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上篇主谈“等价交换和剥削”，中篇主谈影响工资水平的“生理因素和道德因素”，现在是最后一篇，着重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其核心部分是社会必要劳动的“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第二种含义是“符合社会需要的有效生产”。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种含义
我们知道，在分析商品（包括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时候，首先要搞清楚价值量是如何确定的，这就涉及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资本论》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如下：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强度和熟练程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过，这里面还有两种不同含义：第一种含义是说，大多数商品由中等条件生产，只有小部分由较好和较坏的条件生产。由于好的和坏的两种个别劳动时间可以互相抵消，所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由中等条件的生产所决定。换成通俗语言也许更好理解：效率中等者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标准，赚取平均利润；而效率特高的，能赚额外利润；效率特低的，则要承担亏损。
第二种含义是说，个别劳动时间是否成为必要劳动时间，还要看它是否符合“为满足社会现有需要而应该投入的劳动时间”。或者说，是否符合社会按需求比例分配给某一商品的劳动量。如果符合（即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就属于社会必要劳动。如果供大于需，剩余的部分就是无效劳动，或无价值劳动，要么降价促销，要么挤压仓库。相反，如果供小于需，因为短缺价值就会膨胀，价格必然上涨，从而获取额外利润。这跟马歇尔所说的均衡价值论有所交集，或者大同小异。成通俗语言：总供给和总需求正好相等的时候，才符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从而赚取平均利润。假如供给小于需求，则价格高于平均水平，赚取额外利润；相反，如果供给大于需求，则价格低于平均水平，赚不到平均利润，甚至有可能亏损。
当然，上文说的“按需求比例分配”，绝对不是指计划经济条件下，由国家计委拍脑门决定的那种分配（也叫计划指令），而是指在市场条件下，买卖双方自发实现的供求均衡状态。至于说，究竟是国家计划的有形之手能有效调节供求关系呢？还是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更能调节供求关系？在中央计划经济出现之前，恐怕许多人都相信国家的有形之手能做得更好。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吃够了短缺经济和票证供应的苦头之后，这个问题已经不辩自明，无需赘述。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均衡与不均衡；二是需求弹性。先看均衡问题。其实所谓均衡，也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抽象，现实生活中哪有什么绝对均衡？即使你想象它有，那也是转瞬即逝，不可持久的。也可以说，均衡是抽象的，相对的，暂时的；不均衡则是现实的，绝对的，永久性的常态。当然，为了学术研究的方便，抽象是必要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又是极不确定，无法把握，难以追求的。过去企业对市场的预测能不强，遇到经济危机，就会出现产品积压，甚至被迫把过剩的产品人为销毁。我刚来美国（1983年）的那个暑假，曾在一家蔬菜农场打过工。有几次老板让我们把刚刚采摘的新鲜黄瓜和番茄装上卡车，送去垃圾场倾倒掩埋。原因是超市压价太狠，给的钱还不够包装、运费和人工费，当然倒掉更为合算。不过总体来看，现在大企业的生产过剩情况已经很少，即使有少量的过剩出现，通过降价促销也往往可以处理掉，不再听说什么倾倒牛奶、烧毁服装、毁灭家禽之类的奇闻。
