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贞:我在澳洲经历的八九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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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30周年

一年一度的八九六四又到了,今年30周年。

89年6月4日上午九点半,北京长安街,军人荷枪实弹岗哨林立,坦克车队集结待命,两侧诸多小路的路口挤满了人群。众目睽睽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人民坦克兵在隆隆的坦克声中,朝跪在他面前祖孙三人的身体碾过去;停顿一下,坦克倒退,再从祖孙三人的身上第二次碾过去;回到出发点,隆隆声中,坦克再次前行,在祖孙三人的身上第三次碾过去;最后,坦克退回原地,第四次从祖孙三人的身上碾过去(注:过去我误写坦克往返四次,应为两次,在祖孙身上来回碾压四次)。祖孙三人压成的肉泥嵌进了沥青路里,铲子也铲不干净。

8年半后,1998年1月,目击者王强告诉我上面这个令人发指的罪行,当时我们在离洛杉矶40多公里的Long Beach县华人旅馆里。王强说,他回到重庆无线电厂向党支部书记蒋为汇报了这一幕,书记指示,此事就停止在你我之间,不得扩散。那年秋,我请重庆朋友去无线电厂找蒋书记,得知该厂已垮,该人已寿终正寝。

如果,伟大社会主义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没有下“要准备流点血”、“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的命令;如果,这一个坦克兵与那一个坦克兵(拒绝压人的那位),长着相同的肉心——而非狼心狗肺;如果,这个人为制造的灾难压根没有生长的土壤:一党专制,无论“暴徒”们如何“胡作非为”,如何没有“见好就收”,“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们手上就断无杀人的武器,比如机关枪坦克车装甲车达姆子弹等。那么,今天,30年过去,那个与婆婆手牵手当时约7岁的小男孩现在已经37,他将穿着夏装与妻子在6月4日明媚的阳光下,牵着大约也是7岁的儿子或者女儿,欢天喜地走在北京长安街上;那么,今天,30年过去,他当时大约五岁的妹妹现在35,多数已是五岁孩子的妈妈,也应该与丈夫一起,一家人兴高采烈享受人生在世所可能有的幸福时光了;那么,今天,也许他俩的婆婆,此时此刻已不在人间,她也该与蒋为书记一样,寿终正寝。

而不是死于非命!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人民子弟兵、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为人民谋幸福……,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人民”二字,它的实际含义原来是“敌人”,甚至连敌人也不如,是可以随意虐杀的牲口!

“牲口”社会,领导人及其跟班,难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牲口?!

1989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我在澳已一年半多,还处在自我禁闭之中:一,不懂英文,两年内不看电视,不听收音机;二,五年内不买中文报纸,浪费时间,影响我学习英语。

朋友告知,寻人启事在找齐家贞。我这才破例买了份中文报,这才非同寻常地发现,在澳中国人对天安门民主运动有如此强烈的反响,对8964中共天安门屠杀有如此沖天的愤怒。

一页一页翻过去,整版整版全是墨尔本和维省边远地区在澳中国人登的广告,尺寸巨大,颜色醒目,标题刺眼,有的是个人独登,有的是数人联名,都是护照上的真名实姓,不像平时交往了好一阵,你只知道他(她)的姓或者英文名字。现在,中共在天安门犯下的杀人罪行,他们个个义愤填膺,人人无情谴责,喊出了打倒希特勒政权、中共十恶不赦罪该万死之类的口号,也有人严正声明退出法西斯共产党和共青团等。

劳改队里,我听神经失常的王大芹骂过法西斯之类的疯话,正常人谁敢!现在,这些“疯话”全部出自正常人之口,心里好解气。

那段时间,关于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新闻我一律来自周末打工洗碗的餐馆里,哪怕别人已是二手旧闻,对我全是刚出炉的新新闻。这辈子,1949年10月共产建政毛泽杔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从此跪着当奴隶,包括8岁的我。现在成千上万的学生市民扬眉吐气胆大包天,在中国的心脏地区北京天安门游行示威,举标语呼口号,惩治贪污、反对官倒、开放民主,已经好几周了。

