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上篇主谈“等价交换和剥削”,中篇主谈影响工资水平的“生理因素和道德因素”,现在是最后一篇,着重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其核心部分是社会必要劳动的“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第二种含义是“符合社会需要的有效生产”。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种含义

我们知道,在分析商品(包括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时候,首先要搞清楚价值量是如何确定的,这就涉及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资本论》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如下: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强度和熟练程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过,这里面还有两种不同含义:第一种含义是说,大多数商品由中等条件生产,只有小部分由较好和较坏的条件生产。由于好的和坏的两种个别劳动时间可以互相抵消,所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由中等条件的生产所决定。换成通俗语言也许更好理解:效率中等者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标准,赚取平均利润;而效率特高的,能赚额外利润;效率特低的,则要承担亏损。

第二种含义是说,个别劳动时间是否成为必要劳动时间,还要看它是否符合“为满足社会现有需要而应该投入的劳动时间”。或者说,是否符合社会按需求比例分配给某一商品的劳动量。如果符合(即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就属于社会必要劳动。如果供大于需,剩余的部分就是无效劳动,或无价值劳动,要么降价促销,要么挤压仓库。相反,如果供小于需,因为短缺价值就会膨胀,价格必然上涨,从而获取额外利润。这跟马歇尔所说的均衡价值论有所交集,或者大同小异。成通俗语言:总供给和总需求正好相等的时候,才符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从而赚取平均利润。假如供给小于需求,则价格高于平均水平,赚取额外利润;相反,如果供给大于需求,则价格低于平均水平,赚不到平均利润,甚至有可能亏损。

当然,上文说的“按需求比例分配”,绝对不是指计划经济条件下,由国家计委拍脑门决定的那种分配(也叫计划指令),而是指在市场条件下,买卖双方自发实现的供求均衡状态。至于说,究竟是国家计划的有形之手能有效调节供求关系呢?还是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更能调节供求关系?在中央计划经济出现之前,恐怕许多人都相信国家的有形之手能做得更好。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吃够了短缺经济和票证供应的苦头之后,这个问题已经不辩自明,无需赘述。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均衡与不均衡;二是需求弹性。先看均衡问题。其实所谓均衡,也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抽象,现实生活中哪有什么绝对均衡?即使你想象它有,那也是转瞬即逝,不可持久的。也可以说,均衡是抽象的,相对的,暂时的;不均衡则是现实的,绝对的,永久性的常态。当然,为了学术研究的方便,抽象是必要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又是极不确定,无法把握,难以追求的。过去企业对市场的预测能不强,遇到经济危机,就会出现产品积压,甚至被迫把过剩的产品人为销毁。我刚来美国(1983年)的那个暑假,曾在一家蔬菜农场打过工。有几次老板让我们把刚刚采摘的新鲜黄瓜和番茄装上卡车,送去垃圾场倾倒掩埋。原因是超市压价太狠,给的钱还不够包装、运费和人工费,当然倒掉更为合算。不过总体来看,现在大企业的生产过剩情况已经很少,即使有少量的过剩出现,通过降价促销也往往可以处理掉,不再听说什么倾倒牛奶、烧毁服装、毁灭家禽之类的奇闻。

再说需求问题。其实需求是个更为复杂和难以捉摸的东西,大体上可以分为基本固定的生理需求和无限扩张的心理需求两大类。前者容易满足也相对稳定,后者则欲壑难填,永无满足止境。基本生理需求的弹性比较小(也叫刚性需求),比方北方人爱吃的面粉,南方人爱吃的大米,一个人需求多少,大体上可以确定,相对稳定。这里不妨引入恩格尔系数这个概念:按照恩格尔的说法,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收入中(或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比例则会下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划分,恩格尔系数在40%-49%为小康,30%-39%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当人们的温饱解决之后,会把越来越多的钱花在其它方面,也就是需求弹性较大的东西上,例如豪车、豪宅、名牌、旅游等方面,更大程度上是满足心理需求,属于心理追求的结果……

