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将军的故里洞口县山门镇与我的老家相距并不远，但直到2011年4月23日，我才得以到此一游，以继续自己的寻梦之旅。
山门乃雪峰山大门之意，1882年12月18日（农历11月初九），蔡锷就出生在当时的武冈州山门镇杨湾大坝上。蔡锷原名蔡艮寅，据他的弟弟蔡钟在其《哀述》一文中说：先兄锷生之夕，先慈梦行山坡间，倏有虎自松林来，抚之甚驯，寤顷之，而先兄呱呱坠地，故先慈呼之以虎儿，字之以松坡，所以志也。因为蔡母生他时，梦见一只老虎从松林中出来，故取名蔡艮寅，这自然有演义的成分。但蔡锷的出生地，现在的洞口县水东乡杨湾村大坝上，却实在是一个山清水秀，藏龙卧虎的好地方，他的旧居原址的背后，即为一座绵延不绝的山岭，山上满是青翠的松林。
我是4月23日由怀化直奔洞口的。自从2009年11月在长沙与黄兴长孙黄伟民先生一叙，并从黄老口中得知蔡黄两家几代人始终如一的深厚感情后，我一直有蔡锷故居一游的想法。在二十世纪初的湖南，有两个人为捍卫民国宪政民主制度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一个是1913年3月22日遭人刺杀而死的宋教仁，一个是1916年11月8日因护国战争呕心沥血而死的蔡锷。巧的是他们都生于1882年，不幸的是他们都英年早逝，使中国顿失擎天之柱。
从白帽轻衫的年少书生到高举宪政旗帜的血性军人
一般史家都认为蔡锷出生在邵阳市郊，生活在洞口山门。2005年5月，洞口县水东乡杨湾村大坝上村民尹大金在自家地里发现了一块清光绪九年二月（1883年农历二月）以”蔡正陵男艮寅”之名立的分路碑，才确知蔡锷的出生地在今洞口县水东乡杨湾村大坝上。蔡锷的父亲蔡正陵早年从邵阳移居武冈的山门一带，他靠打豆腐和挑货在乡间贩卖维持生计，在移居山门现蔡锷公馆前一直居无定所，正因如此，才导致现在有两个蔡锷故居之争，这多少也赶上了所谓名人故里相争大战的时代潮流。
洞口县城到水东乡约15公里车程。从水东乡往山门方向走1.5公里，便到了大坝上。我是与洞口的朋友、同为互助抗日老兵论坛志愿者的曾宪军一起来到那里的。本来是想只身前往山门，但车快到洞口时，我忍不住给宪军打了电话，他问了我此行的目的，然后毫不犹豫地答应陪我去水东和山门。他是开车来的，同行的还有两位志愿者邓老师和小马，他们三人本来约好当天去看国军抗日老兵，听说我要去山门蔡锷故居，便与宪军一起做了我的向导。
蔡锷出生时的蔡家老屋早已不存，当我们一路问询找到大坝上蔡锷出生的准确地址时，我们看到的只有一个芳草萋萋的空坪。站在此地，我无法遥想儿时的蔡锷有着怎样的童年岁月，只能从面前缓缓流过的黄泥江水中依稀感悟到他从小胸怀天下的志向源泉。大坝上的老乡们跟我说，他们一直以蔡锷为荣，可惜的是蔡锷留下的遗物他们没能好好的保存，都已经遗失殆尽了。其中一个年约七旬的老妇人还管蔡锷叫舅公，她奶奶是蔡锷的姐姐，她告诉我她家里本来有一张蔡锷穿着军装的照片，后来却被一个亲戚骗走了。我们试图寻找那块能证明蔡锷身份的分路碑，但据当年的发现者尹大金跟我们说，碑已被县里的文物管理部门弄走了，原址上也没有拓碑，已经什么也看不到了。
根据当地的传说，蔡锷天资聪慧，有神童之称。13岁时，瘦小的蔡艮寅骑在父亲蔡正陵的肩上赴县城考试，竟一举得中秀才，神童之名也在百里乡间流传开来。然而真正改变蔡锷命运的，却是1897年的长沙之行。那年，15岁的蔡艮寅步行300多华里来到维新变革思潮汹涌的长沙，在2000多名考生中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湖南时务学堂的头班，他的老师，就是后来开创二十世纪中国宪政运动黄金时代的思想大家梁启超。
清末的新式学堂对启迪民智、培养人才的巨大作用从蔡锷的同龄人，湖南另一位历史巨人宋教仁身上也可以得到印证。1902年，20岁的宋教仁从封闭落后的湖南桃源来到湖北武汉，从此迈出走向世界的步伐。而15岁的蔡艮寅比宋教仁更早、也更幸运地走出大山。从1897年起，这个白帽轻衫的少年，就一直追随着他的老师梁启超，再也不肯离开了。
