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实话说宗教
大卫·弗里德里希·斯特劳斯在《耶稣传》的“序言”中说“直至德国的政治复兴才终于给宗教的和其它的讨论开放了一个自由的讲坛”（商务印书馆《耶稣传》1981年2月第1版P5）。但在当今中国既没有政治的复苏（虽然我们大谈特谈“复兴”的历史空洞的岩穴），也就没有“开放”自由的讲坛。有的只是刻板的、僵死的党文化（按：我们只一口咬定新时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这个主义的实质、本质、特质只有一点：党的领导，党说了算。）。高等大学讲坛有几不准。其中之一就是不能谈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所以才引起藏族作家阿来的疑问：我们没有中国知识分子，只有汉族知识分子（《南方周末》2016年12月22“文化”版，他说，他们只谈东南这一溜的问题，不谈甘肃、新疆和西藏的问题。）。
但宗教问题在当今世界又是一个客观存在，你能否定东西方世界五大宗教吗？（按：西方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东方有印度教和佛教，仅基督教一支在欧洲、拉丁美洲、非洲、亚州和北美洲、大洋洲就有20亿教徒。）连当今世界第一的美国也是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最正规的宗教国家。“在冷战时代美国人宣布宗教信仰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1954 年美国国会在向国旗效忠时添加了‘在上帝面前’几个字。艾森豪威尔总统还宣称：我们的政府除非是建立在深深可感受的宗教信仰上，否则它是没有意义的，而我并不关心上帝是什么。”（美，霍华德·斯波德《世界通史——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2009年》第四版，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P840）可以说宗教是伴随着人类诞生成长而诞生成长的，具有宏伟的历史。从另一方面讲可以说美国因信仰而强大，但在美国却找不到在今日中国喧嚣的醒目的口号：人民有信仰 民族有希望 国家有力量 然而在我们这个空话王国，大话王国，假话王国，就在我们宣传认可“人民”信仰的价值、前瞻性与大空间时，我们却在处处挤压这个空间，拆十字架，毁教堂，驱赶僧尼，毁佛像。其实这也是当局在向全世界传布、图解汉语习语的一个生动释例：又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宗教起源于人的敬畏，敬畏那些人们不可知的无法克服的异己力量。首先是伟大的自然力。恩格斯说“一切宗教不过是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反杜林论·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P341）没有对火的惧怕就不会有火神，没有对水的恐慌就不会有龙王。马克思十分雄辩地说“成为希腊人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P48-49）
神话与宗教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但值得思考的是：当第八个火星探测器“洞察号”也登陆火星并传回火星地震信息，旅行者1号成为第一个穿越太阳圈进入星际介质的宇宙飞船已飞行了41年，一种观点认为它已脱离了太阳系进入了宇宙空间，就连后起的中国的月球车也刷新了探月记录，抵达了月球背面，嫦娥的面纱也揭开了一大角之时；生物学家断言，现在出生的人可以不死，缺一个器官再植一个器官远非难事；由于神经纳米机器人技术的进步，未来可能造出“超级大脑”最终会把文化各异的团体统一成真正全球化的社会。科技的进步将改变生活方式和社会机制。人类是什么？寻找答案的旅程即将开启。在中国，至改革开放前，经过一系列社会运动血火的“洗礼”（姑借用之，虽然这些“运动”有残酷、荒诞、反人道、反人性之劣迹），中国的信教信众早已“寥落古行宫”了。但就在上面所显示的背景下，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不管是青铜佛像（而且是超大佛）、玉石观音、十字架、教堂、佛教徒、基督徒，都如雨后春笋般地齐刷刷呼喇喇在中国大地滋生出来。据乌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材料，2010年中国有五千万新教徒和九千万天主教徒。杨凤岗（普渡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博士）估计2018年中国总共有1亿基督徒。这不是因为中国《宪法》第三十六条“宗教自由”的广泛落实（《宪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恰恰相反，教徒们正在用本条款维护自己的权利。这缘由是异己力量的增长，相信党，把一切押在党上，还是相信基督，把一切押在神上？小民们“披衣起彷徨”：胡风，剛一解放就放开嗓子唱《时间开始了》，用了几个乐章宏篇巨制歌唱新中国歌唱毛泽东：“毛泽东他向时间发出命令：进军！！！”结果却落得个反党集团、反革命分子的下场；那么多右派，那么多专家、（翻译家、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有的还是从国外跑回来报效祖国的，都被批被斗被关押被迫自杀（好几十万啊！）就是与自己（共产党）共度危艰走过长征之路的战友，一起在战火中拼杀出来的同志又怎么样，还是不堪回首啊！小百姓中的冤案，赵作海、聂树斌······数不胜数；突如其来的车祸、不治之病、防不胜防的有毒食品、伪劣医药、电讯诈骗、传销陷阱与保险忽悠等等等等，用画家陈丹青的话说：“所有的人在这个十年里都活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赶紧多捞，赶紧安顿自己的生活，不要管这个社会，这个社会你是救不过来的。你到下面走走就会知道，完全是一个赤裸裸的丛林社会，大家信奉丛林法则。”（网络：《陈丹青名言》）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P24）
