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园 2019-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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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在路德维希·米塞斯《反资本主义心态》第一章，秋风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
1、至高无上的消费者
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最终供群众消费的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其结果是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趋于持续地提高，很多人也日渐富裕。资本主义使“普通人”摆脱了“无产阶级的地位”（depoletarianize），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行列。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上，普通人是至高无上的消费者，他们的购买和拒绝购买行为，最终决定着应该生产什么东西，生产多少，按什么样的质量生产。那些专门或主要满足富人对较精致的奢侈品之需求的商店和工厂，在市场经济的市场结构中只占有次要的地位。它们永远不可能发展壮大成为大企业。大企业总是——直接、间接地——服务于大众的那些企业。
这正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巨变之一。那些在以前的所有历史时代只能沦为奴隶与农奴、贫民和乞丐的人，现在，成了买东西的主顾，商人必须唯他们的马首是瞻。他们是消费者，所以他们“永远是正确的”；他们是市场的主人，他们有能力让贫穷的商人致富，也可以让有钱的工厂主变穷。
在市场经济的网络中，是不容那些贩卖灵丹妙药的政府和政治人物胡乱搅和的，也没有那些随意欺压平民百姓、强征暴敛、肆意挥霍的公爵及其帮凶帮闲们活动的空间。在市场中，恶棍到头来会两手空空。利润制度使那些成功地以尽可能最好也最廉价的手段满足人们的需求的人士发财致富。只有通过服务于消费者，才能聚敛财富。只要资本家没有把他们的钱投资到能最好地满足公众需求的项目上，他们就立刻会丧失自己的财富。市场上每天都在不断进行公民投票，每分钱都是消费者投出的一票，它决定着谁将拥有和经营工厂、商店和农场。物质生产资料的控制权不过是社会的一个工具而已，至高无上的消费者既可以将其赋予某人，也可以从该人手里夺走。
这就是自由概念的现代含义所在。每个成年人都可以按自己的计划塑造自己的生活。他不用再被迫按某个计划当局所制订的、由警察强制执行的唯一的计划——也即在强迫和强制的社会机制下——生活。限制个人自由的，不是他人的暴力或暴力威胁，而是他的身体的生理结构，和大自然给定的生产要素无可避免的稀缺性。显然，人塑造自己命运的自由权限，永远不可能逾越人们所说的自然规律所划定的界限。
确认这些事实，我们并没有从任何绝对的标准或形而上学概念的角度对个人自由的正当性给予论证。我们也没有对于极权主义形形色色的鼓吹者——不管是“右翼的”还是“左翼的”的时髦的理论学说作出评判。我们也没有探讨他们所声称的谎言：群众是愚蠢、无知的，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东西能够最好地服务于他们“真正的”需求、利益，因而他们迫切地需要一个监护人，也即政府，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自戕。我们也没有仔细考察他们的一个论断：有一些超人，正好适合做大众的监护人。
2、改善经济状况的强烈欲望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通人享受着很多带来方便舒适的设施，而在过去，人们听都没听说过，即就是最有钱的人，也不可能享受得到。当然，诸如汽车、电视机、电冰箱之类的东西，并不能使人幸福。在他得到这些东西的那一时刻，他也许会觉得比这之前幸福。但是，一旦他的某些欲望得到满足，就会立刻产生新的欲望。人性就是如此。
很少有美国人完全注意到下面的事实：他们的国家享有最高的生活水平，在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眼里，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看起来就跟神话一样，简直是难以企及。绝大多数人小视他们已经拥有和可能获得的一切，而汲汲于他们不可能获得的东西。为这种贪得无厌的欲望而痛心疾首，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种强烈的欲望，正是引导人们改善经济状况的驱动力。一个人满足于已经获得或可以轻松获取的东西，漠然地弃绝任何能够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的努力，算不得一种美德。这种态度乃是动物的行为而非具有理性的人的行为。人的最典型的标志是：他永远不会放弃通过有目的的活动而提高自己的福利的努力。