再说需求问题。其实需求是个更为复杂和难以捉摸的东西，大体上可以分为基本固定的生理需求和无限扩张的心理需求两大类。前者容易满足也相对稳定，后者则欲壑难填，永无满足止境。基本生理需求的弹性比较小（也叫刚性需求），比方北方人爱吃的面粉，南方人爱吃的大米，一个人需求多少，大体上可以确定，相对稳定。这里不妨引入恩格尔系数这个概念：按照恩格尔的说法，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收入中（或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比例则会下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划分，恩格尔系数在40%-49%为小康，30%-39%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当人们的温饱解决之后，会把越来越多的钱花在其它方面，也就是需求弹性较大的东西上，例如豪车、豪宅、名牌、旅游等方面，更大程度上是满足心理需求，属于心理追求的结果……
心理需求来自攀比，跟摩登、时尚、体面、气派等心理因素紧密相关，不但神秘易变，而且永难满足，永无止境。有些东西，例如名牌豪车，我看跟普通车的用途相差不大，但价格可以相差几倍甚至十几倍。豪宅也类似，古语说“广厦千间，身眠七尺”，一个人睡觉，有七尺长的地方足以，何必要数百米厅堂，浪费空间材料和人力？那满足的其实是气派感和虚荣心。再说，有些所谓需求，也是广告吹嘘甚至误导的结果。据说美国家庭主妇很容易相信广告促销，经常爱买一些经常不用，甚至根本就没用的东西。如果儿童玩具和家常日用品都如此，那么美容用品、珠宝首饰、流行时装、名贵家具、古董收藏等等，岂非更是如此？可是，没有这种心理追求，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也会缺乏足够的动力。我们一方面明知人的欲壑难填正在导向资源枯竭和生态灾难，但另一方面，心理追求和利润追求（发财欲望）又难以收敛，这就是人性弱点中的自我矛盾。
汽车大王的高瞻远瞩
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也很微妙。一般说来，需求是主动的，供给是被动的。需求带动生产，生产满足供给。所谓寻找商机，往往就是看准人们需求什么，而现有市场的供应还无法满足，于是为迎合和满足需求而生产。但是，供给对需求也有反作用。有时候供给先于需求出现，再通过广告推销（包括现场展销和免费试用等）来培育和扩大市场需求。电视、电脑、手机这些新科技产品，大都是走这个套路。
另外，需求刚性也非一成不变。比方汽车刚刚发明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买不起，也不会感到有什么迫切需求。可是等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车代步，汽车文化趋于普及的时候，汽车的需求就变得越来越迫切。到今天的美国社会，汽车已经成了生活必须品。在多数地方，没有它就不能上班，甚至日常生活都困难。手机和电脑，也有这种发展趋势。当然，这里有要涉及到前文说过的“道德标准”问题，在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制约下，有些原本需求刚性较大的东西，也可以变得刚性很小，甚至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须品。比方热水、暖气、洗澡设备等，原来仅是富人的生活奢侈品，可是如今，起码在欧美各国，已经成为所有居民的生活必须品，没有这些设备的房子就不许出租、出卖，否则要吃官司。
现在回到本篇的主题，就是法制化的市场经济，表面看是为利润而生产，由金钱推动一切，但运行的结果，却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这里说的需求，当然是可以实现的有购买力的需求，而不是凭空设想的不靠谱需求。为了追求利润，就要千方百计发明创造，通过竞争，提高效率，改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降低成本和售价，保证赚取平均利润，最好还能通过合法合理的手段，取得竞争优势，赚取超额利润。而不是通过欺行霸市，封锁垄断，盗版造假，坑害消费者等非法手段来谋求超额利润。假如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人数众多的消费者，仅仅为了少数富人，那就是无效生产，比如造成产能过剩和产品积压。