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自传(9)人性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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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新的打击正悄悄准备着。

每天晚上,我下班回家以后,坐在我对面桌子前办公的一个女共产党员便打开我从不上锁的抽屉,拿出我下乡期间的三本日记,尽情地摘抄。一九六六年六月初的一天早上,我便在楼道上看到一满墙的大字报,标题是“右派分子刘宾雁反党野心不死”。我日记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记载,本是当时意欲克服的“错误思想”,统统变成我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了。

我愕然良久,因为我丝毫没有精神准备。这次袭击,比一九五七年那次来得还要突然,因为那一次我至少还略有不祥的预感。而这一次,从一九六五年便开始了的攻势是集中在吴晗、邓拓等人身上,无论多么富于想象力的人也不会想到九年前便已中止其政治生命、再无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和发表言论的权利的人,会成为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首批对象。况且,这个人仅仅三个月前,刚刚被权威方面认为已经是个“改恶从善”的人,才给他摘掉右派帽子的。

我自然知道这绝不是个别盲动分子的自发举动,而是经过领导指挥和充分策划的。我只是不能理解,也坚信自己毫无错处。大字报上巧加摘引的都是我当年日记中极力要纠正的思想,早已成为过去。“这种手法未免太卑鄙了!”我想。然而我只能硬着头皮准备接受党的铁拳,我毫无自卫能力。

看过不久以后造反派大字报中揭发出来的材料,我才明白这是一起阴谋。毛泽东这次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往常不同。因中央的头头摸不着他的意图,但预感到自己可能遭殃,于是便决定抓一批人来转移斗争目标。在青年报内部,当权派经过严密筹划,拟定了一个十五人的名单,作为第一批打击对象。这些人都是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已经打击或准备打击而尚未完成的人。我和一九五七年的副总编辑钟沛璋(他于一九五八年被定为右派,一九六O年就已摘掉帽子,)首当其冲。

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以为自己已经降到一个人可能降落的最低点,政治境况绝不会再坏了。这个幻想在一九六六年六月的几天中便被粉碎了。

我立即又一次被同人们隔离开来。在我办公室对面的房间里,国际部的编辑们在研究对我的斗争策略。我东边的办公室里,则有一张又一张进一步揭露、批判我的大字报在书写中。

我明知道自己没有任何过错可言,然而紧张的气氛使我预感到这一次对我的打击来势之猛将超过九年前那一场运动。权力越是非正义,便愈是狰狞。我虽然坚信我的无辜,但对面办公室裹正在排演的闪电和雷鸣,仍使我忐忑不安。我明知大字报只能是连篇谣言,但它声势之猛毕竟会使一些人相信,隔壁那抄写中的大字报的纸张窸窣之声仍令我听来不免心悸。

他们终于叫我去接受审讯了。为了表明我已不再是同事,从此呼唤我的名字时,音量都要加重几倍。

最熟悉的办公室里坐着最熟悉的七个人,只不过七张面孔全然变了。七个法官,一个被告。他们坐在各自的写字枱前,我一人站立在办公室中央。主审者刘祖禹的经历和政治性格,使我断定他将是对我最凶的一个,因为这场运动是他又一次表现自己和赢得领导重用的机会。几年来他的面孔和声音总是随着政治空气的变动而变换的。果然,他的第一个动作是猛击桌面,同时大声喊道:

“刘宾雁!你必须脱去伪装,老老实实交代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罪行!”

我这时倒相当镇静了,回答说:“一九五七年之后,我再也没有这种罪行。不然,三个月前,团中央也不会摘掉我的右派帽子。”

这时是一位女将拍桌子了,声音尖利到声带将被撕裂的程度:“右派分子刘宾雁!你放聪明些!你以为我们不了解你吗?你休想蒙混过关,我们对你的罪行一清二楚!”

我说:“你们早就认为我应该摘掉右派帽子了。不经你们同意,团中央是不会作出那个决定的。”我心里暗暗奇怪,这个女人怎么一下子变成凶神恶煞的样于?她和主审者不同,并不是政治上很积极的人。我们同住一个院子,平时也是客客气气的,她并没有特别表现一下的必要嘛,怎么今天像有杀子之仇般地对我咬牙切齿呢?

