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门:一个女人,要怎样才算成功?| 她们舍己爱人的一生,就是最好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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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7

主编:黑门 | 编辑:元斌

这世界上,最早有两个人:
一个由地里的尘土所造,他成了男人;
另一个从骨肉血水所出,她便是女人。

上帝把泥土的厚重、粗犷揉进男人的生命中;又将骨肉血水的细腻、柔和安置在女人的生命里。

好像在创造之初,女人就是天生被宠爱的那一方,儿时有父亲的细心呵护,长大了又有丈夫的贴心守护,并且一生都有上帝的全心保护。似乎文弱、优雅、恬静可人,才是最适合她们的形容词。

但在今天,在这个专为女人设立的节日里,我们要记念的7位女子,却让我看到了女人的另一面,她们坚韧、勇敢、不畏艰险、舍己爱人……

在她们当中,有的人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第一所聋哑学校、第一所公共图书馆,有的人开办了第一家妇婴专科医院,有的人筹建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有的人在侵略者的枪口下救下了数百名孤儿……

只是,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 女宣教士。

为中国奉献一生的
7 位来华女宣教士

01
阿德希
Aldersey

Mary · Ann · Aldersey,1797-1868

第一位来华基督教女宣教士
在浙江宁波创办了
中国近代第一所女子学校“宁波女塾”

阿德希,她出生于英国伦敦近郊哈克尼的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约瑟夫是当地的文具批发商。

当马礼逊(近代第一位来华宣教士)在1824年到1826年回国休假期间,就住在哈克尼,阿德希便在这时与他结识并向他学习中文。

她很早就立志要去中国宣教,但是却有家庭等诸多因素的阻拦,虽然如此,她却一直默默为宣教的差会奉献,并常常关注中国的情况,最终她还是为宣教献上了自己。

1837年8月10日,阿德希搭乘轮船离开英国,以独立宣教士的身份,启程前往爪哇大城苏拉巴雅(Sourabaya),因为当时女性宣教士还很难进入中国。

同年12月2日,当她抵达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时,正是她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在当日写给父母的信中,她如此表达了自己献身中国宣教的决心:“我到这里并处身于中国人之中的这一天,也是我结婚的日子,长久以来我已许配给一个深深吸引我的民族。”

那一年,她刚好40岁。

1842年阿德希辗转澳门、香港,等待进入中国的机会,后因为鸦片战争,中国不得不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中国对外的环境才好转起来。

1844年,阿德希到达宁波,多年入华宣教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

阿德希初到宁波后,在城外江边租到一个木屋,于1844年底开办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Boarding Schoolfor Girls),称“宁波女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校。

最初办学却没有生源,有人说她是魔鬼的化身,已杀死她自己的孩子,现在又来算计别人的孩子,有人说她办学是假,拐骗女童炼药熬丹是真……

阿德希不为谣言所屈,反复登门动员家长送孩子入学,向家长保证孩子上学后不仅不会增加家庭负担,还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免费为就学的女童提供食宿,甚至发放衣物和零用钱,起初她自费办学,女塾运转得异常艰难。

渐渐的,有人愿意把女儿送来,但这些数量不多的学生基本来自社会底层,而且许多是父母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而把家中有病或愚钝的女儿送来。

后来女塾得到了长老会及东方女子教育会资助,女塾的情况才有了些许好转,之后人数维持在40多人左右。

在女塾里,有国文、英文、算术、唱歌、刺绣、裁缝等课程,而且阿德希还在学校里每天主持早祷和晚祷,每周举行周间聚会和礼拜,使她的学生在学校里可以过信仰的生活。

但是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存在排外心理,且有许多关于西方传教士对女孩子剖心挖眼等传闻,阿德希的住所屡次遭人扔石头,当地的官绅也多次找茬与她为难,甚至她的学生也为社会所不容。

但阿德希初衷不改,顶着难以想像的压力和困难,把女学办下去。

阿德希终身未婚,就像她在信中说的那样,她已将自己许配给了中国,她也像爱自己丈夫那般爱着中国。

她在宁波一直工作到1861年,此后,由于身体及年龄关系,阿德希宣布退休,将学校交给英国圣公会,前往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和她兄弟一家住在一起。她在那里参与创办了“三桥学校”。

