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三辑 ：“解放”红尘（2）
被革命吃掉的红岩儿女
2、红色川妹子的凄苦人生
贾唯英（1920～1994），火辣辣的川妹子，不愿步姐姐包办婚姻后尘，14岁随七哥远走上海，考入爱国女中。1935年下半年，参加中共地下党操控的“社联”，[1]后转抗日救国青年团。“一二·九”大游行，她扛旗走在最前面，因太红，上海呆不住，转学北平。1937年5月加入中共，北平沦陷后辗转赴延安，入陕北公学，结业后分配晋西南，1940年回川治疗眼疾。皖南事变后，南方局说服她留下参加四川学运。1941年在成都女青年会与南川教书。1942年考入成都华西大学，学业优异，“民主青年协会”主要发起人，主要任务“意在沛公”——鼓动“学运”，贯彻周恩来的“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渗透教会举办的“查经班”、“冬令营”。
1944年9月，贾唯英与燕京刘克林共同发起“未名”基督教团契，许多契友很快成为“民协”成员。1946年5月，中共川康特委青年小组成员贾唯英嫁给组长王宇光。1947年8月，丈夫任川南工委书记，妻子任委员。不久，国民党特工追踪而至，幸亏有泸州专员陈离掩护，国民党特工内部又有秘密内线黎强牵制，夫妇免遭逮捕。1949年1月，川康特委书记浦华辅被捕反水，夫妇转移至赤区，出席解放区全国妇代会。1950年1月随“一野”衣锦还乡，回到成都。
1950～53年，贾唯英继续从事青年团工作，1954年《重庆日报》副总编，1957年划“右”，发配长寿湖农场劳改。1979年春改正，1994年患癌逝世。
划“右”秘因
1957年3月，贾唯英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回渝后积极贯彻毛泽东的“鸣放”。毛在会上说：“只能放，不能收”。但重庆市委出于“阶级本能”不愿听批评意见，对“鸣放”漫不经心，不积极。贾唯英担心重庆落后，善意催促市委书记：重庆“放”得太慢。为此，正式“反右”前，市委已将她划“右”，罪名“煽风点火”、“配合右派向党进攻”…… 她在报社怎么检讨都过不了关。
1958年4月，贾唯英别夫抛雏，押赴渝东长寿湖农场监督劳动。“大跃进”每天劳动10小时、12小时，甚至18小时，只能睡三四小时，经常半夜起来，打着火把施肥、除草、挖地……疲累中有人锄到脚趾，有的锄掉禾苗；只要手一停，站在那里就睡着了。后来每天能睡五小时，感觉松快不少。
重庆市委派来慰问团，团长乃市委书记处书记。为保证首长安全，将农场“右派”支开，派到采石场干活，不让见书记，怕行刺。一次，贾唯英就《人民日报》国际新闻发了一点议论，毫无不规之言，立挨批斗，罪名“翘尾巴了，竟然议论起国际大事来！你知道自己的身分吗？！”积极批判她的一名女工当了副队长，每天找她的碴，没错挑错，活像恶婆婆。1959～60年城市供应日益困难，农场来了几批升不了学的女初中生，这些小女生“阶级斗争”观念更强，总要找岔骂她几句才高兴。贾唯英只能躲在被窝里暗暗饮泣。
饥荒年代
大饥荒年代，最初定粮24斤∕月，后减至18斤∕月，得干重活，还要“夜战”，结结实实尝到饥饿滋味。最羡慕的工种是养猪——可偷吃猪食。某人被发现偷吃喂猪的小红薯，大会批斗，又被揭发挖吃埋了的死小猪，一顿毒打。许多壮劳力浑身无力，却忽然一个个发“胖”——集体浮肿。
农村办大食堂，没收农民家里一切炊具，锅碗瓢盆、刀铲叉勺统统上缴，谁家冒烟就挨处分。农民怨气冲天，又莫可奈何，劳动时常常摆谈村里千古奇事。《重庆日报》社有人私下议论：
公社体制不能改，随便怎样也调动不起来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一位种菜老农再三叹气：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老百姓每天每人只有三两口粮。大人孩子都饿得嗷嗷叫，饿呀饿呀！这日子啥子时候才到头啊！
贾唯英体重仅30公斤，靠着农场储备的一批南瓜，加上后来恢复定粮24斤∕月，才熬过“地狱边上”的三年。她的劳改很有成果——能嗅出粪便发酵后特有的粪香。
第三批“右派”摘帽仍没她。1960年底，农场党委才找她谈话：“你劳动得不错，现在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不过，摘帽与戴帽的惟一区别仅仅为不再“监督劳动”。她经常被警告：“不要忘了右派身分”。1961年4月，分配重庆大学图书馆管理员。
殃及后代
1964年，女儿小学毕业，成绩优异的三好学生，但不能升入公立中学，只能读民办初中。班主任非常同情，但帮不上忙。此时，丈夫王宇光也犯了“右倾错误”，但他却是真正的“左左派”，认为妻子不满女儿上民办初中，乃是阶级斗争在家里的反映，夫妻大吵一场。事后，丈夫真诚道歉，贾唯英大哭不止。
文革武斗，分配她看守尸体。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后，将她隔离起来，强迫她承认“打入共产党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反复折腾她四五年。她常常唠叨：“这怎么得了？这怎么得了？”
最后遗诗
亲爱的党……你可记得三十年前的诺言，把民主自由的旗帜重新高举？
为什么全国一解放，你就变了样？为什么人民的领袖变成了神明，高高在上？
为什么要把祖国最需要的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当成敌人？
为什么总不顾民生，抓什么“阶级斗争为纲”？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回答我啊，母亲，亲爱的党。[2]
红色川女临终这一串“为什么”，何等苍白，“亲爱的党”如何回答？回答得了么？贾唯英这样的“红岩一代”，绝大多数“反毛不反共”，甚至连“毛”都不反，带着“坚定的红色信仰”去见了马克思。
1994年，“民主青年协会”五十周年纪念会在成都华西医大举行，许多老会员对贾唯英的坎坷人生惋惜不已。但这位红色女性至死都不明白，一生做了无用功，拼死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祸因。既没有“解放”自己，更没有“解放”人民，反而使国家遭受几十年“赤祸”，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六四……
2010-12-27于沪
原载：《开放》（香港）2014年9月号
附记：
对中共失望者千千万。1920年代张发奎机要秘书华岳高，其弟娶张发奎妹妹。1949年已赴港，张发奎劝华岳高莫回广东，为他在港谋职。但华岳高听了两位老同事（均为中共地下党员）怂恿，还是回到广东。两位老同事：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左洪涛、广东省法院代院长吴仲禧。“镇反”运动，华岳高被清算，左、吴两位首长都保护不了；押回原籍始兴途中，华岳高从疾驰车中跃下自杀（未遂），后在始兴狱中撞墙而死。[3]
[1]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1930年5月20日中共在沪成立的文化团体，专事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简称“社联”。1935年大部分成员参加各界救国会，“社联”停止活动。
[2] 燕凌等编著：《红岩儿女·一生都在波涛中》，中国文化出版社（香港）2008年，上册，页139～156。
[3] 《张发奎口述自传》，夏莲瑛记录，胡志伟译注，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