她更加凶了:“你休要狡辩,给你摘掉帽子,是有人包庇的结果。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里,你再坚持反动立场,必定要粉身碎骨!”

七个人一个个都声色俱厉。另一位也一反常态,几乎每叫喊一声都要跳起来,我理解,是因为她丈夫也是右派,她本人积极要求入党,但家庭成份不好,所以必须表现积极。那个身材高大的编辑兼画家姜某,是因为母亲曾在美国留学,离婚的父亲背景也比较复杂些,表现激烈些也是可以理解的。倒是新从部队调来不久、平时给人印象似乎比较“左”的年轻妇女,并不这样狰狞可怕。同是前右派妻子的另一位妇女,也温和得多。

他们既拿不出任何事实,也讲不出什么道理,但我仍然不能不是敌人,他们不能不是绝对正确。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优点。最后,“勒令”我必须遵守几条纪律,继续交代反动言行,便放我走了。

接着,命令我交出三本日记,抄走我四年来积累的有关苏联的资料,又派两人到我家中抄走我的所有信件和五十年代以来所有笔记本。事先,我已偷偷撕掉几页可能被他们用来攻击我的记载。同时,关于我的一些大字报继续张贴出来。没有任何事实,都是虚张声势,咒骂和恫吓。

六六年八月的一天,正式宣布给我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监督劳动。地点仍然是九年前第一次宣布我为右派的那个大饭厅。那时有我妻子在厅众席中,这一次则除妻子外,还有我十三岁的儿子在场,他是和小朋友偶然到这里看热闹的。两次,我都因亲人与我一起蒙受羞辱而感到加倍痛苦。

虽然我从一开始就成了这次大革命的专政对象,但我对它的兴趣可与我的身分很不相称。我不喜欢它在意识形态上那副极左的面孔,但是它反对官僚主义、党内特权阶层和腐败现象,却使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中国的一个机会。我虽然已被取消了参加大革命的权利,仍跃跃欲试,很想写几张大字报和参加一个组织。但这是不可能的。

这正是北京市大街小巷“批四旧”闹得最凶的时候,我已失去直接观察这非凡景象的机会,只能在吃午饭时从印刷厂的工人们的议论中听到。红卫兵把所有历史上曾是官僚、地主、资本家、清皇族、汉奸、妓院老板等等,总之有过劣迹但早已受过清算和惩罚的人,以及对新政权始终效忠,但如今被视为“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精神贵族——名演员、名作家、名画家等人拖出住宅,挂上牌子,下跪的下跪,游街的游街。这些人自然被抄了家,所有金银珠宝、名人字画等等都被洗劫一空。很多人经不起人身侮辱或烈日下无休止的折磨而告别人世。一位工人问另一位工人:“到护城河去了吗?好些死尸,把河水都堵了!”

我十三岁的儿子也被卷进这场浪潮。他为了证明自己够当一个红卫兵,首先要革老子的命。在同伴的怂恿下,他做了一个当时“五类分子”大都要佩戴在胸前的黑胸章,上写“右派分子刘宾雁”,准备叫我佩戴。但他终于未能压抑自己的天性和冲破父子之情,不忍对我下手,而仅仅在我们家门上贴了一个条子:“刘宾雁,你必须老老实实,按时上班回家,不许乱说乱动!”

十二岁的女儿小雁,加入了街道上孩子自发组织的红卫兵,戴上红袖章,高兴了几天。一天晚上我回到家中,见她一人坐在床边流泪。我问她怎么啦。她呜呜咽咽说了几个字,我听不清,再问她时,才明白她说的是“把我撤了!”自然是因为父亲是右派,所以不让她当红卫兵了。我和她一起伤心,虽然明知道那个袖章并没有什么价值。

对我的冲击,实时并且以几乎同样的力度波及到朱洪。她先是保持沉默,抵制了几日,终于不得不屈从《中国少年报》内部人们的压力,写了一张大字报,要我坦白交代我的罪行。那当然只能是空洞无力的。