1868年9月30日,她就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去世,享年72岁。

02
朱莉娅
Julia

Julia A·Brown1837-1898

近代最早西方音乐教育引入人
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筹建人

朱莉娅,也是我们所熟知的和合本《圣经》翻译者狄考文的夫人。

她年幼时便失去双亲,寄居在舅父家中,18岁开始自谋生计,25岁与狄考文结婚。

结婚不久,追随狄考文申请、筹备海外宣教,1864 年,狄考文夫妇来到山东登州,从收留六名贫苦流浪少年开始创办蒙养学堂,狄考文因为在四处布道,还有教会、翻译、救灾等诸多工作,所以蒙养学堂更多是由朱莉娅打理照料的。

在蒙养学堂里,她不仅教授孩子们地理、历史、西方音乐,还会跟他们讲许多圣经中的故事,而且无微不至地照料孩子们的生活起居,教他们钉纽扣、叠被子、整洁卫生、消灭虱子……

她还教导学生要诚实做人、要有爱心,并时刻用自己的言行来影响他们。

而她编写的《圣诗谱——乐法启蒙》不仅是一本详细的乐理视唱教材,还是一本融合了山东民歌风格的赞美诗。

据现存资料来看,她很可能就是近代最早把西方音乐教育引入中国的人,可以说是她开创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之先河。

朱莉娅一生未育,把全部精力和爱都给了她所教授的孩子们。

近代山东多灾多难,捻军(反清农民武装势力)两次北上,甲午战争日军多次炮轰登州,数次大灾荒,都给山东和登州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和恐慌。

每次天灾人祸期间,朱莉娅都不顾个人安危,不眠不休,昼夜看护学生、救危扶困。

经过数十年遍尝艰难,在海滨一隅的小城里,蒙养学堂终于扩建成近代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

朱莉娅60 岁生日那年,她的新老学生们精心缝制了一件装饰的披风,还绣上了每个人的名字送给她,并请人为她特制了一幅烫金匾额,上书“育英寿母”字样,来向辛勤培育他们的这位异国女教师表示感激。

在远赴鲁西北的一次赈灾结束时,当地村民送她一把绣着她救助的 220 个村庄名字的“万民伞”,并设法弄到一顶官轿,前呼后拥抬着她经县衙门前的大街,一直送出驻地六里多路。

1898年1月18日,朱莉娅在登州去世,享年61岁。

临终前朱莉娅拉着丈夫的手说:“我先回天家去了,希望你将来带领更多人与我在天家相会”。

狄考文后来在其70岁生日那天写的一封信里说:“在我早年的生活中,上帝对我最大的祝福是邦就烈。她与我共同承载每天的负担和心事,文会馆的成功大部分应归功于她。她的去世是我一生最大的损失。”

03
艾伟德
Aylward

Gladys · Aylward,1902-1970

英国传奇女宣教士、慈善家
在山西开设“八福客栈”收养孤儿
抗战时带领百名孤儿“千里大迁移”

艾伟德,出生于英国伦敦,父亲是一名邮差。

她早年因为家庭贫寒,未受太多教育,早早就去富贵人家家里做侍女,后决心去中国传教,但因为文化素质不够,而且身材也又瘦又小,不具备宣教士的基本素质,便被内地会拒绝了。

但是受其赤诚之心打动,内地会介绍她先去照顾两位从中国退休的老传教士,这两位年老的传教士便是扬何斯本爵士夫妇,在他们家中,她练就了一口高雅的牛津英语,并学习了很多关于东方的知识。

1930年初,在卫理公会的一次聚会中,她偶然听说中国山西有位老宣教士珍妮·罗森已经73岁了,却因无人接替而不能退休,便马上写信给罗森说:“那人就是我!”

