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乡企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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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看乡企——清华大学乡镇企业转制问题调查研究报告(二)

改革十余年来,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与乡镇企业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从问卷统计上看,还是我们驻点调查所经之地都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驻点调查的江浙地区,连片的农民小楼、密集的新兴市镇与兴旺的乡村工业都使人印象深刻。

但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令人疑惑的问题,除目前传媒、出版物与有关部门文件经常提到的外,以下现象是值得注意的:

(一)办乡镇企业的背景文化。

如今,办乡企的背景已与当年“苏南模式”兴起时大不相同。以湖南为例,1996年该省在企业改革中有文件规定“今后禁止新建产权不明晰的国有企业”(我们未见原文,此据G县采访时县府干部所谈。但该县同样内容的文件我们已经见到)。依据同样精神,该省许多基层也“禁止新建”产权不明晰的集体企业,同时由于改行分税制,当年在财政包干体制下基层政府大办企业以扩充财源的劲头不复存在。如今乡企的增长仍有显示政绩的作用,但这往往可以通过“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途径实现,而不像扩充财源非要有实际的经济总量不可。

由于同样原因,近年来中西部乡企实际的增长也与过去的苏南有内容上的不同,联户、个体、私营经济所占比重很大。此外,“一次办成股份制”的势头也值得注意。由于“产权不明晰”的集体企业不再时兴,私营企业(指狭义的,由自然人个人私有的企业)比例太大也不好,而且“上面也提倡”股份合作制,因此许多地方兴起了“政府动员,农民集资,一次建成股份制”的势头。如湖南G县的做法是:先由银行贷款(政府担保)把企业建起来,一建成即发动农民集资入股,用股金还掉贷款(尽量限制长期信贷以免增加不良债权)后即办成了“农民的”股份制企业。该县用这种办法促进了1996年乡企的超常增长。但这种做法还有待于今后观察。

(二)乡企“灵活机制”与转制。

“船小好调头”是这些年来公认的乡企特点。但这一特点在乡企向更高阶段发展时意味着什么,人们的看法却颇为歧异。目前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其一是认为“船小好掉头”隐含着一种“后福特主义”的“灵活生产方式”,它在技术上与信息时代的新产业革命相接轨,在目标上从福特主义以数量、规模取胜转为以质量、品种、服务取胜,在生产组织上以“生产岛”取代“生产线”,以综合技能取代“机械分工”,在社会领域则与“经济民主化”、“劳动者所有制”及“经济政治一体化”相关。乡企应该进一步发展这一方向而不能“倒退”到福特制的老路上去。其二则认为“船小好掉头”只是一种市场经济初期的“游击队”式经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它已经显得过时,乡企转制就是要改变这种经营方式并实现“船大抗风浪”的“正规军”式运作。

然而我们的调查结果却与这两种观点都相距甚远。

调查中我们对乡企的“灵活机制”感受颇深。我们访谈的浙江省Y市Q镇的“浙江万帮电器股份公司”就是个“灵活”的典型。该乡企的创办人农民吕万帮自1977年17岁高中毕业后便开始“闯世界”,先做桶匠一年,又在江西、福建等地搞过衡器修理、镶牙、照像、修电冰箱、批发贸易等各种差异极大的行业,后来与人合伙办服装厂行销山西。为就近掌握市场动向,不久又带了七八个人迁厂至山西。未几发现浙晋布料差价大,又停产服装改为批发布料,如是5年,获利甚丰。1992年他回乡创办了三星金属工艺公司,生产家电配件。不久把该厂转交其弟,自己又另办星帮公司生产燃气灶。仅仅一年后他发现燃气灶市场已饱和,又“掉头”把公司改名万帮,转产燃气热水器。这样,他在十余年间“掉头”多少次连他自己也闹不清,但每次他都抓住了商机有所积累。当问及目前产品打算生产几年时,他答曰:“3年。”3年以后转产什么?“这是商业秘密。”