但是，这些努力必须适应于自己的目的。它们必须有利于实现自己所欲追求之效果。我们当代绝大多数人的错误并在于他们强烈地渴望各种商品的供应更丰富，而在于他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选择了不正确的手段。他们为种种欺骗性的意识形态所误导。他们所喜欢的政策，其实与他们自己正确理解的根本利益恰恰对立。他们过于愚钝了，没有洞悉他们的行为的不可避免的长期后果，而对其短期的转瞬即逝的效果沾沾自喜。他们所提出的措施最终必然导致普遍的贫穷，导致劳动分工原则下的社会协作体系的瓦解，从而使人类重回野蛮时代。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改进人类的物质状况：提高资本积累的增长速度，使之高于人口增长速度。投资于每位工人身上的资本数量越多，可以生产和消费的东西就越多、也越好。因此，正是资本主义，正是遭到太多攻击的利润制度，已经带来了、并且正在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然而，当代的绝大多数政府及政党却急切地要摧毁这一制度。
他们为什么这么憎恨资本主义？他们为什么在享受着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福利的同时，却总是对过去的“美好时光”和当今俄罗斯工人悲惨的生活状况投以羡慕的目光？
3、身份制社会与资本主义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有必要仔细地对比一下资本主义与身份制社会完全不同的特征。
人们经常喜欢把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和资本家比作身份制社会中的贵族。人们之所以这样类比，是因为，这两者相对于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来说，都更富裕。然而，如果我们相信这一比喻，我们就不可能认识到贵族的财富与“资产阶级”或资本家的财富之间的本质区别。
贵族的财富不是一种市场现象；它不是得自于满足消费者的过程，也不可能由于公众方面的任何行动而被剥夺，有可能根本就不受影响。他的财富源于征服或其征服者的慷慨赐予。这些可能会由于他的主人的褫夺、或他遭到其他征服者暴力驱逐而丧失，他自己也可能将财富挥霍以空。封建主才不管消费者呢；平民百姓是否乐意，并不能有于损他们一毫。
企业家和资本家的财富则得自于那些惠顾他们的企业的消费者。一旦其他人可以更好或更廉价地服务于消费者，从而取他们而代之，他们就必然会失去这些财富。
本文并不想描述种姓制度和身份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在这种社会中，人们被划分为具有不同的地位、权利、资格的世袭群体，法律赋予有的人以特权，又剥夺有的人的权利；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记住，维护这些封建制度，是与资本主义体系不相容的。消灭封建制度，确立法律之下的平等原则，就消除了阻碍人类共同享有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度和私人企业所能带来的一切好处的障碍。
在一个基于地位、身份或种姓的社会中，一个人终其一生的活动都是固定不变的。他一生下来就具有某种身份，他在社会中的位置是由僵化的法律和习俗所决定的，这些法律和习俗为每个阶层的人都分派了明确的特权、责任，或明确地规定他不具有某些资格。在某些很罕见的情况下，异乎寻常的好运气或坏运气，或许可以把一个人提升到较高的阶层，或者将某人贬谪到较低的地位。但通常，属于某个阶层、某个等级的个人的境遇，只能随着整个等级的境遇的变化而提高或降低。个人主要地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而是某个种姓的成员（社会地位，état），只有借此，他才间接地整合进国家结构中。在与属于另一个阶层的同胞打交道的时候，人们不会有什么共同体之感。相反，他察觉到他和其他身份的人之间横亘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这种差异生动地表现在，不同等级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穿着不同式样的服装。在法国1789年革命前的]旧制度（ancient régime）下，欧洲贵族讲的都是文雅的法语，第三等级用的是“白话文”(the vernacular)，而城镇的低等级和农民一般都说本地方言、[语法和词汇都不纯正的]混杂语（jargons）和行话（argots），受过教育的人士是听不大懂的。不同等级的穿着也不同。不管是谁，在随便什么地方碰见个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认出他的等级。
那些对古老的美好时代赞颂不已的人士之所以对法律之下的平等原则提出批评，主要的理由就是，平等原则取消了等级特权和贵族的尊严。他们说，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原则使社会“原子化”了，使社会“有机的”阶层分崩离析为“无组织的”群众。现在，爬到上层的“人太多了”，他们的庸俗的物欲主义已经取代了过去高雅的标准。金钱为王。一点都没有品味的人拥有财富，享受着丰裕的生活，而理应得到社会享有这一切的人，反倒两手空空。
这种批评背后隐含的意思是说，旧制度下，贵族是由于他们的美德而出人头地的，他们是由于他们的道德和文化高人一等而拥有其地位和财富的。对这种神话，我们根本无须驳斥。历史学家由于不带价值判断，也不想表达价值取向，所以曾经毫不客气地指出，欧洲各大国的高级贵族都不过是那些在16、17世纪的宗教和宪政斗争中聪明地站在后来获胜的一方的将士、廷臣和交际花的后裔而已。