1930年10月18日,28岁的她只身从英国出发,选择了最便宜的一条线路,乘火车和船,辗转俄国、日本,一路上曲折坎坷,最终才到达天津,到达天津那天,她手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

后又从天津长途跋涉到达山西的阳城,终于找到了年迈的卫理会传教士珍妮·劳生。

在阳城,珍妮在城门外骡队往来的大道旁租了一座有大院的房子,因为这房子被当地人认为是“鬼屋”,所以租金很便宜,一年只需1英镑。

她们两人将这大院和房子清理干净,改作一间客栈,专门向往来做长途运输的骡夫们提供食宿。这客栈名叫“八福客栈”,取自《圣经》中耶稣的“登山宝训”。

八福客栈刚办起来时,生意惨淡,根本没人来住宿,因为当地人对“洋鬼子”很仇视,不愿与她们交往。艾伟德只好站在大门口,招徕过往的骡队,想方设法把他们拉进来。刚开始时收效甚微,还经常受到骡夫们的嘲笑,用污言秽语羞辱她。

但渐渐的,也有一些骡夫下车进来看的。当他们看到客栈整洁,饭菜可口,而且收费便宜时,便动心了。当骡夫们坐下来休息吃饭的时候,艾伟德就给他们讲圣经故事。

起初,艾伟德以还不流利的中文,讲圣经故事给骡夫们听,这些习惯了聚赌喧闹的骡夫们哪有心思听她,还常常取笑她。然而艾伟德不灰心,继续讲、坚持讲,慢慢的骡夫们受到感召,一个又一个的信了主。

最后骡夫们还自己定了公约,八福客栈里不准吸烟、饮酒、赌博与喧哗,以免影响艾姑娘说故事,后来各乡镇都有人信了耶稣,而且很多之前吸烟、赌博、嫖娼的人都一改以前的恶习。

阳城县的县长看到了那些骡夫们的变化,便前来探访艾伟德,要求她来帮助自己推动当时政府正在推行的“天足运动”,艾伟德答应了,她便作为“官使”在各乡镇间劝导妇女不再裹脚,并向她们传福音。

一天,她从一个妇女手上买了一个生病的女孩,花了9毛钱,给她起名叫“9毛”,学名美恩 。后来,“9毛”从外面领回来一个无家可归的小男孩,她说自己宁可吃少一点,好节省食物分给小男孩,艾伟德非常感动,收留了小男孩,给他起名“少少”,就这样她收养的孤儿越来越多……

1936年,艾伟德撕毁了她的英国护照,加入了中国籍。1939年,日本军队进攻这一地区,由于艾伟德在美国的《时代杂志》(Time)控诉了日本的残暴行径:

“我代表的宣教团体是中立的,但我恨恶日军的暴行,也不能缄默不言。当然,我是中国人,也会把所知道的日军行踪,报告中国方面。……我虽然鼻子很高,但心是中国人的,不能无视日军的暴行……”

这番话激怒了日本军方,遂下令四处张贴告示“悬赏捉拿小妇人艾伟德”。

于是艾伟德不得不带领大约一百个中国孤儿翻山越岭、一路跋涉进入了安全的陕西地区,逃脱日军的魔爪。

新中国成立之后,艾伟德被迫离开中国大陆,在台湾开办孤儿院,直到1970年在台湾去世,安葬在台北。

安葬时她的头朝向中国大陆,以表达她对大陆这片土地的眷恋。

04
安妮特
Annette

Annette E·Thompson1853-1929

中国第一所聋哑学校创办人
中国聋哑教育奠基者

安妮特,美国纽约人,曾经在罗契斯特启喑学校从教数载。

1884年,安妮特毅然来到了山东登州,同年,与同在登州传教的梅理士结婚,婚后给自己起中文名字梅耐德。

1887年,夫妇二人用美国罗彻斯特聋哑学校“无声工作者”组织赠送的50美元,开始在登州招收聋哑学生入学。

第二年,学馆取名登州启喑学馆,这是中国第一所聋哑学校。

启喑学馆采用美国罗杰斯特聋哑学校教材和自编的《启喑初析》为教材,用口语、手指语和手势语教学。

当时国人对聋哑教育并不理解,那时也没有聋哑人进学堂这种事,开始时尽管不收学费、管吃管住,但中国人对外国人办聋哑人学堂始终疑虑重重。

因此开学之初,只招来两名学生:李三元和刘堂凯。

刘堂凯进步很快,学会了写700个字,认识1330多个汉字,能分辨出方言在音节上发音轻重的不同。

1892年,启喑学馆已经有了11名学生。同年5月,梅理士夫妇返回美国休假。休假期间,夫妇二人走遍美国,呼吁更多的美国人关注启喑学馆,返回中国后,他们陆续收到了国外广泛的经济援助。

