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1999年在德国柏林一次讲演中引用托马斯．曼的话，呼唤战斗的人道主义。2000年9月，大江在接受中国《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又说：“欧洲人道主义从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实在太温和了。以至出现了希特勒。必须让它更具战斗力。”大江又说：“战斗的人道主义可以理解为‘战斗的民主主义’。我认为这在现在是非常重要的。知识份子，不是在家里写写小说、做做试验就行了的，他必须主张通过自己的学问获得对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为此需要战斗。”
托马斯．曼和大江健三郎讲得很好。一提出人道主义、民主主义，人们都会注意到：它包含着仁慈、宽容、团结、合作等人与人之间互爱、互信、互相尊重其个人价值、个人自由、个人尊严的行为准则。但是，反人道、反民主的势力却往往采取专制、奴役、对抗、仇恨、监禁、残杀等手段来对待人道主义、民主主义者。因此，人道主义、民主主义者还必须揭露、批判、反抗反人道、反民主的势力，并战而胜之。这就是战斗的人道主义和战斗的民主主义。
仁慈、宽容、团结、合作都要求双方对等，而且以强势为先。统治者对被统治者，首先要仁慈、宽容、讲团结、求合作；被统治者、居下位者、非权势者才能给以同等的回应。如果前者对后者采用反人道、反民主的态度和手段，却要求后者对前者仁慈、宽容、团结、忍让，那就是以专制主义来对付奴隶主义，而不是什么人道主义、民主主义了。
道德要求的对等，不仅在现代民主社会如此，在开明的君主专制社会也是如此。孟子就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以草芥，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事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还歌颂“汤放桀，武王伐纣”，认为人民有推翻、以至诛杀暴君的革命权。这是否符合人道主义呢？“吊民伐罪”、除暴安良，正是战斗的人道主义。
西方世界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把人道主义叫得震天响，托马斯．曼还认为太温和了，以至出现了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在中国，过去是口头讲也不允许。1983年，周扬、王若水只在口头上讲了讲人道主义，就受到那些“霸道主义者”的蛮横批判。现在，口头上讲一讲大概无妨，如果你要实行人道主义、民主主义，你就会受到非议和打击。尽管这样，有些先生还认为“5．4”新文化运动太偏激了，鲁迅太偏激了，主张“费厄泼赖”（fair play）应该早行，主张对那些反人道、反民主、很不仁慈、很不宽容的人和事实行宽容、忘却、“不争主义”，甚至歌颂“天王圣明，臣罪当诛”。
其实，“5．4”精神、鲁迅精神，就是战斗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80年来，“5．4”精神之所以未能实现、反而频繁地遭到扭曲、篡改以至公开否定。民主、科学、自由、人权之所以言者遭忌、行者遭殃，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人道主义、民主主义者丧失了鲁迅所提倡的韧性的战斗精神，过早地提倡“费厄泼赖”，以至那些未落水和已落水的“叭儿”们变成穷凶极恶的虎豹豺狼，以反人道的教条杀人，以反民主的制度杀人，同时也明火执仗地以枪炮、坦克杀人，使中国几千年来吃人的和被吃的历史一代一代的延续下来，至今还看不到尽头。
历史一再证明鲁迅的预言：“假使以后光明与黑暗还不能作最后的战斗，老实人误将作恶当作宽容，以为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鲁迅还说：“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因此，“费厄泼赖”，还要缓行！
“费厄泼赖”何时才能实行呢？那就需要反人道、反民主势力真正的、永远的放下他们杀人的屠刀，不是拖刀之计，不是明里放下一把刀，暗里又掏出一只枪，不是落水以后又爬上岸来咬人，而是放弃他们杀人的教条、杀人的制度，并把他们杀人的坦克、导弹和枪炮交给真正主权在民的国家，那就需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据上位者和居下位者，权势者和非权势者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一律平等。到了那个时候，善良的人民和人道主义、民主主义者不会实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主义，而会让一般的统治者、据上位者、权势者同受过迫害的人同样享受到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的权利。自然，罪大恶极犹如洪水猛兽的元凶，比如李鹏之流，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就象但丁在《神曲》中讲的“把他们打入地狱，永劫不复，接受正义的审判，在抑恶中彰善。”这也是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民主论坛2000.11.1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