因为价值不被社会承认，必然导致生产要素的巨大浪费，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现在再回到刚才说过的汽车例子。许多人都知道美国汽车大王福特，但对他的经营理念未必熟悉。福特汽车公司是1903年由亨利·福特一世与几个人合伙创办的，至今已有110多年历史。当时两家别的汽车公司都以富人为服务对象，专门生产豪华高级轿车，当然售价昂贵，销量很低。而年轻的福特则高瞻远瞩，口出狂言，发誓“要让每个工人都开上我生产的汽车！”为此目的，他不再以高生产成本来定售价，而是根据工人的购买能力设计他们买得起的汽车，从而发明了价廉物美的T字形大众化汽车，售价450美元，按$1 （1913年）= $23.63 （2014年）换算，约等于今天的一万一千美元。公司还向工人提供优惠贷款，可以分期支付。于是，大部分工人家庭都可以负担，汽车需求量大增，供不应求。公司又设计生产流水线，使装配一辆汽车的时间，由原先的12个半小时缩短到9分钟，效率提高80多倍。于是，福特汽车一下子跃居美国汽车业第一位，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公司。亨利·福特从此被称为“汽车大王”（http://club.1688.com/article/5917992.html）。
其实，汽车大王的成功之路，也就是一念之差：把汽车这个曾经高不可攀，仅由少数富人享受的专利奢侈品，变成广大工人阶级的生活必须品。如今，这个梦想不仅早在欧美等国实现，似乎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正慢慢实现。汽车工业发展的影响不仅局限在交通工具一个方面，而且带动了钢铁、石油、机械、运输、物流、公路建设，以及相关服务业和保险业的相应发展，甚至推动了城乡格局变化，拉近城乡差距，促进市中心地位下降，郊区卫星城和城市带出现。据说美国近三分之一人口的就业，多少都跟汽车工业有关。既然汽车可以瞄准普通劳工阶层，为什么比汽车消费弹性更小的城市居民楼，就不可以为普通劳工阶级而建造呢？
其实，在公共交通比较方便的中国城市，尤其大城市，有没有汽车问题并不大。据说汽车在中国城市的实用价值并不高，与其说为了方便，还不如说是为了体面。如果道路、车位、清洁燃油等其它条件不能相应改善，汽车多了反而弊大于利（例如塞车、雾霾和车祸等）。但住房可是另一码子事，没有像样的住房（又涉及道德标准！），别说单身青年结婚有困难，就是拉家带口的双职工，如何享受天伦之乐，恢复体力脑力，抚养教育子女，从而保证劳动力的持续供应呢？我经常纳闷：中国掌管土地审批的部门，以及腰缠万贯的开发商和地产商们，为什么就不能学习一下汽车大王，为低收入阶层打造他们可以负担的经济适用房呢？难道薄利多销，让居者有其屋，不比建造那么多鬼城更有吸引力？按照“社会必要劳动”第二种含义的说法，中国鬼城那些数量庞大的空置楼宇，不能出售，不能住人消费，它们内含的价值就无法实现，就是为不被社会承认的废品，非但剩余价值变成泡沫，还造成原有资源的巨大浪费。
中国官媒对于经济适用房吵了多年，但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有些地方政府为应付上级，多向财政要钱，也装模作样盖了点“经济适用房”，可是猫腻很多。质量好的都走后门分配给了有钱有势者，最后落实到低收入者名下的，往往是些偷工减料的豆腐渣。这里不妨顺便介绍一下美国如何解决经济适用房问题。美国住房的自有率为67.8%，租住率为32.2%，说明多数美国劳工阶层（包括白领和大多数蓝领）都拥有自己的住房。但无可否认，毕竟有少数低收入者，属于中国所说的住房困难户，既买不起市价房屋，也租不起市价公寓。困难户的标准按照人口多少和收入高低来确定，大致标准是：如果一家人税后收入的三分之一，不足以养房或者租房，这家人就属于住房困难户，就有资格获得各级政府或多或少的房屋补贴。补贴政策五花八门，名目繁多，有些属于政府贴息的房屋贷款，鼓励穷人买房，有的则是政府补贴房租。这里单说政府对于地产商的约束政策，许多地产商都想从政府手上低价拿地，或者享受税收减免优惠。于是政府定下条文，规定凡是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的房地产项目，无论出卖还是出租，都必须保留若干比例的房屋或者单元，用于参加政府对穷人住房的援助项目，有些优惠到半价，有些甚至更低，可以低到相当于穷人收入的三分之一。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们家就住在旧金山湾区一栋豪华出租公寓内的一个两居室，楼内服务设施接近五星级酒店水平，大多数租户要支付两千多美元的月租，但他们夫妇仅支付500，刚好是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一，但房屋质量和服务水平完全一样。