心理需求来自攀比,跟摩登、时尚、体面、气派等心理因素紧密相关,不但神秘易变,而且永难满足,永无止境。有些东西,例如名牌豪车,我看跟普通车的用途相差不大,但价格可以相差几倍甚至十几倍。豪宅也类似,古语说“广厦千间,身眠七尺”,一个人睡觉,有七尺长的地方足以,何必要数百米厅堂,浪费空间材料和人力?那满足的其实是气派感和虚荣心。再说,有些所谓需求,也是广告吹嘘甚至误导的结果。据说美国家庭主妇很容易相信广告促销,经常爱买一些经常不用,甚至根本就没用的东西。如果儿童玩具和家常日用品都如此,那么美容用品、珠宝首饰、流行时装、名贵家具、古董收藏等等,岂非更是如此?可是,没有这种心理追求,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也会缺乏足够的动力。我们一方面明知人的欲壑难填正在导向资源枯竭和生态灾难,但另一方面,心理追求和利润追求(发财欲望)又难以收敛,这就是人性弱点中的自我矛盾。

汽车大王的高瞻远瞩

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也很微妙。一般说来,需求是主动的,供给是被动的。需求带动生产,生产满足供给。所谓寻找商机,往往就是看准人们需求什么,而现有市场的供应还无法满足,于是为迎合和满足需求而生产。但是,供给对需求也有反作用。有时候供给先于需求出现,再通过广告推销(包括现场展销和免费试用等)来培育和扩大市场需求。电视、电脑、手机这些新科技产品,大都是走这个套路。

另外,需求刚性也非一成不变。比方汽车刚刚发明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买不起,也不会感到有什么迫切需求。可是等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车代步,汽车文化趋于普及的时候,汽车的需求就变得越来越迫切。到今天的美国社会,汽车已经成了生活必须品。在多数地方,没有它就不能上班,甚至日常生活都困难。手机和电脑,也有这种发展趋势。当然,这里有要涉及到前文说过的“道德标准”问题,在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制约下,有些原本需求刚性较大的东西,也可以变得刚性很小,甚至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须品。比方热水、暖气、洗澡设备等,原来仅是富人的生活奢侈品,可是如今,起码在欧美各国,已经成为所有居民的生活必须品,没有这些设备的房子就不许出租、出卖,否则要吃官司。

现在回到本篇的主题,就是法制化的市场经济,表面看是为利润而生产,由金钱推动一切,但运行的结果,却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这里说的需求,当然是可以实现的有购买力的需求,而不是凭空设想的不靠谱需求。为了追求利润,就要千方百计发明创造,通过竞争,提高效率,改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降低成本和售价,保证赚取平均利润,最好还能通过合法合理的手段,取得竞争优势,赚取超额利润。而不是通过欺行霸市,封锁垄断,盗版造假,坑害消费者等非法手段来谋求超额利润。假如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人数众多的消费者,仅仅为了少数富人,那就是无效生产,比如造成产能过剩和产品积压。因为价值不被社会承认,必然导致生产要素的巨大浪费,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现在再回到刚才说过的汽车例子。许多人都知道美国汽车大王福特,但对他的经营理念未必熟悉。福特汽车公司是1903年由亨利·福特一世与几个人合伙创办的,至今已有110多年历史。当时两家别的汽车公司都以富人为服务对象,专门生产豪华高级轿车,当然售价昂贵,销量很低。而年轻的福特则高瞻远瞩,口出狂言,发誓“要让每个工人都开上我生产的汽车!”为此目的,他不再以高生产成本来定售价,而是根据工人的购买能力设计他们买得起的汽车,从而发明了价廉物美的T字形大众化汽车,售价450美元,按$1 (1913年)= $23.63 (2014年)换算,约等于今天的一万一千美元。公司还向工人提供优惠贷款,可以分期支付。于是,大部分工人家庭都可以负担,汽车需求量大增,供不应求。公司又设计生产流水线,使装配一辆汽车的时间,由原先的12个半小时缩短到9分钟,效率提高80多倍。于是,福特汽车一下子跃居美国汽车业第一位,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公司。亨利·福特从此被称为“汽车大王”(http://club.1688.com/article/5917992.html)。

