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转胜章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十三团阀门厂被定为营级编制，原先的一连改编为以铸造为主的一连和以加工装配为主的五连。一连的领导班子也进行了调整，指导员赵兴福被调去参加地方军管，申胜章调来担任副指导员。为了安慰从部队刷到兵团的现役干部，一般都要给他们提一级，这位副指导员在部队大概是文书一类的排级干部。
第一次见到申胜章是在全连大会上，他中等身材，面容消瘦，虽竭力摆出英武之态，仍难掩几分猥琐。此人不苟言笑，也很低调，经常感慨“连伯达同志都说自己是个小小老百姓，那我们咧，算什么？就是草民”。他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一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样子，非常普通甚至平庸的一个人。记得在一次董连长主持的生产调度会上，申胜章不但一言不发，还摆出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会议最后安排连首长分工，当时生产分为白班和夜班，董连长希望申胜章能够分担一部分，他却似醒非醒地说了句“我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引起董连长极大的不满。
没过多久，申胜章由副指导员提升为指导员，像是从惊蛰中复苏，整个人立刻变了模样，工作中一反常态，异常积极认真，说话也不再轻声轻语，变得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我们连的工作环境是比较恶劣的，为了便于搬运，铸造车间的门窗都被拆除，冬季北风肆虐，苦不堪言。一天恰逢申胜章来车间巡视，一位兵团战士说了一句“指导员，冷啊”，指导员却回了一句更冷的话：“冷？使劲干活就不冷了。”真是令人拍案叫绝。
指导员，冷啊… …
冷？使劲干活就不冷了。
除了浇注时高温的灼烤，粉尘也非常多，尤其是混砂、退火等工种，即使戴防毒面具也无济于事。记得有一次混砂班竟然把农药误当作膨润土使用，当铁水浇入砂型时，刺鼻的浓烟升腾而起，大家掩着鼻子开玩笑说，这下把肚子里的蛔虫都熏死了。
混砂班的班长路彪对工作环境的恶劣曾提出意见，在全连大会上遭到申指导员的痛斥，上纲上线到对抗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导。
在日常生活中，申指导员也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时刻抵御着无所不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他最擅长的本领就是从空气中嗅出阶级斗争的味道。
有这么一根神棍整天在头顶晃来晃去，我只能小心谨慎地蜷缩在说不尽的注意事项里，更何况我明显地感觉到他的目光中含有一种强烈的敌意。我听说不久前他对我的评价是“思想复杂”，后来很快演变为“路线斗争觉悟低”，照此发展，迟早还会继续升级。
紧躲慢躲还是没躲过去。那天，我正在宿舍里下围棋，申指导员走了进来，他冷眼旁观一言不发。为了打破尴尬，一位兵团战士小心地赔着笑脸说：“指导员，您也来一盘？”申胜章却像是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先从鼻孔里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哼声，又狠狠地甩下一句“扣子棋，我从来不搞这套东西！”说完后头也不回，夺门而去。留下满屋人面面相觑。
在全连大会上，申指导员就“扣子棋”事件大发雷霆，在他眼里，下围棋竟然是在对抗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本来大家在工作之余打扑克下象棋甚至搓麻将都是很常见的事，申指导员平时也熟视无睹，“扣子棋”的封资修指数也不比那几样高，为什么偏偏令他如此深恶痛绝，这个疑问我一直搞不明白。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是在指导员身上我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无缘无故的恨。
申指导员用颤抖的声音愤怒地质问：“林副主席指示我们要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读毛主席的书，难道林副主席也错咧？！”
