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些文章默认中共大陆政权合法性的质疑
【议报编者按】
本报刊发的历史文章，目的都是去伪存真，把统治者为了统治利益故意涂抹粉饰的历史一点一滴地恢复其本相。然而，由于作者的学识、立场、风格不同，对历史的解读也有所不一。本文作者所批评的也是之前在《议报》发表过的文章。尽管这些文章的作者也是为了反思专制统治对人性的摧残，但多少保留了一些中共多年的宣传洗脑环境下的习惯性思维和用语。本文作者的批评，希望不要引起对原作者人品上的任何怀疑，仅仅是启迪我们深刻反思我们多年养成的思维定式。
《议报》在民主世界诸多自由媒体中，据笔者所知，其知名度与影响力都有不俗的表现，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本人既是她的忠实读者，也滥充竽数而忝列作者之中。因此出于爱之深则求之切的心情，对《议报》上近期刊发文章中出现的某些观点、论述欲提出点个人的管蠡之见。在此首先表明，只谈论观点不针对个人。只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普世价值为准则。如有谬误之处祈方家示教。
在《议报》近来刊发的一些稿件中，有许多属于对历史事件的回忆，因而必然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人与事。而这些人中既有受害的芸芸众生，升斗小民之辈，也有施暴的达官贵人，乃至一言九鼎之徒。但令笔者难以接受的是某些文章中对中共在大陆篡夺政权的所谓“革命”合法性的肯定以及对毛泽东与江青个人违背历史事实的吹捧。
众所周知，中共从其孕育出生之日起，便是一个在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史称“第三国际”）外国势力的操控、支持下而成立和运作的政治组织。不但苏联人出钱，给武器，更有苏联的专家、顾问在中共高层坐镇指挥宛如“太上皇”一般。不但在江西的所谓红军时期，有像博古、李德这样的“钦差大臣”，即使在中共1949年夺得国柄后，其时遍布中国大地上的所谓“苏联专家”一个个都仍是中国民众的“主人”。颐指气使，威风凛凛。当时中国更有一条罪名叫“三反罪”，具体内容就是“反苏、反共、反人民”。请看，这三条罪中的“首恶”竟是“反苏”。可见“父皇”地位更高于党国。此罪一直盛行于中国整个五十年代。不知多少人因此被罗织成狱。最有名的例如所谓“起义将领”龙云便因此“罪”被打成“大右派”。其他庶民百姓罹此罪者则难以胜数。这个“反苏”罪名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因毛（泽东）赫（鲁晓夫）火并而走入历史。
更有甚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1931 年11月7日，（即精心选在苏俄爆发所谓“十月革命”的那一天，也就是后来的苏联国庆节）中共在江西召开了所谓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公然宣布建立第二个中国——名字竟然就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在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中明确宣布，“从今日起，中华领土之内，已经有两个绝对不相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中华民国……另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是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当时还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号召国人“武装保卫苏联”。这里顺便说一句，汪精卫先生虽然亲日、事实上投降了日本，但也不敢把它的南京政权称作“中华日本国”，当然更未说过“武装保卫日本”而毛泽东就是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还必须指出的是，当时正值日军大举侵华之际，如此“壮举”，我相信历史自有定评。
