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呼唤“新重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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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即将进入WTO和以基因工程为基础的新农业革命,给我们带来的虽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然而具体到“三农问题”,则WTO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在其它经济领域,经过这么些年的开放和前几年走私潮的冲击,所谓关税壁垒的保护已经打了极大的折扣,但是农业领域并没有经过大的冲击,如果撤销关税壁垒,我国的农产品市场与农民收入的确会面临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只能通过加快改革,使农民在国内市场准入,尤其是劳务市场准入方面享有更大的自由来解决。当然,从农业着眼,在入世谈判时,我们应当争取更多的缓冲时间和有利条件。

同时,转基因农业这两年在国外的发展非常迅速,通过基因重组可能使“农业”的概念完全改观,根据人类市场需求定向重组基因的种植、养殖业可能根本改变农业(包括传统农业与所谓现代农业)迄今为止的基本特点,如生产过程的不可控制、监督成本高、不易实现标准化等等,并进而使农牧业“工厂化”,导致农民(包括现代家庭农场)的消失。国外已经有人惊呼基因化农牧业将使美国一国的生产就可以满足全球需求,欧洲的农业与农民将面临灭顶之灾。如果真是这样,农民人口极多而农业竞争力更差的中国将怎样应对?

总而言之,无论就历史、现实和未来而言,农民问题都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而且这个问题决不仅仅是“种田人”的问题。仅仅目前城市农民工问题上“体制性吸农”(“市民”的超前白领化导致的“蓝领职业民工化”)与“体制性排农”(身份制对农民的歧视)形成的尖锐矛盾就表明,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单纯的“农民问题”,甚至也没有什么单纯的“三农问题”。笔者曾说过:如果说,“传统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的话,那么现在,“农民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问题。每个真正关心中国问题的人,都不能不成为“新重农主义”者。

为什么说是“新”重农主义?因为迄今为止的我国历史有个怪圈: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越是“重农”,农民越是倒霉。请看:

主导秦朝国策的法家强人焚书坑儒而唯“耕战”是务,把“上农除末”的调子唱得最高,但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群起造反以致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的也是秦。

汉承秦制,西汉也是一直坚持重农抑商、崇本抑末。但其结果却如晁错所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于是农民成了“吏之所卑,法之所尊”,真所谓“上下相反,好恶乖迕”。

靠农民起义上台的朱元璋张口“朕本农民”,闭口“享我农师”,不仅“立法多右贫抑富”,还下令“农夫可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农夫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农民们却发出了“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呼声,并使洪武一朝成为历代王朝创建第一代农民起义最频繁的一朝。

雍正在清朝诸帝中最强调“重农”,他宣称工商下贱,士人“不肖”,因此四民之中农民最贵。于是他创“老农总吏”之制,挑选模范“老农”授予八品顶戴。然而这些人后来多成为作恶乡里的村霸。在政策上雍正从“重农”发展到只重粮食,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结果导致一些地方官府强行毁掉已种的经济作物,令农民改种粮,致使因违农时而绝收。“重农”皇帝使政府强行干预农户的经营,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雍正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结果不但摧残了工商,农民也摇手触禁,叫苦不迭。

总之,在我国历史上,朝廷“重农”对于农民常常并非好事。当然,这并不是说朝廷如果“轻农”就反倒于农民有益——尽管历史上似乎没有一个朝廷、没有一个统治者是主张“轻农”的。因此问题的实质应该是:“重农主义”有许多种,到底哪一种真正有利于农民地位的提高?我们今天要讲重农,就不能不吸取历史教训,倡导一种新的“重农”观念。(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

《南方周末》2001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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