万帮公司目前的生产组织形式的确与所谓的“生产岛”有形式之类同。仅200人的工厂,未安装流水线与任何专用设备。金工车间所有的设备都是通用型的(但并非旧设备),许多工人各自在通用设备上完成多种工序,电镀车间的两个镀槽也非专用,热水器、消毒柜与抽油烟机三大产品的众多镀件都由同一批电镀工在这两个槽上生产。由于没有流水线,无需半成品库房;实行以销定产,也就不需要很大的成品库,因此全厂只有原材料库房,形式上颇有些“后福特主义”的“无库存生产”的样子。该厂不仅设备通用,工人也是“通用”的,除一两个专职外,多数管理人员也有一定的生产任务,或者作为“备用”者,平时搞管理,某个车间一紧张便可去增援生产一线。但是据说该厂的质量管理相当严格,其产品去年曾在中国科技五金节上获金奖。

这样的经营方式至少在目前是有效的。这从该公司生产规模几乎一年翻一番的“超常增长”可以看出。但说它就是“后福特主义”则未免夸张。这种经营方式虽然表面上有些“生产岛”“无库存生产”“超越机械分工”的样子,但这背后的实质完全不同。“后福特制”是从“产量取胜”到“质量取胜”的转变,而万帮的做法主要取向于降低成本,它的优质是相对于“价廉”而言,并不能真正在质量上与流水线上生产的名牌产品竞争。“后福特制”是一种信息时代的高科技生产,其工人的“超越分工”是以自动化与高素质培训为前提的,而万帮的方式正如吕万帮本人坦率地说的,正因为技术含量低,工人也无须培训才实行“通用化”的,“要是培训成本高了我就不能这么干”。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与其说同“经济民主化”“后私有制”的“劳动者所有”乃至“经济政治一体化”相联系,不如说是与相反的趋势相联系的。事实上,乡镇集体企业过去所谓的“船小好掉头”主要是相对于国营企业而言的,而后来兴起的乡镇个体、私营企业这一特点比集体企业更明显。万帮公司就是一家典型的私营企业,而且吕万帮本人在我们谈话时也不认为股份合作制是可取的。从面上来看,这种“好掉头”“生产岛”“通用化”的经营方式在个体、私营经济比重较大的江苏更为突出,而在同一地区内也是(用当地基层干部的话说)“越低级的所有制越这样”。

Y市乡企的“好掉头”在全国也是最典型的。该市的乡镇集体企业转制早,目前也大多采取了“私营企业的运作方式”。随之而来的现象是该市企业“掉头”也越来越快。近年来该市乡企中前后出现出“衡器热”“磨光机热”“保温杯热”与“活动拖把热”,热头上的产品产量可在全国占有很大份额(如保温杯产量在1995年一度达全国的80%)。但很快便因市场饱和、竞争压价而迅速变“冷”,众多企业又望风转产,追逐下一个“热点”。乡企转制后这种现象似乎越发严重:过去的“衡器热”“磨光机热”都热了几年,而后来的“保温杯热”只热了一年,1996年的“拖把热”更是几个月便急剧降温了。如今这种“灵活机制”似乎已经从优势变成了一种弊病,在我们调查期间当地上下都在讨论如何改变它。

由此便产生了另一个问题:“船小好掉头”既然不是“后福特主义”的先进方式,而是“初级”市场经济中一种带有作坊特点的“前福特主义”落后因素,那么乡企“改制”是在克服它吗?似乎又不像。像Y市这样乡企转制抓得较早的地方,上上下下没有人会把万帮公司这样“好掉头”的企业当作转制对象,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完全按市场机制运作”的私营公司,对于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转制而言它早已“到位了”。现在要转制的是“产权不明晰”的集体企业。然而这些企业转制“到位”之后,乡镇企业是否就会从“船小好掉头”变成“船大抗风浪”呢?