而资本主义的保守和“进步”之敌则都不同意对古老标准的这种评价，他们众口一词地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准。在他们看来，那些最有资格的人没有获得财富和特权，反而是那些毫无价值的人志得意满。在台面上，这两个集团则大谈要用公平的“分配”方式，取代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下显失公平的分配方式。
今天，没有谁会主张，如果从外在的价值标准的角度来判断，在不受拘束的资本主义（unhampered capitalism）之下，那些生活得最好的人，应当是最受人们青睐的人。资本主义的市场民主所实现的，并不是根据人们“真正的”优点（merit）、内在的价值和道德出众来向他们分配报酬。使一个人富裕或贫穷的，并不是站在某个“绝对的”正义原则立场上对他的贡献的评价，而是他的服务对象完全从自己个人的需求、欲望、目的的角度所作出的个人评价。这正是民主的市场体系的含义所在。消费者是至高无上的——也即是君主。他们想要自己的欲望获得满足。
上百万的人都喜欢喝平卡平卡（Pinkapinka），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的平卡平卡公司供应的一种酒精饮料。成百万人都喜欢侦探小说、神秘电影、通俗小报、斗牛比赛、拳击、威士忌、雪茄、口香糖。成千上万的人投票支持那些渴望更新装备、发动战争的政府。因此，那些最好、最廉价地供应消费者用于满足这些欲望的商品和服务的企业家就发财致富了。在市场经济框架中发挥作用的，并不是纯学理的价值判断，而是人们具体体现在购买或不购买的行为中的评价。
有些人牢骚满腹，抱怨市场体系不公平，对他们，我们只须提出一个建议：如果你想获得财富，那么，就尽力去向大众提供更廉价或更好的东西以满足大众的需求。努力用一种调配了其他酒的饮料去取代平卡平卡。法律之下的平等已经给了你挑战任何一位百万富翁的权利。在一个不受政府强加的限制之阻碍的市场中，如果你没有的财富竟然超过某个巧克力大王、电影明星和拳击冠军，那你只能怪你自己。
但是，如果你鄙视你可能从服装生意或职业拳击比赛中赚来的钱，而更看重写诗或研究哲学所带来的满足感，你当然可以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不过，这样一来，你当然就没有那些服务于大多数人的人士挣的钱多。这是市场的经济民主的规律。比起那些满足多数人的需求的人士来说，你只满足了少数人的需求，因而，你就只能吸引到较少的选票——美元。论起挣钱多少，电影明星肯定超过哲学家；平卡平卡的制造商肯定超过交响乐作曲家。
重要的是认识到，使人们获得竞取某种奖赏的机会的，乃是社会制度。而社会制度是不可能消除或者缓解大自然不公平地强加于很多人的天生的缺陷的。它不可能改变很多人生来就身患疾病或后天残疾的事实。一个人的生理机能严酷地限制着他所能挥洒的空间的范围。那些具有思考能力的人士与那些不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士之间，存在着不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4、受挫折的野心的怨恨
现在，我们就可以尝试弄清人们为什么憎恨资本主义了。
在建立在种姓与身份之上的社会中，个人可以把自己不利的命运归咎于他自己无法控制的环境。他是个奴隶，因为决定所有人的生命历程的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力量，已经给他指定了这个地位。这不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因此，他没有理由为他卑微的地位而羞愧。面对着他现在的境遇，他的妻子也挑不出他的错。如果她对他说：“为什么你不是个公爵？如果你是公爵，我就是公爵夫人了。”他可以回敬她：“如果我生来就是公爵的儿子，我就不会娶你，一个奴隶的女儿；我会娶另一位公爵的女儿。你不是公爵夫人完全是你自己的错，你为什么不再聪明一点，生在一个好人家呢？”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情形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每个人的生活境遇，都取决于他自己的努力。每个野心没有完全实现的人都能非常清楚地知道，他错失了某些机会，他已经努力过了，但却发现，大伙儿对他不满意。如果他的妻子训斥他：“你为什么每周只能挣80美元？如果你跟你以前的朋友保罗一样聪明，你也早成了领班了，我也可以过上好日子了，”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低人一等，他觉得很丢脸。
人们经常谈论资本主义的残酷，说的最多就是资本主义是按照每个人对他的同胞的贡献之大小来安排他的地位、财富的。起主导作用的原则是根据成绩进行分配，自己境遇不好，只能怪自己，而无法找到借口。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跟自己差不多的人成功了，而自己却失败了。每个人都知道，很多让他嫉妒的人，都是白手起家，当初自己跟人家是同时起步的。更糟糕的是，他知道，所有人也都知道这一切内情。他从自己的老婆孩子眼中看出了某种无言的指责：“你怎么就不能聪明一点呢？”他看到，人们是如何赞美那些比他成功的人士的，对他，则是一脸的鄙视，甚至是怜悯，