梁启超对蔡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以失败告终，梁启超亡命日本，1899年，蔡艮寅与当年时务学堂10多名同学一起，飘洋过海来到日本，重新投入梁启超门下。关于蔡锷来日本的那段经历，蔡锷去世后，梁启超在其所著《蔡松坡遗事》里，有详细记载：到了戊戌政变，时务学堂解散，我亡命日本。当时那些同学，虽然受社会上极大的压迫，志气一点不消极。他们四十人中有十一人相约出来找我，可是并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他们冒了许多困难，居然由家里逃出来跑到上海。可是到上海后一个人不认得，又费了许多手续，慢慢打听，才知道我的住址，能够与我通信。后来我听说松坡到上海住在旅馆的时候，身上不多不少只剩下200个有孔的铜钱，也即20文钱……他们来了之后，我在日本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子，我们十几个人打地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那时的生活，物质方面虽然很苦，但是我们精神方面异常快乐，觉得比在长沙时还好……（《梁启超年谱长编》122页）
这样的文字即便现在读来也让人感慨万端，梁启超们当年之所以能掀起一场影响中国几十年的宪政运动，他们靠的不正是这种一般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信念吗？时过境迁，有多少人也是因政治原因而远渡重洋，但他们又有几人能抵挡住物欲的诱惑而执着于当年的追求？
蔡锷由书生到军人的改变来自他的一次反清经历。1900年，唐才常组建自立军，联络长江流域的会党准备举行反清起义。唐才常与梁启超是朋友，此次举义也为唐才常与梁启超等人一起筹划发起，在日本读书的原时务学堂的学生全部回国参加了自立军。可当年7月27日，起义领导人唐才常在汉口被张之洞抓获，不久被杀，起义遂告失败，时务学堂参予其事的学生死去大半，蔡锷因为事发时身在湖南长沙而幸免于难。而蔡艮寅改名为蔡锷也是因为此事的强烈刺激。后来蔡锷在黄忠浩资助下，再次东渡日本留学。经过这次磨难，蔡锷志向大变，产生了学习陆军的强烈愿望，因此多次向恩师梁启超提出要求实现自己的愿望。梁启超则对蔡锷说：汝以文弱书生，似难担当军事之任。蔡锷则苦求说：只须先生为我想方法得学陆军，将来不做一个有名的军人，不算先生门生。梁启超受蔡锷话语的感动，为其四处奔走，终于使蔡锷如愿以偿。1904年，蔡锷在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毕业，名列全班第5名。
在很多人的文章里，都认为蔡锷15岁离开老家洞口山门后，就一直没有回去过，这与史实不符。1904年，学成归国的蔡锷回到故乡，就在那年，他与自小订亲的山门”路边刘家”刘藜阁之女刘森英完婚。婚后，蔡锷将刘森英改名为刘侠贞，刘为蔡锷生有三个女儿，两个早殇，一名蔡菊莲，蔡锷去世后，嫁给了蔡锷旧友石陶均的儿子石冲白。
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蔡锷无疑是所有军人中最杰出最独特的一个。他的杰出和独特就在于他对宪政民主理念的深刻理解和誓死捍卫，在他的一生中一直忠于”军队中立，军人不党”的信念。蔡锷早年就投于梁启超门下，后来又东渡日本，宪政民主的理念深深植根于蔡锷的心中。
梁启超与蔡锷之所以自1897年后就感情深厚，与他们有着相同的政治信念不无关系，蔡锷死后多年，梁启超在给青年学生的演讲中还痛彻肺腑的说：不死的蔡公啊！请你把你的精神，变作百千万亿化身，永远住在我们青年心坎里头。1911年，云南在蔡锷领导下举行重九起义，并取得云南独立。这时的蔡锷就显示出了与他同时代手握重兵的军人完全不一样的品质。从他遗留于世的电文内容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宪政民主理念的深刻理解。1911年11月18日，面对即将组建的新的中央政府，蔡锷致电各省都督，提出了三条建议：一、定国名为中华（国），定国体政体为民主立宪；二、建设一强有力之统一政府，俟军政撤销，方为完全立宪；三、扩张国防辖境，缩小行政区域，以期消融疆界。而在同年的12月5日，蔡锷在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的电文中，再次表达了他对国家组织纲要的建议：一、定国名为中华民国，合汉、回、蒙、满、藏为旗式，构造统一之国家；二、定国体政体为民主立宪；三、建设有力之中央政府，总持兵政、外交、财政各权，由君权时代迭进为民主共和时代；四、划定地方区域，设军都督专治兵事；五、缩小行政区域，以期行政敏活，消融省界。