我父亲是在我摘去帽子后一段时间来北京的,没想到没有几天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们把一切瞒着他。他因患白内障,也许看不清我和朱洪故作镇定的虚伪笑容。后来因为我又一次被停发工资而造成经济窘迫,使我不得不送他回家。。

总之,这个家庭刚刚见过三个月阳光,现在又被罩在愁云惨雾下。

《中国青年报》和《中国少年报》的编辑、记者及印刷厂的工人很快就分成了两派——以工人为主的“造反兵团”和以编辑为主的“星火燎原”,互相斗了起来。这时,他们一致斗争的主要对象已是“走资派”,对我们这些早已被打倒过的人已无大兴趣。这样,我便有了较多自由。每天打扫完楼道和厕所,便骑上自行车到王府井大街看大字报,买各地造反派印行的小报。

虽然从文革一开始我就又一次成为政治囚徒,我对于从批判《海瑞罢官》、《二月提纲》以来推行的老一套极左的意识形态及政治路线有强烈的反感,但文革的某些方面却在我内心深处引起共鸣,唤起我很大的兴趣。

这年夏、秋季,一群又一群的红卫兵冲进报社院子,在揪斗走资派的同时,也往往找我去陪斗。我不愿意受到凌辱,有时便躲到我的资料室里,把门反锁上。我从面向院子的窗内,偷偷向外窥探。这些年轻人并不都是粗暴的。他们常常把总编辑和副总编辑围住,同他们讲理和辩论。他们的那种无视权威的批判精神和叛逆精神,唤起我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回忆。我就是这样走到共产党一边来的。然而十几年来,共产党却以各种手段熄灭了这种革命精神,终于使自己成为这种精神反对的对象!

毛的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造反有理”的号召,把文革初期全国各处被当权派按过去政治运动的习惯手法当作第一批对象打击的人解放出来。这些人大都是多年来或因有不同政见、或因家庭成分不好或其它原因而备受压制的人。各地以风暴般的势头成立起来的各种政治组织和自发创办的各种报刊,使人们自一九四九年来第一次享有了有限的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也正是我自少年时代以来所向往的局面。它们都打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号。但是在按毛的号召反对“走资派”的同时,他们也是在反对毛推行多年的压制和打击民主力量、保护党内特权分子的路线.在各地大报和各种小字报上,揭露了党的各种错误和党内的各种黑暗现象。一些党的机密文件和毛的内部讲话被公布出来。中国人民第一次有机会了解党内的真相,党的神圣外衣被掀掉了。各地都有一些右派起来要求翻案,甚至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办起了自己的报纸。我密切注意各地形势的发展。我为右派之子、高中学生遇罗克所写的批判唯成份论的文章叫好,又为他的惨遭杀害而悲哀。各地派别之间的武斗使我忧虑。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的得势与垮台的背景是什么?我很想了解究竟。老实说,我对于上层斗争,对于那些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命运并不十分关心,我关心的是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有了空前的民主权利以后,中国的政治生活将发生什么变化?我猜想并且希望这将会带来中国的民主化。

然而我看到的却是中国的群众有了一点民主权利以后,立即分裂成两派或三派,相互火并起来。双方在政治倾向上小有差异,但热衷于夺取权力和不择手段地压倒对方则是一致的,也同样狂热地把忠诚于毛泽东引为最大光荣。军队的介入和支持一派压倒另一派,自然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拿枪的中国人显然是充分地依靠和利用了不拿枪的中国人固有的心理性格上的劣根性。大混乱和大屠杀,尽管我所知道的无论就规模或残酷程度上都远远不是最严重的,但已足够使我震骇不已了。

我曾久久地找不到对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些从未见过法西斯分子是什么样子、也无机会间接了解残酷虐待同类的事实与情景的青少年们,他们那种冷酷无情的心肠和那些惨无人道的手段是从哪裹学来的呢?……没有别的来源,只能是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在各种形式的宣传和实践中受到的感染和训练。

然而当一九六八年六月我被勒令不许回家,必须在牛棚接受政治审查时,文化大革命已被牢牢控制在军队手中。很像一九五七年反右,许多群众组织中真正意欲使中国走上另一条道路的先进分子,这时已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失去了自由,甚至被判处长期徒刑。 .

