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尔论俄国革命(一)

(奥托.鲍威尔<1881一1938>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身于犹太资产阶级家庭,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期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起任该党的国会党团秘书。1918年10月奥地利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长和社会化委员会主席,1919年10月退出政府。1920年以后一直为国会议员。1923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成立后一直是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局委员。1934年为逃避德、奥法西斯政权的迫害流亡到捷克,1938年又逃到巴黎,不久病故。

鲍威尔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一些理论家曾分别从哲学、经济学、法学、民族问题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和论述,并作了一些修正,形成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派。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他主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实行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落后国家则应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他反对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晚年他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改良社会主义应当互相让步和调和,形成一个“整体社会主义”。因此,二战以后,德奥等国有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认为他是“第三条道路”的最早倡导者。

下面,让我们从鲍威尔的一些文章中,了解他是如何批判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先看看鲍威尔在1918年2月24日写的《布尔什维克和我们》中的论述:

布尔什维克只代表俄国人民的少数。但是他们依靠“赤卫队”和大部分军队的武力的支持巩固了自己的势力。他们由于镇压了同他们敌对的多数才使自己得到了巩固;因此他们必须查封报纸,监禁敌对党派的领袖,驱散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现在就这样在整个广大的俄国重复他们15年前在党组织的小范围内做过的那种尝试:革命的少数对那些糊涂的、未受过训练的、还没有明确目标的多数实行专政。但是,15年前他们在党组织内的专政只是依靠一个组织章程的条文(注:指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决裂。列宁坚决主张党组织实行集中制),它现在依靠的则是“赤卫队”的实力。

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获得了一个完全独特的、使西欧和中欧的社会民主党人感到陌生的特征。

首先,它使自己同传统的民主口号对立起来。布尔什维克把由普遍的和平的选举选出来的议会所代表的民主共和国这一最初的斗争目标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他们针对这种理想提出了一个“苏维埃的苏维埃”的新国家理想,即应当由一个全俄国的工人士兵苏维埃选出来的委员会来管理国家。这样,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事实上连多数农民对他们所服从的国家意志的形成都起不了任何作用。产业工人和士兵尽管是国家人口中的少数,但国家完全由他们统治。

(在布尔什维克看来,俄国公民中的大多数都是工人阶级的敌人:资产阶级和地主当然是阶级敌人,大部分的农民和知识分子事实上也被布尔什维克视为阶级敌人。布尔什维克自称代表产业工人,可是产业工人在俄国人口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最多占2%。而其中只有极少数是跟随布尔什维克的:在十月革命前夕,产业工人中只有5.3%是属于布尔什维克党控制。这就注定这个新政权别无选择,只能实行专政一一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以及一切其他阶级实行专政。这种专政,很快就会变成极权主义的政体,这是由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必然如此的结果。只要布尔什维克党人要保住他们的政权,他们就得依靠暴力实行专横的统治。而且,布尔什维克党人绝不会放松他们的权力,更别说放弃了。这项原则具有普遍性,所有那些后来才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莫不如此。

列宁给“专政”下的定义就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绝对不受任何规章制度的束缚,它完全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列宁之所以如此,一是他视法律和民众如草芥,二是他要吸取历史上的教训。列宁从研究历史中得知:所有过去的那些社会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们半途停顿下来,让它们的敌人得以残存,并重新组合起来进行反扑。所以他要用暴力一一毫不留情的、全力以赴的暴力去巩固新政权。不过,列宁也知道,这种滥施暴力的时间不能拖得太长。所以他曾引用了马基雅维里的一段话:“如果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必须采取某种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必须以最有效的方式,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因为人民大众不能容忍有人长期地诉诸暴力。”可是,实际上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之下,暴力行为却成为一种经常釆用的手段。

列宁对普选制历来釆取蔑视和抵制态度,罔顾民意,独断专行。十月革命前,临时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推迟立宪会议的选举。十月革命后,列宁很快就批准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在全国79个选区中,有9000万选民参选投票,结果是:社会革命党得票率为58.5%,布尔什维克为25%,立宪民主党为5%,孟什维克为2.6%。这个结果,一点也没有使列宁感到难堪,他让立宪会议如期开了一天会,第二天就用武力强行把它解散了。列宁所建立起的政府——人民委员会基本上是一个行政门面,它只是执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指令。列宁还把原先的一切司法章程、法律法规全部废除,而把司法工作交给革命法庭以及新成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去处理。此后,布尔什维克开始了红色恐怖统治。)

