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运动众生相》连载之四
告密者，是极权政治和黑箱作业的产物与支柱之一，古今中外都有，当代中国“左”祸严重的时期尤甚。
当代中国的告密者有三种：一种是职业性的告密者，他们告密是出于职业的需要。例如：公安、安全部门搜集和掌握“敌情”“社情”的人；组织、人事、劳动部门搜集和掌握“党员动态”、“干部动态”和“工人动态”的人；党委宣传部门搜集和掌握“思想动态”、“知识分子动态”的人；等等。第二种是群众性的告密者，这主要发生在政治运动期间干部与干部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以至家庭成员之间，由于狂热信仰的驱使，互相举报当时认为是错误的言行。第三种是特殊的告密者，他们的告密并非出于职业的需要或信仰的驱使，而是为了出卖别人，踩着别人的尸体向上爬。现在，群众性的告密几乎绝迹了；职业性的告密，除了公安、安全部门以外，其他部门，也不像过去那样频繁和积极了。正因为这样，除了在会议和大众传媒上的言论自由、信息传播自由受到种种限制以外，在非正式场合的的街头论坛、家庭论坛，朋友论坛、餐厅论坛却大为活跃，因为大家不必担心群众性的告密了。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这里只介绍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的几个特殊的告密者。
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而且株连一万余人，几个特殊的告密者负有很大的责任。
一个是高岗的后妻。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高岗后妻就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万言长信，揭发习仲勋同高岗的秘密关系，而且涉及其他几位西北籍的高级干部。可是，习仲勋在庐山会议上发言很少，同彭德怀的事情并无牵连，没有受到批判，所以中央对高岗后妻的长信未作处理，1962年8月，在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上由于毛泽东主席强调阶级斗争，批判了彭德怀的八万言“意见书”，并且号召反对“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早在创建陕甘红军时，就同刘志丹、习仲勋有分歧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闫红彦乘机提出“《刘志丹》小说问题”，认为写出那部小说是为了给高岗翻案。接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由《刘志丹》小说批判到并非这部小说的授意者的习仲勋头上。在批习进入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和把高岗后妻在1959年写出的揭发“高习密谈”的万言长信，印发会议。把习仲勋的问题提高为“密谋反党”，而且把习仲勋、贾拓夫和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打成一个反党集团。我没有看到习仲勋的平反结论，不知道结论对高岗后妻揭发的问题是怎样说的，但是我们一些参加过八届十中全会具体工作的人对那封信有很大的怀疑。
第一、中共的政策不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吗？高岗后妻的信，是单方面的揭发，没有任何旁证。虽然八届十中全会在反复逼供下，习仲勋从“原则上”承认了高岗后妻的揭发，但习还说了事实有出入呀！
第二、习仲勋同高岗个别谈话，是受刘少奇、周恩来的委托，是合法的。既然，是高、习密谈，作为第三者的高岗后妻，听到一言半语，那是可能的，听得那么完全，那么系统，以至可以写出一万字来，这是否可能呢？
第三、高岗后妻揭发，高岗死后，习仲勋送给高岗前妻之子高毅一只手枪，要他为高岗报仇。这简直不可思议！习仲勋怎么会那样愚蠢？高岗死后，他的前妻之子能够进中南海吗？高毅是一个文弱书生，仅凭一支手枪就能够对付刘少奇周围森严的警卫吗？假定要为高岗报仇，高岗的后妻及其子女，住在北京，不是更方便吗，为什么要让同高岗感情淡漠又常住西安不易进京的前妻之子去报仇呢？70年代，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以后，高岗后妻又出来揭发林彪同高岗的关系，这更暴露了她的面目。高岗同林彪的关系，党内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知道，不是什么秘密。在林彪春风得意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揭发？林彪败亡以后，你再揭发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还能起什么作用呢？
另一个起了很坏作用的告密者是习仲勋的一位秘书。这位秘书，1961年就离开了习仲勋，到一个地区工作。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当地省委要他参加省委召开的揭批习仲勋“反党集团”的会议，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这位秘书作出实事求是的揭发，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位秘书的揭发却很不真实。例如：他给习仲勋画了一张“西北帮”的表格，把当时国务院内并非西北人的副秘书长、秘书厅副主任以至有些副处长、秘书都划进“西北帮”，唯独没有他自己。再如：这位秘书揭发习仲勋看过《刘志丹》小说的第三稿，借以证实习是那部小说的授意者和支持者；揭发习仲勋曾经把一份中共中央绝密文件，让他抄了一份，送给苏联驻华大使，借以证实习仲勋“里通外国”。可是，后来为习仲勋平反昭雪查明：习仲勋没有看过《刘志丹》小说的任何一次未定稿，也没有把绝密文件送给苏联驻华大使。这就说明：这位秘书在两个决定性质的重大问题上说了假话。情节十分恶劣。
这位秘书后来另行分配工作时，无人敢要。只有他的老朋友，一家报纸的主编敢要并且说：“我们是老战友，他不会捣我的乱，砸我的锅。”可是，这位秘书作了那家报纸的副主编以后，就上窜下跳，控告他的亲密朋友“包庇反革命”。原来那家报纸主编的妻子参加过“青年军”后来又自觉到延安参加革命，按照当时的政策，根本不是“反革命分子”。
这位秘书，在“文革”中也起了坏作用。他常常揭发某某人同习仲勋关系密切，某某人受到习仲勋的重用，由于他曾经作过习的秘书，他的揭发，造反派是容易相信的。
1965年胡耀邦推行他的100天超前改革时，也出现了一批告密者，其中地位最高的是两位省委书记处书记，耀邦胸无城府，口无遮拦，心里想什么，嘴里说什么。F书记把他认为有问题的谈话、聊天，记在笔记本上，并且向上级领导人告密。他的夫人为他清理文件时，发现了这个笔记本，劝他：有意见可以同耀邦当面谈，不要记在笔记本上，F不听，闹得夫妻反目。另一个是S，他向西北局第一书记写过4次告密信，前三封是举报耀邦对西北局批判他的不通、不满；后一封是举报中央机关派到陕西视察的领导干部对批判耀邦的不满。“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从西北局第一书记家里发现了S的四封告密信，把它在一定范围印发了。告密者被抓住直接证据的，我只见到这一起。可是，这个可耻的告密者，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又爬上领导岗位，当时，他是原省委领导成员中唯一一位参加所谓“红色政权”的人。
（未完待续）
《议报》第36期 2002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