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父亲明年八十八——为父亲米寿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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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二十四日突然接到湾区华人电视台《话越地平线》节目主持人史东先生的电子邮件,说想在当晚就李慎之的去世采访我。我回电话说我对慎之先生实在知之甚少,不大合适接受这一采访。但是史东坚持说,我是他现在能够找到的这一题目的最好对谈人选了,并说他欠慎之先生一笔债。我知道数年前我就替他联络过慎之先生,慎之先生也同意在他的节目中接受采访,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拖了下来,慎之先生的匆匆离去让史东留下了永远的遗憾。我被他对慎之先生在大陆思想界崇高地位的认之所感动,同意尽我最大努力去做。放下电话,我立即与父亲联络,通过他楼上有计算机和扫描设备的朋友的帮助,晚间九点前地球的那一头传来了父亲提供的照片和他悼念李慎之的短文和诗词。看着父亲苍劲的笔体,读到悼文的最后一句:“慎之,你放心,我们会永远向前。”时,我眼圈红了。除了那一声“慎之”的呼唤,外人绝难想象这充满青春的激情、一往无前的锐气的词句会出自大耄之年还长慎之先生六岁的老人之笔。这就是我的父亲——李锐,他明年即将八十八岁[1]。历尽劫难、一生坎坷,但是他的心仍然跳动得那样生机勃勃,充满了永远的阳光。爸爸,我为你骄傲!

1939年11月,父亲还年轻,不谙革命之艰难,世事之险恶,在奔重庆而后赴延安的火车上,写下了这样的话语:

“…差不多每站都遇见兵车,看见无数个战士的紧张的面孔。黄昏时伏在窗口,凝望笼罩在火车的烟和汽的浓雾中的模糊田野,便很自然地回忆起过去在山东,徐州、平汉陇海的几次来去,尤其是徐州突围那些紧张的生活断片来。在湖南一年多的後方生活,好像是四季中度过的冬天。季侯寒冷,空气料峭,皮肤起收缩作用,人也就特别拘谨。血液的流通缓慢,感情的起伏也有些迟钝起来。不过将急躁的性格磨练得比从前宽大,沉着,冷静一些,这倒是不小的收获。人处在低气压的冷漠中,最易憧憬过去热烈和战斗的场面。在火车上看窗外薄暮烟云,我没有丝毫幻灭或戚然之感,引来的却是战斗的温暖,像回到了自己的春天。因为我意识到不久我就可投入那充满青春的愉快,如火的灼热的战斗生活中去了——而且与过去不同,我已是一个较老练的战斗员!…”

……

“哪一个光荣的战斗者不是满身伤痕,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生活和斗争过来的呢?有着多少无言地战斗又无言地死去的人呢?所以每逢各样‘感伤’袭来时,我们将眼界一扩大,回顾和前瞻,会不期而然地感觉自己的幼小和这些‘感伤’的无足挂齿。”

那年他22岁,根本不会想到三年后会因特嫌在那“充满青春的愉快,如火的灼热”的圣地延安被关进保安处,并遭遇婚变;更不会想到当自己的党夺取政权后,会走近毛泽东成为他的兼职秘书,因言获罪,被劳改、监禁、软囚达二十年之久。但是他竟然真地做到了毛头小伙儿时立下的豪言壮语,满身伤痕,九死一生,却从不退缩。到了这样一把耄耋年令,还是一腔热血、一股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劲头。这就是一生的父亲。爸爸,你有资格为自己骄傲!

“回顾和前瞻”的悟性,使父亲的胸怀宽广、眼界开阔,比较容易地看到自己伤感的“无足挂齿”,因而形成乐观、勇敢、不屈的个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过软弱、伤感、甚至绝望。父亲延安的那次挫折,我还未出生,无法知道他那时的情景。就我亲耳听到和亲身感受的而言,父亲一生有过两次极大的绝望。

第一次是庐山会议后。1978年我在磨子潭水电站父亲的流放地见到他时,他告诉我,“庐山会议后有一种非常绝望的心情。在那样的历史关头,整个儿中央委员会,除了几个挨批的当事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讲一句公道话!留在这样的党里还有什么意思?所以当水电部党委决定开除我的党籍,国家机关党委征求我的意见时,我痛快地说:`没有意见,同意开除。'”