1919年,鲍威尔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到社会主义之路》,论述了他理想中的走向社会主义之路。他在指出当时经济困难的德国所能找到的唯一出路只有社会主义后写道:

“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新秩序呢?……”

“……有些人认为社会的变革也能像政治革命那样迅速和突然地完成。有那么一天,工人就会一下子占有了所有的工厂、矿场、企业、银行和农庄,并且把资本家和他们的经理轰走了事;这样的话,那么早晨还属于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晚上就成了劳动人民的财产了。事情真的能够这样发展吗?社会革命真的能够这样迅速和简单地实现吗?

“和我们的幸福密切关联的有两件事情:第一,整个国家究竟生产了多少财富;第二,财富是如何分配给社会各阶级的人民的。社会主义必须首先改变财富分配的形式。……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也不能按照平均主义方法来分配财富。对于勤劳的人要比懒惰的人给予较好的报酬;不然的话,就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勤劳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对那些改进工作方法的发明家以及那些为国民经济指出新途径的人,比对那些不费思索而只完成日常工作的人所给予的待遇当然要较为优越;不然的话,就不会有更多的人努力改进工作方法了。只有对社会的真正贡献才能享受多分社会劳动成果的权利,而不是由那些世袭地产和毫无顾忌地攫取得来的资本享受这种权利。所以说,社会主义要首先改变整个财富的分配制度。但是在改变分配制度的同时,必须不减缩财富生产才能有益于劳动人民群众。因为,假使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所生产的财富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的财富的一半,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工人生活决不会好转,也许甚至比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生活更坏得多。这就是说,如果可分配的财富减少了,即使是最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也是无济于事的。因此,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的职责是:必须在不使财富生产受到影响的情况下进行公平合理的财富分配!

“……也就是说,社会的劳动果实越少,社会所拥有的财富量越少,那么即使釆用最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分配到每个人手上的财富也越少,每个人能够消费和享受的财富也越少。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任何行动不得导致生产机器的更加破坏,原料来源的更加困难,财富生产的更加减缩,以及我们的劳动总产量的更加减少。我们的赤贫迫使我们进行较为合理的财富分配,但是我们的贫困也迫使我们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贯彻这种变革。

“如果我们现在想象一下,突然一天,工人们用暴力占有了所有企业,他们直截了当地轰走资本家、资本家的经理和管理人员,并且他们自己掌管了企业的领导权,那这种变革当然只有在流血的内战中才可能实现;……所有这些现象的结果,不外就是所生产的财富比现在还要少得多。不错,财富的分配比从前合理了,即使如此,每个工人的所得并不能增多,或者甚至比现在所能得到的还会更加减少,其原因就在于生产的财富减少了,所以财富的分配量也就必然随之减少。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来改善处境的人民,面对这种事实会感到很大的失望,这种失望可能会驱使他们投向资本主义反革命的怀抱。

“所以我们不能通过这种方式走向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开创别的途径。我们必须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作,有目的地、稳步地、逐渐地建设社会主义。任何一种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措施,都必须经过再三思考;这种措施不只是要照顾到财富的合理分配,也要照顾到财富生产的改进;除非能同时建立起社会主义的财富生产的组织结构,不然不得破坏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组织结构。并且社会主义的这类组织结构,其完善程度至少也要不亚于资本主义同样的组织结构。政治革命是暴力所能完成的事业;社会革命只能通过建设和组织工作才能完成。政治革命是几小时中所能完成的工作,社会革命却是勇敢地、深思熟虑地经进行多年工作的成果。……如果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无产阶级所负的使命就是一个全新的任务,完成这个新任务就不是革命的手段所能胜任的了。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政治革命永远只能是‘为未来社会基本要素扫清道路’。在这种基本要素的基础上建设新社会正是这样一种任务,它不能通过巷战的方式,也不能通过内战的方式,而只能通过创造性的立法工作和管理工作来完成。”

(鲍威尔在上述论述中着重指出一点:社会主义社会分配方面的职责应该是“必须在不使财富生产受到影响的情况下进行公平合理的财富分配”。也就是说,不能杀鸡取蛋,不能竭泽而漁。他指出,暴力消灭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内战,而内战不可避免地会破坏大量的生产资料,并导致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经济封锁,国内企业关门倒闭。而且,那些具有领导企业的必要知识的大多数管理人才、科技人员将采取拒绝合作的态度,广大工人在社会动荡中也没有劳动积极性。在此情况下,经济下滑不可避免。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关系再怎么调理,生活水平也不会提高,甚至还会降低。