尽管我人在澳大利亚,仍为中国人有望站起来做人而心花怒放。

我打电话与在美国旅馆当经理七十七岁的父亲谈六四。父亲比我更激动,他天天看《世界日报》,天天大受鼓舞。

“家贞啊,准备卷起铺盖回中国庆祝吧!我们快要熬出头了。我到处打电话,问地址,给那些民运组织捐钱,他们寄来一些有我名字地址邮票般的小东西表示感谢,很有趣。天安门民主运动需要我们每个人的支持,我手上的钱都寄走了。”

那,这个月给弟弟的生活费怎么办?

没关系,我已经通知他们,下个月我寄双份。

这样吧,这个月我来。

不要,不要,我有办法,马上就会有的。家贞,你千万别寄!

父亲逝世后,遗物里有一叠六四以来汇给民运组织的汇款单,总数接近一万——这位在二手货店花一两块美金买衣裤,垃圾桶里捡面包吃80岁左右的老人,23年牢狱之灾不能改变他正直善良诚实的天性,是名副其实的英雄,悲剧英雄。

餐馆里,我跟老板Tony争论起来。

“不好啦,他们肯定要开枪镇压了。”老板说。

“不会的,北京这么多机关这么多人都参加进来了,它众怒难犯。”我答。

“你看,他们的标语从‘小平,你好’到‘小平,你好糊涂’到要‘小平下台’,那还不开枪镇压?”

“要邓小平下台,因为他太老了,又不是要打倒共产党。”

“要邓小平下台,就是要共产党下台,是一样的。”

“五八年武汉有人领导九个工人罢工就给枪毙了,罢工的人全部判刑。现在,罢工罢学罢市,上街人数最多的时候两百万,它能判刑枪毙两百万人吗?”我认为,时代不同了,民意不可侮,政府不得不让步。

“不说这么多,肯定是要开枪镇压地啦。”

“肯定不敢镇压地啦。”我学老板的广东腔回答。

“好,好,你不相信,我们打个赌,看你对还是我对,看他们到底敢不敢开枪?”

那天半夜,我从餐馆下班回家,大家都关灯入睡了。摸黑中,刚来不久的小夏从房间里传出哭声:“齐家贞,他们真的开枪杀人了!”

啊?

那个只在大陆生活了七年,七岁就逃到香港,后来又从香港逃到澳洲的资本家Tony,击败了坐过十年共产监狱的无产阶级赤贫者齐家贞,资本家赌赢了。

涉及到政权命脉之时,老百姓的血只是水,邓小平“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独裁狂人敢说这样的“豪言壮语”!

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我白天去工厂做工,销售经理Collin来到我面前:“Helen,天安门杀人了。你需要帮助吗?我们将尽力。”

Collin再次下楼,她递给我一封信,大意是:本厂将乐意僱佣齐兴国和齐大同先生——我的两个弟弟。

我开始关心时事,具体说是关心天安门事件了。

每次走在路上,我眼睛就四处张望,只要商店的电视机正在News Update(最新消息插播),我就赶紧钻进去,希图补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中国人在天安门广场空前的壮举。

我对自己开了禁,大大方方花二十元钱买了个二手电视机。当时的电视机硕大笨重,我费尽气力搬回家,发现它接收不到澳洲国家民族电视台SBS,这个台主要播放国际新闻。我又嘿咗嘿咗搬回店,加五元钱换了台可以收看SBS的。

之后,我花十六元澳币“巨资”(我每周伙食费10元)买了本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画册。太差劲,比起波澜壮阔、气吞山河的这场运动,没有一本书、没有一册画不是淡而无味,不是九牛一毛。

我天天打开电视看SBS,我天天失望地关掉,中国老百姓新闻开放三天站着活了三天人,又回到蒙住眼睛缝住嘴巴塞住耳朵的老套子里去,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国倒退万马齐喑,中国人又开始跪着做人,世界各国的新闻工作者很难再获得八九六四的后继新闻了。