1895年,梅理士因心力衰竭去世,美国长老会停止供应经费,学馆于1896年暂时停办。为了能在中国继续进行聋哑人教育,安妮特不顾丧夫之痛,四处奔走,多方联络求助,获得了美国及英国朋友们的捐助。

1898年,考虑到招收学生的问题和将来的发展,安妮特将学校迁到了烟台。先是租了两间房子,因陋就简,恢复了启喑学校的教学。

1899年9月,由于租期快到,安妮特用丈夫逝世后所得的人寿保险和部分高利贷款在海边买了一块地皮建校,1899年11月底,学馆迁到了新校。

1902年,安妮特到美国各地及北欧各国募捐多次,尤其是美国各地长老会和聋哑学校,几乎是倾其全部,美国200家聋哑学校无不节衣缩食慷慨认捐。

到1906年,聋哑学校还清了贷款并有节余基金。男女学生数量达到六十多人,学校更名为“梅理士启喑纪念学校”,又名“中国烟台启喑学校”。

为了扩大影响,推动全国各地的聋哑教育事业发展,安妮特曾带着能动态对话的学生到全国各地推广演示教学成果,并办过两期教师培训班,培训班学生毕业后回北京、上海、南通、沈阳、天津等地创办聋哑学校,甚至还帮助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的聋哑教育。

到了1914年,安妮特等人率领学生赴朝鲜召开远东聋哑大会,她们的创新教学法当即在会上教会了3名朝鲜聋哑儿童相互视唇型而动态说话,被誉为“烟台教学法”,会后被推广到东亚各国。

安妮特本来打算老死中国,没想到,1927年3月24日,国军第六军攻克南京袭击英、美领事馆,劫掠外国传教士财产,有六位传教士被杀,其中包括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史称“南京事件”。

这一事件使得五千名新教传教士被迫离开中国,传教工作基本宣告停顿,许多地方的教堂被迫关门,信徒流失的情况空前严重。此时,安妮特正在南京会友探亲,白发苍苍的她目睹了此变故,不得不立即返回美国。

两年后,在芝加哥逝世,享年七十六岁。

05
道济
Deborah

Deborah · Matilda · Douw 1835-1911

创办中国第一所妇婴专科医院
创办北京第一所护士学校

道济,1869年,道济跟随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海外传道会第一次来到北京,她和另外两位女宣教士在北京为女孩子创办了一所寄宿学校。还在上海为福音工作设立了Douw基金会。

道济来到中国生活了几年,她被中国老式接生方式给产妇和婴儿造成的巨大伤害所震惊。细菌知识和消毒法接生知识虽然在美国1850年已普及,可是在中国此时还闻所未闻。

1873年,道济目睹了一幕令人心碎的接生:一孕妇难产,孩子的脚先露出一只,接生婆把一只鞋套在孩子的脚上,盼望孩子快点走出来。结果,孩子没有走出来,产妇在几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中停止了呼吸。

顿时,道济掩面而哭,回到家里又大哭一场。道济决定在中国传福音的同时,为中国的产妇与婴儿做点什么。

1877年,她返回美国四处奔走募捐。树叶黄了又绿,绿了又黄……

一转眼,8年时间便过去了,她好不容易募集到了8万美元资金。

1885年,她心急如焚,再次踏上东来的船回到北京,用募集的资金在安定门交道口北二条盖了12间平房,这就是中国第一所妇婴专科医院——女子医院。

妇婴医院建立后,她积极推广新法接生、预防接种,大大减少了妇女生孩子的痛苦,婴儿的成活率也显著提高。

她还建立了北京第一所护士学校,培养医务护理人员。不但如此,她还引进其他西医,随后又在全国发展建立了多家教会医院。

道济把西方先进的新接生法带进了古老的中国,将古老愚昧的接生法送进了坟墓。

1900年,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义和团事件’,道济与一些传教士被义和团围困在领事馆,最终由一支联合国部队获救送回美国。

