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珩君：
付升带回你的《赢；赢新格局》一书，我一口气浏览了一边，其他文章，西安的中青年朋友看完后才送给我看。
从你的一本书已经可以看出你的思想体系，的确是新文明思维，是人类社会政治观念的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我虽然年已七十，但仍然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看了你的书，我激动不已。我相信中国和世界未来的格局必然会符合你的设想。
不过，我有一个点补充意见。人类认识和社会发展的任何一次根本性或革命性的变革，必然要有一个过渡阶段。人类社会由对抗到妥协的转变，恐怕也是如此。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基本点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已经超过阶级的、民族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他的新思维对于基本结束全球性的冷战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却忽略了集团的、民族的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惯性，忽略了国内和国际，狭隘民族主义的顽固性和维持一个松散联合的强大国家的必要性，以至遭到国内人民的抛弃。现在，意识形态分歧的余波依然存在，而民族利己主义、霸权主义，不是余波，而是相当顽固，因而，在局部范围，冷战并非结束，对抗并非终止。特别是在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前南斯拉夫、中国、朝鲜半岛，对抗还很严重。仅就中国大陆来说，人民对统治者历来是宽容、妥协的。连崇祯皇帝那样的暴君，人民还长期表示惋惜，对雍正、乾隆那样有作为的暴君，人民还加以歌颂。“六.四”以来，我们这些民主主义者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呼唤宽容、和解、对话，统治者那有一点宽容的意思。就是某些进一步退两步的微小的进步，也是被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像挤牙膏似地一点一滴挤出来的。
由此看来，从对抗到妥协的时代革命性转变，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人民及其代言者，必须不倦地阐述和宣传宽容、妥协、和解的理论和主张，同时也不能放松必要的反抗。对抗是不必要的，反抗是不可少的。没有反抗就不可能由对抗的时代过渡到宽容、妥协、和解的时代。
浙江问题，我和许良英两个浙江老头已对一些年轻人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浙江的年轻朋友正在聚会研究我们的意见，商量善后问题，就遭到疯狂镇压，半天之内拘押十一人之多，一个未参加活动的弱智工人也被开除公职。令人痛心。
你书中致世界公民的公开信很好。今年是《世界人权宣言》颁布五十周年，我们原来想搞一个致联合国和全世界人民的联名信，可否请你以你的公开信为基础，突出人权问题。作一些修改补充，我们就无需另行起草了。
问好！
林牧
98/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