蔡锷的这些建议无疑为中华民国宪政民主体制的确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民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国事千头万绪，很多人对民国期望过高，总希望宪政民主在中国一蹴而就，蔡锷于1912年1月19日致电孙文及各省都督，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国幅员既广，省界夙严，势格情疏，每多隔阂。此次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已除往昔秦越相视之弊风。唯改革之初，事权莫属，不能不各设军府以为行政机关，然宜有通力合作之谋，不可存画疆而守之势。设用人行政，省自为谋，恐土豪浸起割据之思，边境又有孤立之虑，于国家统一障碍实多。今中央政府成立，缔造经营当先破除省界入手，此宜注意者一。我国人士跧伏专政政体下者数千年，几以谈议国是为厉禁。自外力内侵，清廷穷蹙，国人激于时势，急图改良，于是革命、立宪、君主、民主各党竞出。虽政见不同，而谋国之心则一。今政体确定，歧论自消，全国思想皆将冶为一炉。即平日政见稍殊者，果系杰出之才，皆可引为我用。现值肇造之初，万端待理，只宜唯贤是任，不必过存党见，使有弃才，益自附敌，此宜注意者二。清廷朽腐，弊政相沿，诚宜扫荡廓清，与民更始，唯外鉴世界之趋势，内察本国之舆情，必审慎周详，节节进步，庶全国得以按弦赴节，不致有纷扰滞碍之虞。若期望过高，变更太骤，恐事实与理想不相应，则人民未易奉行，或法令与习惯有相妨，而急切难生效力。故新旧递嬗之交，目光固宜高远，而手法即不妨平近，此宜注意者三。
蔡锷认为，民国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需要经过循序渐进的改变才可能最终到达目的地，而不可急于求成，一蹴而就。社会的改变一定要遵循其内在发展的自然规律，这样的言论即使是当时最杰出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蔡锷表现出的远见卓识。
1912年5月10日，蔡锷致信袁世凯及各省都督，明确表达了自己反对军人加入党派的政治主张。他在信中说，为了促进共和，改良政治，各种人士组建各种各样的政党必然也必要。但他认为，作为军人，则不可加入政党组织，这是因为军人的责任就是保卫国家，如果参入政党组织，不免分心，从而丧失军人本来的职责；其二，他认为如果军人入党，难免以武力自重，他说：然以军人入党，则因政见之争持，或至以武力盾其后，恐内阁之推倒太易，实足妨碍政治之进行。其三，自反清军兴以来，军队成分复杂，军队内义结金兰，歃血为盟的现象比比皆是，军队已变成江湖上的山堂，如果再有政党参入，会党军队混为一途，则国家命运堪忧。
为了表达自己”军队中立，军人不党”的政治信念，1912年9月12日，蔡锷致信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在统一共和党与国民党合并之际，要求辞去统一共和党领导人职务并宣告脱党：……唯弟素举军人不入党一义，未便自破其藩，故于统一共和党举充理事，迭经函电坚辞。而近来党争剧烈，危及大局，雅不欲预闻党务。幸五党合并告成，蔚然吾国唯一大党，当即宣告脱党，遂我初志……（《蔡松坡集》583页）不仅如此，蔡锷还严守着军人不干涉国家政治事务的信条，即使在护国战争胜利，蔡锷成为国家功臣之后，他也不愿对国事发表自己的言论，他在致梁启超的电文中写道：对于国事，除万不得已外，拟不发表何种政见。
孙文危害民国发动“二次革命”，蔡锷捍卫宪政挥师再次入川