指导员甩出一连串的惊叹号，我在下面一声也不敢吭，心中无数匹草泥马奔腾而过。其实林副主席的原话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根本没有要求大家把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都用来读毛主席的书，否则还有时间工作和休息吗？
1971 年4 月，我偷听敌台的问题再次被抖落出来。
建国初期偷听敌台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行为，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有几位解放军飞行员收听了台湾的广播后陆续驾机叛逃，引起高层震怒。林彪有过一个关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讲话，其中有坚决禁止收听敌方广播的内容，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也曾发布过禁止看黄书和听敌台的通知。尽管法律条文中并没有把偷听敌台列为罪行，但谁会把法律当回事呢？“文革”中偷听敌台足以构成非常严重的罪行，许多人甚至因此被拉去打靶。而我的那场风波恰好发生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任何问题一旦沾上运动的包，性质立刻严重许多，运动就像拱猪中的草花10，一旦染红，立刻加两倍甚至四倍计算。
“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反革命，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浪费，说是“一打三反”，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一打”。这场运动已经开展了将近一年，大家都以为要平淡收场了，我的问题却被揭发出来，按申指导员的说法，“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董连长事先知道我遇到了大麻烦，却也爱莫能助，但是他仍然向我作出暗示，使我有了一些思想准备。
申指导员精神亢奋，表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连里成立了领导小组，并举办了“一打三反”重点学习班，成员除了我之外，还有陈斌儒、马文然和周明善。其中老陈只是挂了个名，马文然也只是被谈话一次，周明善受到不小压力，我则是重中之重，被责令老老实实交代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偷听敌台这个罪名实在太大，我承受不起，既然被逼得毫无退路，只能负隅顽抗。
我的确没有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至今毫无愧意。申指导员的判断没有错，我确实偷听过敌台，而且不止一次，但是我接受了以前的教训，每次都非常谨慎，指导员绝对不可能找到任何直接的证据。这就是我顽抗甚至反击的本钱。也就是说，指导员猜中了问题的要害，但要想完成致命一击，却无法抓住把柄，只能靠诬陷。
我首先要了解对手究竟掌握了多少材料，一切行为都要围绕这个目标。
学习班的第一天，一排的排长郑宝善找我谈话，他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别看他名字中有一个善，实际上绝非善茬。他满脸狠色，双目炯炯，死死盯着眼前的猎物，没有任何寒暄铺垫，起手就是先声夺人的当头炮，大声对我说：“你的思想根源由来已久，要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件一件老实交代，休想蒙混过关，也别跟我来那套里格儿楞。”我心里立刻一沉，知道麻烦大了，他们肯定已经知道了我在学校期间发生的事情。郑排长接着又弹了一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陈词滥调，他是复员老兵，以严厉著称，动辄大喊大叫，却不是口蜜腹剑的奸诈之徒。我希望尽快和幕后的主帅对垒，不愿和他这个先锋多作纠缠，索性以硬碰硬，回答说：“排长你不要虚张声势，有什么问题摆到桌面来。”郑排长勃然大怒，眼珠子瞪得溜儿圆，我亦毫不退让，双方都喊出了最高分贝，第一次谈话就这样谈崩了。随后郑排长向申指导员辞掉了这个苦差事，一去不返。后来听别人说郑排长其实对我并没有敌意，交手之后，竟然产生惺惺相惜之感。