让很多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自在的，正是下面的事实：资本主义给每个人都提供了爬到人人都向往的地位的机会，不幸的是，当然，最后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一个人本来期望得到很多东西，但最后，自己的雄心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了满足。他总是看到，有的人在自己失败的地方竟然取得了成功。总是有一些人超过了他，面对他们，他在潜意识中滋生出了一种自卑情结。流浪汉对拥有稳定职业的人、工厂的工人对领班、经理对副董事长、副董事长对公司的董事长、家产只有3000美元的人对百万富翁，产生的就是这种心态。每个人的自信和道德均衡感，都受到那些证明了自己天赋和才能更出众的人士的辉煌成就的冲击。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败和不足。
德国历史上有一长串学者都激烈地反对“西方的”启蒙运动理念和理性主义、功利主义、自由放任的社会哲学，及这些思想流派所提出的政策主张，其开山始祖是尤斯图斯·默泽尔（Justus Möser）。让默泽尔感到气愤的一个新奇的原则竟然是有人提出，军队军官和政府公务员的提拔，应当依据个人的优点和天赋，而不是取决于这些在职人员的祖先和其贵族血统，及他的年龄和服务时间。默泽尔说，如果成功只取决于个人的功劳，这样的社会是完全无法维持下去的。每个人天生都倾向于过高估计自己的价值和赢得的奖赏。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境遇是由那些在自己内在的功劳之外的因素所决定，那么，那些处于社会等级最低等的人就会坦然接受这种结果，他们会知道自己的斤两，他们仍然会保有自己的尊严和自尊。但如果完全按照个人的功劳决定生活境遇，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些没有成功的人士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凌辱和伤害。其结果必然是，他们将憎恨和敌视所有比他强的人。
资本主义的价格与市场体系就是这样一种靠个人的优点和成就决定每个人成败的社会。不管我们如何看待默泽尔对功劳原则的成见，我们必须承认，他对该原则的心理后果的描述还是正确的。他已经洞悉了那些做了努力但却没有讨得人们喜欢的人士的感觉。
为了自我安慰，恢复自信，这样的人就开始寻找替罪羊。他努力说服自己相信，他的失败并不是自己的错。他跟那些盖过了自己的人至少一样地优秀、高效而勤奋。但很不幸，我们现有的邪恶的社会秩序却并不是把奖赏给予那些最应当获得的人；相反，吃香的是那些不诚实的、无耻的恶棍、骗子、剥削者和“冷酷无情的个人主义者”。他太正派了，拒绝使用卑劣的诡计，而那些获得成功的竞争对手正是靠这些伎俩获得优势地位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不得不在美德与贫穷之间做抉择，也不得不在邪恶与富裕之间做抉择。而他本人，感谢上帝，选择了前者而拒绝了后者。
如果一个社会是按照每个人对他的同胞的贡献的大小而区别对待人们的，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命运的掌握者，那么，寻找替罪羊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的人们的一种普遍心态。在这样的社会中，雄心壮志没有完全实现的人都会对那些获得了成功的人士的财富心生怨恨。愚蠢的人会用诋毁、中伤等形式直接了当地发泄这种情绪。而能说会道的人则不会一味地恶言中伤。他们会把他们的憎恨之情升华为某种哲学，反资本主义的哲学，为的是抑制某种发自内心的声音，这种声音对他们说，他们的失败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之所以狂热地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进行辩护，恰恰是由于下面的事实：他们正在拼命地与错在自己这种意识进行搏斗。
野心遭受挫折所带来的痛苦，是生活在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社会中的人们所特有的心态。这并不是由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原则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在知识天赋、意志力量和勤奋刻苦上的不平等，清楚地表现了出来。一个人事实上是什么样的人，他获得了什么，跟他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应该获得什么，两者之间的鸿沟毫无遮掩地暴露出来了。幻想某种按照他的“真实价值”对待他的“公平”世界，这样的白日梦正是缺乏自知之明的人士的唯一的慰籍。
5、知识分子的怨恨
普通人通常没有机会与那些比他更成功的人士交往。他活动的圈子同样都是普通人。他从来不会在自己的社交圈子中碰上他的老板。他永远不可能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了解，一位企业家或一名经理要想成功地服务于消费者所需要的天赋和技能到底有何不同。他的嫉妒和怨恨并不是针对某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而是指向那些苍白无力的抽象的东西，比如“管理层”、“资本”、“华尔街”。人们是不大可能用日常生活中可能产生的对活生生的人的厌憎之感去憎恨这样一个模糊的影子的。
那些由于职业关系或家属关系而有条件与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人士打交道的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们自己相信，这些报酬本来应该自己得到的，他们的野心遭受挫折的那种情绪变得特别地刻骨铭心，因为他们的憎恨之情是由具体的张三李四引起的。他们之所以憎恨资本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让另一个家伙抢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他的位置。