我在洞口山门蔡锷广场蔡锷雕像下留影，一身戎装的蔡锷最能显现出蔡锷独一无二的历史特征。而蔡锷的历史功绩主要体现在他的三次挥师入川。
经过1911年重九起义的云南已经独立，1912年初，为了扫平北方顽固势力，蔡锷在昆明组成北伐军，准备取道四川进行北伐，后因局势剧变，清帝退位，南北统一，遂罢兵。这是蔡锷为建立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华民国第一次挥师入川。1916年初，袁世凯复辟帝制，为恢复中华民国的宪政秩序，蔡锷在昆明组成护国军，第三次挥师入川，成就了一世伟名。蔡锷的第二次挥师入川，则是缘于1913年7月孙文发动所谓”二次革命”，民国宪政体制危急，为捍卫民国宪政，蔡锷不得已出兵四川平乱。
1913年3月22日，国民党领袖，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身亡，国内局势骤然紧张，刚刚建立的中华民国处于风雨飘摇的剧烈动荡之中。蔡锷也深感宋案发生后对民国政局的严重影响，多次呼吁各方势力应以国家大局为重，保持克制，共扶危局。1913年5月5日，蔡锷联合云南省民政长（即省长）袁佩金致电袁世凯、孙文、黄兴及国会参、众两院，各省都督，奉劝大家尊重国家法律，由法律解决宋案：宋案自程都督（指程德全）、应民政长通电发表证据后，海内惶惶，惧祸至之无日。当此国步艰难，戕贼人才，实无天理。勿论虚实如何，自应彻底穷究，据法惩办，以彰法纪，而维人道……内讧外患,纷至沓来,不宜因循坐误,愈启危疑。至法庭开审，勿论案内案外之人，应以静候法庭之裁决为主，勿挟成见，勿尚意气，勿凭势力而坏法纪，勿造言词而乱听闻。阋情御侮，犹是兄弟，若蜗角争持，各不相下，诚恐外侮之来，将有无墙可阋之一日矣。哀此中国，不知所云。（《蔡松坡集》683页）
在以后的时间里，蔡锷多次致电各方势力，苦苦相劝，他甚至以宋教仁生前就有希望南北调和，共建宪政民主国家的政治愿望规劝剑拔弩张的南北双方不要兵戎相见，以免宋教仁看到这种不堪收拾的局面而在九泉之下不能瞑目。
为了阻止南北开战，维持来之不易的民国和平大局，继续完成民国宪法的制订和巩固国家基础，不仅蔡锷极力反对战争，当时国内的有识之士四处奔走、游说，希望能平息迫在眉睫的战火，许多对中华民国的建立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西方友人也出面调和南北纷争。万国改良会的创办者，中国社会改良运动的积极推动者美国传教士丁义华先生曾致电孙黄请维持大局。电文如下：
上海孙中山、黄兴两先生钧鉴：诸公痛专制之流毒，下改革之恒心，前年起义，告厥成功。其时南北不无隔阂，诸公设法沟通，力谋统一，大公无我之心，早已众目昭彰。诸公造成民国之伟烈丰功，实为中国五千年来历史上之独见。破坏既已告终，建设尤非易易。对外，英、俄有无理之频加，列强有赔款之催索。对内，党争剧烈，兼之宋案发生，布短流长，骇人听闻者，非谣二次革命，即传南北分治。诸公用尽百折不回之志，造成灿烂庄严之共和民国，何来不幸之言，淆乱人心？必有幸灾乐祸之徒，乘机蛊惑。姑毋论是否有无其事，然人言啧啧，不但有损诸公名誉，即从前伟烈丰功，一旦休诸流水。况列强虎视，设若国会摇动，人民涂炭，强邻收渔人之利，所谓谁厉之阶？平日为国家者之初志何在？兴言及此，实深浩叹！现在国家既处于危险旋涡之中，正诸公二次建功之日，理应攘臂急起，力挽狂澜，总以国家民生为前提。
至于宋案，一经法庭，自有水落石出之期。中央借款，如果用非其当，想五国资本团亦不肯轻易通融。以上一两事，均无右猜疑之点，将来中央必有详细之宣布，洞达如诸公，亦毋庸弟琐陈也。弟蒙诸公不弃，相交有素，今睹大局阽危，不能不以朋友之谊，略进忠告。即敝国亦极盼中国诸伟人出而维持，所以日昨正式承认。公如采纳刍荛，非但四万万之同胞之幸福，即敝国亦欣仰不置者也。丁义华。江。1913年5月3日（录自《民立报》1913年5月12日）