回到美国后,每当想起义和团烧毁教堂、医院以及学校,将外国宣教士与中国教民枭首示众,剖心弃尸,她就泪流不止。

1911年,她在悲伤中于美国去世。

06
韦棣华
Elizabeth

Mary · Elizabeth · Wood,1862-1931

筹建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的“公共”图书馆
中国图书教育推动者

玛丽·伊丽莎白·伍德,中文名韦棣华,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图书馆学教育家。

1899年,韦棣华从纽约来到了武昌文华书院任教,文华书院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于1871年创办的一所寄宿学校。

有过图书馆工作经历的韦棣华很快发现文华校园内图书资料匮乏,教师学生无教学参考书籍,在整个武汉也没有一座可供大众阅读的图书馆。于是她动员教员捐献图书,自己则到处搜集并自掏腰包购买书刊,在学校设立了一个小型的图书阅览室。

这个小阅览室大受师生欢迎,这使韦棣华认识到:

把西方的公共图书馆理念引进中国,并建立一座大型的新式公共图书馆已非常必要。

为了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和资金筹措,她又专程返回美国就读于纽约普莱特学院、波士顿西蒙斯学院,学习图书馆学。学习之余,她奔走各大学游说,后终于得到哥伦比亚等大学及教会相关人士的赞助。

1903年,带着学到的专业知识和建设款项,韦棣华回到了武昌文华书院。她买下文华附近的一块叫龚家花园的地皮,并做好了前期建设的准备工作。

1905年,文华书院为新的图书馆举行了盛大的奠基开工典礼。1909年5月,在文华书院正式更名为“文华大学”的喜庆日子里,图书馆主体建筑完工,新的图书馆被命名为“文华公书林”——即公开图书馆。

这个文雅诗意的名字,突出了“公”字,强调“公共、开放、公享”的意义。

1910年5月16日,文华公书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开放典礼,标志着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诞生了。

开放之后,公书林经常举办演讲会、读书会、故事会、音乐会等活动来吸引读者上门读书。

1914年,还成立了一个流动图书馆,选择一些书籍设点存放于各处学校及单位,方便读者就近阅读,并且隔几周更换一次,还设分馆三处,广泛服务武汉市学校及广大市民,并向市民阐述和宣传公共图书馆的理念和意义。

1914年至1916年,文华公书林还在上海、南京、杭州、开封、太原等城市组织巡回演讲,向民众普及图书馆知识。

此举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关注,蔡元培因此称文华公书林“弥孚众望”。

至1930年,文华大学开办图书科10周年,共培养了60名毕业生,其中33人在国内图书馆任职,29人任馆长,他们分布在中国10余个省份,在全国最重要的几十所图书馆内任职。

韦棣华与文华图书馆同呼吸、共命运,终生未嫁。她把自己的后半生都奉献给了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

当时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黎元洪称她为“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段祺瑞则为其题匾“导扬文化”。

1931年5月1日,韦棣华病逝于武昌,享年69岁。

07
魏特琳
Vautrin

Minnie · Vautrin1886-1941

南京大屠杀见证者
保护千万中国的妇女儿童未受迫害

魏特琳,中文名华群,美国传教士。

1919年9月,魏特琳接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邀请担任学校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她发现校园附近有一百多个儿童没上学,便创办了一所儿童学校。

1937年8月15日,日军飞机对南京进行了第一次轰炸,美国大使馆通知她与其他美国公民必须离开南京,如果选择留下,自己承担风险,美国政府不提供任何庇护。但是魏特不想离开南京。她在日记中写道:

“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8年的经历以及与邻居14年的交往经验,使我能够担负一些责任,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们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

