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把中国的历史划分为两个时代，即：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其实，还有第3个不稳定的时代，即：不愿做奴隶的时代。就近代来说，自“戊戌变法”以来，中国人就进入不愿做奴隶的时代。但是，有两种力量一直在干扰中国人不愿做奴隶的抗争。一种是奴隶的主人和奴隶总管。他们采用“革命”、“稳定”、“民族主义”等种种漂亮的藉口和欺骗、打击、镇压等很不漂亮的手段，力图把奴隶们稳定在“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另一种奴隶中间受到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毒害较深的人，在平时，他们忍受压迫和侮辱的程度举世无双，奴隶主义到了麻木不仁的境地。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又会进行超乎理性的暴烈的反抗，“造反称王”、“造反做官”、“造反发财”，使自己上升到奴隶主和奴隶总管的地位，实行新的专制主义，让别人回到“坐稳了奴隶的时代”或者“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部中国政治史，一直陷入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相互易位的恶性循环之中。鲁迅所以不提“不愿做奴隶”的第三个时代，大概是由于这个时代往往只是昙花一现，终究是要回到“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去的。
这种恶性循环的历史早就该打破了、改写了。我们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但却反对朱元璋、洪秀全式的造反派，也反对那些打着人权、民主的旗号实际上是在为自己争权夺利、出锋头的造反派。我们要始终坚持理性的精神，采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去争取个人的和大家的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同时履行我们应尽的义务。我们要以平常心，办平常事，做平常人。我们要创造一个老的奴隶主不再存在、新的奴隶主也不再产生的第四个时代：这就是马克思所追求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永远消失了人对人的奴役的自由幸福的时代。
民主论坛2000.11.19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