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斯洛伐克总统安德烈·基斯卡,跟前来参加仪式的捷克总统、匈牙利总统、波兰总统、德国总统和乌克兰总统齐聚斯洛伐克共和国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纪念天鹅绒革命25周年。

捷克

11月16日,斯洛伐克总统安德烈·基斯卡,跟前来参加仪式的捷克总统米洛甚·泽曼、匈牙利总统阿戴尔·亚诺甚、波兰总统布罗尼斯瓦夫·科莫罗夫斯基、 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和乌克兰总统彼得·波罗申科齐聚斯洛伐克共和国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纪念天鹅绒革命25周年。

在仪式上,斯洛伐克总统安德烈·基斯卡表示,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成功提醒着人们自由和正义是不可战胜的。他还表示,在11月17日获得了自由,但这自由不能成为以后所犯错误的借口。他认为,自由不是奖励或礼物,而是一个长远的计划。

讲话结束后,基斯卡晃动起当年天鹅绒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 —- 钥匙。25年前,人们在寒风中掏出口袋里的钥匙摇晃,用这种嘲弄的方式告诉共产党人:你们该下台了。

纪念仪式上还播放了两个纪录片:“天鹅绒革命”和1988年的“蜡烛示威”。

六国总统点燃蜡烛,放到纪念碑前,進行烛光悼念。

25年前,柏林墙轰然倒下。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东德共产独裁政权的解体。它的发生加速了东欧共产党各国的变化。捷克随后发生的天鹅绒革命,罗马尼亚发生的推翻齐奥塞斯库的革命。1989席卷东欧的剧变使东欧摆脱了40年的共产主义。下面转发一篇亲历当年东欧巨变的BBC资深记者约翰•辛普森(BBC现在的国际事务主编)在20年后重返德国、捷克和罗马尼亚的访问手记,重現历史真相。

25年前的1989年11月9日,冷战时代最具象征特色的柏林墙倒塌了。随后,东欧国家在经历了四十年的共产党统治后,开始了和平演变。

布拉格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广场可以说是布拉格最著名的地方。说是广场,实际上这里更像一条从山上延伸到山下去的大道。这个广场见证了捷克过去数十年的许多重大时刻:1939年抗议纳粹德国入侵的示威、1969年抗议苏联入侵和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

1989 年11月,我当时就在瓦茨拉夫广场现在马莎百货公司大楼的阳台上,放眼看下去,广场上人山人海。

凛冽的寒风中,人们掏出口袋里的钥匙摇晃,用这样的嘲弄方式告诉共产党人:你们该下台了。

阳台上,从门后出来了两个人。广场上的民众一见他们俩顿时沸腾起来。

其中一人看上去年纪很大,身体很弱,弯着腰,动作很慢。年轻的那个,对待这位老人的态度显得小心谨慎,好像对待父亲一样温顺。

作家总统哈维尔

年轻的那位是瓦兹拉夫·哈维尔,作为剧作家和异议人士,他成为捷克“天鹅绒革命”的道德领袖。

年长的那位是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因为领导“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被解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1970年后更被下放劳动改造。

从1969到1989年的二十年间,他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就在那一刻,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担心,眼前的这场革命对他来说太迟了,因为他已经上了年纪,饱经沧桑。 不过,在人群的热烈欢呼声中,杜布切克的声音又显示出了力量。

接着,哈维尔也发表了讲话。因为哈维尔长期被监禁,不准公开讲话,很多人只知道他的名字,却从来没有听过他说话。不过,他很快就赢得了听众的欢迎。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示威抗议的队伍,当工人们开始罢工后,捷克的共产党政府垮台了。

之后,群众开始高呼“哈维尔去城堡”。布拉格城堡是捷克历代国王的宫殿,也是后来捷克总统办公地点。民众这一呼声实际上是要求哈维尔当总统。

异见人士

1983年,我作为BBC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前往布拉格采访一次共产主义国家召开的和平大会。 我也是在那一年的这次大会期间到布拉格一个公园第一次见到哈维尔。当时公园里应该布置了一百个秘密警察,他们躲在树上,树丛里,长凳子的后面。

在苏维埃的庞大帝国中,捷克斯洛伐克对人权的侵犯程度是最为恶劣的。 哈维尔本人策划了七七宪章运动,要求共产党政府在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后兑现自己的人权承诺。因此,他一直被抓又被放,在监狱进进出出。

1968年“布拉格之春”运动被苏联残酷镇压后,成千上万的人被迫改变了他们正常的生活。他们找不到工作。以前一直有人说,捷克斯洛伐克守夜人和水暖工的受教育程度是世界上最高的。

1970年代,欧尔达·切尔尼丢掉了在一家出版社的工作。1989年天鹅绒革命之后,他成为哈维尔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但是在这之前的十多年,他一直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抚养年幼的孩子维持家庭。

切尔尼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干过翻译,当过口译,有时为英美电影配写捷克字幕。有时实在缺钱,他就到码头去当搬运工。