这些心怀怨恨的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即以医生为例说吧。日常活动和亲身经历会使每个医生清楚地看到，所有医务人员中按照各自的功劳和成就分成不同的等级。有些人比他更有名望，他必须学习和应用人家的方法和创新技术，才能跟得上发展的脚步。而上医学院的时候，他跟这些人也是同学，现在，他却只能给人家当实习医师，开学术会议的时候只能充当人家的助理。他在病人的病床前、在社交场合总是碰到这些人。其中有些还是他的朋友，或者跟他关系很密切，他们对他非常客气，竭力想让他觉得大家仍然是好哥们儿。但在公众的眼里，他们的地位远远高于他，收入也总是比他高得多。他们样样都比他好，他们现在属于另一个社会阶层。当他与人家对比，他就觉得很丢脸。而他又得小心地留意，否则，别人就会看出他的怨恨和嫉妒。哪怕是稍不留神露出一点这种情绪，也会被认为是没有风度，会使他在所有人眼里跌价。他必须强忍自己的羞辱感，他必须把自己的愤慨转移到替代性目标上，于是，他开始愤怒地控诉社会的经济组织，也即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然而，本来，正是这种不公平的体制，才能使他的天赋和才能、他的热情和他的成就，能为他带来他所应得的财富。
很多律师和教师，艺术家和演员，作家和记者，建筑师和科学研究人员，工程师和化学家，都处于这种情形之中。他们也都遭受了挫折，因为他们为他们更成功的同事、他们从前的同学和哥们儿高自己一头而恼火。而那些职业行为规范和职业伦理更加深了他们的怨恨，因为这些规范和伦理给残酷竞争的现实罩上了一层伙伴情谊、同事关系的温情帷幕。
要想理解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厌恶，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在他的心目中，这种体系是他所怨恨、他觉得使他的远大抱负遭受挫折的那些取得成功的同事的拟人化体现。他对资本主义的强烈厌恶，只不过是为了掩饰他对那些成功的“同事”的憎恨而已。
6、美国知识分子的反资本主义成见
知识分子反资本主义的成见并不局限于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不过在美国，要比在欧洲表现得更普遍、更严重。要解释这一实在令人惊异的事实，我们必须研究我们叫做“上流社会”、法国人叫做le monde的东西。
在欧洲，“社交界”包括社会领域中的卓越人士。国务活动家、议会领袖、政府各部门领导人，重要报刊的出版人和编辑，著名作家、科学家、艺术家、演员、音乐家、工程师、律师和医生，以及杰出的商人、贵族和名门望族的后裔，所有这些人加在一起，构成了人们所说的上流社会。他们在宴会和（午后）茶会中、在慈善捐款活动和义卖场上、在首场演出和艺术展览开幕式上，总能彼此碰见；他们去同样的几家餐馆、酒店和度假胜地。他们相遇的时候，以谈论思想问题为乐。这种社会交际活动模式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在巴黎的沙龙中盛极一时，随后被西欧和中欧各大城市的“社交界”所效仿。新观念和新思想在影响更广大的民众之前，先在这些社交聚会中交流碰撞。如果我们不分析“社交界”对文学艺术界重要人物所产生的鼓励或阻碍作用，我们就没有办法研究19世纪的美术和文学史。
欧洲的社交界大门对在任一领域中出人头地的人都敞开着。具有贵族血统和巨额财富的人，的确比拥有一定财富的普通人更容易进入社交圈子，但是，财富和头衔都不能赋予某个人以地位和特权，这些东西只属于那些本人超凡出众之士。巴黎沙龙中的明星人物不是百万富翁，而是法兰西学院院士。知识分子在唱主角，而其他附庸风雅的人也对思想观念问题也不乏兴致。
美国是不存在这种意义上的社交界的。美国人所说的“上流社会”一般只指那些最富裕的家族。最成功的商人与我国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之间的交往少之又少。那些被列入社会名人录中的人物，不会跟决定着国家未来、塑造着公共舆论的人士和观念上的先锋人士在社交场合相会。很多“上流社会人士”对书籍和观念没有任何兴致。他们碰头的时候，如果不是玩牌，就是闲聊人家的是非；他们说的更多的是体育，而不是文化问题。而即使其中有些人并不反感读书，他也从来不会觉得有必要跟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之流的人物交往。在“上流社会”与知识分子中间，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我们可以对这种现象作出历史学的解释，不过不管如何解释，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本身，也不能消除或者缓解知识分子面对“上流社会”成员那种轻蔑态度而产生的怨恨情绪。美国作家或科学家总是倾向于认为，有钱的商人是野蛮人，是一门心思赚钱的怪物。教授们鄙视本校校友，因为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大学的足球队，而不他的学术成就。如果他得知，足球队教练的薪水比著名哲学教授的工资还高，他就觉得受到了屈辱。从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形成了新的生产方式的科研人员，则憎恨那些只对他们的研究工作的金钱价值感兴趣的商人。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美国大量从事研究工作的物理学家都同情社会主义或GC主义。我们也看到，由于对经济学的无知，大学里的经济学教师也反对他们轻蔑地称之为利润制度的资本主义。我们也不应该指望他们会有别的态度。