阿弥托佛！阿们！中国人的现实“总和”就是这么个状况，这就是在中国宗教继续存在、扩大的基础。
奇怪吗？不奇怪。“在人类文化最古时期，人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宗教行为，饮食、性行为，还有劳动，统统都具有一种神圣的意味，对神圣的体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方式。”（宗教历史学家米哈恰《迷宫的考验》，《世界通史》P266引）中国大妈们在热烈的广场舞之余，又转而向十字架一鞠躬，或默念一声阿弥托佛，顺理成章。
二 ，宗教是政治？政治也是宗教
国学大师金克木先生在《百年投影·用艺术眼光看世界》中说“我们很容易以为外国人的宗教都是政治，外国人也很容易认为中国人的政治是宗教。”这正好给我们所谈问题以启发。恰恰相反：在中共眼中，中国的宗教都是政治。一方面把宗教强涂上政治色彩，另方面又着力把宗教政治化。中共在西藏颁发了《寺庙“以案说法”读本》。有案例把高呼“达赖喇嘛长寿！”“我们的领袖达赖喇嘛。”高举达赖喇嘛法相的都定为“煽动国家分裂罪”。案例有判4年，3年零6个月徒刑的（2005年）。2012年中国最高法院、最高检查院和公安部联合颁发了《关于依法办理藏区自焚案件的意见》，规定了“自焚”为犯法（已有多名自焚被救者遭惩处）。中共以红头文件代替法律已是几十年的习惯。但者“习惯”早被马克思讥笑过：“一个人的行为并不因为已成习惯就不再是不法行为，正如强盗的儿子的抢劫行为并不能因为是家风而被宣告无罪一样。”（《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五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P143）我们不妨以人权、人性的角度看这么一幅悲惨壮丽的图景——色达五明佛学院的僧尼，眼看着神圣的庙堂被推倒，心里牢记着已故尊者堪布普美措的教诲：勿抗恶。只把油光锃亮的佛珠抱在掌心，双手合十，含着眼泪，默默的祈祷，没有任何暴力反抗行为，连一句粗鲁的詈词都没有，平静的自焚以抗争，还被指为犯罪。相反，在反腐中，数年来中共已有数百名官员自杀（上吊、跳楼、溺毙等），他们大都“一了百了”，还有法之原则为之开脱。不追究刑事责任。已追究的应予撤销（指侦查阶段），或者不起诉（指审查起诉阶段），或者终止审理（审判阶段）。网友称这在一定程度上变相鼓励了以自杀对抗反腐（按：所以贪腐才前腐后继）。前后对比，怨艾分明。
另外，中共又采取了各种手段把宗教政治化。中国目前有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全国两会”）及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中国天主教团（“两会一团”）他们都接受国家宗教局管瞎。具体管辖举措有：神学思想经过政府批准，神职人员由政府直接或间接任命。政府财政拨基本费用（按：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亦如法炮制。每年拨一定基本费用，但八个民主党派都得按中共的指示办事，有的民主党派的主委就是共产党员）。教会组织接受宗教局领导，教会成员不准在教会以外场所传教。教堂的建立需要政府批准和限制。实则是把教会国家化了 。难怪中国有“处级和尚”的存在。
中国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说：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
丹增多吉（美国国际自由委员会主席）说，北京推行的宗教中国化政策要在宗教中注入所谓中国特色。“北京傲慢地认为，他们可以社会主义价值观取代所有的核心教义。”他还说现在许多寺院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身披袈裟的僧尼们被要求唱爱国主义歌曲。按教规，僧尼们是不许唱歌的，他们不能沉溺于世俗欢愉。他认为这是令人心碎的古怪现象。
2017年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发布的视频显示，那些从喇荣寺和亚青寺驱逐的僧尼被送进教育转化中心。他们身穿迷彩服被迫载歌载舞，以示对共产党表示忠诚。这些都是宗教政治化的“今古奇观”。
即使如此，党网仍然放心不下。大纪元2017年8月25讯：目前有六名中共官员被安排进中国最大的佛学院四川甘孜州色达县喇荣佛学院充任要职。官方把五明佛学院分为寺与院两部分由现任甘孜州公安局党委、副局长扎巴任佛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甘孜州九龙县委统战部副部长邓珠扎西任佛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色达县委副书记四郎曲批任学院寺管委党组书记与主任；现任稻城县委政法委副书记代杰扎西泽仁任喇荣寺管理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等等。佛学院管理一并落入中共手中，这正是纪录片《蚕食中国》讲到的中共一大妙招“共产党发现要想毁灭宗教，一条捷径就是对宗教进行渗透”。现在你就去“宗教信仰自由”吧！
三，从宗教自由是“普遍人权”说到中共的“复兴”
