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倒塌30周年社会探索笔录（三）
柏林墙倒塌了30周年，不少人都在思考与询问同一个问题：同样发生在1989年，同样发生在红色共产党政权下，为什么东德的民主运动成功了？而中国的却被镇压了？
世人常说：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天下将亡，其发必有门。说的是：国家兴盛，是有根源的；国家灭亡，也是事出有因的。道理似乎简单明了，成有成的根源，败有败的因由，但细究其根源与因由，就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道得明的。按理说，柏林墙倒塌了30周年，这段历史的枝节细末，被人笔录了千万遍，被人讲述了千万遍，一年又一年的故地重游，一年又一年的故址瞻仰，我们居然还能「捡漏」，挖出了你我他不知晓的奇闻漏篇，且听我们慢慢道来……
一双特殊的采访对象
11月10日晚上，我们原本约谈了柏林着名的历史学家瓦尔特•许斯（Walter Süß）博士。我们准时来到西柏林一幢老公寓的3楼，在门口笑脸相迎的却是许斯夫人。步入充溢着浓浓书卷味的客厅，洁净与宽敞，温润与静谧，让人感觉到阵阵的暖意与舒适。主客落座，寒暄一阵，便打开了话题，嗨……不聊不知道，一聊太凑巧了。
许斯博士是西德人，出生於1947年，曾攻读政治学丶社会学和东欧历史，1979年获得博士学位，曾任《西柏林日报》（Tageszeitung）记者，东欧研究所研究助理，从事苏联斯大林主义历史研究项目，并曾在柏林自由大学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比较共产主义研究。自1992年後，许斯博士任联邦史塔西（Staatssicherheit，简称Stasi）文件专员的科学助理，後升任该系系主任。他花了五年的时间，把史塔西的历史和东德垮台之时，它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是最後柏林墙坍塌的那几天，为何这个让人谈虎色变的国安情报组织没有「成功」地发挥作用「力挽狂澜」，研究得极为细致透彻，於2014年出版了那本《史塔西的终结》（Staatssicherheit am Ende），引起社会的骚动和谈论。今年他又出版了比较东德史塔西和苏联克格勃（KGB）的《史塔西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对垒》这个大部头的巨作。30年前，他在任西柏林日报的记者时，出席了1989年11月9日那场着名而戏剧性的新闻发布会，亲历了整个过程，事后还特意采访了新闻发布会的主角、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SED）的中央委员、新闻秘书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确实是一位专家和重要的历史见证人。我们能采访他，内心极为激动。谁知他还介绍了他的夫人索尼娅，竟然也是当年直接参与「推墙」运动的健将之一。
许斯夫人索尼娅•许斯（Sonja Süß）是东德人，出生於1957年，医学博士。当年参加了东德莱比锡的和平运动，是「民主崛起」（亦称「民主破土」Demokratische Aufbruch ）组织的领导成员之一，後担任莱比锡民主运动发言人。许斯夫人当时撰写博士论文已毕，并在精神病学研究机构中工作。自1997年以来，她在柏林担任精神病医生和心理治疗师。许斯夫人的专业着作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被政治滥用了吗》（Politisch mißbraucht？），研究东德政府是否曾以精神病学为手段，来胁迫恐吓异议人士。1989年东德的民主运动浪潮掀起时，她一直在组织举行示威抗议活动，特别是那场10月9日的莱比锡示威抗议，为一个月後推倒柏林墙拉开了序幕，她同样是一位在场的重要历史见证人。
了解到这些详细情况後，我们十分激动，他俩都是当年柏林墙倒塌时的亲自临场的证人，而一个是西德人，一个是东德人，一个是当年历史性的新闻发布会的在场记者，一个是当年东德莱比锡示威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真所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即刻修正了采访方案，同时采访许斯夫妇两人。
一支烟摧毁了柏林墙的封锁
估计「一支烟摧毁了柏林墙封锁」的说法，应该鲜为人知，许斯博士讲述了这故事背后的前因后果。
许斯博士回忆了1989年11月9日那个晚上，在东柏林的默恩大街（Mohrenstraße）36-37号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所发生的一切。