如果一个群体把自己与其他人隔绝起来，尤其是与其知识思想领袖隔绝起来，比如像美国“上流人士”那样，那么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被他们排斥在外的其他群体充满敌意的批评的靶子。美国富人所奉行的排他主义，已经使他们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弃儿。他们可以为他们的超凡出众而自我陶醉。但他们没有看到，他们自己的疏离心态，已经使他们陷入孤立状态，并激起了社会的仇视，促使知识分子热衷于反资本主义的政策。
7、白领工人的怨恨
白领工人除了受绝大多数人都共有的对资本主义的普遍憎恨的困扰之外，还有本阶层特有的两大烦恼折磨着他们。
他每天都坐在办公桌前与纸面上的文字、数字打交道，他总是容易过高地估计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他跟老板一样，在撰写报告，阅读其他人写的报告，与他人直接谈话或者通过电话交谈。他自负地认为自己属于企业管理精英，他认为自己干的事跟老板干的事差不多。作为“脑力劳动者”，他对双手结茧、浑身油污的体力劳动者不屑一顾。让他惊奇的是，就是这样的体力劳动者，不少人拿的钱比他还多，也比他更受人敬重。他觉得这可真是奇耻大辱，资本主义没有按照他的“智力”劳动的“真正”价值对他作出正确评价，反而对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家伙从事的简单乏味的劳动青睐有加。
在这种关于办公室工作和体力劳动的价值的陈腐观念影响下，白领工人不屑于根据局势作出更现实的判断。他没有看出，他自己的文案工作仅仅是完成日常事务，只需要简单的训练就足以应付，而他所嫉妒的“行家”，则是具有高度技能的技师和技术人员，他们知道如何操作现代工业生产中使用的种种复杂精细的机器设备。正是对现实的那种完全错误的理解，暴露了文案人员缺乏洞察力和理性思考能力。
另一方面，文案工作者跟专业人员每天都与比他们更成功的人士打交道，这也给他们凭添了一层苦恼。他看到，跟他水平相当的同事已经爬到了管理阶层，而他却仍然留在最底层。就在昨天，保罗跟他还在一个级别，今天，保罗却成了重要人物，地位要高，待遇也更好。而在他看来，保罗样样都不如他。他当然就会得出结论，保罗之所以能取得这种成就，靠的就是玩弄那些卑劣的阴谋和手腕，只有在这种不公平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面，这一套才吃得开，难怪所有的书刊报纸、所有的学者、政治家都在谴责资本主义制度是所有祸害和不幸的根源。
文案人员自欺欺人地相信，他们自己的低级工作也是企业家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跟他们的老板干的事没多大区别。这种毫无根据的想法可以从列宁在他最流行的文章中所提出的“控制生产和分配”的设想中看到最经典的表述。列宁本人和他的革命同志从来不了解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转的，他们也从来不想了解这一点。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全部了解，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罪恶。他们都是些职业革命家，他们的收入来源于党的经费，其中有的是自愿捐助的，有的则是来自强制——被迫——捐献和党费，有的是通过暴力“剥夺”得到的。不过，在1917年前，当他们流亡西欧、中欧之时，有些同志偶尔曾经在企业中从事过低级的日常文案工作。这就是他们的工作经验，他们不得不填写表格、抄写信件、在账本中填写数字、把文件归档，这些经验，就是列宁关于企业活动所能得到的全部信息。
列宁正确地区分了两类不同的工作，一边是企业家的活动，另一边是“受过科学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农艺师等人”的工作。这些专业技术人员主要属于命令执行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要遵守资本家的命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则将服从“武装的工人”。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功能则是不同的：在列宁看来，他们的功能是“控制劳动和产品的生产与分配。”那么，企业家和资本家的任务实际上就是确定，如何利用各种生产要素以最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即决定应该生产什么，生产东西，质量如何。但列宁所说的“控制”却并不是这个意思。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意识到，在我们可以设想出的任何社会组织体系中，管理生产活动所必然面临的难题：生产要素必然的稀缺性，进行生产的未来环境必然的不确定性，必需得从各种各样的技术方法中挑选出适合实现自己目标的技术，而这一目标本身也是选择出来的，它对其他目标的实现构成的阻力最小——也就是说，必须挑选出生产成本最低的技术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从来没有涉及到这些问题。而列宁从他的那些偶尔在企业办公室干过的同志们的故事中所了解的关于企业的知识就是，企业需要大量的文牍、抄写和计算工作。于是，他宣称，“计算和控制”是组织和和正确管理社会所必需的最重要的东西。他接着又写道，“计算和控制”已经“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因而，他们已经成了监督、抄抄写写、开发票等非常简单的事情，任何人，只要能读、会写、懂得算术四则运算，就可以应付得了。”