其实,汽车大王的成功之路,也就是一念之差:把汽车这个曾经高不可攀,仅由少数富人享受的专利奢侈品,变成广大工人阶级的生活必须品。如今,这个梦想不仅早在欧美等国实现,似乎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正慢慢实现。汽车工业发展的影响不仅局限在交通工具一个方面,而且带动了钢铁、石油、机械、运输、物流、公路建设,以及相关服务业和保险业的相应发展,甚至推动了城乡格局变化,拉近城乡差距,促进市中心地位下降,郊区卫星城和城市带出现。据说美国近三分之一人口的就业,多少都跟汽车工业有关。既然汽车可以瞄准普通劳工阶层,为什么比汽车消费弹性更小的城市居民楼,就不可以为普通劳工阶级而建造呢?

其实,在公共交通比较方便的中国城市,尤其大城市,有没有汽车问题并不大。据说汽车在中国城市的实用价值并不高,与其说为了方便,还不如说是为了体面。如果道路、车位、清洁燃油等其它条件不能相应改善,汽车多了反而弊大于利(例如塞车、雾霾和车祸等)。但住房可是另一码子事,没有像样的住房(又涉及道德标准!),别说单身青年结婚有困难,就是拉家带口的双职工,如何享受天伦之乐,恢复体力脑力,抚养教育子女,从而保证劳动力的持续供应呢?我经常纳闷:中国掌管土地审批的部门,以及腰缠万贯的开发商和地产商们,为什么就不能学习一下汽车大王,为低收入阶层打造他们可以负担的经济适用房呢?难道薄利多销,让居者有其屋,不比建造那么多鬼城更有吸引力?按照“社会必要劳动”第二种含义的说法,中国鬼城那些数量庞大的空置楼宇,不能出售,不能住人消费,它们内含的价值就无法实现,就是为不被社会承认的废品,非但剩余价值变成泡沫,还造成原有资源的巨大浪费。

中国官媒对于经济适用房吵了多年,但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有些地方政府为应付上级,多向财政要钱,也装模作样盖了点“经济适用房”,可是猫腻很多。质量好的都走后门分配给了有钱有势者,最后落实到低收入者名下的,往往是些偷工减料的豆腐渣。这里不妨顺便介绍一下美国如何解决经济适用房问题。美国住房的自有率为67.8%,租住率为32.2%,说明多数美国劳工阶层(包括白领和大多数蓝领)都拥有自己的住房。但无可否认,毕竟有少数低收入者,属于中国所说的住房困难户,既买不起市价房屋,也租不起市价公寓。困难户的标准按照人口多少和收入高低来确定,大致标准是:如果一家人税后收入的三分之一,不足以养房或者租房,这家人就属于住房困难户,就有资格获得各级政府或多或少的房屋补贴。补贴政策五花八门,名目繁多,有些属于政府贴息的房屋贷款,鼓励穷人买房,有的则是政府补贴房租。这里单说政府对于地产商的约束政策,许多地产商都想从政府手上低价拿地,或者享受税收减免优惠。于是政府定下条文,规定凡是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的房地产项目,无论出卖还是出租,都必须保留若干比例的房屋或者单元,用于参加政府对穷人住房的援助项目,有些优惠到半价,有些甚至更低,可以低到相当于穷人收入的三分之一。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们家就住在旧金山湾区一栋豪华出租公寓内的一个两居室,楼内服务设施接近五星级酒店水平,大多数租户要支付两千多美元的月租,但他们夫妇仅支付500,刚好是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一,但房屋质量和服务水平完全一样。这个小区共有两栋楼房,三百多单元,其中十分之一参加了政府的廉租项目,因为这里原来是两座政府废弃的老旧建筑,用优惠价格卖给了这家开发商。读者也许会问:那岂不是要让富人和穷人混住在一起吗?是的,我也就此问题请教过政府住房机构,他们回答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各个阶层的人民住在一起,不分种族、肤色、和穷富”。当然,目前美国政府在廉租服务上还有很多缺点,财政困难,狼多肉少,符合条件的困难户要排队轮候,往往要排几个月到几年时间。但毕竟他们有这项政策,而且也在认真执行。真正困难的住房户们,总算有一线等待希望。请注意:这里说的可是资本主义的房屋市场和资产阶级“虚伪民主”下选举出来的政府,不知道他们的经验,对于“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政府和中国房地产商们,是否也有某种参考价值?