新闻发布会原本完全有另外一个主题，当时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SED）正面临危急存亡之秋，面对大批逃亡潮所形成的人心散痪，百废待兴的局面，紧急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应急对策，提出改革方案。主持记者会的人是中央委员兼新闻秘书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记者会主要是报告改革政策的内容，差不多有150记者在场，记者许斯来迟了，坐在最后一排。
沙博夫斯基出生於1929年。1978年至1985年担任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党报《 新德意志报》（Neues Deutschland）的主编，也曾担任东柏林地区管理局的第一书记。从1981年到1989年，沙博夫斯基一直是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中央委员会成员，198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89年危急当儿，他临危受命，于11月6日起担任新闻秘书，作为政治局的发言人。没想到上任三天，就把一个国家毁了。
新闻发布会接近尾声时，沙博夫斯基看了一下表，他还想讲一点刚刚发布的新旅行法规定，三天前11月6日他作为新上任的新闻官，在《新德意志报》上发布了有关新旅行法的修正草案，按照新规定，每一个东德公民若在西边有亲属，允许每年赴西德逗留几天，或者几周，这是计划中的修正案，但尚须最後经政治局通过。这里必须提一下当时的背景，在中央会议上，於10月17日才接下昂纳克（Erich Honecker）的总书记位置，并当上东德国家元首的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对修正案提出几了点意见。而记者会当天上午即11月9日，内政部的人民警察的高级官员Gerhard Lauter，认为要救「沈船」，必须开放边境，于是自作主张，又拟定了一个附加的新规定，并呈交上报，里面有好些条文，其中强调每一名东德人，不论有没有亲属在西德，都可以离境到西德和西柏林去。这个新规定，由于局势混乱紧迫，草草地就被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到了下午克伦兹把通过的文件塞到沙博夫斯基手中。
许斯博士说，沙博夫斯基在记者会上杂乱地翻阅手中好些文件，大约在诸多议题中，匆忙地没有细读旅行法的这一条，他顺口说，太长了，我就不一一宣读了，政治局通过的这个规定，允许东德公民出境到西德和西柏林去。其实在中央会议上，埃贡·克伦茨在会上就新旅行法发言时，沙博夫斯基恰好跑出门外抽烟去了，漏听了部分重要内容。起草者的原文上写的是，该规定将从次日生效。
而沙博夫斯基根本不知情，却作了如上公布，这时有一个意大利记者提问：何时生效？沙博夫斯基翻了一阵眼前的文件，结结巴巴地说：「据我所知……立即，立即生效」。又有提问说：是否也适用於西柏林？他答道：「是的，是的，当然。」这下惹恼了苏联人，东德政府只可以决定东西德的边境，但是东西柏林边境是由苏联人与盟国管理的，这是个严重错误。
这里的问题是：1、东德政府确实有取消限制的计划，由於当时有大批东德人经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逃往西德，迫使东德政府不得不取消外游限制，但并非即时生效，原定具体规定将在翌日通知所有单位。2、还需要在警察局办理申请手续，签证等。
当晚的新闻於临近深夜时，沙博夫斯基那句话：东德人可以去西德和西柏林，并且「立即生效」一经播出，就如炸弹一般炸开了围墙和铁幕，东德民众穿着睡衣拖鞋就奔向围墙，戒备森严的东德边防军一时目瞪口呆，面对潮水一般欢呼狂叫的人流，措手不及，只能双手放在背后，尴尬地木然站着，保持沈默。这时西柏林的市民也蜂拥到围墙边，两边人民爬上墙，互相拥抱雀跃，有些东德人把家里的「国产车塔比」（Trabi）开出来，径直穿过边界，到达西边，西柏林的人夹道欢迎，给他们递上啤酒和鲜花，甚至西德马克。黑夜过去，天亮之际，世界看到一段动人的历史终结场景，柏林墙历被东德的人流冲垮了，意外地开启了两德统一的序幕，接连着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个倒也倒也，连苏联帝国也分崩离析了。
沙博夫斯基的一支烟惹出了祸端，只听过酒后误事，不想烟后也有误事的，岂不是一支烟摧毁了柏林墙封锁，导致柏林墙突发垮塌，也为此，不久前才获得马克思勋章的沙博夫斯基，随即被逐出德国统一社会党。仔细想想也不觉得惊讶，历史上的这类事件还真不少，中国人自誉的「万里长城」，还不是数度被攻破。法国固若金汤的马其顿防线，用了50亿法郎与10年建造，照样被德军不攻自破。
莱比锡的89民运高峰
东德民主运动的掀起，与北京的八九民运紧密相连。
从官方来说，东德议会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他们的公开声明中将中国军队屠杀大学生的事件称为：「镇压反革命的行动」。「六四」事件过去一个月，沙博夫斯基代表东德政府访问了北京，他肩负着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昂纳克的两项使命：一是向中国政府转达昂纳克对「成功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祝贺」；二是要弄清楚「天安门广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不是说东德不相信北京采取了强硬手段，而是希望「取经」，采集与寻找第一手资料，以便参考。