牛棚里本来就关着两类人——五十年代以来受到政治打击或压抑的人,以及施加这种打击和压抑、甚至靠这些而上升的当权派。历史是很会开玩笑的。我们一起劳动,一起被像牲畜一样吆喝着走过街道前往会场去接受批斗,一起在每人一张的小桌子上写交代和检讨,每日早晚一起站在毛的像前“请罪”,一起被勒令背诵毛的语录,而当背错了时,又平等地遭受训斥或罚站。然而我们分明是两个营垒里的人。

现在这两类人又被分为两类:每晚可以回家和不准回家的。我除了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外,还被怀疑为叛徒和苏联的特务。

这年冬天,我心情很坏。中国已陷入不同派别的军队和群众组织的一团混战之中。许多优秀青年死于武斗或刑讯。看不到这个国家的希望在哪里。我个人的前程更是一片黑暗。一九五八-一九六六年我曾认定我的政治处境已坏到不可再坏,现在却连人身自由都丧失了,必须忍受痛苦得多的凌辱。

我的身体极度虚弱,夜不成寐,体重下降了十几公斤。

每天早晨我都要去打扫《中国少年报》编辑部的红楼。我常常信步走到楼顶,放眼向东眺望,那是我家的所在。是雾?是烟?蒙蒙中什么也看不见。我非常想念孩子。儿子和女儿在我被宣布隔离审查的那个雨夜给我送行李,女儿哭得泪流满面,大约以为我再也不能和他们团聚了。现在他们在哪里?在想什么?我的妻子(她每天就在我脚下的这幢楼裹工作),你还相信我是无辜的吗?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到要死。前十年,我是在为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希望下生活下来的。现在生活既无任何乐趣可言,也再无希望。然而,我舍不掉妻子、儿女。一旦不清不白地死去,反而会加重妻子儿女的负担。牛棚裹的两个人都曾想走这条绝路,一个跌残了腿,一个摔掉了满口的牙齿。于是,我放弃了弃绝人世的念头。

一九六九年四月,为了去五七干校,给了我七天自由,回家去备办行装。

久别后的团聚本来应该是欢乐的,但在我的家裹却充满了悲凄。查了将近一年,我是不是一个有罪的叛徒,是不是一个苏联特务,还没有弄清。这时中国正在经历二十年来政治空气浓厚到令人窒息的时期。一个可能是敌人、但同时又可能不是的丈夫和父亲突然在家中出现,一种难以言状的复杂情绪使我和孩子们顿时拘束起来。他们显得更大了,但房间却显得空落落的。

最为难的是朱洪。她对我的政治面目虽然也许还是半信半疑,毕竟更成熟些。她应该教孩子以什么态度对待这个父亲呢?很难办。我知道,现在再同女儿告别,她不会像九个月以前那么痛哭了。

朱洪怕大洪在这闹烘烘的混乱环境里学坏,决定带他到干校去,女儿则留在北京继续上中学。要准备三个人的四季行装,但财力已经捉襟见肘,即使像朱洪这样经过十几年艰难生活的人,现在也发愁了。不得不把我们结婚时做的蓝布褥子拆开,用这些布做棉衣。

离开北京的最后一刻钟,掌权的左派工人和编辑还要对我们这些假想敌人的自尊和感情来一次践踏。“专政对象”坐在车厢的一头。我的儿子为了传达一句母亲的话,走到我的身边,立刻被申斥回去。列车已经要开动了,左派们忽然灵机一动,把这些罪人叫下车去,在月台上列队,以训斥的口吻训话。这种话我已听过多次,这一回却特别难受,因为这也是对于我们家属的折磨——他们正从车窗和站台上观望。