虽然切尔尼回忆说,当时的生活多姿多彩,但实际整个社会气氛是相当压抑的。 布拉格的捷克共产党政府比苏联政府还要强硬。

切尔尼回忆当时造成压抑气氛的主要原因是恐惧感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大家彼此怀疑,讲话凑到耳朵边小声说,在家里对孩子说完全不同的一番话,又总是叮嘱孩子不要到外面、到学校去讲。

全民革命

在革命者召开记者会的“神灯”剧院,当时彼得・埃克尔和玛丽亚・苏卡两人都是剧院工作人员。

彼得是“神灯”剧院的舞台管理员,玛丽亚负责服装。他们在剧院认出一个现在放垃圾的地方以前曾经有一道门。为了躲避当局的监听,彼得从剧院楼上的花店延长了一条电话线。如果革命失败,警方突袭剧院,这个地方可以上锁,让哈维尔在里面给自由欧洲电台或者BBC英国广播公司,或者其它媒体打电话,让外界知道革命者遭到了当局攻击。

彼得说他很惊讶会参与革命,因为他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没有革命性,但是剧院内十之八九的人都支持当时的革命。

1989年11月24日,革命者们的记者招待会突然中断了,因为有新闻报告说,共产党政府集体辞职。

多年以来,我一直牵挂着捷克斯洛伐克。它曾经是那么一个有尊严的国家,似乎天生就崇尚民主制度,但是因为英国人在1938年将它交给了希特勒,这个国家从此便落入独裁专制的魔爪。

不过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捷克斯洛伐克的变化速度之快也令人惊叹。曾经在天鹅绒革命成功后担任哈维尔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切尔尼回忆说:“1989年元旦你还在想:今年是不是移民海外的好年份呢? 到了年底,哈维尔已经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了。”

切尔尼担任哈维尔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过程也颇具戏剧色彩:他并不愿意担任新政府的工作,但是哈维尔竞选总统的条件之一是他的朋友们都能参加新政府的运作。几个月后,当切尔尼终于答应时,只有国家安全顾问这一个职位还缺人,结果他只好走马上任。

现在回首当年,让我最佩服的是这样一场革命居然如此平和,如此守法。我这一生中见过不同的革命,通常都有一些怨气,有一些令人觉得可恶的成份,因为总会有人在革命得逞后报仇雪恨。应该说,捷克人也完全有权这么做,打砸烧抢,把万恶旧政权的奴才们痛打一顿。但是他们自觉选择不这么做。人们说:我们跟别人不一样。

这些作家、诗人、记者和摇滚歌手们推翻五十年的专制独裁政府时,连一块玻璃都没有砸破。因此,共产党人没有被禁止参政。25年过去了,他们还活跃在捷克的政治舞台,还自称共产党,还有大约百分之十五的民意支持率。

现在的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就是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当选的。

摇滚乐手部长

只有在捷克,你才能见到这样一个政坛奇特现象,那就是摇滚音乐家兼任政府内阁部长。米克哈伊・科卡布一直都是个摇滚乐手,但他也擅长调解矛盾。天鹅绒革命期间,他将共产党员和异见人士拉近距离。之后他安排了苏联军队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出。现在,除了跟他的摇滚乐队一起演奏,他还是捷克的人权事务部长。

科卡布说:“摇滚音乐让我在做部长工作的时候能不那么墨守陈规。我不是那种喜欢官僚作风的人,也不会被权力腐化。我对自己的官位完全没有依恋情绪。到我卸任的时候,我会迫不及待地下台,高兴地回到我的音乐老本行。”

25年前,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撕掉了他们的党员证。很多人都觉得共产党应该从那以后在政坛绝迹了,但实际却没有。现在有些人问,这是不是当时犯的一个错误,因为现在有些年轻人,他们完全没有在共产党强权统治下的生活经历,却希望回到过去。

共产党人

卢卡斯·弗罗伯尔今年才22岁,19岁时开始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他说,因为他看到身边的失业情况,开始读马克思和列宁的书,还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因为号召开展“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共青团在2008年被取缔。现在该组织已经放弃了这一主张,也修改了组织的名称。卢卡斯对1989年的革命抱反对态度:

在卢卡斯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没有机会充分发展。但是如果你问他过去共产党政权的所有失败之处,如暴政、拘押、审判等等,他的回答带着令人不安的斯大林主义口吻。在他看来,二战以后,共产党政权不得不保卫自己。当然就要把成千上万的人监禁起来。

不过,捷克并没有太多像卢卡斯这样的年轻人。25年过去了,这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1990年代初期,捷克和斯洛伐克分成了两个国家,而且都成为欧盟成员国。在布拉格,轻铁还在,经过像马莎这样大百货公司和许许多多鞋店。以前笼罩这个国家的灰暗却不复存在,到处色彩斑斓。在神灯剧院的彼得和玛里亚看来,有一样重要的东西—自由,在1989年之前肯定是不存在的。

在曾经担任哈维尔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切尔尼看来, 在1989年革命成功之初,人们没有意识到专制造成的破坏是那么大、那么深、那么伤筋动骨。

他说,捷克人虽然花了不少年的时间才改造了他们的房子、换了他们的车子、建起了新的购物中心,但是思想上,灵魂深处,共产主义的后遗症还在,这个社会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才能回到正常。

来源:独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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