绝望的不止是父亲,他的好朋友,谙熟中国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黎澍一九五九年听完庐山会议的党内传达以后,心情沉重得几天不愿说话。后来他对夫人徐滨说:“不抹掉以后还能有安排,一抹掉就再难起用了!” 他知道他的被毛皇帝抹掉了的好朋友李锐的仕途已经完了。我的同为党的高级干部的二姑姑后来对我说的就更直白:“我在单位听了党内关于庐山会议的传达,毛主席在做结论时说,反党集团成员的名字就定彭、黄、张、周四个;然后又特意地对你爸爸说:`李锐,我不是蔑视你啊,不提你的名,是你还不够格!'听得我毛骨悚然,真是可怕,犯了龙颜呀!”在老革命的姑姑的眼里,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领袖,而是皇上是再清楚不过了。对于冒犯了皇上的弟弟的前途她不怀有任何希望了。

今天父亲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他的不屈不挠地“反左”,年复一年地为三峡工程,为体制改革向最高当局谏言,人们往往会以为他的硬骨头和韧性是他活着走出逆境的关键所在。但是依我看,在庐山会议后的绝境中支撑他的其实是他性格中中庸的一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能伸能屈不与现实硬碰是他的抵御之策。何以见得?他在北大荒如是写:

“想着自己在党内廿多年,历史问题审查多次,这次仍让党为此麻烦,心中有愧,也确有感伤。”… …“因之,我唯一能做的,是在此很好劳动,很好改造自己,使得我将来能够面目一新,孩子们在成长时有好的健康的父母。”

“总之,用感情的态度,我会难以支持当前的生活。是认为自己必须改造,有错误,才能支持下来的。”

父亲认同张闻天的话:“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加上他参加革命廿余年的经历,他要继续为自己献身的事业奋斗的愿望,这些都不会使他作出如林昭,张志新那样的以死相拚的烈性抉择。从上边的话语中可以显然地看出,父亲在绝望后选择了“认错”的态度。“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曾屡屡见于他解放前的家信中,并一贯被我的母亲所蔑视。但正是这种长期形成的现实的品格拯救了他的生命。即已落难,就曲起身躯,麻痹起神经,不钻牛角尖,不彻夜碾转地苦痛。三十八年后的1998年,父亲在纪念挚友黎澍的文章《黎澍十年祭》中有这样一段话:“——黎澍认为毛泽东思想可以归纳为五点:… … 五是不断思想改造,实为宋明理学翻版,专门制造伪君子也。这第五点,大家都曾经挨整受罪,但都没有像他这样,联系古人假道学概括得如此高妙。”岂止是思想改造呵!父亲和许多知识份子是被推到了消灭肉体的边缘。因之还应该加上第六点:肉体摧残那些胆敢持异见的人,使他们在饥饿和非人的生活环境中丧失思考的能力,丧失做人的尊严而成为行尸走肉,以此根除思考的危险,得以实现毛泽东思想的大一统。毛泽东思想的这第五、六点在有些人身上确实达到了“彻底改造”的目的。但是父亲不是。

“每天劳动时间长,体力消耗大,每天生活中常感受的一种事,不能不是`饿'的问题。虽然我只44岁,年龄不能和他们比,但体质实远不如他们,自己设法全力抗住,首先是不能病倒(且不要说病倒后的各种具体情况)。所以老头们平时常夸奖我能`抗得住'。因涝灾,前一阶段多雨,劳动强度付得特别大,有的地播种2-3次,各种具体情况不身历其境,也很难理解。我`抗得住',首先当然还是精神、思想状态正常:自己应该经受这样劳动的锻炼,对自己以后半生有绝大好处,也很后悔这样同群众一起生活劳动参加太晚了。但有时感到抗不住时(特别是无风之日,小咬等猖狂时,在地里干活,头部包扎如修女,但露出面部咬得红白斑斑,咬人东西叫出名目的有七八种之多),思想也有顷刻的波动。但经常的状态是好的,… …我现在的身体情况:外表可能像四四年伤寒之后,身上骨瘦也相似,皮带圈又缩小一格。各种老病重现,如双手泡痒比过去范围大(大概老晒太阳原故,近较好,厉害时影响睡觉);常拉肚,每次便前,近来腹痛剧烈,想必是蛔虫捣乱,因来此常吃生菜,本村95%人有蛔虫;腰胀,膝盖痛(蹲久了,如种菜时特甚);不管怎样累,常睡不稳;小腿肚抽筋,记忆力极坏,隔天事记不起来,等等。疖子是新病;现常管不住尿,尿后总剩下一些,裤子常湿。”

