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8-10-14
“焦虑综合症”之二
——定位焦虑与安全焦虑
俄国目标模式的焦虑一直都存在。
当然18世纪后的“命定扩张论”可以算作目标之一，然而这样的军事目的“给整个俄国社会精神和社会结构留下了明显和深刻的特点”，过于辽阔的领土既是国家的骄傲也成其为包袱。俄国人承认，“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俄罗斯那样受地理、地缘的巨大影响”。
当他每一次处在十字路口，都要面对社会发展方向问题。19世纪上半叶俄国知识分子就“俄罗斯在世界历史中存在意义”？“这个民族将向人类展示什么？”等问题进行论战，并由此产生分为“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大约二百年后的今天这样的争论依然没有结果，可见分歧之大，定位之难。
这种定位难题导致的“缺乏主导性特征”被人命名为“俄国版斯芬克斯之谜”。在其一千多年的历史中，经历过多次强震型的颠覆性“跳跃”，历史的钟摆效应仍旧可见。基辅罗斯时代已带有与“汉萨同盟”类似的城邦色彩；鞑靼蒙古人240年的统治对它经历了“脱欧入亚”的东方化改造。18世纪以后彼得大帝的“西化”、叶卡特林娜的“开明君主专制”、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斯托雷平改革等都是为了不与西欧差距拉大。
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实行“西守东进”策略，STL模式向“卫星国”扩展，俄国的“亚细亚”色彩渐浓。可以说，俄国历史上的每次“西学东渐”，都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或重新整合，否则很难与传统土壤结合。“西化派”虽有振聋发聩之绩，却难收建功立业之效。当年彼得请来的创办科学院的德国学者大都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而他们的学生罗蒙诺索夫却成为一代宗师。
19世纪初翻译《拿破仑法典》、力主俄国“要跟上西欧发展步伐”的斯毕兰斯基很快被赶下舞台，亚历山大一世解散他的亲西方“密友委员会”，从“西方文化的崇拜者”变成“神圣同盟”的霸主。普列汉诺夫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完美无缺，在俄国却四处碰壁，被民粹主义改造后的LN主义大兴其道，不料在74年后戛然而止。
苏联剧变后自由主义独大了一阵子，但国内经济改革迟迟走不上轨道，使其“制度选择”的困境再次重现。经济改革艰难使民众对普世价值观产生了怀疑，他们把私有化转轨操作设计的失误，归结为西方经济模式的入侵造成了对俄罗斯经济的伤害，一时间“俄罗斯是具有特殊性的”理论甚嚣尘上。
PJ上台伊始也曾用“新斯拉夫主义”包装“自由主义”，提出俄国是“原装的欧洲国家”，想以此来迎接“北约东扩”，但并没有获得接纳，于是愤然逆势而行，“本土化”的结果是逐渐远离了文明主线，与国际秩序脱序。
这种历史境遇使得俄国人在内心深处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又极度敏感地不愿扮演二等国的角色。他们在两个基本层面上发现西方不可以直接作为俄罗斯发展的替代楷模，一方面西方与俄罗斯存在着利益分岐，另一方面西方的思想理论不能直接套用在现实中，还是要“坚持自身的文明主体性”。“西学俄用”本无可厚非，但是就怕走火入魔到偏狭的地步。
绝大多数人都不赞成剧变初期的“国家收缩”战略，他们认为，“微型帝国”不符合俄罗斯的“安全观”。俄剧变初期的向内收缩，加剧了外部敌对势力包围的心理，使它更加封闭、更加孤立。从外部环境看，现在与一百年前的1918年有些相似。
目前俄罗斯人把成为一个“体面的大国”作为一种民族凝聚力。PJ说，“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所有的行动都只能服从这一点”。既然俄国人都渴望像冬眠之后的熊苏醒过来，那么吸取过去二十多年的教训，讲现代国家“必须顾及俄的历史”，“必须从地缘政治和国情出发”。这种以安全导向为借口的社会动员方式，似乎又想重返统治-服从关系的管理架构。
这就涉及到了俄国的第三个焦虑——安全焦虑。一直以来俄都是一个有“安全焦虑症”的国家。自然地理环境上一望无际的东欧大平原和冷兵器时代国土易遭侵犯的记忆加之蒙古人240年的统治，使俄国人有一种“屏障缺乏感”的“安全忧虑”意识，久而久之这种基因沉淀变成了一种整个民族对“安全需求度”的紧张感。
俄总希望把国土的疆界扩大到“相对安全”的地带，这种只站在本国立场上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俄国人强调，他们是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缺乏防御能力，自己的对外扩张与西方殖民主义不同，而是一种防御性的自我保护。俄国是需要领土纵深的，换句话说，需要“以空间来置换时间”。两次卫国战争（1812年、1941-1945年）充分证明广袤的国土和寒冷的天气是克敌制胜的法宝。这种“命定扩张论”即便在自-由主-义者中也很有市场。
由此产生的另一点是俄罗斯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国家，它需要别国承认它世界大国的地位，以及对“后苏联空间优先利益区”的尊重。美国把俄从世界一流大国的名单中剔除，不承认俄国在其他任何国家具有势力范围。这样就造成了两者思维矛盾。