两个城市,两种命运

现在回归主题,继续探讨不同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如果引导出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为了对比说明,不妨引用我经常跟学生们探讨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两个面积大小相等的穷乡僻壤,同时发现了有开发价值的矿产(什么矿都一样),于是资金、劳力、技术和设备大举涌入,很快形成了规模可观的两个城市A和B.A市采用普世价值的治理模式,制度开放。经济上鼓励各行各业自由竞争,不许垄断。当然核心产业是采矿(第一产业),但对矿产的精细加工(第二产业)和其它服务业也应运而生。竞争的结果形成平均资本平均利润,没有任何人一家独大,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超额利润。另外,由于政治开放,言论自由,政府民选,司法独立,所以居民有什么怨言都可以诉诸媒体,有什么纠纷就入禀法院。媒体的追踪和司法的清廉,逼迫官员们洁身自好。假如某个政党和个人政绩不良,形成民怨,下一轮选举就要下台走人,把政权交给自己的对手(在野的反对党)。尽管每隔几年,都会有一轮宣战,让选民利用手中的选票表达他们对政策和官员的支持或者反对。游行集会和激烈的辩论都会有,但是没有冤民上访和自焚抗议等激烈的抗争手段。

若干年后,A城的矿业资源枯竭,矿工和管理人员们只好另谋出路。年老的退休,年轻的重新学习和转换岗位。由于二三产比较发达,教育和培训及时到位,绝大多数人都能找到比较满意的出路,只有少数对现代科技接受比较慢的人,需要领取社会救济,继续缓慢的学习过程。工人的子女就比较幸运,因为他们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所以就业出路比较好,成为新兴产业(电子、网络、信息、新能源等产业)的劳动力和技术骨干,薪水福利都比他们的父辈好很多。已经废弃的矿区,改建成博物馆、公园和新兴的居民区,配套服务措施也比较现代化,因此地产价格稳步上升,许多退休矿工和他们的后代,都迁入了新建的居民楼。整个城市没有走下坡,而是继续稳步朝可持续道路发展。

而B城则坚持某某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采用二元体制的管理办法。首先维持一个庞大的政府公务员制度,修建若干政府大楼,维持五套班子和各种执法人员的巨大开支。矿上的管理阶层和主要技术骨干,都是从外地调入的有编制人员,基本上也是吃国家饭职工,而生产工人,特别是高危险高伤亡的矿工,都从农民工当中招聘。因为矿产品属于国家统配(统一调配),价格由政府制定,所以虽然定价平平,但工人的薪水和福利很差,基本上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所以这个矿的利润率奇高。这些农民工都没有自己的住房,平常挤住在集体宿舍里,娶老婆也只能在农村安家。后来政策放宽,允许矿工的家属来城里“暂住”,于是,有些城市居民就把自己的仓库和凉房扩建一下,也有些周边农民在自己院子里盖两间小屋,租给矿工当家属房。因为这里的二三产业并不发达,因此,矿工们的家属也难以找到就业机会。他们有了小孩,需要入托和上学怎么办?政府说,不能上城镇户口,只能回原籍农村去。有些矿工胆子大,也有些知识分子看不过去,于是凑点资金,租几间房子给子女们办个农民工子弟学校,但常常遭到地方政府的阻挠和打压,动不动就给子弟学校贴上封条,说是“非法办学”。这样的结果,导致农民工的下一代仍然跟父辈一样,缺乏现代科技知识,只能从事简单劳动。歧视农民工的目的,是不让他们和他们的老婆孩子融入城市,要强迫他们永远把根留在农村,等哪天他们本人没有剩余价值可以榨取的时候,就把他们赶回农村养老,理由是他们在农村还有一块“社保田”。这样一来,政府就不用负担他们将来的养老开支。