从民间来说，北京的「六四」事件发生後，东德老百姓对天安门的血腥镇压，做出了同政府完全不同的反应，在中国驻东柏林大使馆门前，有20多名试图向大使馆递交抗议信的人被逮捕，两周後再次有中国使馆前示威者被捕。
许斯夫人详细介绍了1989年的莱比锡民主运动情况。她介绍道：她参加了民主崛起组织，他们组织的目标并不是推翻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的领导，他们需要社会改良与改革，这种民间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她说：刚开始我们的活动，是在教堂举行，有时也会在某人的家里举行。而10月9日那一天，这是个难忘的日子，这天活动安排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我们自己事先估计可能会有几百人参与活动，出人预料的是，工人、学生、知识分子、普通市民等越聚越多，最後达到七万多人的和平示威，占领了莱比锡市中心。
作为组织者，我们特别担心出事，北京「六四血案」就是教训，我们宣布严格的纪律，必须坚持和平理性的示威抗议，绝不允许动武。我们这些组织者，不仅需要看顾整个示威群体，不能在队伍中出现棍棒铁具等，同时还得十分警觉，全神注视警察的一举一动，看他们是不是会动手拿枪。许斯夫人是医生，她已获悉，他们的医院里准备了大量血浆，因为有迹象表明政府可能会镇压。就在一周多前，中国国庆日时，东德派出了昂纳克的接班人克伦兹到北京去祝贺，赞扬「中国式解决模式」（chinesische Lösung）处理危机，出动军队「维持秩序」，因此东德的反对派人士有理由相信，万一对峙局势紧张，东德政府会采用「中国式解决模式」，进行血腥镇压。
后来我们知道，其实政府与警察也十分紧张，怎么突然出现了这麽大规模的、远超出他们预料和估计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但是政府还是不准备采用「中国解决模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莱比锡交响乐团的指挥家Kurt Masur打电话给克伦兹，警告他，不能流血，不能杀戮，还有一些着名的演艺人士也都站在前沿阵地，坚决抵制暴力镇压。莱比锡福音教尼古拉教堂(Nikolaikirche)的著名牧师Christian F. E. Führer，一向主持示威活动，并极力保护群众安全，他说，我们的祈祷上达「天听」，这上帝对东德地区和平示威是极力佑护的。他还说：1989年的10月9日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10月9日那一天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后来在西德电视台也有报道，这样的宣传很快在整个东德的土地上，如火如荼地传播开来。
多年后，沙博夫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1989年10月，当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街头时，政治局中的确有一些人表示，必须将这场抗议行动宣布为「反革命暴乱」，并采取行动。然而当时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了。
柏林墙垮塌的社会原因
爱因斯坦不相信偶然一说，他说道：没有侥幸这回事，最偶然的意外，似乎也都是有其必然性。钱钟书也有略似的说法：天下就没有偶然，那不过是化了妆的、戴了面具的必然。
那么柏林墙垮塌背後的必然性是什么？
许斯博士说了四个原因：
一是改革开放政策。那时苏联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政权很大的触动，并产生了忧虑与警觉。因为原先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背後有苏联支撑。比如：1953年东德发生了「六一七事件」，从东柏林300余名建筑工人经济罢工开始，不几日示威抗议遍及东德各大城镇，最后苏联驻军出动坦克上街，驱散示威群众，酿成55人死亡的流血惨案，至今在柏林还有一条通往布兰登堡城门的街定名为「六月十七日街」，就是为纪念这个历史事件。还比如匈牙利十月事件，发生於1956年10月23日－11月4日，匈牙利民众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表达不满，导致苏联出兵镇压，当时逃离国境的匈牙利菁英，至今还散布在欧洲各地，不过1989-90年革命成功后，许多已经老迈的当年流亡人士已经返回自由的家园。再比如捷克的「布拉格之春」，1968年1月5日，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开始，直到当年8月20日，以苏联武装镇压告终。东德政府非常清楚，这些国家发生反政府事件，都是苏联出面镇压下去的。但是眼下苏联自己却实行改革开放，这让东德政府非常矛盾，一方面东德政府需要苏联的靠山，另一方面又担心苏联的改革政策动摇社会主义传统的统治模式。而对民主派、或者说反对派人士来说，他们欢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认为他是好样的。
