脑、影印机、打字机等,至今未还,其损失也有近二十万元。法律规定,被查收或没收的财物,半年之内必须要么退还,要么依法开具没收证。但是,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尽管多次、多管道上诉,迄未收到他们依法开具的没收证,更没有得到退还。

我快刀斩乱麻,不到半个月,基本结束了两个公司的关闭事宜。

在撤离北京前往厦门之前,我抽出半天时间,在钟海昆的带领下,前往已逃亡美国的曹务奇家,看望了曹的妻子和幼子,并留下二千元慰问金。尔后,当局准许万润南的妻子和曹务奇的妻小出国团聚。相比毛时代,这应该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一九八九年七月,我的汽车、手机等在军事博物馆曝光展览后,我的岳父(解放前的地下党)督促我的妻子暂时躲避起来。这段时间,由于群龙无首,我在厦门的公司,尤其是效益最好的厦门京元金属加工联合公司,完全失控,造成了惊人的损失。

我元气大伤。与此同时,我对国内经济形势也做出了悲观、错误的判断。

一九九二年底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时,我的经营重心已迁移到国外。我先后到了美属塞班岛、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俄罗斯。在异国他乡,我经历了商海浮沉,错失了在国内重振旗鼓的大好时机。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9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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