但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在此问题上反其道而行之,上台后即立刻开始消灭资本家、地主、富农,迫害知识分子,用工人委员会和贫农委员会取而代之,对俄国的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三年后,列宁不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釆取让步政策以发展经济。)

俄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生产资料公有制(实为官僚所有制)后,给俄国经济带来的后果并不是繁荣昌盛,而是百业凋敝。鲍威尔在上述文章中的预言全都不幸而中,成为现实了。

残酷的内战迫使苏维埃政府放弃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项政策由四项主要措施组成,即:(1)实行余粮征集制,农民必须交出全部余粮——有时甚至是一部分口粮——给国家;(2)全部企业的产品一律归国家所有,由国家进行统一分配,监督日用消费品的供应,加速实行工业国有化;(3)取消自由贸易,城乡一切产品的交换由国家垄断,实行实物化工资制;(4)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强迫资产阶级参加体力劳动。

“战时共产主义”这种非常时期的特殊政策,一方面保证了国内战争的胜利,为苏维埃俄国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必需的条件;另一方面,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国内和平局面的恢复,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了给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带来的严重后果。总之一句话: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以广大劳苦民众的鲜血和眼泪换来的。

这首先表现为工业生产萎缩,工业产值锐减:俄国全部注册工业的产值,1920年比1917年下降了23.4%。全国工人人数下降到不足战前的一半。一些主要工业产品1920年的生产情况是:煤产量为870万吨,约为1917年产量3130万吨的28%;石油产量为390万吨,约为1917年产量880万吨的44%;铁产量为12万吨,约为1917年产量300万吨的4%;钢产量为19万吨,约为1917年产量310万吨的6%。农业生产遭到空前未有的破坏。1921年的耕地面积锐减至5300万俄亩,约为1916年7920万俄亩的67%。粮食产量1920年为4520万吨,只有1917年产量5460万吨的83%。农产品的商品率大大下降,作为城乡联系重要途径的铁路运输的情况日益严重。1920年可以运行的机车数为3069台,约为1917年17012台的18%;而到了1921年春天,由于燃料供应严重不足,又有一千台机车停运。1920年可以运行的车厢有146706节,约为1917年482991节的30%。

国家财政预算赤字逐年增加,1918年为支出总额的66.6%,1919年为77.3%,1920年高达86.9%。大量发行货币,结果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自1918年至1920年,通货膨账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9.2%,最终使货币几乎失去价值。

广大工农群众对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奇缺、对国民经济每况愈下的状态、对国家所实行的管理经济的方法,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从1920年底至1921年春天,在俄罗斯东南部、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农民武装暴动此起彼伏,参加人数达十万计。1920年10月,全国最大的机器制造厂——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开始行动。10月19日,工厂停工,工人罢工,提出的要求是:提高工资,实行计件工资,发放鞋和衣服,降低工会所出售产品的价格和发放粮食奖金。1921年2月28日,更是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参加叛乱的士兵大都是刚刚来自农村的农民。他们喊出的口号是“人民的苏维埃政权万岁!”“打倒CP党人!”喀琅施塔得叛乱使国内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发展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经济危机导致了政治危机。所以,列宁这样指出:“1921年春天的经济转变为政治:‘喀琅施塔得’。”

但是,曾几何时,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普遍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经验。在这种经验下,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普遍对俄国的社会主义持“凯旋式的”乐观态度。1920年10月,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甚至都不谈社会主义了,而是大谈共产主义。他说:“现在50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指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列宁甚至说:“现在是15岁,再过10一20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历史是无情的。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乐观预测并没有实现。仅仅在半年之后,列宁就不得不放弃“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不得不开始迂回曲折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而这种过渡、这种转折的结果,列宁是看不到了。他只能默默地躺在红场的陵墓里,注视着这个不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俄罗斯了。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27)

在莫斯科排长队买肉的行列中,两个苏联人在对话: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不再排长队买肉呢?”

“到共产主义社会就不用再排队了。”

“你有什么根据呢?”

“因为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排长队把肉买光了,到共产主义社会没肉可买了,也就不再排队了。”

荀路2018年10月初稿
2020年5月19日修订稿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