五七干校设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潢川县,原是牧草茂盛之地,现在要费很大力气改变为稻田。一千余干部薪水照发,从事极原始的体力劳动,效率远远低于收入只及他们几分之一的农工。这是毛泽东为了使干部“锻炼思想”而付出的“学费”。而他又明确表示过这些“旧时代”受过“旧教育”的人不能再用了。

“走资派”一批批离开牛棚,在文革前夕他们为保护自己而列入黑名单的我们这些人却依然是“专政对象”。我常常和妻子、儿子在劳动中或走路时不期而遇,却不能说话。

干校的学员们一面劳动,一面继续追索新的阶级敌人。他们同时还必须对于已经揪出的阶级敌人继续批斗。理由总是找得到的。我读马恩全集或鲁迅的作品,可以批斗一次:为什么不学毛的著作?为什么要读日文版的?我在闲聊时随口说了一句:“人类真无能,连蚊子也制不住!”又为一场批斗会提供了主题:“这是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攻击!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

这种行动,带有表演性质。批斗我,我不能拒绝参加,叫我低头,我不能不低。但让我回答问题时,我却只能说我的真实想法。于是,斥骂一通,喊几句“阶级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口号,阶级斗争的仪式便宣告结束。我已被剥夺了一切,除了动用肉刑外,已再找不出新的惩罚办法。

算来我被错划为右派的二十二年裹,有十五年是以“阶级敌人”身分在被专政的状态下度过的。比起死于非命、长期坐牢、妻离子散的人来,我是个幸运者。我受到的损失,除二十二年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外,就是长期贱民地位造成的压抑心情给我身体和精神带来的损害。回顾那段生涯,分析我的心态,我发现:我并非每时每刻都想着自己的非人地位,这是不可能的。但可怕的是在潜意识里,有一块沉重的石头无时不压在我的心上,无论我在做什么或想什么,它都在我意识的底层撞击着,无声地叫唤着:你是任人侮蔑的贱民!你对妻子孩儿有罪!你今生今世永无翻身之日!

我从未挨过打,没受过任何肉刑或体罚。但我深信,人格受到的侮辱要比皮肉之苦痛苦得多,留下的伤痕也更重。即使在我这个狭小的生活圈子里,也能感受到一场倒行逆施的政治运动如何把人性中最卑鄙肮脏的东西释放出来,使邪恶畅行无阻。

我灵魂得到暂短的休息,是当我和农民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们待人,不看政治标签。他们对不幸者的同情,常使我感动得流下眼泪。

一回到知识分子中间,情况就变了。文革中间对我的伤害最重的,并不是军代表,也不是造反组织的头头,而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完两次大学的编辑和画家姜××。他把我作为一个发泄精神虐待欲的对象。有几个利用假期来干校探亲的孩子和我同住一个宿舍。一次他们问我:科幻小说现在不准读了,将来还能读吗?我说大概可以。当晚,姜某人就自发地在我的房间里主持一次批斗会,说我“散布修正主义毒素毒害青少年”。我见几个孩子捉弄一只猫,放到火炉下面烤,就制止他们说:不要虐待动物。姜某得知,又来到宿舍开一次批斗会,质问我:“你说’虐待”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革命群众虐待了你?”可见,他是教唆那些孩子监视我的一言一行向他报告的。他还挑唆一个孩子把墨汁泼在我的新蚊帐上,在我床上写下擦不掉的侮辱我的口号。

此人相貌堂堂,身材魁梧。这是我第一次明白切不可以貌取人,因为巨大的身躯中有时会隐藏着一个渺小的灵魂。

在那种境遇中,一个笑容,几句关切,都会传来一阵温馨,使枯干的心得到一些滋润。当我经济上最拮据的时候,有一天劳动归来,收回晾出的被子时,忽有一张纸币从被套里落在地上。是一张崭新的十元人民币。真是喜出望外!前些时我到县裹看病,还向人借了五元钱呢。绝不会是我自己的钱。什么人会偷偷把钱挣在我的被头裹呢?一起住牛棚的难友一猜就猜到我妻子头上。想必是朱洪知道我入不敷出,又不便亲自送钱给我,便悄悄塞到的我被子里的。直到十七年后我忽然想起这件事,问起朱洪,才知道那张十元人民币并不是她给我的。那么是谁呢?能够是谁呢?除同住牛棚的人外,我几乎没有一个朋友!在那种阶级斗争热火朝天、人与人之间互不猜疑和仇恨已很难得的情况下,谁会对一个过去并无深交又遭到普遍蔑视的罪人突发善心,冒着风险来给予资助呢?至今仍是一个谜。我愿对那位中国人致以深深的祝福。