自我禁闭,让我失去惊叹礼赞活了四十九岁才一遇的使血液沸腾,使灵魂得救,使生命根基彻底翻转,使人生之旅重新起航的史诗巨画:四九年共产专制以来两百万中国人向往民主的大能量、大行动、大爆炸场面;我也没看到使自己终生心惊肉跳,终生恶鬼缠身,终生盘问“怎么能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枪”,错过与那些肝脑涂地血溅四方日夜游走在天安门前的亡灵们相聚,并且心贴心活在一起的机会了。

事实上,我这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共产党的傢伙,尽管出了国,依然没有享受到“Freedom From Fear”免于恐惧的自由——四个弟弟和他们的家属都是人质,我恐惧因为自己言行不慎,把他们再次逼进苦难的深渊,我哪怕自杀十次,也无可挽救无济于事了。

我依然不敢不沉默。

原来是餐馆老板Tony找我,当时我太累,辞了工。

Tony在电话里焦急地问,齐家贞,你有没有登报声明谴责中共开枪屠杀天安门的学生居民?

没有,我想都没这样想,我不敢。

那,我就放心了,千万别登报,万一在澳洲留不下回去,他们报复,首先就收拾你。

Tony约我在唐人街见面,一起去谘询他的律师。

走进律师办公室,我扫见桌上放了些填好的表格和一叠照片——最上面是个中国男人把李鹏的大画像踩在脚下,猜想,加上他们登报谴责中共的声明等,可以证明回中国就会像天安门的学生百姓那样大难临头死路一条了。

律师用嘴嘟了嘟桌上的东西,他说,这些并非本来存在而是事后人为制造的证据,很难相信有足够的说服力从移民局手上拿到定居。老板向他提了一下我的情况,表示他想帮我办居留。律师认为,我的过去与天安门事件毫不相关,他们既然放我出国,我回去就是安全的。他强调,这类案子,证据不足,申请起来非常棘手。

连律师自己都没有信心,Tony帮我忙的好意胎死腹中。

这次关键时刻我一反常态,完成了从大愚若智到大智若愚的转换,自己不声不响去拿了一份强烈人道理由申请定居的表格(Strong Humanitarianism Status),我请人帮忙填好,交给澳洲移民局。

为了保住专制政权,中共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平民们使用机关枪扫射,开动坦克装甲车碾压,火光沖天血流成河,它使西方世界看到中共丧尽天良赤裸裸的残酷野蛮,深深搅扰惊骇触怒了他们善良的心,澳洲移民局伸出援手,免去惯例约谈,很快就批准了我的定居,不久,女儿也移民来澳。后来了解到,在我之前,澳洲政府主动从大陆救援了好些身处险境的民主人士。

八九“六四”一周年,我参加过一些活动,签到一律用假姓名假地址。

我抱着朋友的儿子到墨尔本城市广场参加六四纪念集会,许多中国人没有忘记这一天,许多西人也没有忘记这一天,大家神情肃穆握着发给的小白花,认真聆听台上的发言。

我与中子,纪念六四血案一周年。

第二天,澳洲大报Herald Sun刊登了中子的特写照片,孩子庄重悲哀的眼神感人至深。报纸的标题是,“世界不会忘记”。

世界不会忘记

我还悄悄去听严家棋、万润南、吾尔开希等人纪念六四的演讲会,递了个条子问天安门究竟杀了多少人,他们说无法确定,几百至一千——近年,英国美国解密资料显示,应该是几千到超过一万。我们试试数数,从一数到一万并不容易,何况这不是数字,而是一个个生龙活虎的生命。