郑排长硬攻无效，申指导员只好亲自上阵。我经历过几次挨整后，已非吴下阿蒙，既然如愿逼出对方boss，索性放手与之正面对决。申指导员像一只猎犬伺机撕咬，而我像一只兔子以命相搏，兔子垂死挣扎的求生欲望自然远远高过猎犬对美味的垂涎欲滴。比意志，我不会落下风。
下面这些是我对你的看法，你认为呢？
1. 对政治学习抓得不够紧
2. 团结同志不广泛
3 . 为人不直爽。
与郑排长相比，申指导员的花样要多一些，他并不是一味斗狠，而是先营造出一个比较轻松的环境。他表示想和我谈谈心，交换一下意见。他对我提了三条意见，第一条是对政治学习抓得不够紧，我心中暗自好笑，除了毛主席，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对政治学习抓得足够紧呢？对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我也不忍推辞，痛快地承认了。
第二条意见是团结同志不广泛，我觉得这条意见看似和缓，却暗藏机关，隐含着我搞小集团的意思。申指导员一反常态的和蔼早已令我更加警惕，我估计他采用的是先易后难，稳扎稳打，逐步紧逼突破的战术，我希望打乱他的节奏，便略带讥讽地回答说我的确团结同志不够广泛，尤其是未能和领导搞好团结，所以才有今天的局面。申指导员大概认为我会吞下这枚钉子，没想到我竟然作出反击，他沉默了一两分钟，提出了对我的第三条意见：为人不直爽。这其实是针对我不肯老实交代问题的一种委婉说法。
这条意见的杀伤力已经比较明显了，我当即要指导员举出实例，他自然是张口结舌，我叹了一口气，说我就是因为直爽过了头才被人抓住把柄，居然还被认为不直爽。其实我是很感谢他提的这个意见，使我趁机很直爽地发泄了一通不满。
申指导员很是恼火，口气也严厉起来，他要我交代问题，我一口回绝。我的立场是只回答问题，绝不交代问题，万一交代了对方仍未掌握的东西，岂不是给人家提供攻击自己的炮弹？几个回合下来，指导员终于失去了耐心，亮出底牌，将四位兵团战士写的揭发材料逐条念来。
事情的发展总算进入了我预设的轨道，我稍稍松了口气。
告密是很卑劣的，为人们所不齿，但是当年的政治伦理却大力提倡这种行为，理由是组织上永远是正确的，如果朋友的言行是错误的，知情人应该把这些情况向组织汇报。按照这种价值观和行为逻辑，毫不留情地揭发才是对朋友真正的帮助和爱护。揭发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动揭发别人，另一种是在组织的压力下被迫提供一些材料。显然前者的觉悟和智商高于后者，后者受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毒害，囿于哥们义气，不知道检举揭发是对朋友的教育、监督、挽救。到现在我仍对揭发我的一些朋友们表示理解甚至真诚的感谢，他们向组织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无可非议，只要不胡乱编造，就不会带来太大的麻烦。从一些揭发材料中，可以看出他们也尽了很大的努力设法减轻对我的伤害。
不出所料，揭发材料中绝大部分都是含糊其辞的猜测，所谓的证据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条，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如×××说我曾在夜里戴着耳机听收音机；×××说有一天满屋的人都在听敌台，其中可能有我；×××说有的人曾经用我的半导体收音机听敌台。这类问题都不难解释。夜里戴耳机听广播是为了避免打扰大家休息；既然满屋的人都在听敌台，请从中多找几位来证明其中有我，这应该很容易吧；我的一些物品如收音机照相机等经常被别人拿去使用，我并不知道去向，有时好几个月后才送回来，我最后见到自己的收音机竟然是在垃圾堆里，原来是马文然为了组装电视机把它的零件拆了。别人用我的收音机听了什么，我又应该负多少责任呢？
还有×××说我和陈斌儒某个下午在宿舍里听敌台，我的半导体收音机的拉杆天线早已经坏了，白天根本是收不到敌台的，这种揭发就是在帮我解围，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揭发人在玩无间道。还有一些揭发我唱黄色歌曲之类的无稽之谈更是于我毫发未损，并成为我反击的弹药。