事实上万帮公司本身也想向“福特化”方向发展,吕万帮自己就表示,他的那一套经营方式与生产组织方式是在资金、技术力量与管理人材三不足的条件下的求生之道。“不是我‘好掉头’,是别人(竞争对象)逼我掉头!你以为头那么好掉?厂子大了,‘掉头’是要掉肉(损失)的!我要是今后能快速积累起来,或者能贷到款,批到地皮,我也会上流水线,到中央台去上广告,逼别人在我面前掉头。”类似议论我们在很多农民企业家那里都听到,显然他们并不打算选择什么“后福特主义的未来”。

但是像万帮这样的私营乡企在市场竞争中通过积累或兼并从“小船”发展成“大船”,似乎并不存在什么转制的问题。当然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通过把“产权不明晰”的集体企业转制成万帮那样的产权明晰企业,然后让他们在竞争与兼并中由“小”变“大”形成“抗风浪”的能力。但这样一来由“小”变“大”便是一个转制之后的自然过程,并不是转制本身的任务。换句话说,转制的任务是把企业搞“活”,而不是把企业搞“大”,至于“活”起来之后的企业出现“大鱼吃小鱼”那就是以后的事了。

然而现在关于因为乡企“船小”所以要转制的议论则导出了另一种通过转制把乡企搞“大”的思路,这就是把转制理解为“并大户”,组建大型企业集团,而不是理解为产权制度的改革或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配套改革。

(三)“搞活”还是“搞大”?乡企转制真正动因的分析。

上述两种思路导致了目前“乡企转制”中的两种基本模式,当然这是就基本方面而言,具体做法则是千差万别的。

1993年以来,浙江Y市的乡企转制主要是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搞活”企业的过程。该省由于私营乡企比较发达,集体乡企面临严峻的竞争形势,而不得不采用“私营企业的经营方式”。而在江苏W县,这一时期当地私营经济并不发达,乡镇企业面临的主要竞争来自国企与外资,因而他们的“转制”主要是围绕由地方政府促进资产优化重组、建立大型集团或公司而进行。但1996年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在“苏南模式温州化”的趋势下,苏南各地都开始大力推进乡企产权改革,而且势头迅猛。如W县提出“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贯彻‘抓大、转中、放小’的改制方法”。所谓“抓大”“就是镇村集体经济组织抓住一部分关系集体经济命脉的骨干、重点企业的控股权。”在这里,维持大企业的集体所有制的提法为集体的“控股权”所代替,无疑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它肯定了大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和非集体股份的进入。按照一位干部的解释,只要镇或村是最大的股东,甚至持股不必过半,也可以视为保有“控股权”。应当说这一解释符合国际上关于股份制的通行规则,但它与那种把“抓大放小”的“抓大”理解为大企业所有制不变的观点相比却是个很大的突破。

而从我们见到的实际运作看,当地实际强调的不是“抓大”而是“转中、放小”。“转中”即对中型企业“镇村集体退出控股地位,转由法人单位、经营者、部分职工或全体职工持股”,而“放小”即“镇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对小微亏企业实行整体拍卖或不动产租赁、动产拍卖等形式,转移部分企业的资产所有权”。(W县市政府转发《关于加快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讨论稿)》(1996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文件的“讨论稿”中列举的“产权制度改革形式”有5种:规范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度、租卖、拍卖与兼并。其中所谓兼并就是“通过资产重组”合并企业,这显然留有前几年造“大船”思路的痕迹。然而文件的正式文本却把“兼并”一节删除,改革形式由5种变成4种,这更明显地反映把企业“搞大”的思路已经改变。

有趣的是,在1993年以来一直都在改变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关系的浙江Y市,我们从乡村企业下层一直到市委市府一些职能部门干部那里都经常听到他们大谈乡镇企业的“私有化”而全无顾忌,但在行文上,他们则谨慎地称之为“乡、村集体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而从不提转换产权;倒是在一向以集体经济为主、而且不久前还以“搞大”为主要思路的苏南地区,如今各种文件都在讲“产权改革”,而且表现出一种搞运动的势头。如J市在1996年年终(12月30日)便提出“明年(1997年)9月底前结束所有中小企业的改制任务”。

