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时代 一样的体制

(左图为已故诗人顾城设计的图案,右图为新党徽图案)

1985年春节前,途经太原出差,闲暇时随意进了一家影院,新片不知名,空旷的观众席不到十人,银幕一拉开,我的视觉经验就被颠覆了,确信它将成为一部经典。正是《黄土地》,让我第一次知道了陈凯歌、张艺谋的名字。随着一部部新作推出,由摄影而导演,张艺谋的才华昙花一现,随着他作为“主流”明星愈发耀眼,作品却愈发平庸,我索性不再关注。除了体制原因,张艺谋这代电影人的素养缺失,使其很难突破自身局限。最近,听说张艺谋携新作《归来》而“归来”,出于好奇观看了影碟。这部言不尽意的作品,缺少原作中表现苦难的主要成分,影片的煽情也就失去了深层内涵,尤其对那些没有时代记忆背景的年轻观众。这部影片遭到来自左右两翼的攻击,我也认为张艺谋远未恢复到《活着》的水平,但聊胜于无,《归来》毕竟填补了银幕上许久的缺失,再次触及这个民族集体记忆久违的重要命题。

《归来》能引起不同年龄观众一定的共鸣,年长者被唤起记忆与体验,年轻者被非常年代的真情所感动。从邪恶权力对人性的摧残,以及人性中超越政治的良知与爱的坚贞,观众在审美的移情中,心灵经历程度不同的体验,从而观照审视自身,思考人类的永恒主题。

历史的集体记忆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资源,是由无数个体记忆汇集而成的,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和密码,需要个体记忆的自由交流,以及对历史的个性解读(包括以艺术形式),应是一个不断充实、不断探究的动态过程,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保持活力的重要来源。

随着《归来》的镜头,我的眼前也闪现出家族历史的一些记忆,它是民族历史的一部分——民国时代,北平怀柔县(今北京怀柔区)的前清遗老中只有一位举人和一位秀才,是当地备受尊敬的士绅。那位秀才高个儿,身材匀称,八字胡,外加一缕白而且长的山羊胡,一副庄重、肃穆的面孔,一年四季穿长袍马褂,头顶半圆式小帽盔儿。秀才清末时曾游历日本。与许多家族一样,秀才的先辈也是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的移民,曾是经营盐业的富商,但到了他这辈已家道中落,只剩下一亩地大的旧宅院。他无固定职业,在县里的民众教育馆当过职员,每天写写识字牌;也在女婿开的店里写账本。时至20世纪三十年代,这位老先生心血来潮,在家里办了两年私塾,全然不顾儿子的尴尬,师范毕业的儿子恰好在县公署(政府)教育科负责公学,又偏偏有一些家长宁可让孩子不上公学,也要送到严厉的老先生这儿读“私塾”。这位老秀才就是我的曾祖父。所幸他1949年随着一个旧时代的逝去而去世,没有被新中国的黑暗所伤及。

我祖父生于清朝末年,接受的是新学教育,保定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他是本县教育界的元老,从小学教师一直做到校长、县公署教育科科员、科长。父亲回忆他:“不抽烟、不喝酒,有一副健康的体魄。他一向宽厚待人,有一幅温文尔雅的书生气。穿长袍戴礼帽,对乡里乡亲总是待之以礼,毕恭毕敬,出门见面,必手摘礼帽,点头致意,笑容可掬。他心地豁达大度,没见过他愁眉苦脸的样子,总是悠然安恬,走起路来,总是低声哼着一些曲调,从内心显得其乐融融,十足的乐观主义者。他有个书香门第的仪表,在本地赢得一个好人缘的口碑。”

中共1949年1月31日占领北平后,祖父由于是民国官员,又兼职挂名怀柔县城关区国民党党部书记的虚职,理所当然地受到审查和管制,虽因无罪行未遭镇压,但被劳动改造至1953年,清扫街道,每隔十天半月,要到区政府汇报思想。第二年,祖母去世。接着,毗邻县政府的大宅院,整个被政府“征用”,未付一文钱。儿女们在外上学或工作,祖父只能独自租房生活。所以,当我看电影《芙蓉镇》里书生秦书田与胡玉音被扫街道时,就心酸地联想到祖父:一位昨天还备受尊重的士绅,转过天被迫清扫街道,当他每日与乡亲们相遇,彼此内心是什么滋味?当他教过的学生及家长看到他,又有何感想?父亲回忆,祖父“一个人生活,自然显得孤寂凄凉,但心地还算开朗,尚能自寻消遣,每晚夜幕降临,总是把小油灯灯罩,喷上一口酒,擦得锃亮锃亮,在油灯下摊开旧报纸,安详地书写毛笔字。睡下以后,仍以那矿石收音机(自己制作)为伴。”冬天来临,为了取暖,祖父做晚饭时,在炉膛中烧一小块砖,入睡前把烧热的砖用废纸包裹,放进被窝里暖被。祖父晚年遭遇三年大饥荒,粮食定量,缺乏营养,加上年老体弱,在见到出生40多天的我之后不久,就突然病故,终年70岁。