由于上世纪90年代的“被耍弄感”记忆犹新，加剧俄的愤懑、易怒和决心重返霸权心态。凡是美国的建议俄国都会不加思索地说“不！”。它看不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决定一切世界体系。美国人指责俄民主化行动迟缓，有民主倒退的趋势。俄国立即反驳说，不能容忍美对俄领土以及有影响地区实施美国的价值观。
西方的失误在于，加剧了俄民族主义的诉求，本来失落掉大国自豪感的俄罗斯人心里就不平衡，这种刺激导致民族主义的反弹，“新帝国综合症”一下子就获得广大的民意基础，公众的感情在经历苏联解体的失落后快速朝着传统的帝国价值观转移。在当初关系本应更为友善的时候没有更为友善，需要强硬的时候却没有更加强硬。
现在的俄罗斯就像一战以后的德国，由于凡尔赛协议过于挤压德国，导致了德国纳粹的崛起和全民族增强做大的军国主义爆棚，形成“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心态。PJ有意识把自己打造成“上天、入海、开飞机、打老虎”的硬汉形象，迎合的就是这种民众土壤。
梅德韦杰夫曾提出“特权利益区”理论，说独联体不是地缘政治博弈的“大棋盘”，而是俄罗斯生命攸关的核心利益区，俄不会把独联体让给“某些势力范围”，这是我们的安全外交常规，也是PJ强势外交的延续。
俄罗斯明确表示，原苏联地区是俄国的“特权利益区”，我们在这个地区内对一切越界和挑衅行为都持强硬立场”。
这种“以俄安全为出发点”的观念像瘟疫一样感染了所有人，对专-制的诉说已经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了。哪怕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一到民族问题上就容易“犯糊涂”，在历史上曾多次重复过全民不分青红皂白的“民族狂潮”。例如，1830年波兰起义遭到沙皇镇压，此时恰逢1812年俄法战争波罗金诺战役周年纪念日，普希金便写了《波罗金诺周年纪念》一文，站在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波兰起义，大肆吹捧俄军的胜利。
别林斯基也对沙皇的镇压行动采取赞许态度，并多次赞扬普希金的“大俄罗斯主义”的诗歌。1830年、1863年两次波兰起义失败后，俄国社会各界一致支持对起义参加者实行死刑和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役的判决。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人都公开表示对波兰人反抗沙俄切齿痛恨，令马克思对俄国知识分子大感失望。
至于说到中-俄关-系，阿穆尔洲的前州长波列瓦诺夫在俄《生意人报》发表文章说，中俄两国“从来就不是也不会成为兄弟，俄罗斯和中国一直都是大国，而大国之间没有兄弟和永恒的敌人或朋友，因此我们现在和中国是战略联盟”。说白了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民族主义观念发生器的思想酵母”不会对中国人另眼相看的，反而会更加警惕。俄武装力量前第一副总参谋长马尼洛夫撰文称，要消灭远东的“中国基因”。
中俄关系总的来说是上热下冷，上面拥抱下面使绊子的事情时有发生，并没有达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以前的中苏结盟，几乎可以说中方都处于被利用、被牺牲的境地，不知道这次中俄相互拥抱的“小蜜月期”谁会把握主动权？
“互利双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由于双方政治“秀”的需要，姿态总是很高调，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几年之前，中俄贸易额还不抵中国和新加坡的贸易额（2013年中国与新加坡是941.3亿美元，与俄罗斯是892 亿美元）。PJ也坦诚，“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只有在符合本国利益的时候才能奏效。中俄彼此都有防备心理，俄民间更有一种没落贵族看“暴发户”的不平衡心态。
俄媒体经常发表反-华排-华的言论，政府则以不干涉新闻自由为借口任其扩散，他们认为在“外交领域”政府与媒体“唱红白脸”会加大回旋余地。俄国的报纸经常有一种论调，说中国强大后必将对俄提出归还历史上被占领领土的要求。全俄舆论研究中心的资料显示，2/3的俄罗斯人对中国移民持反对态度，远东地区81%的人、全俄66%的人认为，中国人参加开发俄罗斯是危险的。而中国方面则相反，对中俄关系作出积极评价的占71%，其中“良好”占64.31%，认为不好不坏的占21.38%，选择“不好和很不好”的仅占2.7%。
整个俄罗斯能够冷静反思的人屈指可数，即便有人已经认识到这点，也没有勇气敢于招惹蛮横不讲理的“狂怒斗士”，冷静理性的观点往往在“喝狼奶”培养起来的“咆哮环境”中出不来。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会成为“俄奸”淹死在民族主义的汪洋大海中，甚至会喋血莫斯科街头。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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