W县市也在1996年提出“加快推进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要求“由点到面,整体推进”,“花一年或稍长一段时间”,完成乡企产权改革。(W县市政府转发《关于加快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讨论稿)》(1996年))。

这种要在一年内乃至9个月内一举改变产权的气势,真有点后来居上,要在民营经济上超过浙江的味道。

显然,1996年的苏南也与浙江一样把“搞活”而不是“搞大”企业作为中心,J市上述规划已经明确把推进集团化的任务推到了1998年以后。这就提示我们:“船小”之弊在推进乡企转制的动因上可能并没有所说的那么重要。

与那种“游击队”式的经营适应于初级市场经济而在正规化之后的市场经济中显示了弊端的流行说法不同,在本次就乡企为何要转制的问题进行的访谈中我们得知,原有集体企业受到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它既来自市场经济的日渐正规化,也来自目前尚未消除的市场经济的“劣根性”即无规范性。甚至(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来自“上面”的转制要求。

关于规范的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明晰,其反面也就是传媒上常说的“乡企患上国企病”。而在调查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是各种“穷庙富万丈”的故事,在转制前实行承包制的乡企中这种现象似乎比国企还严重。转制企业有三个常见现象:(1)转制前不景气的(即所谓“小、微、亏”或“小、亏、差”)多;(2)卖给原厂长(承包人)的多;(3)卖掉后在原厂长、现老板手下发达起来的多。这三种情况不仅在我们的问卷中与访谈中多见,而且也是政府部门整理的各种“典型材料”里常见的话题。这种现象从正面讲无疑是证明了转制的成功。但从反面讲,一个“亏”“差”企业的厂长或承包人拥有足以买下这一企业的财力,这不就是典型的“穷庙富方丈”现象么?反过来说,如果“庙富”也就无需转制,“方丈穷”就买不起企业,也难以转制。因此乡企转制能够成为气候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原来的乡企体制有问题。正如J市的一份文件指出:“我们常说的‘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债、政府负责’,就是产权制度改革迟缓的反映”。

另一方面,规范的市场经济对企业自主权的要求也更高。本次我们组队调查的转制企业芝英五金焊接工具厂厂长告诉调查者,他在1996年广交会上得知外商招标求货,当即与外贸部门联系拍板,打电话回厂下令生产,6月份便交了货。而当时在会的另一家竞争对手是尚未转制的乡企,其代表无权也不敢冒风险,又决定不了交货时间,结果失去机会。第二步强化调查的江苏J镇两大企业兽药厂一建筑队,原先都是业绩突出的“明星企业”,但都因行政部门随意调换领导而垮掉。该镇10家企业近年来先后有7名主要领导人“升官”调入行政机关,结果是人走厂垮,三年之内先后有两家倒闭。

但“不规范的”市场经济是否就适于未转制的乡企?看来也不见得。我们在调查中得知一种现象:未转制企业被巨额“应收未收款”所困扰,但拍卖之后便没有这个问题了,原来私营企业可以用给债务方(非私企)经手人回扣或其他“好处”的手段成功地索回欠款,而集体企业,哪怕是承包了的,却很少有人会为讨回并非“自己的”钱而去冒违规之风险。一位镇工办的干部感叹道:现在不犯规就办不成企业,而哪怕是为了使人“敢于犯规”,也不能不把企业转制啦!另一位镇工办副主任也说,私营企业“优势”之一是可以进行现金交易,集体企业不行,必须要有票据,因此后者在税收方面“吃亏”。换句话说,私营企业的“灵活性”使它易于逃税。

总之,无论市场经济是“规范的”还是“不规范的”,乡企似乎都面临转制的压力,而“船小好调头”是利还是弊似乎都并非关键,这就决定了目前的乡企“转制”属于产权改革,而不仅仅是个“转换经营方式”的问题。

改革 1997 年06期 P 105~115

www.sanhaowu.net 2003-8-23 三好坞

文章来源:秦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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