正当祖父在家乡清扫街道时,1946年以成绩第二名毕业于北京市立师范学校的父亲,却投身新政权,1949年4月,未与祖父商量,就放弃在该校附小的教师工作,怀揣《杜威教育学》,投笔从戎,参加了解放军四野的南下工作团。过去听过蒋经国、陈诚、叶青等国民党人演讲的他,此时在学习培训中,又第一次见到了作报告的王明、博古、李立三、徐懋庸等共产党人。父亲南下到湖南,被分到47军,参加了湘西剿匪,先后从事征粮、宣传、搜寻匪情等工作。1951年3月,父亲随军“抗美援朝”,先后四跨鸭绿江,在前线加入了中共。他虽然是政工干部(连级),但也几次在空袭和炮火中与死神擦身而过。即使这样,1955年肃反中,因上学时加入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在1947年国民党将三青团团员突击合并入党时填过表,父亲经过了一番交代、揭发、审讯、监禁、逼供信,最后被开除党籍,复原到地方工作。就是这点所谓历史问题,让他一生坎坷,压得抬不起头。文革中住“牛棚”9个月,挨批挨斗,春节也不能回家团圆。

祖父辈的“问题”株连亲属及后代,这是毛独裁时期血统论、现代种姓歧视制度的特征之一,我深有体会。我出生在三年大饥荒中,由于时值一千多年来最低的出生率和高死亡率,我的同龄人很少,1968年春节后上小学时直至大学,同班同学大都比我小。父亲进“牛棚”后,母亲被所在单位从会计岗位贬到收发室工作。我作为“黑五类”的“狗崽子”,在学校里也受到歧视和欺负,经常哭着回家。有一次,同学竟把我的棉帽子抢下来扣在狗屎上。冬天,同院的同学站在对面楼的阳台上,用弹弓打我家窗户,12块玻璃被打破了7块。

1969年春节那天,母亲和我带着饺子等年饭,赶到郊外父亲的单位,探望住“牛棚”的父亲,但是造反派却不让父亲收年饭。母亲回忆道:“这次在回来的路上,我的泪水总想往外涌,觉着泪水、苦水已装满了我的胸膛,再也容纳不下了。我用最大的毅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不让泪水流出来。好不容易到了自己的家,把门一关,只有这小小的天地才是属于我的,我才能痛痛快快地倒出这一年来积累的苦水和泪水,才能自言自语地说出这一年来的苦水和委屈,我再也按压不住内心的感情了,趁孩子们不在家,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大年初一,屋子里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人,自我有生以来,从来不曾有过这种冷清如冰的春节。外面连一个爆竹的响声都没有,也听不到互相拜年、走亲访友的互相祝福声和欢笑声。整个家属院一片死寂,也许有不少家庭也和我一样,不能过个团圆欢乐的春节吧!就我知道的,我们这个单元9户人家就有6户有住牛棚的。拿这个比例来计算一下,全国得有多少个家庭也像我这样的不幸啊!这是一场人为的大灾难。……1969年的春节是文化大革命中我最难忘的一个春节,没有团圆,没有欢乐,只有泪水和悲伤陪伴着我,使我终生难忘,所以要把这些事儿讲给我的后代听。”

文革中,我比《归来》里的丹丹稍小几岁,但有着同样的命运,我没有像她那样出卖过父亲,但我因父亲而自卑,变得早熟而敏感。尽管我在中小学一直是班干部,品学兼优,但由于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每当填写《入团申请书》,面对“父母有何历史问题”一栏时,父母总是沉着脸告诉我空着不用填写,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小学时曾无意中看到过父亲被开除党籍的处理决定,心里一直倍感压抑。每次在研究我入团时,学校的班干部同学总是拿着学校开具的外调介绍信,到父母单位调查,结果我的入团又没了下文。直到我上高二后,1978年12月9日才入了共青团。我在那天写道:“当我在鲜红的团旗下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向团旗宣誓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因为从今天起我成为党的后备军中的一员、青年近卫军的一名战士了,透过鲜红的团旗,仿佛看见许许多多的充满鼓励和希望的目光向我投来,那是毛主席、周总理和无数用自己的碧血染红这面团旗的革命先烈们在嘱望着我,青春的热血在我身上沸腾,我坚定地立下誓言:坚决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共产主义的早日到来而奋斗!无论今后遇到什么样的考验,我将一往无前,用自己的青春热血保持团旗鲜红的颜色。”(今天看来,一颗赤诚而蒙昧的心被利用是多么可怕又可笑,而欺骗者多么卑鄙无耻,他们以为能永远这样下去)时任中共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主持平凡冤假错案后,1979年夏天,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我父亲开始给原部队单位写申诉材料,常常写到半夜一、二点,这时母亲才告诉我关于父亲的“历史问题”。这年12月19日,父亲得知他的党籍得到恢复,高兴地对我说:“以后填表时可以写我是党员了!”长期压在我们全家人头上的石头终于消失了。……

