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克林顿政府近日宣布，鉴于中国政府准备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人权等问题上表现出积极态度，克林顿总统将提前于今年6月底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欢迎。看来，中美关系正在热起来。然而曾几何时，中美之间却是阴云密布。先是美国人伯恩斯坦和芒罗说，由于冷战结束，在中国，民族主义取代了共产主义，中美冲突即将到来。接着中国一些小有名气的才子也扬言现在是战国时代，只能遵守战国游戏规则：富国强兵，以中国的民族主义对抗西方的民族主义，求得生存，立于不败之地。有人挑战，有人应战，正好狭路相逢。两国文人都叫“狼来了”。报纸上有不少文章讨论中美关系的未来，其中固不乏真知灼见，但多数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医痛，却指教美国人在哪里搔痒，总说不到点子上。正因为自己还不够强大，又怕人家以为软弱可欺，所以难免举止失当，不是一触即跳，就是不怕滚水。如何在同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始终保持平和正常的心态，以坚定不移而又文雅得体的态度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正义，发挥日益重要的大国作用，是21世纪的中国人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和修养，也是处理好中美之间跨世纪战略关系的一个要件。在国际政治范畴中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一直到八十年代才成为大陆学者的研究对象，到九十年代才成为官方文献的常用语。把国家利益概念从阶级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如何正确地判断国家利益，仍然是一个大问题。一个国家的利益是多方面的，彼此之间有时会有矛盾，经济利益会与安全利益冲突，眼前利益会与长远利益牾。而且，国家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摩根索说：“现实主义者虽然相信利益是衡量和指导政治行动的永恒标准，但是利益和民族国家在当代的联系乃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也必然会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消失。”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中国政府代表虽然对美国谈判对手的咄咄逼人十分反感，但并没有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他们知道，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尽管会牺牲一点眼前利益，却有利于长远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
追求最大限度的国家利益，是一国外交的根本目标，但是，明确目标后并不一定能够马上实现。目标实现的多少及实现可能性的大小，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实力。即使是超级大国，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全部目标。在美国国力极盛时，肯尼迪在其就职演说中曾发誓要“不惜任何代价，承受任何重负，克服一切艰难困苦，支持所有的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能生存下去并获得胜利”。尼克松后来评论说，甚至在冷战时期，这也是值得称许但并不现实的政策。今天，中国人确实有心情舒畅的理由，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上受到广泛的尊重；在临近世纪末的时候，香港、澳门已经或即将回归祖国……。然而，也有让中国人烦心的事：大陆和台湾为了各自的国际声誉而竞相讨好非洲小国，为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而费尽心机，在北京举办2000奥运会的希望破灭，与世界经济强国的“7＋1”会议无缘，还要在一年一度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受人指责，如果我们足够强大，或者完全有理，倒大可不必计较，问题是我们还不够强大，又不是没有可议之处，这就增加了选择的难度。人们的心态也因而显得浮躁有余，沉着不足。记住一些历史教训是有益的。半个世纪前的1943—1946年，曾是现代中国国际地位的第一个高峰，在那几年，中国领导人出席了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途及战后日本命运的开罗会议；签署了中美苏英四国莫斯科宣言，使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四大发起国之一；蒋介石以亚洲和不发达国家当然领导人的身份访问印度，支持印度的独立事业；废除了压在中国人头上100年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割让给日本50年的台湾；中国海军把国旗插到了南沙群岛的主岛上……。如果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稍微争气一点的话，中国在二战后不难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国，日本的本土上将建有中国的军事基地，根本不会出现后来的什么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但是，这种令人头晕目眩的大国地位在转瞬间就丢掉了。