这个小区共有两栋楼房，三百多单元，其中十分之一参加了政府的廉租项目，因为这里原来是两座政府废弃的老旧建筑，用优惠价格卖给了这家开发商。读者也许会问：那岂不是要让富人和穷人混住在一起吗？是的，我也就此问题请教过政府住房机构，他们回答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各个阶层的人民住在一起，不分种族、肤色、和穷富”。当然，目前美国政府在廉租服务上还有很多缺点，财政困难，狼多肉少，符合条件的困难户要排队轮候，往往要排几个月到几年时间。但毕竟他们有这项政策，而且也在认真执行。真正困难的住房户们，总算有一线等待希望。请注意：这里说的可是资本主义的房屋市场和资产阶级“虚伪民主”下选举出来的政府，不知道他们的经验，对于“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政府和中国房地产商们，是否也有某种参考价值？
两个城市，两种命运
现在回归主题，继续探讨不同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如果引导出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为了对比说明，不妨引用我经常跟学生们探讨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两个面积大小相等的穷乡僻壤，同时发现了有开发价值的矿产（什么矿都一样），于是资金、劳力、技术和设备大举涌入，很快形成了规模可观的两个城市A和B.A市采用普世价值的治理模式，制度开放。经济上鼓励各行各业自由竞争，不许垄断。当然核心产业是采矿（第一产业），但对矿产的精细加工（第二产业）和其它服务业也应运而生。竞争的结果形成平均资本平均利润，没有任何人一家独大，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超额利润。另外，由于政治开放，言论自由，政府民选，司法独立，所以居民有什么怨言都可以诉诸媒体，有什么纠纷就入禀法院。媒体的追踪和司法的清廉，逼迫官员们洁身自好。假如某个政党和个人政绩不良，形成民怨，下一轮选举就要下台走人，把政权交给自己的对手（在野的反对党）。尽管每隔几年，都会有一轮宣战，让选民利用手中的选票表达他们对政策和官员的支持或者反对。游行集会和激烈的辩论都会有，但是没有冤民上访和自焚抗议等激烈的抗争手段。
若干年后，A城的矿业资源枯竭，矿工和管理人员们只好另谋出路。年老的退休，年轻的重新学习和转换岗位。由于二三产比较发达，教育和培训及时到位，绝大多数人都能找到比较满意的出路，只有少数对现代科技接受比较慢的人，需要领取社会救济，继续缓慢的学习过程。工人的子女就比较幸运，因为他们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所以就业出路比较好，成为新兴产业（电子、网络、信息、新能源等产业）的劳动力和技术骨干，薪水福利都比他们的父辈好很多。已经废弃的矿区，改建成博物馆、公园和新兴的居民区，配套服务措施也比较现代化，因此地产价格稳步上升，许多退休矿工和他们的后代，都迁入了新建的居民楼。整个城市没有走下坡，而是继续稳步朝可持续道路发展。
而B城则坚持某某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采用二元体制的管理办法。首先维持一个庞大的政府公务员制度，修建若干政府大楼，维持五套班子和各种执法人员的巨大开支。矿上的管理阶层和主要技术骨干，都是从外地调入的有编制人员，基本上也是吃国家饭职工，而生产工人，特别是高危险高伤亡的矿工，都从农民工当中招聘。因为矿产品属于国家统配（统一调配），价格由政府制定，所以虽然定价平平，但工人的薪水和福利很差，基本上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所以这个矿的利润率奇高。这些农民工都没有自己的住房，平常挤住在集体宿舍里，娶老婆也只能在农村安家。后来政策放宽，允许矿工的家属来城里“暂住”，于是，有些城市居民就把自己的仓库和凉房扩建一下，也有些周边农民在自己院子里盖两间小屋，租给矿工当家属房。因为这里的二三产业并不发达，因此，矿工们的家属也难以找到就业机会。他们有了小孩，需要入托和上学怎么办？政府说，不能上城镇户口，只能回原籍农村去。有些矿工胆子大，也有些知识分子看不过去，于是凑点资金，租几间房子给子女们办个农民工子弟学校，但常常遭到地方政府的阻挠和打压，动不动就给子弟学校贴上封条，说是“非法办学”。这样的结果，导致农民工的下一代仍然跟父辈一样，缺乏现代科技知识，只能从事简单劳动。歧视农民工的目的，是不让他们和他们的老婆孩子融入城市，要强迫他们永远把根留在农村，等哪天他们本人没有剩余价值可以榨取的时候，就把他们赶回农村养老，理由是他们在农村还有一块“社保田”。这样一来，政府就不用负担他们将来的养老开支。