终于,一九七二年秋,军代表宣布了对我的审查已经结束,我既不是“叛徒”,又不是“苏联特务”,恢复一九六六年时的结论。然而即使这样的一个结论,也推迟了一年宣布。因为我的同事们为了表现他们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在明知我的一切问题都已审查清楚,干校“最高权威”的军代表也主张我可以“解放”的情况下,声言我对自己的错误检查“不深刻”,坚决反对我走出“牛棚”,使我推迟一年恢复自由。

星移斗转,逝去了六年时光。我又回到一九六六年三月至六月的那种政治状态,却连当时那种在报社管管资料的工作权利都很难复得了。所有的前右派、前历史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等等,都将在“五七”干校继续留下去,直至所有的“好同志”,全部分配工作和离去以后,谁也说不清将来会不会被赐给一个工作机会,以及那将是一种什么工作。在所有这些人中间,我又将是最后的一个。有一点却是可以断言的:“摘帽右派”这个政治标签将伴随我一生直至死亡。我不会被准许重新写作。即使我将来会有一个工作机会,那也将是不需要我对中国的任何大事表示态度的一种职业。

然而奇怪得很,一走出牛棚,我的政治兴趣和理论兴趣就高涨起来。也许只有我十四五岁时对于世界状况和中国问题的强烈好奇,可以同这时相比。那时正是盛夏季节,大别山脚的这块盆地直至深夜还酷热难熬。每天晚饭后,我便在集体宿舍中,自己的一张小小木桌前坐下来,拿出放大镜,一行行地读起被认为是最枯燥的书来。我到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普列哈诺夫和列宁的著作中寻找困扰着我的问题的答案。中国究竟是怎样落到这步田地的?毛泽东的错误在哪里?林彪、康生、江青等人又有什么责任?中国怎样才能走出这个火坑?林彪和江青、张春桥的理论同毛泽东的学说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不出一个小时,汗水便浸湿我的全部衣衫——实际上只是一条短裤。我走到户外,让晚风把汗水吹干,再回来继续攻读。这个房间住着十几个人,这时都在下棋或打扑克。只有一位年轻的编辑和我在读书。而他却是一个前程远大、雄心勃勃的共产党员。

一九七五年,我们这些干校最后一批极特殊的学员,被准许不时回到北京自行寻找工作机会。这时,我好像从将近二十年的政治冬眠中苏醒过来,对中国的一切都很好奇。

我骑着我那辆一九五二年分期付款购置的破旧的匈牙利自行车,每天晚上不停地在北京城里到处跑,就像我是受了什么人雇用的密探般收集各路小道消息。这时候小道消息很多,我常常觉得中国似乎又面临一个历史转机,因而兴奋不已。在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和江青发生争辩,邓小平态度还很硬。美国女作者维特克所写的《江青传》给邓小平这边的人提供了攻击她的机会,毛泽东为此可能和江青决裂。万里先后到河南郑州和江苏徐州,大刀阔斧地解决了少数造反派头头制造的铁路运输中断事件,严惩了肇事者……因过分热衷于搜集新闻,一天中午我险些送掉性命——骑到十字路口拐弯时忘记举手示意,被后面驶来的一辆小卡车把我撞出很远,脸上流血不止。万幸,只撞坏了一颗门牙。

终于,那年九月,得到最后一条小道消息:几天前江青在大寨讲话,说“主席”最近对她很表同情,她在长期沉默之后又一次破口大骂,这次是说“政治局里有宋江”,她要和他斗争到底。完了,毛泽东又和她站到一起去了。接下来就是显然以邓小平一方为打击目标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我的心情沮丧到极点,就好像我是邓小平的幕僚一样。