1944年，中国军队在日军一号作战的打击下一再溃退，美国政府不满蒋介石对日消极避战而把精锐部队用于封锁中共的战略方针，提出由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将军史迪威直接指挥中国军队，并交给他装备和使用中共军队的自由权。正在美国参加制定联合国章程的敦巴顿橡胶园会议的中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和中国驻美军事使团团长商震都认为对美国忍让是必要的，“迁就一下这个盟国没有什么不得了……英国也正在这样做。”但是蒋介石不同意。他坚持，作为中国的国家主席，在关系到中国主权和国家未来的问题上，他是不可能让步的。要刨老根，蒋介石算得上第一个敢对美国说不的中国人。他说的“主权”，其实是要面子，可自己又输了理，只好说硬话。中美的这一次对峙，中国大胜，以美国撤换史迪威而告终。美国特使赫尔利在这场争执中支持了蒋介石的立场，从而得到蒋的信任。不久，赫尔利去延安谈判，代表国民党与中共达成了一个建立联合政府的五点方案，毛泽东在阐述这一方案的声明上签了字，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也签了字，但是，当他返回重庆后，蒋介石却拒绝在声明上签字。此后，曾经力排苏联和英国的阻挠支持中国进入四大国的美国执政者对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完全失去了信心。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以牺牲中国在东北和外蒙的利益来迁就斯大林。杜鲁门则拒绝在国共内战中给予蒋介石实质性的支持，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甚至一度准备抛弃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40年代后期中国与美国关系恶化从而导致大国地位的丧失，其起因在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国的领袖们对于他们在国际政治影响中的地位所作的过于自信的估计。”尤其是成为四强之后，“中国过分妄自尊大起来。于是中国领导人常常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持不妥协态度。”经过半个世纪的曲折，中国再次登上大国的舞台。现在，中国应当如何巩固并加强自己的大国地位呢？在1989年世界风云巨变后邓小平告诫说：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埋头实干。“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我们什么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以静制动是一种政治智慧，并无损中国的大国形象。某些“不先生”在国际舞台上不思减少磨擦，反而张牙舞爪地虚张声势，即使不受到围堵，也会让人畏而远之。这种看似一流的表演，实际上是将自己置于二三流角色的地位。大国或强国不是由人口、领土、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数值来决定的，而取决于某一历史时点世界各国之间的相对地位和相互关系。十九世纪末中国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并不比十八世纪末少，但是乾隆皇帝傲慢地接见英使马嘎尔尼时的中国是世界大国，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时的中国则不是。如果美国今天没有遍布全球的盟国和朋友，仅凭它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来与世界为敌，那么，它也不能被认为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现在还不是历史上最风光的时刻，也还没有取得为他人制定规则的资格。有些中国人常常忘记，中国既是中国人的国家，又是世界的中国。这种两重性在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危地马拉维和案时表现得十分明显：中国先行使否决权，后投赞成票，终使派遣军事观察员赴危地马拉监督执行停战协议的决议案得以通过。问题的解决带有戏剧性，却是合乎情理的。中国属于世界，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不管同哪个国家打交道，都不能感情用事。危地马拉政府亲台湾的政策和举措，引起中国代表“神圣的愤怒”，不能不“说不”；但中国对推进危地马拉和平进程又负有国际道义责任，因此最后还是要回到“说是”。中国代表在两难中做出的选择，表明理性占了上风。这当然不仅仅是个在国际上与人打交道的技巧问题，它首先是一种是非观，即道德标准的问题，其次是政治智慧问题，即能不能审时度势，根据现实的国力，决定为与不为以及为的范围和次序。现在有些中国人，在国内问题上知道要讲法律，讲道德，讲真理；在国际问题上却不知道要讲国际法，讲道义准则，讲事实真相，一切围绕着利益两字，心目中好像只有“利益守恒原则”，谁损害了牙眼，就要眦睚必报，鱼死网破。正所谓“唯利是图，言不及义”。等而下之者连真正的国家利益是什么都不知道，在国际问题上根本没有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完全是跟着感觉走。伤害的不仅是他人，也会反过来伤害自己；不仅会损害自己形象，也会损害自己的现实利益。某些舆论界的表现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竟到了不顾事情本身是非曲直的地步。例如，在马来西亚这个华人占三分之一的国度里，对华人人权的歧视被堂而皇之地写在各种法律中，欧美国家对马来西亚人权现状的批评，正是针对着这种对马来人和华人的不公平待遇，而马来西亚领导人对所谓“亚洲人权观”的维护，则是要将华人二等公民的地位永远维持下去。有些中国报章还不了解事实真相，就为马哈蒂尔大唱赞歌。不论是出于国际公认一般人权准则，还是出于炎黄子孙的血浓于水，我们都难以想象，中国人竟然会为马来西亚压迫华人的人权政策叫好。