尽管如此，孙文还是在举国一片反对声浪中发动了所谓”二次革命”。1913年7月12日，江西都督、国民党人李烈钧一纸讨袁檄文，宣布在江西独立，”二次革命”爆发，蔡锷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还是出现了。7月19日，蔡锷一纸电文对昔日老友李烈钧发出强烈质问：公为手创民国健者，岂忍愤而出此？即公意有不惬于袁之处，亦非可求诉于武力，以国家为孤注一掷也。而在同一天给四川都督胡景伊等人的电文中，蔡锷痛心疾首的分析了孙文一党的扭曲心理状态：变革以还，吾国一般人心，似因激刺而失其常度。一切善良可贵之信条，几于扫地以尽，而权利龌龊之思想，则已深中人心。口共和而心盗贼，国事之不宁，根本原因，端在于此。此后再接再厉，国亡则同归于尽，不亡则恶风日长，以国家为儿戏，视革命为故常。今日甲革乙，明日丙又革甲，革之不已，人将相食，外人起而代庖，且加以扰乱和平之恶名，则亡国犹有余革已。诚哉斯言！纵观二十世纪的中国，不幸被蔡公而言中！
蔡锷认为，袁世凯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框架内依法选举的总统，如果有错也应该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不应诉诸武力。1913年8月4日，他在给民国国务院及各省都督的电文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态度：今则临时政府未终结，正式政府未产生，以少数人之私意，竟敢据地称兵，且曰袁之不辞职不罢兵，是不啻以国家为孤注，以人民为牺牲，谓为叛罪，其又奚辞！在蔡锷眼里，孙文所谓“二次革命”，其实就是赤裸裸的叛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1913年8月，当熊克武在四川响应孙文时，蔡锷毫不犹豫地挥师入川，镇压熊的叛国行为。
纵观二十世纪的中国，甲党革乙党，乙党杀甲党则比比皆是，可悲的是，他们竟然都打着国家的招牌，以人民的名义而进行无耻的党派利益之争，而开启这一恶斗之源的实为孙文的”二次革命”，登峰造极之作则为毛氏创立的那个极权主义政权。也正因为此，尽管蔡锷被后人尊崇，但他在”二次革命”时的表现，却一直没有定论，因为中共认可的是孙文式的暴力革命，而不是蔡锷式的捍卫宪政。即使在日本入侵中国，国之将亡之时，他们也还在”亡国犹有余革已”，蔡锷对国事的判断，真犹如神人。
拼将一死护民国
除了蔡锷雕像外，在今天的山门镇，还留有一座蔡锷公馆。蔡锷公馆并非当年蔡锷居住的老屋，而是1917年护国战争胜利，蔡锷客死日本而归葬岳麓山之后，洞口当地百姓感其为民国建立的不朽功勋自发集资在蔡锷故居原址上建造的一座纪念性建筑。2011年4月23日下午，当我们来到山门蔡锷公馆时，公馆并未开放，而是在搞维修。现在的蔡锷公馆已由当年的省级文物变成国家级文物了，按照流行当下的做法，在蔡锷公馆经过维修之后，当地政府应该就要收取门票了。而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可以免费看看这个在全国少见的纪念蔡锷的建筑。
蔡锷公馆位于山门镇松坡街与转龙街交汇处，地处黄泥江北岸，秀云山西麓，坐东北朝西南，砖木结构，前后三进，各面阔五间，进深二间，占地面积1300平方米。第一进牌楼与戏楼合建在一起，正面砖筑牌门，石灰抹面，叠氏檐口，饰工笔彩绘，大门石刻对联”修文演武又能手，护国倒袁一伟人”。门上方楷书浮塑”蔡锷公馆”四个大字。牌楼分上下二层，左边楼系当年蔡锷的卧室兼书房，底层系蔡锷父母的寝室，右边二间为当年蔡家蒸酒打豆腐的作坊。
我们到山门时，同行的小马特地要当地一位朋友陪我们一起去公馆，山门并不大，只有到了这里，才能到处感受到浓郁的怀念蔡锷的氛围。
1922年12月25日，也即护国战争爆发六周年之际，梁启超应南京学界之邀作《护国之役回顾谈》的演讲。时隔六年，梁启超仍然对当年之事记忆犹新，他特别提到，在他与蔡锷离开天津分别南下准备反袁时，曾相约：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失败呢，就死，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91页）然而世事弄人，护国之役以胜利告终，而蔡锷却在胜利5个月后就客死前往医病的日本，他成功后做学问的愿望也成为千古憾事。如果蔡锷不死，或许他会和梁启超一道为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国运如此，我们又如之奈何。
