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兄说,他想不到现在香港人会如此勇敢抗争,一两百万人上街,年轻人不顾死活地在前线冲。他说,如果当年香港人这样站出来反对共产党统治,莫说百万人,就算50万人,英国也不敢把主权拱手给中共。那时候的香港人不认识共产党真面目,「只有我跟你几个写作人反对,整个社会没有强烈回响。失去了大好时机。」
在中英谈判期间,劳思光丶徐东滨及包括我在内的几个知识人组织「香港前景研究社」,就延续英国管治设想了不少方案,但在社会得不到回应。担心97後景况的人纷纷移民,无法移民的就接受宿命;也有包括当时的大学生在内的少数人,相信会有真正的港人民主治港。一种朦胧的民族意识,觉得要英国延续殖民统治似乎「不道德」。行政局议员锺士元率团奔走伦敦丶北京,表达香港人对主权转移的忧虑,在伦敦不太受重视,到北京见邓小平则不欢而散。在中英谈判大局已定的时候,他接受我访问,疲倦地说:「你叫我跟中英对抗,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有後盾,没有选民。」1984年戴卓尔夫人在香港举行记者会,时任记者的刘慧卿问她:「你们将500多万香港人交给独裁的共产政权,在道义上是否说得通?」她回答说,我们甚麽都做了,「所有香港人都满意,你是唯一的例外。」当然不是,实际上是绝大部份香港人不满意,但确实没有太强的抗议声音。
原因是当年香港人纵使有些人有旧日经验,但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受压迫欺凌的感觉,跟现在香港人的切身感受不一样。香港人没有经过民主洗礼,自由法治是英国统治带来的,毋须香港人去争取,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而不觉珍贵;没有压迫感窒息感,也就没有抵死抗争的意识,连游行示威也发动不起来。现在回过头去看,不是错失机会,而是没有机会——不存在可以发动民众的气候和条件。
现在香港人的奋起抗争是不是已经时不我与了呢?不错,香港已成专制政权的囊中物,就力量对比来说,香港的抗争确实是以卵击石,没有胜算。但这种以弱抗强的斗争,也赋予了香港抗争运动令全世界惊讶佩服的正义光环。早两天,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班农接受访问时说,香港年轻人「一次又一次坚韧不拔丶志在必得丶毫不松懈丶绝不退缩地上街抗争,他们是当代英雄,应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他们向世人展现自由的男女,面对极权毫不示弱丶挺身而出的精神,他们不仅是全世界年轻人的榜样,而且是所有人的榜样,我觉得非常伟大,历史就在我们面前,香港游行必将载入史册。」并说,如果中共恼羞成怒,像六四那样镇压,那麽中共的死期也到了。
历史上香港人错失了一个免於落入极权手中的机会,正因如此,历史也给了香港人一个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机会,就是以微弱的自由力量,去抗拒一个超强的专制力量。而微弱的自由力量的背後,是全人类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追求自由的心灵。香港人现在就站在人类历史上自由对抗奴役的最前线,螳臂挡车。也许你会说,势单力薄的香港几百万人,担负得起这样的重任吗?当然担负不起,但是,幸也罢,不幸也罢,生在这时代的香港,不想做奴隶除了抗争就没有选择,这就是香港人的时代使命。
来源: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