这些铁的历史足以充分证明，毛泽东和他的党从建立之日到其在中国大陆推翻全世界公认的中国合法政府，在此整个过程中，他们从头到尾都是作为“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而存在，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分支部而已。这样一个完全由外国势力控制、资助、支使的组织，它执行的当然是外国人的意志，而非中国人要求改革变化的愿望。因此这是当时苏联和“共产国际”使用代理人对中国的一场大入侵，而不是本国爆发的什么“革命”。如果硬要说是“革命”，那只能是当时苏联祸害他国而输出的“革命”。所以中共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年只能是、也必然是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而已。但在《议报》近期的某些文章中，毛泽东一再被作者称为“革命领袖”，“毛是革命领袖”等等。这样的提法与论述，也登上自由媒体的版面，有误导受众之嫌。
有人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会有个伟大的女性。那么反过来说，一个邪恶男人的背后，往往也会有个丑陋的女人，不是她的容貌而是她的心灵。这也不奇怪，叫臭味相投。毛泽东这个中国史上既空前，但也肯定“绝”了“后”的暴君，他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绝对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而有的人在其文章中既要给毛泽东来个为“尊者”讳，还要为其夫人江青大作翻案文章。不过这个难度也肯定不小。记得1976年在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就出现过一个奇特的现象：国内外无论政治上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对江青被打倒拍手称快。在中国大陆，你可以把这看作是“奉旨表态”，但在外国，在香港、台湾，则“旨”从何来？可见江青的种种罪恶丑行完全越过了人性与基本道德的底线，才会赢得如此众多的“认同”。于是要为江青作翻案文章的人只好来个弃近求远，外加一些不着边际的、夸大其词的模糊描绘以混淆视听。请看，有篇文章是这样说的：“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接下来还有：“回到30年代，即毛和江恋爱结婚的时候，毛是革命领袖，江是进步青年，他们的结合有何不可？”把一个当时在上海滩上绯闻一大箩筐都装不完，花边新闻不断的二流演员蓝苹（即江青当年之艺名）吹捧成“无产阶级革命家”外加“无愧”，只能令人笑掉大牙。当时的江青说她是个女流氓无产者倒也八九不离十，而什么阶级的“革命”，我在前文已作了阐述不过是苏俄外国势力的代理人，此处不再重复。但该文说，“毛是革命领袖，江是进步青年，他们的结合有何不可？”此话倒还颇值得玩味一番，大有“领袖”爱江山更爱美人的“英雄风流赞歌”之情调。但无情的历史事实却证明这只不过是一场男人搞“始乱终弃”，女方是“小三插足”的没有“风流”尽显下流的闹剧。
众所周知，毛泽东先是娶了杨开慧，杨为毛生了三个孩子。但由于毛在湖南发动农民暴乱，杨开慧受株连被捕。当时湖南省政府叫杨开慧只要登报申明与毛泽东离婚便可恢复自由。本乃合情合理，但杨为了忠于丈夫而加以拒绝，最后被枪毙。但就在杨开慧还未死之前，人家还在狱中为毛死扛受罪之际，毛泽东却在井冈山与贺子珍勾搭成奸。贺又为毛生育一女，后被毛取名李敏。所以后来毛泽东写诗赠李淑一假惺惺说什么“我失骄杨君失柳”，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毛是在欺世骗人。有位文人在一篇批毛的文章中便调侃道，无情的事实是：“骄杨”尚且健在，“润芝”已另结新欢（毛泽东字“润芝”——笔者注）所以此句应改为“骄杨失我，君失柳”才对。引来读者一派嘲笑声。而中共在完成所谓“长征”到达陕北后，杨开慧已死，毛、贺二人便是已育有孩子的、事实上的夫妻婚姻关系。可是毛泽东的“登徒子”本性不改，仍到处勾引女人。除了那些来自国民政府区域、受共产主义宣传迷惑而赴延安的女青年外，毛泽东甚至还去勾引某些来延安采访的外国女记者。这一下可把贺子珍惹火了。此人可不是杨开慧那样的斯文闺秀，而是在井冈山上落草的孙二娘式的人物。贺子珍于是拿着手枪追打毛泽东，要与毛拼命！吓得老毛屁滚尿流到处躲。据说当时毛的警卫员都不屑地在一旁看“笑话”。于是毛便利用职权，诬贺子珍“精神有病”强制弄去苏联“医治”。人家的“家事”，中共的“组织”当局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贺子珍就这样被毛玩后弃之。但就按毛所言，弄去“医病”也并不能解除已事实存在、并育有孩子的夫妻关系。而江青在人家夫妻关系还存在的情况下，插脚进入别人家庭，这不是“小三”是什么？在那个年代没有“小三”这名称，就叫奸夫淫妇。试问天下有如此一贯玩弄妇女的奸夫“革命领袖”么？有如此破坏他人家庭的淫妇“进步青年”吗？这是哪方、哪国的道德标准？而该篇文章竟然还“理直气壮”似的反问道“他们的结合有何不可？”答曰：这样道德沦丧，伤风败俗，寡廉鲜耻的行为当然为世人所不齿！像这样为毛、江苟合“背书”遮丑的文字如何经得起历史的推敲！