若干年后,B城的矿产资源也逐渐枯竭。官二代和富二代们,看到这里形势不妙,前途渺茫,于是转移阵地,孩子们能出国的出国,能升迁的升迁,把资金调往更有吸引力的地区,或者生活条件更优越的大都市。政府看到税源减少,转而依赖土地财政,鼓励地产商在废弃的矿区盖楼。因为土地售价相对便宜,房价上升很快,由三千一平米涨到两万多一平米。于是热钱大量涌入,上百栋高层居民楼拔地而起。买家是谁?穷人买不起,富人买了再转手倒卖,都是为升值,不是为住人。最终,大片房产沦为鬼城。资金链断裂之后,房价又从两万跌回三千,还是没人买,没人住。白天鸦雀无声,夜晚漆黑一片。几十万矿工和家属,继续租住在贫民窟中。二代农民工长大了,还只能继续当农民工。由于二三产业落后,就业出路极少。于是许多男孩子结成帮派,胆小的偷,胆大的抢,靠黑钱谋生;女孩子则沦为娼妓,兴旺了无烟工业。把一个原本繁荣过的城市,变成了令人生畏的罪恶之都。这样的鬼城我参观过好几个,为了方便归纳和抽象,我把它们的一些特征合并起来叙述,请不要对号入座。

简短的结论

拉拉杂杂,已嫌太长,应该收尾了。下笔万言,无非想说明我对剩余价值论的重新思考,包括如下三个要点:

第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有对有错。它指明了财富的来源是人类的脑体劳动是正确的。但引申成资本剥削劳动,是错误的。只要在法制化的市场条件下,维持等价交换原则,生产要素之间的买卖关系就属于公平交易,资本合法占有部分剩余价值不是剥削。只有违背等价交换,强买强卖的垄断欺诈,才构成剥削,无论垄断来自政府,还是来自寡头,性质都一样。

第二,法制化的市场经济,不会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无论绝对贫困化还是相对贫困化。马克思的贫困化的理论,不但违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且不符合马克思所说的“道德标准”。道德标准制约下的社会舆论,工人阶级的集体抗争,加上民选政府的公平立法和公正执法,可以保证工人阶级参与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因此,工人的工资构成,绝对不是仅仅补偿他的劳动力支出,而且还有一个增加部分。这个部分的多少,取决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动与博弈。根据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的第二种含义,假如工人不能参与剩余价值的瓜分和相关产品的消费,那一部分产品将会成为无效生产,其价值(包括原有价值和剩余价值)将无法实现,不但资本家的投资难以收回,其赚钱的欲望更无法满足。因此说到底,资本家即使仅仅为了自身利益,也需要工人阶级参与剩余价值的瓜分。这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做到“水涨船高”“有差别共同富裕”的秘密所在。

第三,法制化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孪生兄弟。二者的结合,虽然未必是人类最好的制度,但肯定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制度。所谓普世价值,也就是世界各族人民,都渴望两种制度的有机结合,能逐渐普及到世界各个国家。号称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所鼓吹的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货币等),曾经误导过半个地球,至今还在继续误导极少数国家和不明真相的民众。但实践已经证明“此路不通”,如今我再试图从马克思自己的理论逻辑,来探讨谬误究竟出在哪里。如果不辨真假,继续接受马克思错误理论指引,不但无法带来可持续性的发展,反而破坏文明、公正和生产力的健康成长,只能激发人性恶的极端发酵,无异于鼓励弱肉强食,回归丛林法则,听任政治腐败,社会溃烂,生态毁灭,人类良知与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是否言过其实,杞人忧天,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纵览中国》首发:Monday,November 1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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