文革结束,但专制的噩梦未除,类似《归来》的悲剧依然在延续。

1984年河北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我被分配至河北电台从事编辑、记者工作。1989年民运期间,我在五四青年节那天,以书面形式向河北省广播电视厅团委提出退团:“出于对共产主义共青团的失望和不信任,本人声明退团。”我还带头游行,和一位同事通过他在北京政法学院读研究生的同学,给大学生发去声援电。6月4日上午,我参加大学生们在烈士陵园举行的追悼会。六四后,我被调离新闻部、开除团籍,被安排分发稿件、处理听众来信等工作。从此被国保列入黑名单,至今名列第一,手机和网络被监控。2008年因悼念赵紫阳而失去工作,成为不自由的“自由”撰稿人,经常被“喝茶”,还遭到过传讯、被袭击殴打,亲属也被骚扰。在六四20周年和“国庆”60周年期间,我还被“旅游”。我在一些辅导学校教作文,曾有学校因受当局压力而辞退我。

不仅我如此,我身边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也仅仅因温和的自由言行,或与我交往,本人或亲属就曾遭到监控、骚扰、软禁、拘留、失去工作等迫害。

再从更大范围观察,长期以来,各地追求自由民主和维权的各界人士,他们及其亲属都不同程度的遭受迫害,甚至有的像李旺阳那样失去生命,或像刘晓波那样身陷囹圄。中共毫无法治和人道精神,往往卑鄙地以强权绑架亲情。仅以涉及亲属为例:刘晓波的妻子长期被非法软禁,他的亲属中有人反对他,为自保而抛弃亲情,不与他来往。高智晟、陈光诚、余杰、刘贤斌、齐志勇、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等人的亲属被株连迫害。2013年5月9日,陈光诚的兄长陈光福,在路上遭遇不明身份人员制造“车祸”的袭击。陈光诚、余杰等不得不避难海外。2013年2月27号,安徽异议人士张林和他10岁的女儿张安妮在合肥被警方绑架,强行带回户籍所在地蚌埠,合肥琥珀小学迫于警方的压力,拒绝已经入学张安妮继续就读。9月,张林的两个女儿在国际人权组织的帮助下,被迫流亡美国。她们与刘贤斌的女儿陈桥、秦永敏的女儿李竹阳、齐志勇的女儿齐霁等流亡者子女,形成了二代“小政治流亡者”群体。2012年,湖北异见人士秦永敏与王喜凤在办理结婚证、准生证中,一再遭到当局百般阻挠和破坏。被监禁的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其儿子被当局阻止工作,怕他与外界发生接触。海外民运人士无法回国探亲,许多人在父母去世时也无法奔丧。王军涛的父亲是扛枪替共产党打江山的将军,2013年1月11日过世,他生前渴望见王军涛最后一面,当局却不准王军涛回国。最新例子是:6月3日上午,为防止福州维权人士范燕琼有所行动,国保闯入其家中,在威胁要将她带走的同时,将她住在另一处的女儿反锁屋中,不让她去应聘工作。第二天,搜狐博客总监赵牧因PS毛泽东像,讽其为“我们心中的全能神”,被以“寻衅滋事”罪名遭刑拘。这一天,北京天安门广场戒备森严,防止有人前往纪念六四25周年,唤醒民众的历史记忆……

与个体记忆一样,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基础是真实,任何对历史真相的遮蔽与篡改,都是对个体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阉割与扭曲。尤其是权力制造的遮蔽与篡改,以权力重塑历史,以官方记忆替代民族记忆、个体记忆,使记忆失去主体性,残缺而扭曲,这样,民族和个人就无法汲取历史经验,难免重蹈覆辙,成为无法成熟的类人孩。一个失去集体真实记忆的民族,难以正确地自我认识与定位,必然与世界文明发生冲突,落后于世界文明。所以一个民族乃至人类的历史也是捍卫记忆、抵抗遗忘的历史。

在当下的中国,面对长期以来民族的集体记忆、个体记忆被权力所操控,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从个体记忆开始,恢复和保持记忆的真实性,抵抗权力对记忆的遮蔽与篡改。像中共过去搞“忆苦思甜”那样,与中共算算几代人的账,让后人了解真相,以史为鉴。

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是明天的历史,纵向的历史与横向的现实如同经纬线,构成了人类观察与记忆的平台,而这一平台之上是上帝真理的坐标。人类进步以真实的观察与记忆为平台,以上帝的真理为审视视角,才能认识自己的历史与现实,才能避免彼此分裂,达到超越性的统一,才能明晰前进方向。一个人、一个民族、整个人类,都是如此。

《归来》中的冯婉瑜,就象征一个失忆的民族——她曾经那样地爱过,可她的爱如今失去了目标。面对变迁,面对真相,她无法相识,却还在苦苦等待……

2014年6月12日中共建党93周年前夕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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