其实我并不十分担心所谓偷听敌台的问题，我坚信做得滴水不漏，我担忧的是自己平时的一些言论很容易授人以柄。例如我曾经对当时的一首歌曲“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表示不屑，而这首歌的歌词正是源于毛主席的讲话。我还说过冬天的太阳和夏天的太阳给人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这句话其实是从林汉达先生的书里看到的。这类东西如果上纲上线，杀伤力也是非同小可。对于类似的指控，我一概推说不记得，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为将来留有余地，这是一年前被赵兴福指导员算计后得到的宝贵经验，此时派上了用场。
申指导员认为抓到了我的破绽，穷追不舍地问：“你的记性特别好，这是出了名的，怎么会不记得呢？”我回答说：“是啊，我的记忆力很好，为什么会毫无印象，我也觉得有些奇怪，应该是根本没有这回事吧，要不然让揭发我的同志来帮助我回忆一下？”
指导员心里很清楚，揭发人背后写材料虽然可以很积极，但没有几个有当面对质的勇气，这个难题他始终无法解决。我抓住这处软肋，再三提出当面对质的要求。我早有打算，如果有什么人胆敢来胡说八道，我一定要把他也搅进来，不惜倒打一耙，演一出杨子荣舌战小炉匠。
几天后，申指导员忽然换了一副面孔，满脸洋溢着政工干部的诚恳，对我说“你的成绩是主要的，大家有目共睹，你现在的问题仅仅是别人在偷听敌台的时候，你没有能够及时制止，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要有顾虑。你如果再坚持不肯承认，组织上就只好把材料交给群众，让群众下结论，群众说什么，就给你定什么，那样事情就大咧，你愿意把事情弄大吗？”他耐心地教导我一定要相信组织，要对组织忠诚老实，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虽然指导员破天荒地对我使用了肯定句，但为时已晚，无法打动我，我也随机应变，装出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回答说，我是非常相信组织的，现在的问题是组织不相信我。
这件事折腾了很久，后来双方都筋疲力尽，申指导员也拿不出更多的东西，总是唠唠叨叨地老调重弹，对这点破事我已经解释了许多遍，索性一言不发，不再回答。指导员说：“组织上苦口婆心咧，跟你说了那么多话，好像没什么用咧，不知道你听进去没有，也不知道你在想啥咧。”这个事我可不能告诉他，如果他知道我在想啥咧，会气得七窍生烟。因为他的那一套谆谆教导我实在听不进去，他说出的每一句话在我耳朵里都变成了一个词“放屁。”在他滔滔不绝的时候，我却在心里背围棋定式，如果赶上心情不好，就把他全家轮流问候个遍。
有一天，我看到申指导员严肃认真的样子，忽然忍不住笑了起来。指导员拍案而起，狠狠地盯着我，目光射出彻骨的寒意，他厉声说道：“你嚣张不了几天咧！”每个字都掷地有声，激荡着一股扑面而来的狠劲。
他接着宣布：“其他同志偷听敌台就是你指使的，你是敌我矛盾，你是抗拒从严，不承认也没有用，只要有两个人证明就能定案，这是党的政策。”
令我震惊的是我的罪状中还有工作中弄虚作假，拉拢后进同志，搞阶级报复等十分荒诞的条款。
瞬间我的身体一阵发软，内心忽然涌现出深深的恐惧。本来我以为指导员的底牌已经出尽，凭借这点材料根本搞不出多少名堂，那些道听途说的罪证也无法落实。谁知道他根本不在意什么材料和证据，而是直接端起屎盆子迎面泼来。
我们连的司号员王维新是包头知青，外号王老肥。有一次指导员和手下的亲信在连部商量如何整所谓“连长的人”，恰巧被老肥听到，感到非常震惊，他认为指导员只知道争权夺利，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味道。老肥平时与我并无来往，却特意来告诉我。因此我对指导员已不抱任何幻想。
申指导员把自己的道德底线拉到大腿根以下，非要置我于死地。事已至此，已经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羊无论如何辩解没有弄脏河水，狼是不会听的。回旋余地已经被这次谈话压缩到了零点。
申指导员软硬兼施，我软硬不吃，这并不是我足够坚强，而是我别无选择。如果把揭发出的问题上纲上线，按当时的标准，随便列出几条就死有余辜了，我总不能洗干净脖子请人来砍。在一些问题上我确实没有说实话，也不为此内疚，说实话也要先掂一掂脑袋的分量，也要分场合。地下党员被捕后说实话就是叛徒，我拼命给自己找出各种理由。
事后证明，我当时的做法是明智的，如果我顶不住，材料会当作成绩上报，处理也会很重，无异于自掘坟墓。我硬着头皮顶住，申指导员如果将没有做实的材料上报，不但无功，还可能受到无能的申斥。指导员从我这里无法直接突破，就把时间和精力用来搜集我在学生时期的材料，从而错过了最佳时机。