回家当晚,分租房子的室友从她房间里跑出来:“齐家贞,我刚刚在九台电视新闻上看见你了!”我这只惊弓之鸟马上惊弓,怎么当时没注意有记者录相?转念一想,室友是新加坡人,不会检举我,我停止惊弓;第二天早晨上班,西人同事说:“Helen,你当明星上电视了,昨晚我看见你的。”惊弓之鸟即刻惊弓,再一想,他是澳洲人,不怕不怕,齐家贞不要惊弓。

后来,我还参加过一些“反革命”活动,每次都胆战心惊掩耳盗铃,深怕中国驻墨尔本领事馆发现我,深怕共产党对我鞭长莫及加害我重庆的四个弟弟。

2005年1月,64岁的我走出阴影,下定决心抛弃恐惧,我不愿意把自己想说的话想做的事带进坟墓,烂在自己的肚子里。那时,我居澳17年半,早已是澳洲公民。

从此,我一发不可收拾。

8964天安门大屠杀,全方位透视出专制体制对生命的极度蔑视和它的反人类本质;而西方民主国家大批收留中国人,充分展示他们重视生命价值和人道主义的立国精神。

六四屠杀之后的30年里,中共不仅没有放下屠刀认罪悔罪,它仍在千方百计否认杀人事实、竭力掩盖歪曲六四真相,动用国家暴力机器全面封杀惩治民间自发的纪念活动:2007年六四成都的陈云飞,“煽颠罪”拘留、监视居住半年;2014年5月,刘荻、郝建、徐有渔等“五君子”,“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2016年,成都铭记“八酒六四”四君子,以“煽颠罪”正式逮捕,今天,陈兵还在牢里。

30年里,中共洗脑的成效“卓着”: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到走进社会,被谎言喂养大的80后、90后、00后新生代,“放进南瓜里度日,长成扁的;放进竹子里度日,长成长的”,他们对“六四血案”一无所知,父母们对真相常常严格保密,这样的“花朵”会是“祖国的明天”吗?

更有甚者,今天的中共,利用现代人类社会极度发展的科技,极度地变异为反对人类本身的利器,除了与时俱进网络防火墙屏蔽海外时事新闻不同的声音外,他们的数据监控系统Digital Watching System,2020年全面覆盖大陆。至此,每一个中国人,包括习近平皇帝,无论去到哪里,也难逃“大数据”的监控。“中国安全啦”,没有小偷,没有杀人犯……,同时,也没有了一星半点隐私的自由!

八九六四过去的30年里,形势大好的社会主义中国,“像虾子一样朝着黑暗后退”。

我们二十多万受惠者,天然应该感谢澳洲政府收留我们的大恩大德。

可是,同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我们必须面对,没有天安门成百上千甚至上万学生平民遭受了人世间顶级的苦难——与亲人的死别,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活着”,就没有我们今天与家人一起在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的澳大利亚“活着”!

我们的“活着”,是天安门义士们牺牲的结果。

这个事实太逼真无疑了,这个事实太剔骨剐肉残酷无情了,我们几代人都难以消受,“不可承受之重”!

不要认为自己是精英范本,不要认为自己是领袖先驱,不要以为做了一点点事情自己就不得了啦,在任何一个天安门死者的面前,包括本文开篇提到的那位60多岁的老太婆面前,她大约7岁5岁孙儿孙女的面前,除了深感羞愧,除了满心感激,我们不值一提——因为,正是那么多死者汩汩奔涌的鲜血,正是那么多母亲无尽流淌的泪水,渗透浸染了本来苍白的泥土,滋养出了我们这些,小草!

唯有,在为天安门死难者血洗沉冤伸张正义的事业里;唯有,在安抚慰勉痛不欲生的天安门母亲的努力中;唯有,在把北京屠夫们抓到末日审判被告席上,宣布他们有罪的行动里;唯有,在为他人谋利为中国民主宪政奋斗的征途上,有道义担当,呕心沥血,无私奉献——如此,我们才有资格喘息透气,对自己的后代说,你们的爸妈,为生养我们的中华大地以及大地上苦难的同胞,竭尽忠诚,至死方休。

(写于墨尔本)

(博讯北京时间2019年5月31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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