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远远多于特殊性，因此一般地说，人们在国际问题上的是非观与在国内问题上的是非观应该是一致的，不应当有根本性的差异。如果在你自己的国家里压迫少数民族、歧视妇女、剥夺劳工权利是非正义的，那么别的国家里的类似情况也完全应当受到谴责。现在有人说，批评伊斯兰原教旨国家中的性别歧视就是不尊重这些国家的民族传统和集体人权，那么为什么批评南非过去的种族隔离政策就理所当然？难道批评美国社会依然存在的种族歧视就是干涉美国内政吗？这是道义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国际问题上的具体是非要根据对当地事实的深刻了解与普遍的道德准则来决定。但是，政策不能完全等同于舆论。在外交举措上，仅有是非曲直的道德判断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考虑本国的国家利益与国家能力。更重视国际道德抑或偏重国家权力，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学派之间的分界线。国际关系学家卡尔指出，这二者各有短长：理想主义者无视历史的经验教训，而现实主义者对历史的看法往往过于悲观；理想主义者夸大选择的自由，而现实主义者则夸大一成不变的因果关系，以致于滑向宿命论；理想主义者可能把民族私利同一般道德原则混为一谈，但现实主义者则可能愤世嫉俗，不能给有目的的、有意义的行动提出任何启示。他认为，既有理想主义的因素，又有现实主义的态度，既有权力，又有道德准则，才是健全的国际政治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目标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决非一日之功。在外交上说不和说是，要从与本国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开始，而说是更要经历两个大的阶段，从对别人的主张说是，到让别人对自己的主张说是。制定国际事务的议程和规则，掌握解决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的主导权，还远远不是中国目前的国力和国际地位所能够达到的。说不固然需要勇气，说是有时比说不更加艰难。与国际经济惯例接轨，这是对现有的国际秩序说是。可是许多拉美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就是说不出这个是来，因为这些国家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不允许。东亚“四小龙”能够对国际经济秩序说是，因为它们的政府中的“专家治国论者”有足够的权力和智慧对国内权势集团说不。考虑国际利益格局和国内利益格局错综复杂的关系时，必须警惕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混淆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倾向；也要注意在社会发生危机时，来自草根阶层的不满，往往会被当做“民心可用”，决策者若“挡不住诱惑”，就有可能被拖下水。不必讳言，现在的国际秩序是由美国主导的。是不是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会更好？不见得。否定现存的国际秩序，渴望返回到一种丛林状态，这是野蛮人而非文明人的习性，也不符合人类整体的利益。从自然状态中唯一可得到的补偿就是我们有可能摆脱自然状态。读过一点政治思想史的人都知道，霍布斯把这种无政府状态叫做自然状态。他在《利维坦》这部政治学经典著作中指出：三大自然原因——竞争、猜疑以及荣誉感引起人们之间的纷争，使自然的状态真正成了战争状态。随即引起国家之间的纷争，造成一切国家反对一切国家的战争状态。无数次战争的后果以及人类的本能迫使不同国家的人们共同追求一种世界性秩序乃至一种世界政府。无比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推动世人把理想付诸实施。一战结束后成立了国际联盟，二战结束后成立了联合国。目前，以联合国为中心，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专门化的国际组织，已经形成一个日益庞大、重要性日益增加的国际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以及世界大小国家在其中形成的实际权力格局，再加上由它们所制订和从习惯沿袭而来的国际法体系构成了当今世界的国际秩序，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提供了一种切实的保障。在这种格局中，中国并不是没有施展的空间。邓小平指出：“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美国前总统布什在苏东巨变后也曾呼吁建立国际新秩序，但后来不怎么提了，因为事态的演变表明，正在显现的“新秩序”恰恰就是中国外交家顾维钧当年在敦巴顿橡胶园参与规划草拟的“旧秩序”。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在战后刚刚破土而出，就被东西方冷战所破坏，现在冷战结束了，“旧秩序”又以新面貌重新登上世界舞台。昔日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需要新秩序，因为它们已经得到了过去通过战争没有得到的东西，但在“旧秩序”中却没有他们的地位；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新秩序，因为它受到国内的压力，要求德、日分担对联合国的财政负担和国际义务；中国在历经半个世纪后大致恢复了二战结束时的国际地位，“旧秩序”就像当年定做了还没来得及穿的一件礼服，现在穿上不大不小，正合身。联合国半个世纪来的曲折历程表明，持久和平的国际秩序不能仅仅建立在利益的协调和力量的均势上，必须寻求共同的道义准则，将对全球价值观的共识作为稳定的国际秩序的根基。现代伦理学把人类的各种价值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作为公平的正义”；一类是具体的善，“作为合理性的善”。孔孟之道、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各自的善的理论，在这方面的价值观不尽相同，也不必强求一致；但是，对于“作为公平的正义”，东西方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简单地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在的问题是，全人类能否就最基本的人权标准达成共识。著名伦理学家罗尔斯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他把正义的第一个原则表述为：“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在伦理学家中对于就正义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似乎没有不同意见，但一些政治家特别是亚洲的政治家对此还有疑问。