过了一段时间，学习班实在办不下去了，我的问题也暂时没有结论，于是向我宣布，因革命工作需要，调我去三排九班。实际上是撤了我的质量检查员的职。我觉得自己原来就是干翻砂的铸工，现在干回老本行也无所谓，如果这就是对我的最终处理，这个结果已经令我喜出望外，但我强烈地感觉到这只是第一步，实际上我已经有了更坏的思想准备。
申指导员不明白我为何敢于与他对抗，以为我依仗父亲撑腰，他高屋建瓴，以一种不容分说的气势当头棒喝：你父亲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他单位里的两派群众在许多问题上观点不一致，但一致认为你父亲是走资派，你父亲很早就是国民党空军的反动军官，虽然三八年去了延安，但不算参加革命。甚至还给我父亲戴上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帽子。
连我父亲的问题也调查了，看来申指导员绝不肯善罢甘休，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事已至此，也只好等待申指导员痛下杀手。
从那时起，我一直在等待某个夜里一群人一脚踢开屋门猛扑进来，一边晃动着手铐一边厉声呼喊着我的名字。我从床上慢慢地挺身起来，不卑不亢地伸出双手，还要给惊恐的同屋战友们一个许云峰或江姐式的微笑。这个场景已经在我的脑海里预演了无数次，连先迈哪只脚都设计好了。
夏天的一个上午，有人通知我去连部。到了连部，看见我的父亲正在说着什么，申指导员在一旁毕恭毕敬地连连点头。父亲见到我后很生气，要我认真学习，改正错误，不要有抵触情绪，还强调说领导是帮助你，绝不会整你。申指导员的脸痉挛般地抽动着，挤出一堆尴尬的笑容，忙不迭地说：“是的，是的，我们不是故意整你，你能有多大油水？”
大概是申指导员搞的外调惊动了父亲，他得到消息后赶了过来。在送父亲下山的路上，我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父亲沉思片刻，警告我说：“如果事情是这样，这个指导员是一个品质非常坏的人，你一定要多加注意。”
经过父亲的一番旁敲侧击，事情似乎有了一点转机，但我仍不敢乐观。有人曾悄悄告诉我，申指导员仍在暗中了解我父亲的情况，父亲当时仍未安排工作，而是到包钢参加劳动，但是已恢复组织生活，这些情况令申指导员摸不着头脑，有些犹豫。
等了许久的第二只靴子最终未能落下。当年9 月，林副统帅折戟沉沙，以自己和妻、子的性命，向红太阳作绝地反击，头颅掷处，好一似汤浇蚁穴，火燎蜂房。
九一三之后，“文革”的局面逆转，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申指导员嘴里平时总是把林副主席像口香糖一样嚼个不停，此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精神。看到指导员脸上挂满了梦想破灭后的无奈与惆怅，我终于确信，这一劫，过了。
1974 年，我有一段时间住在连部办公室，夜深人静时，曾几次暗中打开文件柜，我想全中国也没几个人看过自己的档案吧。我屏住呼吸，打开厚厚的口袋，里面装满了“一打三反”时收集的各种揭发材料。看来当时申指导员真是下了血本。负责外调的是一位女生排的排长，她和她的手下曾到我的母校呼和浩特二中外调，成果颇为丰硕。看到揭发材料中熟悉的姓名和胡乱编造的罪名，我不禁哑然失笑，甚至有几分得意。仅仅过了三年，我的那些言论已经有很大部分被历史无情地证实，再也没有资格充当恶毒攻击的罪证了，剩下的部分也将继续减少杀伤力，越来越拿不出手了。我的那些所谓的罪名已经成为历史笑柄。多年后有写过揭发材料的同学向我表示歉意，其实当年我并没有对朋友们产生丝毫怨恨，这些往事已经成为饭桌旁的笑料，当年的反动观点都成了先见之明，也成为今日吹嘘的资本。
1979 年初我返回北京，临行前厂部的杭乃树将我的档案袋递给我，叮嘱一番后笑着说，“阀门厂的档案数你的厚。”我用手指弹了弹沉甸甸的口袋，笑着回答：“我的光荣历史全在这里了，不会弄丢的。”
几年后我入党时，支部书记沈富海负责外调，我请老沈谈谈看了我的档案之后的读后感，老沈奇怪地看着我说：“你的档案非常干净，除了两张表格，什么都没有，找不着什么感觉啊。”当年辛辛苦苦搞来的材料已经了无踪迹，我竟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来源：微信公号：老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