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迟才被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为全球大流行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传播到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4月3日，全球感染人数已破百万、死亡人数逾5万。如果包括中国等国瞒报漏报的数据，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还要大得多。这个于2019年12月爆发于武汉的疫情，给中国和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也再次展示中共党国之积弊，并重创应对失当之中共党国。
席卷全球而势头未减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始发于武汉。中共党国对疫情之因应，已经历掩盖疫情、封城封村、复工复产三个阶段。贯穿此三个阶段之内在机理，乃是中共党国之制度缺陷和良知缺失。中共党国在应对疫情之所有重大举措中，坚持政治挂帅，处处以维护党国政权之极端自私，压倒对生命尊严和基本人权之起码尊重，践踏社会公义、罪错深重。
第一阶段中共党国扼杀言论自由、掩盖真相、隐瞒疫情，其自私与愚妄，令人发指。本来，中国在经历2003年非典肺炎疫情之后，已经完善相关法规，并建立起一套防控疫情的完整体制。2003年5月国务院颁发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突发事件监测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和有关单位，如果发现任何“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发生或者发现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疾病”，应当在2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2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同时向上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向社会发布突发事件的资讯。
防控机制完全失灵
2007年中国卫生部还专门针对流行性肺病颁发“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规定医疗机构在收到医务人员“不明原因肺炎”报告后必须在12小时内组织专家进行会诊和排查。根据这些法规，中国当局建立了“中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检测信息系统”（简称“网络直报系统”），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负责运行。因为是网络直报系统，只要医院在这个系统中点击报告了病例，中国CDC第一时间就能收到。人们深知，传染病毒一旦广泛扩散，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一样，无法控制。中国当局制定这些法规、建立这些预警机制，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在最初发现疫情之采取果断措施阻断流行病毒的传播。
然而，这么一整套法规以及疫情预警防控机制，在武汉病毒疫情初期完全失灵。武汉的几家医院从2019年12月1日就陆续收治“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在12月中旬就确认了人传人的病例，这些医院也将病例样本送交几家实验室和科研机关，进行病毒基因检测并在12月下旬得到结果。
但是，武汉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在耽误了1个月之后才向医疗系统内部发出“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中央政府在耽误了近2个月之后才授权武汉政府采取社会动员等控制措施。更有甚者，政府当局、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官方媒体和医院当局严密封锁疫情信息，并联手打压惩戒艾芬、李文亮等凭着良心和职业道德透露疫情、发出预警的一线医护人员，将他们诬蔑为“谣言”传播者。
政府当局在这段时间还正常操办武汉市和湖北省的人大、政协会议，以及“万家宴”、春节联欢晚会等有助于疫情的大型活动，并在病例持续增长、人传人已经导致很多医护人员感染的背景下，通过卫生健康委员会一再向社会宣布“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护人员感染”，“没有新增病例”，蓄意歪曲事实、欺骗公众。
一整套法规以及疫情预警防控机制缘何瘫痪？谁敢让这些法规和机制作废？谁有权力使这些法规和机制失灵？鉴于2003年非典肺炎疫情中北京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因瞒报疫情和抗疫失职而被革职查办，鉴于党中央按“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等新帮规严格要求对习近平的绝对服从，鉴于习近平的打击异己、严酷治吏已使地方官员噤若寒蝉，鉴于习近平党中央指派的特务鹰犬遍布朝野，当时并不存在武汉和地方官员对习近平党中央隐瞒疫情或敢于抗命的可能性。我们不难找到在武汉和湖北执行具体指令的很多人员，但是隐瞒和打压真相的罪魁祸首，正是“定于一尊”、发号施令的中共党魁习近平。
习近平之所以要求隐瞒疫情，原因在于他视平民百姓之生命如草芥，以个人权位及党国“维稳大局”为重，竭力营造元旦和春节期间喜气洋洋的气氛，以便让党国媒体能够心安理得地对他这位自封的“人民领袖”歌功颂德。其严重后果是耽误了病毒最初爆发时的有效防控，致使疫情失控。肺炎病毒就这样在不设防的环境中在武汉迅速扩散，并蔓延到全中国和全世界。
封城过猛复工困难
第二阶段在惊慌失措中封城封路封村，也造成本可避免的次生灾难、牺牲本可避免的生命、付出本可避免的经济代价。2020年1月23日在毫无准备的条件下仓促封城，武汉受害最大。首先是发生医疗挤兑和大规模交叉感染。封城之后的几个周内，武汉全城人心惶惶，所有医院都人满为患。成百上千的人挤在小小的厅堂和走廊里排队，要等几个钟头甚至一整天才有机会就医检查，导致新冠肺炎先是在拥挤不堪的医院门诊部和病房中氾滥，然后向整个社会蔓延。
其次，是迫使广大医护人员在防护设备严重不足、甚至没有基本防护的条件下接触巨量新冠病毒，使前赴后继的一线医护人员深受其害。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祕书长丁向阳于3月6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在这次疫情发生的早期，主要是今年1月及之前，湖北省有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被感染”，而且“有多位医务人员因为感染发病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再次，随意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的措施，也造成了严重的人道灾难和经济灾难。突然间实行完全封闭式封城封路封户，使武汉顿成死城。