2018年7月6日“推进宗教自由”的首届全球部长会议推出了《波托马克宣言》和《波托马克行动计划》。《宣言》说：“宗教自由是一项意义深远、普遍而深刻的人权，所有善良的人们和国家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推动。”但中共是这响亮“宣言”的例外。中共历来就信奉主权高于人权，而对人权的解释又仅仅限于生存权。只要你有饭吃不至于成为饿殍就万事大吉。中共下达的高校教师七不讲其中两讲就是不能讲公民社会，不能讲公民权利。另外却高调宣传飘渺的中国梦和中国的“复兴”。中共要复兴什么？小民从没见到一种言说，党媒也没露出个中讯息。不过既言“复兴”总含有把现在失掉的过去的辉煌再现出来的意味。历数二十四史恐怕只有汉朝足以为中共心目中的样版。夏商周古陋，当不足一提。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群雄争胜，当不在中共心中。秦至二世就短命崩塌。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更不值青睐。宋分南北，饱受异族凌辱。明又怎么样，梅山上那棵歪脖子树就见证了它的归宿。大清更不能上榜，一系列屈辱的卖国条约历为世人诟病。剩下的只有汉唐。较而言之，汉胜于唐。赵冀的《廿二史剳记》：汉朝之疆域是历史上最广的。“开境”于“极南者”、“东境者”、“西南者”、“极西者”（“西域三十六国，又秦时所未闻也”），这样所增之地“为中国四至，千万年皆食其利”，这正是中共主权高于人权的标的。据《剑桥中国秦汉史》：“如果汉代中国人在地理学意义上并不认为中国是中心，在政治文化意义上，他们的确是中国中心论者。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秩序从来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按：今日中共虽然口头上瞎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但骨子里绝对不关心整体世界秩序的普世价值：民主、人权、宪政。它只关心一点：共产党的领导）······汉代中国人的中心不仅作为一种思想存在，更重要的是，还作为一种制度形式表现出来。”（＜英＞崔瑞德、＜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秦汉史》P408）
当今中共正在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为新世界中心。如2018年在浙江乌镇举办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声言要“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但被媒体讥为“世界内联网大会”。因为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全球1000个最受欢迎网站，有171个在中国被屏蔽。中国有强大的防火墙，中国网络上有数不胜数的敏感词汇。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北京还举办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请来了来自世界120个国家300个政党的领导和代表。看来阵势大而庞冗，但，借《德国之声》的话说并不像它的名字那样“全球化”，“大多数政党都属于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左派组织”。这表明中共想成为世界中心的急切意愿。打造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爱国宗教，在党和政府管辖之下的宗教想必也在这“中心”的考虑之内。
四，中共的不自信举隅
中共大力向全党全国人民宣告：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是一个没有理论的空架子。所谓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八字还没有一撇，就被帮闲文人吹捧为“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这些吹鼓手恐怕是连五度音程的基本知识还不具备时就要天真地谈论交响音乐的音乐理论家。借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叙述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文字让这些吹鼓手见识见识何谓体系也许有一点益处。恩格斯说“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黑格尔的体系包括了以前的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巨大领域”，“精神现象学、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哲学史、美学等等”，“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P310）。反观中共“习思想”的理论，不过是习从政以来例行讲话的汇编。这既与理论差十万八千里也与八竿子打不着的“体系”没有任和关联。有的也只不过是肤浅地涉及到这方面与那方面的片言只语。“制度自信”，只有两个字：维稳、维稳、维稳。“道路自信”。一是等着瞧（钱权资本主义怎么走），二是现在已出现了混乱。先是有周新城（教授）在中共的《求是》（中共的顶级理论刊物）上叫嚷“消灭私有制”，不久又有吴小平者附和：“私营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辅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吴小平呼吁一种“公私混合经济”（按：这可使人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敲锣打鼓欢呼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公私合营。这“公私合营”的诸多插曲之一是：1952年贵州茅台镇强行没收荣和、成义、恒兴三家酒厂，合并为国营茅台酒厂。荣和老板王氏拒绝合并，被扣上土匪帽子给枪毙了。