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充斥在踌躇满志的文案人员心灵中的哲学。
8、“侄子”的怨恨
在不受外部力量干预之骚扰的市场上，把生产要素的控制权集中到最有效率的人士手中的过程，从来就没有停过。只要某个人或某个企业开始松懈，不能以最佳的方式满足消费者那些还没有被恰当满足的最迫切需求，靠从前的努力成功地积累起来的那些财富就会开始消散。这种财富的消散过程通常是商人还在人世但其上进心、精力和随机应变能力由于年龄、疲劳和病痛的影响而减退的时候，在他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况的能力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更常见的情形是，他的子孙后代的好逸恶劳很快会将遗产挥霍一空。假如这些懒惰、没有热情的后裔，并没有沦为无足轻重的人物，尽管自己很无能，却仍然是有钱人，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的财富归功于具有反资本主义倾向的制度和政治措施。他们当了市场的逃兵，因为在市场中，除了每天都与他人、与已经存在的企业，与“小本经营”的新企业进行激烈的竞争以不断获取新财产之外，是没有办法保住已经获得的财富的。于是，他们购买政府债券，躲到政府的卵翼之下，政府已经许诺保护他们不受市场中的危险的冲击，而在市场中，没有效率就会遭到惩罚。
不过，也有一些家族，连续好几代都具有取得企业经营成功所需要的突出才能。有一、两个儿子、孙子甚至重孙子的才能跟其祖先不相上下甚至更厉害。于是，祖传的财富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
这种情况当然不很常见。这种情况不仅因其罕见而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做大祖传的企业，从而赢得了双重的敬重，人们对他们的祖先的敬重，及对他们本人的敬重。人们忽视了身份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分，有时将他们称为“贵族”（patrician），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具有个人教养、高雅的品味和优美的举止，又具有努力工作的商人的技巧和勤奋。他们中有些人属于全国甚至全球最富裕的企业家。
正是所谓的世家中极少数最富裕的人士的情形，值得我们进行仔细的剖析，以解释某种在现代反资本主义的宣传和阴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现象。
即使在这些非常幸运的家族，成功打理生意所需要的素质也是不可能代代相传的。通常，每一代人中，也就有一个、最多有两个人具有这种素质。因此，家族的财富和家族企业能够继续维持下去的关键，就系于将管理大权交给这一两个人，而家族其他成员则要被降格到只能享受自己所应获得的那个份额的地位。选择这种制度安排的方式由于各国和地方法律规定的不同而各有区别。不过其结果则总是一样的。要通过种种办法把家族成员划分为两类：一类可以参与家族事业管理，另一类则只能置身事外。
第二类人与我们称之为老板的第一类人有很亲密的关系。他们通常是老板的兄弟、侄子、外甥，也可能是其姐妹，守寡的嫂子弟媳、侄女、外甥女等等。我们想把这第二类人统称为侄子。
侄子的收入来自企业或公司。但他们自己对生意声的事一窍不通，对于企业家必需处理的那些问题一无所知。他们从小上的是时髦的寄宿学校和大学，那里的空气充斥着对于一门心思挣钱的傲慢的轻蔑。有些人把自己的时间消磨在夜总会和其他玩乐场所，博彩、赌博，大吃大喝，纵情声色。还有一些人则玩玩绘画、写作或其他艺术事业，当然都是半吊子水平。可以说，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荒废年华、百无一用的人物。
这个侄子群体中一直有并且现在确实仍然有一些例外，他们中确实有一些特立独行的人物，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远比他们征逐声色搞出来的丑闻更引人注目。很多最著名的作家、学者和政治家都是这种“无所事事的绅士”。由于不用汲汲于谋求令人痛苦的职业挣钱养家糊口，也不用非得投主流成见之所好，因此，他们成为新观念的先锋人士。另有一些人，尽管本人缺乏天分，但却成了艺术家的慷慨资助者；如果没有他们的财政资助和热烈喝彩，艺术家是不可能完成他们的开创性作品的。很多历史学家都注意到了有钱人在英国思想和政治演变过程的作用。19世纪法国的作家和艺术家所生活、并获得灵感的地方，就是Le monde，即“社交圈子”。
不过，我们这里既不准备探讨花花公子们的罪恶，也不准备研究另一群有钱人的卓越成就。我们所讨论的仅仅是专门传播旨在摧毁市场经济的理论的那部分“侄子们”。