自由世界是一个多样化、多极化的世界，它的含义是，所谓战略伙伴，同时又是对手，形成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随着利益格局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也许正像恩格斯所说，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美国即使奉行“一个超级大国主义”也构不成单极世界，美国的领导地位是建立在和盟国利益共享的基础上，要所有国家都服从美国利益，结果必然是彻底孤立，领导更无从谈起。一个专制的中国（哪怕是开明专制）也不可能领导世界秩序，光有实力而没有道义感召力是不能称雄当今世界的。一个民主的中国倒可能成为美国最强劲的对手，但民主国家的行为方式是合乎常理的、可以预见的，不是不可捉摸的，因此也就比较容易形成竞争对手之间的合作，就像运动员都要遵守赛场秩序那种最起码的合作，此外当然还有互利的合作。以为美国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在亚洲就无敌手，未免过于天真。除马哈蒂尔投了日本一票，请它领导亚洲，还没有人赞成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即使美国退出亚洲，日本、俄罗斯、印度也不会接受中国的领导。他们彼此制约，维持着不稳定的平衡。谁都不希望别人压倒自己，成为新的盟主。北约东扩、美日安全条约修订，这些地缘政治的新格局与全球化进程交织在一起，这就是现实留给我们的创造历史的空间。
遏制也好，围堵也好，都是立足于战略防御，真正具有攻击性、侵入性的倒是因特网，是好莱坞大片。精力应当用在主动参与全球化，力争掌握主导权上，而不要在打谁拉谁上浪费太多的功夫。认同并不等于屈服，反宾为主，只在一念之间。如果断定“敌人亡我之心不死”，除了准备打仗，就无法可想了。中国和美国都生活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天堂里并不是只有一个座位。
所谓“遏制中国”是“中国威胁”的反题，它不是出自实力的估计，而是来自哲理的演绎。从历史上的自我中心、天朝意识沦落到任人宰割、受尽屈辱的地位，当重新崛起的时候，难免念念不忘表现自己的优越性，念念不忘复仇雪耻。中国无侵略别国的历史，但有教训他人的记录，蛮族入侵一变而为蛮族归化，版图拓展达到地理的极限。自我中心观念既不能作为永远不称霸的保证，不称霸的表白也消除不了天朝意识。问题不在于中国威胁是否存在，而在于国人自己相信最好是真的。外国人夸了几句（有善意也有恶意），就忘乎所以；小有所成，就大吹大擂；华丽包装，虚张声势迷惑的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多少有一点自知之明，少一点浅薄，多一点深沉，少一点表面功夫，多一点自我克制，也就渲染不出“兵临城下”的戏剧气氛。
从长远观点看，中国和美国相互需要的程度要超过它们和其他国家相互需要的程度，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是如此。某些方面的互补是别的伙伴无法代替的。罗素说，每个社会都受两种相对立的危险的威胁：一方面是由于过分讲纪律和尊敬传统而产生的僵化；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主义和个人独立性的增长而使得合作成为不可能，因而造成解体或者是对外来征服者的屈服。他认为找出人对人彼此间的权能宜有的限度，能够避免这种无休止的反复。如果中美两国相容而不相斥，相近而不相远，互相取长补短，美国人多一点自我约束，中国人多一点首创精神，人性会更完美。任何政治难题都是可解的，只要彼此能够理解并善于妥协。有不同意见就应该展开平等的对话，对话的目的是求得共识。1972年，毛泽东在初次与尼克松会见时说：“我觉得，总的来说，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接着他又笑着说，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在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这就是说，一旦对话真正开始，标语口号就应当退场了。1989年，邓小平又对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说：“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这是个中国式问题，美国政府控制舆论的能力远不及中国政府，那里不可能实现舆论一律。我们经常见到美国人告诫政府：与中国为敌，将失去朋友；却很少见到中国人提醒政府：与美国为敌，将陷于孤立。这不是中国人政治冷漠，而是舆论形成机制不同。但是，邓小平还有一句话，两国政府和人民都应当重视：“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敌对一厢情愿就做得到，合作则需要双方的善意。寸步不让很可能两败俱伤，退一步则是海阔天空。作为理想主义者，我们要追求高标准的国际人权准则；作为现实主义者，我们要顺乎时代潮流，适应现存的国际秩序。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没有理由不顾本国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去做与美国进行“世纪末总清算”的带头羊。
1997.5
博客中国2005年07月28日10时08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