此外，对江青另一吹捧热点就是她的所谓“革命样板戏”。重点是吹其所谓“艺术性”。说她为样板戏“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原文：我亲眼看到，江青在用餐时，都经常听所谓样板戏的唱腔，她反复说‘十年磨一戏’，一个戏要不断地改，等等）”，又说，“对这一点，业内人士有不少肯定的评论。”还借用名人章诒和的话来赞美江青说：“政治上江青是罪犯，艺术上江青是内行。”等等。但看过那八个所谓“样板戏”的人恐怕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八个“样板”只符合毛家王室“政治正确”的要求，却无任何艺术价值。其内容就是毛式政治教条，阶级斗争理论的形象图解。全是胡编乱造，与现实生活相差万里。例如，什么“黄世仁”，“南霸天”，“座山雕”全是瞎编乱造的人物。而《沙家滨》更违反历史事实。当时的新四军本是一贯假抗日“游而不击”，还不时勾搭日本人来夹击国军。再看，样板戏更有一套公式，戏中所谓的“英雄”必须是十全十美高大上，“敌人”则肯定是又丑又坏愚笨恶。英雄天生便伟大，敌人出娘肚就是坏蛋。英雄不但相貌堂堂刀枪不入，甚至姓氏上都有区别。英雄一般都是姓高、姓洪（红），坏人则是姓胡、姓刁。英雄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转世，不但不能有爱情，就是亲情也不许有。《红灯记》中的李玉和一家三代，妈是“认”的，女儿是捡到的！比孙悟空还超凡出尘。公式化、脸谱化到这程度，还有何“艺术”可言？只能令人啼笑皆非！
但就这样的破烂货，也全是江青盗窃别人“知识产权”的“成果”。京剧《红灯记》是偷自电影《革命自有后来人》；《白毛女》偷自贺敬之的同名话剧；《沙家滨》偷自地方戏《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偷自曲波的小说《林海雪源》……等等。表面上说是改编，实际上就是强夺。而且江皇后还不是偷人家某一段、哪一节，而是整个全本实行“拿来主义”，为“本宫”所用。更可恶的是，偷了之后还把原作者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夺其“子”后，还要杀其“母”。这难道就是江青的艺术成就？
不管作者怎么想，为“尊者讳”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并美化那些“尊者”所创建的那个丑恶体制的作用。例如近日在《议报》上的一篇文章中，虽然对郭沫若后半生有批判，但是对其前半生“隐恶扬善”，无意中为中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许多倒行逆施之举变相加以肯定和认同。本来郭沫若就是个无行文人。谁有“奶”他便认谁是“娘”。他早年入共党，“四。一二”事变后，中共被国民党击败，他逃亡日本。八年抗战中他见国民党和蒋中正委员长受到全国民众拥护，如日中天。而中共在名义上也已俯首称臣，所谓“红军”也接受整编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笫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这就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来历。现在中共极力不让当今民众知道，似乎是它自定的番号似的。）而那时的郭沫若不仅乖乖投入了国民政府的怀抱，担任宣传部长，并公开说，“握着蒋委员长的手，心情好激动”。有奶便认娘之态跃然纸上。但最近我在《议报》上看到的一篇文章中竟有这样的话：“特别是当年他（指郭沫若——笔者注）在扫荡军阀的北伐战争和抗击日寇侵略的抗战中所作出的贡献，其后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都是深受国人称赞的”。