1937年11月中旬,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步步紧逼、狂轰滥炸。

11月17日,魏特琳致信美国大使馆,建议设立一个安全区,让那些无法撤离南京的难民有一个相对安全的栖身之地,以躲避战火。

11月22日,由一批外国传教士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很快成立,德国传教士约翰拉贝被推举为安全区主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被正式指定为收容妇女与儿童的难民营。接着魏特琳又请求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

1937年12月3日,魏特琳收到美国大使馆打来的电话,对在南京的美国人,发出最后撤离通告,要求他们从三个方案中做出选择:

一.立即撤离;二.稍后撤离;三.永不撤离。

魏特琳选择永不撤离,她再次坚定地表示:“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然后,她在大使馆出示的“永不撤离”的证书上签上自己的姓名。

在抢劫、强奸、杀戮遍地的南京城,魏特琳带着一批又一批妇女儿童进入金陵大学避难营,由于担心沿途被日军侵扰,魏特琳举着十字旗始终走在队伍的前面,象一只母鸡庇护着小鸡。

在校园里,她像卫兵一样在大门、小门与宿舍之间奔波,拼命驱赶试图闯入校园强奸妇女的日本兵。

南京大屠杀期间,魏特琳用自己的身躯为上万的妇女儿童提供了一处避风港湾,免受日军蹂躏,南京的难民都叫她“活菩萨”,然而,这个“活菩萨”却遭到了栽赃。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于南京正式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40年4月初的一天,《紫金山晚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真正的罪犯》的文章,将矛头对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帮助中国难民度过困难的西方传教士。

自称“真相卫士”的作者表示:

“让我们看看那个所谓的慈悲女菩萨吧!明妮·魏特林其实是一个人贩子,一个出卖中国人的叛徒。我们必须揭露她,必须把献给日军的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的帐算在她头上……”

舆论压垮了这个坚强的女人,她递交了辞职报告,几天后,她病倒了,得了严重的忧郁症。

1940年5月14日,魏特琳登上了停泊在黄浦江边的亚洲皇后号客轮,此时,她已经在中国度过了28个春秋。

当汽笛声鸣响的时候,没人知道她心中是如何的悲伤、沉痛、落寞与绝望,即便是在日军明晃晃的刺刀下,她也没有流露过一丝放弃或绝望的情绪,此刻她却心痛得难以自已,就像是她最爱的人,将她抛弃了……

回到美国后,魏特琳住在联合基督传教士公会的一间普通公寓里,有人负责看护她。1941年5月14日,看护她的传教士出去了,她打开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55岁。这一天,距她从中国启程回国的日子整整一年。

魏特琳没有双亲,没有家庭,她弟弟把她的遗体运回了一个叫雪柏的小镇简单安葬。

就在魏特琳自杀前几天,她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是她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工作时穿用过的衣物。在回信中,魏特琳说:

“我无法道出,看到你寄给我的东西时心中的感受,似乎我最后见到它们的时候,是在一个世纪以前。如果能再生一次,我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这个孤独、忧伤的女人在临终的一刻,仍然记挂着遥远的中国。

在她的枕头下放着一张她与中国难民的合影,照片已被泪水浸透……

———————————

这7位为着中国的医疗、教育、社会公益、妇婴权益而四下奔波的女宣教士,更是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为着中国千千万万失丧的灵魂流泪祷告,终是燃起了复兴的火焰。

如今蒙此祝福的我们,又怎能将她们遗忘?

她们是如此专一的爱着中国,用尽一生来爱这国的百姓,不为“巾帼不让须眉”的个人理想,绝无任何追逐名利的贪图,只因上帝爱的呼召,她们就背井离乡,全然献上。

在她们中间,有人将自己“许配”给了中国,终生未嫁;有人将无家可归的孤儿看作是自己的儿女,终生未育;有人摆上了自己美好的青春,有人至死埋在了中国的土里……

一个女人,要怎样才算成功?
她们的一生,便是最好的答案: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

箴言 31:30-31

她们虽无佳形美容,但灵魂中透露的美丽和耀眼,早已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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