梁启超在自己的演讲中一再称护国战争的胜利其实是蔡锷等人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为了反对帝制，蔡锷并不爱惜自己的生命。1916年1月至6月是蔡锷率领护国军挥师入川抗击袁世凯军队的时间。在那段日子里，蔡锷给自己的爱妻潘蕙英写了大量的家书，这些家书现在读来仍然让人窒息，在这些家书里，我们看到的最多的字眼就是有关蔡锷的病情。在士兵们的眼里，蔡锷是一个意志坚强，不惧困难的硬汉，而在给爱妻的家书中，他才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示出来。
蕙英贤妹青睐：……予喉疾忽松忽剧，自觉体质殊不如前数年之健，亟须趁时休养。这封信是1916年5月26日蔡锷在护国战争的前线四川永宁写给夫人潘蕙英的。蔡锷的原配夫人刘侠贞当时在湖南洞口山门老家陪伴蔡母，潘夫人是1911年10月蔡锷在云南昆明娶的如夫人。自1915年12月25日发动反袁的护国战争以来，至此已有整整半年时间。在现存的蔡锷遗著《蔡松坡集》里，收录有蔡锷写给自己爱妻潘蕙英的亲笔信7封。由于是戎马倥偬的战争时期所写，这些信的内容都很短，但像上面这封信一样，蔡锷在每封信里都会提到自己喉疾的病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情明显日益加重。如在1916年1月27日致潘蕙英的信里，蔡锷这样写道：……出发后，身体较以前健适，喉病已大愈，夜间无盗汗。每日步行二十里，余则乘马或坐轿，饮食尤增。从前间作头痛，今则毫无此症象发生，颇自慰也。在这封信里，由于护国战事刚起，且护国军一路凯歌高奏，蔡锷的精神状态正好，所以自己的病情自然感觉好了很多。但在1916年4月29日的信里，他的病情就已经很不乐观了：予近月来颇为病所苦，两星期内喉病加剧，至不能发音，每至夜中，喉间痒痛，随而大咳。近服西医配药，已稍愈。此病起自去冬，因国事奔驰，迁延未治，遂至缠绵，其来也渐，则医治亦难急切奏效也。好在军中客少，可竟日缄口不言，当无碍也。
这样的信即使现在读来也让人潸然泪下。蔡锷的喉疾其实在1915年的冬天已经非常严重了。但那时恰好是蔡锷与梁启超及黄兴运作反袁称帝最紧张繁忙的时间，蔡锷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病情，以至久拖不治，使病情最终不可逆转。
其实自护国战事一起，喉疾就一直伴随着蔡锷，并且日夜折磨着他，使他到了需要整日缄口不言以减轻痛苦的状态。蔡锷护国战争时的老部下金汉鼎在其所著《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的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他在战场上所见到的蔡锷总是面容憔悴，语音带哑，但却意志坚定。金汉鼎本人也正是在蔡锷这种不顾生死、一心为国的精神感召下负伤之后仍不肯离开战场而是坚持指挥作战。而据一直跟随蔡锷将军的石陶均回忆，护国之役时，由于没有后援，他们常常要忍饥挨饿，蔡锷往往会把头天没吃完的东西留下来，等第二天饿了时再拿出来吃，这样的战时生活，自然迅速摧垮了蔡锷的身体。所以到1916年5月16日时，蔡锷不得不离开前线，他在当天致潘蕙英的信中说：予以喉病加剧，暂回永宁调养，前敌各事，暂责成罗、殷、顾、赵诸人处理一切。（《蔡松坡集》1093页）
1916年6月6日，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在全国的一片反对声浪中死去，由蔡锷领导的护国战争以胜利告终，而此时，蔡锷的喉疾也已经病入膏肓了。当年的6月21日，也即袁死后不久，蔡锷在给自己的老师梁启超的电文中，提及自己的病况：喉病日剧，殊痛楚，几于不能发音。并再次表达了自己想东渡日本治病的愿望。