愚笨的我就不明白，郭先生当了人家的官，拿了人家的钱，拍了人家的马屁，还是“反独裁专制”，“深受国人称赞的”英雄？再说，蒋氏虽算不得民主领袖，但也不是千夫所指的极权独裁者。他执政是实行了某些威权主义的色彩，但也有不少的民主风气。中共的新华日报能在陪都重庆公开发行，就是有力的明证。半个多世纪后，中共也无此“雅量”。连香港姓“共”的大公报、文汇报，大陆百姓也不许望一眼。蒋氏更没制造过诸如“土改”、“镇反”、“反右”、“文革”这样的人权大浩劫。要反蒋氏的独裁，建议先与老毛对比一下，哪个才更该反？而此文接下来称：“1949年10月毛泽东夺权成功建立新政后，他（指郭沫若——笔者注）不但成了中国最大的文化名人，而且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1958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此高论，更令人匪夷所思。
首先我想说毛泽东1949年是依靠共产国际、外国势力的支持，而推翻了中国1946年经全国民众投票选举出国大代表，并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而产生出的、全世界都承认的合法政府。所以毛泽东建的不是什么“新政”，而是极权专制的反动旧式军阀政权。对此，前文已作了论述不再重复。而说郭沫若“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则只能是个极品笑话。首先，当时北京的毛泽东当局就是全世界的战争策源地，是当时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毛当局就先后发动或参与了韩战、越战、中印边境战，以及策动对印度尼西亚政府的颠覆和支持赤柬、老挝等赤色恐怖暴乱的战争，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特别在赤柬，三分之一的柬甫寨民众被毛泽东的“好学生”红色高棉波尔布特当局杀害！而中共在韩战中更被联合国以压倒性的多数票定为侵略者。此决议至今仍然有效。
试问，在这样一个严重破坏世界和平的好战政权中充当御用文人、传声筒的郭沫若先生，也不过就是当今中国的余秋雨、金灿荣、胡鍚进、司马南、周小平这类高级“五毛”的角色。他敢去违背圣上之意，反对毛当局发动战争输出“革命”而“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么？这里不妨讲个有关郭沫若“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的小故事吧：1950年中共侵略韩国的所谓“志愿军”，在朝鲜因物资补给困难，缺乏医药，再加营养严重不良，卫生状况更是一塌糊涂，整个生存条件极为恶化。于是在北韩和中共军队的士兵和军官中便开始流行斑疹伤寒、霍乱、痢疾和天花等传染病。此外，中共军从东北至北韩出兵的道路沿线，又正在发生地方性的瘟疫。中共宣传部门便借机造谣，诬指这些疾病是美军从飞机上扔下的“细菌弹”造成的。从而大肆宣传联合国军对中朝进行所谓“细菌战”。最后真相大白，证实全是造谣。但当时的郭沫若，一下子像打了鸡血针一样地兴奋。立即写成歪诗一首，并由中共的作曲家谱成曲，由官方传令在全大陆各学校、单位、居民中传唱，不得有误。其词曰：
“美帝国主义罪恶滔天！它已临到死亡的边缘，还胆敢对中朝人民进行细菌战。消灭它，消灭消灭它！消灭细菌战，捉拿细菌战犯。让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臭虫、虱子、跳蚤、苍蝇一齐完蛋……”
郭沫若以如此低劣酷似三家村俚语，又似巫婆恶咒的所谓“歌词”，来吠影吠声地诋毁当时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去制止金日成侵略，维护正义与世界和平的联合国军，这只不过是公然奉旨出卖灵魂、当众传谣的无耻行径，怎能叫什么“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
民主世界的自由媒体上出现这样错误的观点与论述，笔者作为过来人，感到无法接受。作为作者，更想提醒执笔撰稿的朋友：文章千古事，名声岂浪掷？下笔望谨慎，留待后人评！
2019年10月6日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9.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