二是经济因素。东西德紧邻，但经济状况迥异，西德经济远远超过东德，东德的国有经济一塌糊涂，已经穷途末路。有资料显示，从70年代直到80年代末期，东德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变慢，1989年时，东德人的实际收入只有西德人的不到三分之一。东德政府每年向西德政府大量贷款，东德需要依靠西德政府年年的输血，才能茍活生存，所以东德政府也不可以太过分地实施收紧政策，过犹不及，可能导致西德政府停止对东德的经济输血。
三是媒体影响。虽然当时没有网络，但是电视、电台节目还是很有作用的，虽然也有苏联节目，但毕竟存在语言问题，东德民众喜欢观看西柏林的电视节目，收听西柏林的电台节目。这是东德政府无法控制的。许斯博士后来采访沙博夫斯基，后者坦言道：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时，差不多每个成员都在看西德的新闻广播与文艺节目，无形之中，他们无法将自己僵化的意识形态强加於老百姓，东德的官员都受西德的影响。这是重要的原因。
许斯夫人提到的10月9日莱比锡抗议活动，西德电视都播出来了，这又反过来带动了东德其他城市的民主运动。当然这些摄像不是西方媒体拍摄的，他们是严禁到这种现场出现的。当天有两个柏林年轻人背着摄影设备，冒险爬上高楼屋顶，自上而下进行全录，然后带到西柏林播放。著名诗人比尔曼在自传《唱垮柏林墙的传奇诗人》一书中，也描述了这个场景。
四是宗教因素。西方的宗教，曾经是政教合一，后来政教分离，政权是不能管理与统治教会的，相反地，宗教一方面拥有监督政权的权利和责任，另一方面教会能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比较自由的空间与场所，还能起到安全保护作用。东德的解体教会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像天主教国家波兰，在推翻共产专制体制上，教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
五是官员内部的变化。1988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放政策，对东德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它在经济上相当依靠西德，政治上发生了动摇，社会主义慢慢变色，已无法继续维持原来的马克思主义丶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政府部门的官员，或者警察也有忧虑，这样压制民众，届时世道变了，我们怎麽办？也就是说政府内部也已经发生了蜕变。
许斯夫人补充道：那一阶段，国家干部丶政治家内心也处於左右徘徊，也不知道走什么路？这个层面的人也已开始动摇，忐忑不安，有些比较开明的政府官员，以私人名义也会去教堂参加和平祈祷会，他们希望从那里得到启发，吸取养料，他们心里思考的，不是推翻这个政权，而是改变改良这个政权，让这个「走上歧路」的政权变得更好。
我们的思考
中国的八九民运为什麽会失败？
一是人的因素。无论是东德，还是前苏联等，民主运动的主体成员，除了大批的知识精英积极参与以外，还有一大批政权体制内的官员参与，形成了能主导与掌控整个运动方向与态势。而中国虽然有，但是严重缺失，相反也说明了中国统治者的顽固性与反动性，危急时刻，中共执政者绝不手软，必然下令武装镇压，来个玉石俱焚。而东德的、前苏联的执政者和东欧各个共产国家都最终没有下这样残酷的镇压命令。
二是宗教因素。西方的宗教，政权是不能管理与统治宗教，教会为社会运动提供场所，并起到安全保护作用。而在中国，自古皇权就凌驾於宗教之上，毛泽东就说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唯物论的共产主义者是对天地万物都无所敬畏的，他们只要抓住手中的权。就眼下的中国来说，政府还搞出了「爱国宗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他们的信条。因此一些信徒与神职人员时常被政府抓捕与判刑，这在中国是家常便饭，见怪不怪。
三是时机问题。如果中国的八九民运推迟一年或者两年的到来，有了东德、东欧、前苏联的榜样，中国的民主运动就有了参照目标与榜样，成功的概率会大大增强与增大。所谓的韬晦待时，或者说待时而动，这就是个机遇问题。不过中国的八九民运，还是为东德、东欧、前苏联提供了榜样与经验，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辉煌一页。
来源：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