很多侄子相信，他们受到了调整他们与老板和家族企业间财务关系的那种制度安排的伤害。不管这种安排是出于父亲或祖父的意志，还是他们自己签字认可的，反正他们觉得，他们得到的太少，而老板占有得太多。由于不熟悉企业和市场和性质，他们坚信——跟有些大思想家一样——资本可以自动地“生出利润”。他们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负责打理家族事业的这些成员应当挣得比他们多。他们觉得这没有道理。他们过于愚钝，根本就不能正确地理解财务报表和盈亏帐目，他们就总是怀疑老板的一举一动都包藏祸心，是在有意欺骗他们，剥夺他该得的遗产。总之，他们总是愤愤不平。
毫不奇怪，老板对此大为光火。他们对自己成功地应对了政府和工会在企业发展道路上设置的障碍非常自豪，他们完全明白，如果没有他们的效率和热情，这个企业要么早就误入歧途，要么家族已经被迫将其出售了。他们相信，侄子们应当对他们的功劳公正一些；他们认为，侄子们的抱怨简直是厚颜无耻，令人不能容忍。
老板和侄子们间的家族内讧本来只是家族成员内部的事。但是，如果侄子由于对老板恼羞成怒而加入到反资本主义阵营，为形形色色的“进步”事业提供财政资助，家族内讧就具有了社会意义。侄子狂热地支持罢工活动，哪怕是他们自己家族企业的罢工也支持[4]。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绝大多数“进步”杂志和很多“进步”报纸都完全依靠他们慷慨提供的资助运营。这些侄子们向所谓进步的大学、学院和从事“社会问题研究”的研究所捐款，也资助各种各样的GC主义政党活动。他们是“空谈社会主义者”（parlor socialists）和“阁楼布尔什维克”（penthouse Bolsheviks），他们在摧毁“阴暗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队伍”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9、百老汇和好莱坞的GC主义
资本主义让很多人得到了可观的收入，他们渴望休闲娱乐。于是，人们涌入剧院。表演活动大赚其钱。最受欢迎的演员和剧作家能得到6位数的收入。他们生活在有男管家和游泳池的豪华大宅中。他们当然不是“缺衣少食的囚徒”。然而，世界著名的娱乐产业中心——好莱坞和百老汇，却是GC主义的温床。在这里的作家和演员中间，可以找到最狂热的苏联崇拜者。
人们曾经从各种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绝大多数解释都言之有理。不过，这些解释都没有触及驱使舞台和银幕上的明星成为革命者的主要动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上的成功取决于至高无上的消费者对一个人的成绩的评估。不管是制造商所提供的服务，还是制片人、演员和剧作家提供的服务，概莫例外。而意识到这种依赖性后，表演行业中的人士比起向消费者供应物质服务的制造商来说更不自在。物质商品的制造商知道，他们的产品是由于具有某种特定的功能而被消费者购买的。他们可以理性地预期，只要公众还没有找到更好或更廉价的同类商品，就将继续购买他们生产的商品，因为这些商品所满足的那些需求在一段时间内是不大会改变的。也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商品的市场状态是可以被聪明的企业家预测到的。他们可以相当自信地预见未来。
娱乐行业却截然不同了。人们之所以需要娱乐消遣，就是因为他们觉得生活沉闷。对于娱乐消遣而言，跟以前雷同，就是最乏味的了。娱乐产业的本质就是多样化。掏钱的人最期望得到的就是新东西，出人意料、让人惊喜的东西。他们的心思变幻无常，无人可以预料。他们鄙弃他们昨天还珍视的东西。因而，舞台上或银幕上的大腕们，总是担心公众的变幻莫测。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可能还很有钱，很著名，但到了明天，就可以被人遗忘。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他的命运完全取决于那些追逐快乐的大众的一时兴致。他总是焦虑不安，心神不宁。跟易卜生戏剧中的建筑师一样，他总是担心突然来个不认识的新手，一个更有活力的年轻人，抢走大家对他的注意力。
显然，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这些舞台明星们的烦恼。于是，他们就到处寻找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们中有些人相信，GC主义可以解救他们。它不是一种可以让人人幸福的制度吗？最著名的人不都在宣称，人类的一切罪恶都是资本主义招致的，而GC主义则可以消灭这一切罪恶？他们自己不也都是辛勤劳动的人，是其他劳动人民的同志？
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好莱坞和百老汇的那些GC主义者，恐怕没有一个人研究过任何社会主义作家的著作，恐怕也没有人认真地分析过市场经济。然而，恰恰因为无知，所以漂亮的姑娘们，舞蹈家和歌唱家，连环漫画、电影和歌曲的作者和出品人，才会形成一种奇怪的幻想，以为只要“剥削者”被剥夺了，他们特殊的不平、苦难就不复存在了。
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应该为娱乐产业中的很多愚蠢、粗鄙的产品承担责任。对于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强为辩解。不过值得记住的是，在美国，生产出这些无聊的戏剧和电影的人，恰好是那些最热烈地献身于GC主义理想的人。如果未来的历史学家要寻找法国文学批评大家泰纳（Taine）曾经高度重视的看似琐碎的历史事实恰可成为说明问题的权威资料，那么，他就不应忘了提一下，当今世界最著名的脱衣舞艺术家在美国的激进社会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