很多新冠病人和其他重症病人不治病亡，很多健康的人被困在狭小的空间感染病毒。全国性的封城封路封村，则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过火措施。此举造成经济停摆和社会停摆，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损失社会无法承受，并给社会恢复常态造成额外困难。
第三阶段的强制性复工复产困难重重，原因正是上个阶段封城封路封村用力过猛以及由此造成的恐慌。复工复产有让疫情重新爆发的风险，中共当局却在各项配套工作无法安排到位之时，要求惊魂未定的人们恢复正常工作。产业链、供应链及交通运输都突然间全部中断，市场需求、消费能力及消费信心坠入谷底，根本没有在短期内回复到疫情前常态的必要条件。没有了有效需求，复工复产也只是自寻死路。党国当局复工复产的舆论宣传，掩盖不住全国性的裁员潮、欠债潮、毁约潮、撤资潮、破产潮、倒闭潮、失业潮。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习近平暨中共党国当局在闯下大祸之后，毫无悔疚之心和赎罪之意，而是妄图借国难之机进一步强化党国极权及个人专权。中共党国当局在这场大灾难中依然一意孤行，疯狂摧残民间意见领袖，严厉打压全国各地传播真相的公民记者及其他人士，特别是野蛮拘押许志永、丁家喜等维权律师和身处武汉重灾区的陈秋实、方斌、李泽华等公民记者。
习近平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抗疫工作，厚颜无耻地吹嘘“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在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权力格局之下，整个党国宣传机器逢君之恶，开足马力进行颠倒黑白的信息战。党国宣传机器无比肉麻地颂扬“大国战疫”的丰功伟绩，无视习近平党中央决策失误和粗暴施政对国民造成的损失和苦难；幸灾乐祸地大肆渲染其他国家在应对疫情中乱成一团、狼狈不堪，不顾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民众的内心感受；阴险狡诈地制造牵强附会的无稽之谈栽赃其他国家，抹杀疫情起源于中国武汉的基本事实。
中共党国自欺欺人、借助疫情煽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狂热的行径，实际上只会害人害己、自损形象。
中国经济模式破产
武汉病毒疫情对中共党国之重创，主要在四个方面。第一，进一步暴露中共党国的制度弊端，加剧民间与党国的离心离德。内在于中共党国制度的冷血和低能，使本来可控之疫情天灾，变成失控的人祸，对中华民族又新添一笔孽债。李文亮医生病逝所引发的舆情风暴与争取言论自由的强烈呼声，武汉作家方方以日记形式披露真相所得到的广泛支持和赞扬，《大国抗疫》一书的编撰以及新任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公然要求广大市民“感恩总书记、感恩共产党”所引发的轩然大波，都鲜明地体现了人心向背。
第二，在经济上正式宣告中国模式的破产。中国的党国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依靠牺牲基本人权、牺牲生态环境、牺牲公平正义、牺牲伦理道德来片面追求增长速度，依靠国家控制、滥用权力和奴役民营经济来巩固和壮大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既无平等也没效率。这种缺乏可持续性的经济模式，在人口红利、城市化红利及全球化红利大幅度消减之后便病态尽显。近年来，中国经济在投资边际效益递减、外资外贸持续萎缩、国民消费能力疲软三重压力下失去活力，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难以为继，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风险倍增。由于完全无力应对当前这场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的巨大冲击，中国经济模式的神话在日益加速的经济大滑坡中彻底破灭。
第三，中共党国的对外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共党国隐瞒疫情近2个月，错过发病初期有效控制疫情的时机，给中国和世界造成了大灾大难。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党国政权窒息言论自由、剥夺公众知情权，从而导致疫情蔓延；这个政权恶意操控舆情、弄虚作假、推卸责任、甚至嫁祸于人；这个政权还利用它所掌控的药品及医疗设备对其他国家卡脖子。种种胡作非为引起国际民主阵营的高度反感、加深与世界的隔阂。环顾全球，问责中共的呼声此起彼伏。特别是本就处于贸易战之中的中美两国，更是走上逐步脱钩的不归路。
习近平受空前挑战
第四，此次疫情使习近平的声望一落千丈，其权力地位受到空前挑战。习近平2012年登基以来，一直倒行逆施、误国误民，早就使中国陷入内外交困的险境。习近平在这次疫情中所表现的冷血自私，更惹得天怒人怨。既在民间成为众矢之的，在庙堂也众叛亲离，形成朝野倒习共识。民间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的讨习檄文，以许章润的《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和许志永的《劝退书》为代表。庙堂里的倒习暗潮，集中体现于两篇文告。一篇是王岐山的中学学友任志强所发表的万言雄文，号召“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式的变革，推倒那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另一篇是李克强的大学同学薛扶民所发表的建议书，公开要求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来罢免习近平、改弦更张。
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中共党国造成重创，受伤最重的是中共党魁习近平。习近平上台以来大开历史倒车，妄图将中国从后极权社会重新拉回到极权社会中去，在日益觉醒的民间积怨很深。他所造成的内忧外患，特别是全面集权、修改《宪法》废除任期制所展现的帝王野心，也疏离原本支持他的诸多官员。
习近平在应对疫情中的罪错，将人们对他的容忍逼向极限。朝野上下出现的倒习风潮，是淤积已久之怨愤的一次集中爆发。由于庙堂中尚缺为避免玉石俱焚、同归于尽而放手一搏的猛士，民间力量也尚未有效整合，执迷不悟的习近平及其支持者尚能苟延残喘。但是，习近平大势已去、气数已尽。在多重压力和多方合力的推动下，习近平近来所忧心忡忡的“祸起萧墙”或将如期而至，中国实现从极权党国到宪政民主的制度转型也将水到渠成。
（原文刊载于2020年4月5日台湾《苹果日报》论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