每次去长沙，我都会去爬湘江岸边的岳麓山。因为岳麓山上长眠着50多位清末民初为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献身的先贤，其中就有在护国战争中为国呕心沥血，最后病死的蔡锷将军。1917年，中华民国国会为黄兴、蔡锷两公特下国葬令：国会议决故勋一位陆军上将黄兴、蔡锷应予举行国葬典礼，着内务部查明国葬办法办理。1917年4月12日蔡锷就被湖南乡亲葬于充满血性之气的岳麓山上。
1916年8月，蔡锷终于得以去日本治疗。他自四川到上海然后东渡日本。在上海，他见到了曾与他一起策划护国战争的黄兴。当时，黄兴也身患重病在医院治疗，但8月31日蔡锷启程去日本时，黄兴仍然亲往码头相送，而令人嘘唏不已的是，当8个月后他们再度聚首时，已是岳麓山上的两缕英魂了。
1916年10月31日，黄兴去世，当时远在日本的蔡锷病重，随侍身边的友人封锁了黄兴去世的消息。但几天后，蔡锷竟从一张旧报纸中读到黄兴去世的死讯，顿时痛哭不已，”哀悼竟日”，特地函托张嘉森（即后来被毛泽东列为战犯的宪政学家张君励先生）往祭黄兴。又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克强舍身为国，功在天下后世，应请中央特别优恤。如须联衔，可列锷名。
最能体现蔡锷对民国命运深深担忧的，则是写给黄兴的祭文。祭文里有这样一段文字：君纵不欲以其家托诸后死之吾；徒紧我国人，将此呱呱保抱之婴儿国，托诸谁氏之将扶？蔡锷对黄兴之死充满了感伤，对民国的命运充满着忧虑。这里，何尝又不是蔡锷对自己病情的感伤呢。宋教仁死了，为宪政民主而奋斗的那个国民党散了，现在黄兴又弃民国而去，尚在襁褓之中的这个婴儿国，又该托付给谁？
托付给蔡锷吗？自己已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了。
托付给孙文吗？他早已弃民国于不顾。不仅如此，在他致南洋革命党人函中，曾有这样一些内容：……弟去年抵此（日本），即发起更新党帜，为卷土重来之计，当与同志秘密组织。因鉴于前此之散漫不统一之病，此次立党，持主服从党魁命令，并须各据誓言，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誓共生死。……今后举事，必不蹈前者覆辙，当归弟一人统率之下。是国事虽不如愿，党务将告大成，兹可额手也。第二次革命之前，有宋案之发现，弟当时即为主战，克强不允，卒迁延时日，以至于开战即败。可知不统一服从，实无事不立于败衄之地位。（《孙中山全集》第3卷81页)这真是一个活脱脱的独裁者形象！当时的孙文不但弃民国于不顾，就连奉他为领袖的国民党，也被他甩到一旁。他早已另起炉灶，在创建一个只效忠于他一人的中华革命党了。
蔡锷曾有很多拥兵自重，扩张地盘的机会，但他却从未这样做。1912年2月清帝退位，南北统一后，蔡锷曾致信黄兴，表示可以把已经出发在四川的云南北伐军交给中央政府管理，他认为中央政府为国本所关，不能没有精锐之师以备不时之需，而自己所带的这支部队久经训练，纪律严明，将领也都有丰富的带兵作战经验，完全可以为国所用。1913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电召蔡锷入京，要他放弃云南都督之位，蔡锷也二话没说，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滇军，只身进入北京。1916年袁世凯倒台后，他更是希望立即离开军队，要么归隐林泉，要么出国治病。他在1916年5月26日给爱妻潘蕙英的信中曾说：而大局稍定，争权夺利者，必蜂拥以出。予素厌此等伤心惨目之情状，不如及早避去之为得。一俟局势略定，即当抽身引退，或避居林泉，或游海外；为疗病计，以适外国为佳。贤妹亦有偕行之意否？……（《蔡松坡集》1118页）
1935年，在蔡锷去世近二十年之后，蔡母王老夫人病逝。蔡锷的乡亲们仍然念念不忘蔡锷对民国立下的不世功勋，在武冈县第六区区公所给蔡母写的挽联的上联中，即表达了乡人对蔡锷深深的怀念：令嗣生长山门，自东渡以还，而粤而滇而蜀，灿然勋业，再造共和，论湖湘革命功，屈指吾乡人第一。
2018-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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