“以后准备每天利用晚饭后读书半小时到一小时,有计划读《共产党宣言》等几篇主要东西,另外读反右等汇集文件。报纸此间可以看到。”

父亲在北大荒又如是写。

父亲年轻时所刻意锻炼出的吃苦耐劳的品格,自幼养成的勤学、读书的良好习性,使他在艰难的“抗”中,在像野人一样地吞食一切可食之物时,仍不辍学习。这使他得以不断充实、提高自己的思维境界。因之他的灵魂在劳改,监禁中仅仅是做了生存所必须的弹性扭曲,而不是象我母亲那样的塑性畸变;在环境稍稍缓和,可以思想(是“可以”不是“允许”)时即张弛开来,做契而不舍的苦索,得以在受难中逐渐走向成熟,未被那庞大的机器碾造成伪君子。从本性的倔强好胜,而逐步成长为有胆气,有真知灼见的真君子,并逐渐谙熟了发表异见的艺术。

父亲在磨子潭对我说:“解铃还需系铃人。” 他知道毛把他扫出政坛的决定无人可以逆转,但是他执著于侥幸,等待着曾那样喜欢他,亲自将他点为自己秘书,将他称为“红旗秀才”,通告全党表扬的毛泽东有一天会亲手“解铃”。毛终究没有为他“解铃”,在任何场合连提都未再提过他的名字。庐山会议后,只有周恩来在文革中葛州坝建设出现问题时提到了李锐,欲让他出来,但未获当时当权之人的理睬。不过父亲熬到了“系铃”人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走到了极至而“物极必反”,“系铃”之绳崩断了的那一天。庐山会议四十年后,父亲的思想闪烁出大智者的光辉,并以一部史书《庐山会议实录》领衔,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将自己的思维传播与世。因之,他自绝望和炼狱中活着走出的人生选择对他来说是正确的,他的以屈身求存活,比以死抗争更有历史价值,他没有因接受改造而蒙羞。他自炼狱中获得再生的生命对中国思想界作出的非凡贡献将会随著时间的推移被人们逐步认识和承认。

我第二次感受到父亲的极大绝望是那场“风波”以后。“风波”发生时我不在国内,但是被与我同一公司的人举报了我在国外的“反动言行”。国内总部以回国述职为名招我回国,其实是让我交待“风波”期间在国外的所谓“动乱言行”。父亲那时与杜润生,于光远和李昌因反对以开枪的方式处理学生运动,在中顾委同时挨整,有人提出将他们四人清除出党。也可能因为心情关系,那一年他的哮喘旧疾发得十分严重,在北京医院住院。我去看他,他知道我回国后被整,已经自愿放弃公职,不服从“组织的审查”。那天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向我讲起那个晚上在木栖地二十二号楼上通宵与玉珍妈妈和同楼的年青人们站在凉台上所看到的情景。他说:“你走吧,尽快想办法带着忙忙(我的女儿)出去吧。这个党已经没有味道,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当时听了这话很震动。在此之前,我每次出国,父亲总是说,“一定要回来,你是中国人,你有责任为国家的富强作出贡献。”要不是大绝望,他是不会松口让我走的。何况他年岁已这么大,我又是三个孩子中唯一和他亲近的。折腾了将近一年,我始终没有能拿到护照。到了来年的八月,陈云同志作了批示说,“他们四个人的意见都是在党内的会议上讲的,没有违反组织原则。我们党内过去这样的教训太多了,应该吸取,不应该把四个人开除出党。”父亲听到消息赶紧告诉我说,“你去办护照吧,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果然我和女儿顺利拿到护照。临走的头一天晚上,打电话到家里,知道父亲哮喘病大发,又住进了医院,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玉珍妈妈说:“你放心地走吧,你爸爸有我照顾。”我以为父亲就此也就消沉下去,不再多说多道了。大概当局也有此种看法,1993年竟然放他出来参加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关于中国问题的研讨会。出来后,他还应邀顺访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圣地牙哥分校,哈佛大学,对三峡工程问题,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发表了讲演。他整个行程的言谈其实是十分谨慎的,谈得十分中肯,没有任何个人的感情色彩。对一些十分偏激的听众提问,回答得不温不火。在洛杉矶分校就有一个人慷慨激昂地痛斥干部子弟的腐败,都是些口号式的词句,没有什么实质内容,说得大家很不耐烦。父亲说:“请你拿出具体证据和材料,我会负责转交。”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在波斯顿停留时,父亲还接受了《中国革命》制片人的采访。在洛杉矶时,与从香港出走到美国的许家屯也见了面,父亲很诚恳地劝他不该说的不要说。也许这些还是超出了当局对他的估计,回国后麻烦即上了身。直到详细地给国家安全部写了份材料,逐日“交待”行止,才算完事。以后再不许他出国,连我的女儿高中毕业,我们邀请他和玉珍妈妈来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都未获准护照。