若干年后，B城的矿产资源也逐渐枯竭。官二代和富二代们，看到这里形势不妙，前途渺茫，于是转移阵地，孩子们能出国的出国，能升迁的升迁，把资金调往更有吸引力的地区，或者生活条件更优越的大都市。政府看到税源减少，转而依赖土地财政，鼓励地产商在废弃的矿区盖楼。因为土地售价相对便宜，房价上升很快，由三千一平米涨到两万多一平米。于是热钱大量涌入，上百栋高层居民楼拔地而起。买家是谁？穷人买不起，富人买了再转手倒卖，都是为升值，不是为住人。最终，大片房产沦为鬼城。资金链断裂之后，房价又从两万跌回三千，还是没人买，没人住。白天鸦雀无声，夜晚漆黑一片。几十万矿工和家属，继续租住在贫民窟中。二代农民工长大了，还只能继续当农民工。由于二三产业落后，就业出路极少。于是许多男孩子结成帮派，胆小的偷，胆大的抢，靠黑钱谋生；女孩子则沦为娼妓，兴旺了无烟工业。把一个原本繁荣过的城市，变成了令人生畏的罪恶之都。这样的鬼城我参观过好几个，为了方便归纳和抽象，我把它们的一些特征合并起来叙述，请不要对号入座。
简短的结论
拉拉杂杂，已嫌太长，应该收尾了。下笔万言，无非想说明我对剩余价值论的重新思考，包括如下三个要点：
第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有对有错。它指明了财富的来源是人类的脑体劳动是正确的。但引申成资本剥削劳动，是错误的。只要在法制化的市场条件下，维持等价交换原则，生产要素之间的买卖关系就属于公平交易，资本合法占有部分剩余价值不是剥削。只有违背等价交换，强买强卖的垄断欺诈，才构成剥削，无论垄断来自政府，还是来自寡头，性质都一样。
第二，法制化的市场经济，不会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无论绝对贫困化还是相对贫困化。马克思的贫困化的理论，不但违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且不符合马克思所说的“道德标准”。道德标准制约下的社会舆论，工人阶级的集体抗争，加上民选政府的公平立法和公正执法，可以保证工人阶级参与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因此，工人的工资构成，绝对不是仅仅补偿他的劳动力支出，而且还有一个增加部分。这个部分的多少，取决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动与博弈。根据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的第二种含义，假如工人不能参与剩余价值的瓜分和相关产品的消费，那一部分产品将会成为无效生产，其价值（包括原有价值和剩余价值）将无法实现，不但资本家的投资难以收回，其赚钱的欲望更无法满足。因此说到底，资本家即使仅仅为了自身利益，也需要工人阶级参与剩余价值的瓜分。这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做到“水涨船高”“有差别共同富裕”的秘密所在。
第三，法制化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孪生兄弟。二者的结合，虽然未必是人类最好的制度，但肯定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制度。所谓普世价值，也就是世界各族人民，都渴望两种制度的有机结合，能逐渐普及到世界各个国家。号称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所鼓吹的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货币等），曾经误导过半个地球，至今还在继续误导极少数国家和不明真相的民众。但实践已经证明“此路不通”，如今我再试图从马克思自己的理论逻辑，来探讨谬误究竟出在哪里。如果不辨真假，继续接受马克思错误理论指引，不但无法带来可持续性的发展，反而破坏文明、公正和生产力的健康成长，只能激发人性恶的极端发酵，无异于鼓励弱肉强食，回归丛林法则，听任政治腐败，社会溃烂，生态毁灭，人类良知与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是否言过其实，杞人忧天，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纵览中国》首发：Monday，November 17，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