荣和酒就是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金奖的今日茅台酒。），吴还说“让私有经济离场”。中国的道路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还谈不到自信不自信。我要说的不自信是具体的摆在国人眼面前的问题。首屈一指的当推公布官员财产。全国人大上叫了几届，现在也不叫了（再叫也无益）。所谓“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却被不自信在这儿被洗白了。另一个痛点是怕群众。毛泽东的经典名言是“相信群众相信党”、“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面对今日的宗教信众，中共却露出了怯色。四川色达县喇荣寺五明佛学院是国内最大的佛学院，据说僧众最多达到两万人。“两万人”！这还了得！！五明佛学院遭到几次“整肃”，僧舍被推倒过几次。一次就被强拆5000所。强令缩小规模，驱赶走几千僧尼。现在只限学院1500名，寺院3500名，五明已改为旅游基地。《寒冬》杂志4月19日报导，有人口120万的江西新余市自去年以来已有包括81处基督教聚会场所被取缔，其中16处被拆毁。河北石家庄市平山县耗资1700万建成的全球最高的“滴水观音”被炸毁。位于山西长治市襄樊县仙堂山号称世界上最大的佛像也被拆毁。另外，传统《圣经》被停售，已被新版《圣经》所取代。《摩西十诫》被强令改为“九诫”，抹去了“除了耶和华不可有别的神”条，据说习近平反对这一条。这事发生在河南一家三自教会。中共怕群体（宗教群体）意识来源与自体经验的反思。中共自身的成功就在于利用群体的盲目性、奴性与跟风。起哄意识。“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举动，同时也容易慷慨就义，正是群体，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P26）建国以来的各种社会运动，表面上看是轰轰烈烈的全民潮，其实质都有煽动利用群众的盲目性、奴性的一面。上海工人、北京老太他们都在义正词严地批判胡风，指斥右派。但他们有谁知道“主观战斗精神”、“现实主义”、“宗派主义”、“政治设计院”是个什么劳什子。批林批孔、批刘少奇、邓小平···莫不如是。这其中有个关键就政治煽动。勒庞还有一观点：“只是一些人聚在一起，它还不足以形成团体。”（上书P31）今日的麦家朝圣，虽然有几百万之众，但它不是一个团体。你朝圣我朝圣，如是而已。从来不见信众高呼打倒什么、砸烂什么、批判什么。今日中国之教众，都应作如是观。但中共鉴于自己历年来利用群众的经历便产生了“后怕”。雅科夫列夫说：“布尔什维克出色地利用了奴仆般俯首贴耳的芸芸众生的庶民心理，无论夺取政权时和夺取政权后都是如此。”（《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2013年1月第1版，内部发行P75）中共的后怕还源于中共自身的诸种危机：债务危机、各阶层不平等加剧、一方面是产能过剩，另方面又是增长放缓（国企生产效率低，还有僵尸企业）、人口老龄化、空气污染程度加深、水资源匮乏等等。
五，腰斩马克思主义
中共“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是开的空头支票，但腰斩马克思主义才是硬梆梆的事实。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基本态度是：“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为私人的事情的原则”（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P217）。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重述了“宣布宗教为私人事情这个有名的公式”，列宁在文中强调了“对国家来说”，而不是其它（《列宁选集》第三卷P252）。这个原则既承认了历史，也认可了现实（当今世界更不能忽视，有20亿教众），也体现了人性的自由。拿破仑当年率领几十万大军向俄国开战，占领了莫斯科以后，他与赫尔岑的父亲的对话中表明：他派兵“保护教养院和乌斯宾斯基大教堂”（什·维·塔尔列《拿破仑传》，商务印书馆1976年9月第1版P261）。拿破仑遵循的原则是“对国家来说”，“宗教”仅仅是“私人的事情”与他进攻俄国无关。美国国家航天局（NASA)发射飞船探索月球、火星是一回事，与美国教众信奉基督是另一码事。但就这么一条普遍的原则，中共却忽视了，对中国教众屡屡打压。我就不信，我们的党要与众多的专家就没读过《法兰西内战》和《国家与革命》？
结语：值得思考的问题有三
其一，《世界人权宣言》（1943年12月10经联合国大会通过），第十八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西方名著入门·人与社会》＜5＞，商务印书馆1965年6月第1版P524）
其二，“20世纪后，很多人认为，全球化带来的转变使人们产生了不安全感，而宗教信仰可以填补这些空白，给人们以安全感，从而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前引《世界通史》P830）中共的铁路安检连削铅笔的小刀，砖工的砖刀都要没收。有些地方买菜刀也要身份证。但就是在这种严密的监控下，上海、重庆、浙江、广西······还是发生了用菜刀砍杀小学生、幼儿园小朋友的凶杀案。“安全感”从哪里来？然而中共却不许人们去“填补这些空白”，值得一思。
其三，塔利班在世界上劣迹斑斑，他们的汽车炸弹，人肉炸弹赫赫有名。他们在2001年用炸药大炮炸毁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巴米阳大佛，现在中共也在炸大佛，我们该怎么看？
人不能总像猪一样生活，该不该留下一点精神的空间，哪怕只有一点。
2019-5-24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May 24,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