父亲在《黎澍十年祭》中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 …`自由'是一切革命者所向往的最美好的理想,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很清楚。在革命斗争中多少烈士为自由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何以我们现在提都不能提,每一次有人提自由,就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大动干戈加以反对?党对学术文化的领导,应当表现在保证有发表的自由,而不是动辄违反宪法,任意剥夺这种自由。”也许是感到自己来日无多,而自己年青时投身的政党越来越偏离它夺取政权前无数先驱抛弃了生命所追求的本应是它的最高理想的共产主义道路,父亲不但没有因当局显然的不喜欢而闭嘴,反而越来越放言无忌。《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李锐往事杂忆》,《论三峡工程》、《大跃进亲历记》、《李锐“反左”文选》、《李锐日记》、《直言》……一本接着一本地问世;回顾共产党所犯的一系列“左”的错误,批判共产党施行的封建体制,呼吁实施政治改革的各类应邀杂文更是春蚕吐丝般不绝不断。虽然因刊登他的文章有些杂志被禁,社长、主编被撤,可是人们还是象飞蛾扑火般向他约稿,屡禁屡出,真有些西方不亮东方亮的意思。父亲也不惧怕境外媒体的采访,香港凤凰卫视关于三峡的采访和毛泽东晚年的采访节目反响空前。日本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一位对中国十分友好的负责人竟然从日本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说他看到节目预报,周内香港电视频道会有关于我父亲的节目,让我注意。

其实劝他不要再说、再写了的人是太多了。我回国探亲曾在父亲家见到他早年的第一个恋人–杨纯阿姨,老太太常年住在瑞士日内瓦的女儿处安享晚年。她对我父亲说,“你还写什么呀,有什么好写的,人家又不愿意听。不要再惹是生非了,好好保养身体,多活几年,比什么都重要。”父亲原来水电系统的老部下,由他推荐到世界银行任职的曹维恭先生从大陆探亲回到美国后给我打来电话说:“我跟你爸爸说不要再写了,写那些有什么意思?我每次见到他都要劝他。人家不愿意听,这些事让年青人去做吧,你写写回忆录就行了。”去年纪念“七一”大会,父亲没有接到参加大会的通知,这是个十分不好的信息,因为按政策全体在世的中顾委委员们都是应该接到邀请的,这是一种荣誉。玉珍妈妈很恼火,埋怨父亲,“就是你喜欢乱说,你看看连`七一'大会都不让你参加,以后不要再写东西了。”父亲不置可否,以后当然是照写不误。

美国现在居住着一些青年时代起就追随中国共产党,一生从事“革命”的老干部。他们或者是随儿女移民,或者是“六四”后在这里寻求了政治庇护。其中有为数不少的人信奉了“主”,不少人为自己的一生跟错了“主义”,跟错了“党”而追悔莫及,无法从痛苦中解脱。他们晚年的物质生活虽然安逸,但是精神并不快乐。我问过父亲:“你后悔自己参加了共产党,干了革命吗?”父亲毫不犹豫地说:“我当年参加共产党追求的是共产主义,我至今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这个追求没有错。”我听了后感到释然。父亲与共产党内大多数早年成员不同的是,他青年时代参加革命,不是为着改变自身的地位,不是为激情的浪潮所裹携,而是从一开始就对自己所要追求的事业有较清醒的认识。他早在延安的信件中就表露过美国的体制是要中国学习的。在将近夺取政权时就更加明确地向周围人表述了美国的许多东西,特别是科学精神,办事精神是我们在掌握政权后所必须学习的。