我在悲愤的心情下度过了一个冬天。周恩来逝世引起人们的异乎寻常的自发的悼念活动,又在我心中燃起希冀的火星。我懂得,这是人们借机表达对于文革和毛泽东路线的不满。四月二日,我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具有历史意义的盛况: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主要是男女青年,把花圈堆满烈士纪念碑下。我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寻找空隙,看张贴得密密麻麻的悼念周恩来和抒发感时忧世之情的诗词与散文。不断有自愿者站到高处举着喇叭一遍遍朗诵诗词,让挤不进去阅读的人转抄。影射攻击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诗篇前面,读者和听众特别多。有人在广场上向围听的群众发表演说。我在心中暗暗叫好,赞赏这些年轻人的勇敢和激情,同时不无一点感伤情绪,觉得自己老了,为一九五七年被铸定的命运使我再也不能和他们站在一起而难过。

显然,这种行动是官员所反对的,这是中国人自己第一次自发的而不是经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群众运动,又是对于这个党公然表示蔑视的公开抗议。这标志着二十七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觉醒。批邓搞不下去,遭到普遍的抵制,又使我从另一面看到了中国的生机:毛泽东二十多年来发起过多次政治运动,很多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得通的,但还是都跟着他一拥而上了。现在他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还活着,然而这一次却不灵了!我认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转机的开始。北京的公共汽车上司机敢和售票员一起公开高声嘲骂江青,什么时候有过这种事呢?

若不是朱洪再三告诫我,我会天天都到天安门流连忘返。传说秘密警察在那里拍照和录相,我这种政治身分的人自然是可能遭到危险的。

四月五日,毛泽东终于决定让军警和北京市民兵对天安门前的群众进行武装镇压,一时震惊全国。

我这时已回到干校。我在极度悲愤的心情中度过了四月。在一次又一次要求大家对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和批邓运动表态的会议上,我总是使自己排在最后一个,这才能到散会为止保持沉默。然而我又必须准备一篇尽量绕开主题的发言,或抄上一段《红旗》的文章,到不得不讲话时应付一下。

这个黑暗的时代到几时才能完结?中国将以什么方式走出这场已经持续十年之久的灾难?——我绞尽脑汁去苦思苦想。为了得到一点启示,我用几个月时间读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当然一无所获。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宣布时,我正在干校,和大家一起正襟危坐听电台广播。我没有流泪,心中默默想着的是:你可——死了!你终于死了!再不死去中国就要崩溃了。据我后来了解,那时像我一样缺少悲痛感情的人很多,心里想的也大体一样。

一个月以后,传来四人帮垮台的消息。知道这件事会发生,却没想到和毛泽东的死挨得这样近。

我以为这会是普天同庆的大事。在小组会上谈感想,说到四人帮制造的这场大灾难时,我为那些付出了生命的人难过得流泪了。

不久我才发觉很多党员特别是支部书记之类的人一直保持着沉默。好像在观望在等待着什么。还听说我们小组的党员干部把我的发言汇报给支部,被当作一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加以密切注意。

原来这时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微妙的时期:一些人不相信四人帮会真就垮台了,而四人帮分子也确是在准备发动一起政变,因而一些党员在静静观望不是没有道理的。继续把一个十年前就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当作阶级敌人予以监视,也不奇怪。九个月以后,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一篇《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题目是《评反革命两面派姚文元》。在这篇文章里,把我称为“右派分子刘宾雁”,等于又一次推翻一九六六年给我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为我寻找工作而奔走的老朋友对我说:“这文章一登,你找工作就更困难了。”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每十年就要在全国范围内批判我一次。一九五七年是第一次。一九六七年五月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的两面派周扬》,又把周扬一九五六年如何重视“右派分子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作为他的一条罪状开列出来。过了十年,也是在五月,一篇批判姚文元的文章居然又要由我来作陪,也是因为姚文元当年对我的作品“曾给以很高评价”!

这时我还没想到再过十年这种事还会又发生一次。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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