“今天粗翻了一下马歇尔[2]的二年报告书,这个人有极高度的美国头脑(科学精神),可说博而见。政治上有远见 — 关于和平问题,原子弹问题。…… 。读这些书是开阔我们的眼界,知道我们党的事业离全国不远,但离世界水准则太远也。和周谈起,目前在科学上我们还拿不出很多人材,还无可使人心服之处。办报又何尝不如此呢?承德的报纸技术水准只够得上美国的1870年代。”

“史诺苏联游记快读完,想读美国史,我们应该更多知道美国,将来会与我们有直接关系。”

“我最近的计划,在时事学习上想多了解些美国情形,还有些旧材料可翻。”

“最近常与张维冷谈到美国人的办事精神(不管什么人每天总要紧张工作八小时以上)。我们因为经济落后,也自然影响到工作效率。这一点是我们队伍中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讲求工作效率。”

“英文停了几天,今早又开始。早起也恢复。不管怎样,…,我的英文一定要有点明堂,…。一门外国文无论如何要掌握,至少总要能看书。”

父亲在1946年的信中如是说。

解放前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在繁重的、日以继夜的办报工作中,坚持清晨起床,学习英文。他的英文水平后来达到了可以阅读美国朋友的来信,而不用人翻译。在夺取政权后,即使在美国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时,他的信中仍屡屡出现对美国人的溢美之辞。父亲1993年来美国,我陪他去迪斯尼乐园、好莱坞影城玩儿,他多次感慨地说,“美国的社会更接近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北欧国家的共产主义成分最多?”“我们搞得哪里是什么共产主义!”正是因为他在参加铲除旧制度的革命时,对所要建立的新社会的框架有着自己独立的清楚的构思,他才会从来没有盲目地追随党内历次形成的“左”的潮流,更不要说狂热得头脑发昏了。在“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的残酷现实面前,在力量悬殊的较量面前没有从年青时代的选择退缩半步,而终其一生都在与共产党“左”的主流力量,与共产党和它的领袖背离他所认之的共产主义理想的行为做着不屈不挠的、殊死的斗争。“六不怕唯头尚在”[3]也无怨无悔。尽管他离休后还是被看成另类,在用车问题上,在住房问题上他总是被为难,有时还会因某篇文章受到来自组织部党委的严历批评和遭到有人在报纸上的谩骂,甚至连出境香港也不被当局批准,但是这些对他根本就无所谓。“不发牢骚不自怜,楚狂本色总依然。”[4]他因为自己“生平未左偏”[5]而晚年十分堪慰、心情极其愉快。我们每次回国,我的女儿忙忙最喜欢看外公在饭桌旁坐下后晃着大脑袋,眼睛笑眯成一条缝,操着湖南口音大声说:“洽饭了!这多好吃的!”全家人都被他乐陶陶、欢乐无比的心情感染着,那吃饭的气氛真是幸福。

父亲在复出前,非常的儿女情长。复出后,工作繁忙,离休后又是著书繁忙,我以为他就如同自己说的:“已经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人了。”但是那次回国探亲,我在父亲的书房里和他谈天,他突然冒出一句:“幸亏有了你,要不我这一辈子有多窝囊。”我才知道儿女对于他是如此重要,儿女对于他所走的道路的认同也许比众多外人的吹捧更能让他感到满足和安慰。在爸爸八十八岁生日时我愿以此文作为给他的寿礼。爸爸,你有太多的理由为自己所经历、所成就的一切而自豪。

2006.

[1] 以中国传统虚岁记。

[2] 马歇尔:当时美国国防部长,时任和谈美方调解。

[3] 李锐《八十自寿》诗句。

[4]李锐《八十自寿》诗句。

[5] 李锐《八十自寿》诗句。

爱思想
2017-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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