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 被革命吃掉的红岩儿女(2):红色川妹子的凄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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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三辑 :“解放”红尘(2)

被革命吃掉的红岩儿女

2、红色川妹子的凄苦人生

贾唯英(1920~1994),火辣辣的川妹子,不愿步姐姐包办婚姻后尘,14岁随七哥远走上海,考入爱国女中。1935年下半年,参加中共地下党操控的“社联”,[1]后转抗日救国青年团。“一二·九”大游行,她扛旗走在最前面,因太红,上海呆不住,转学北平。1937年5月加入中共,北平沦陷后辗转赴延安,入陕北公学,结业后分配晋西南,1940年回川治疗眼疾。皖南事变后,南方局说服她留下参加四川学运。1941年在成都女青年会与南川教书。1942年考入成都华西大学,学业优异,“民主青年协会”主要发起人,主要任务“意在沛公”——鼓动“学运”,贯彻周恩来的“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渗透教会举办的“查经班”、“冬令营”。

1944年9月,贾唯英与燕京刘克林共同发起“未名”基督教团契,许多契友很快成为“民协”成员。1946年5月,中共川康特委青年小组成员贾唯英嫁给组长王宇光。1947年8月,丈夫任川南工委书记,妻子任委员。不久,国民党特工追踪而至,幸亏有泸州专员陈离掩护,国民党特工内部又有秘密内线黎强牵制,夫妇免遭逮捕。1949年1月,川康特委书记浦华辅被捕反水,夫妇转移至赤区,出席解放区全国妇代会。1950年1月随“一野”衣锦还乡,回到成都。

1950~53年,贾唯英继续从事青年团工作,1954年《重庆日报》副总编,1957年划“右”,发配长寿湖农场劳改。1979年春改正,1994年患癌逝世。

划“右”秘因

1957年3月,贾唯英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回渝后积极贯彻毛泽东的“鸣放”。毛在会上说:“只能放,不能收”。但重庆市委出于“阶级本能”不愿听批评意见,对“鸣放”漫不经心,不积极。贾唯英担心重庆落后,善意催促市委书记:重庆“放”得太慢。为此,正式“反右”前,市委已将她划“右”,罪名“煽风点火”、“配合右派向党进攻”…… 她在报社怎么检讨都过不了关。

1958年4月,贾唯英别夫抛雏,押赴渝东长寿湖农场监督劳动。“大跃进”每天劳动10小时、12小时,甚至18小时,只能睡三四小时,经常半夜起来,打着火把施肥、除草、挖地……疲累中有人锄到脚趾,有的锄掉禾苗;只要手一停,站在那里就睡着了。后来每天能睡五小时,感觉松快不少。

重庆市委派来慰问团,团长乃市委书记处书记。为保证首长安全,将农场“右派”支开,派到采石场干活,不让见书记,怕行刺。一次,贾唯英就《人民日报》国际新闻发了一点议论,毫无不规之言,立挨批斗,罪名“翘尾巴了,竟然议论起国际大事来!你知道自己的身分吗?!”积极批判她的一名女工当了副队长,每天找她的碴,没错挑错,活像恶婆婆。1959~60年城市供应日益困难,农场来了几批升不了学的女初中生,这些小女生“阶级斗争”观念更强,总要找岔骂她几句才高兴。贾唯英只能躲在被窝里暗暗饮泣。

饥荒年代

大饥荒年代,最初定粮24斤∕月,后减至18斤∕月,得干重活,还要“夜战”,结结实实尝到饥饿滋味。最羡慕的工种是养猪——可偷吃猪食。某人被发现偷吃喂猪的小红薯,大会批斗,又被揭发挖吃埋了的死小猪,一顿毒打。许多壮劳力浑身无力,却忽然一个个发“胖”——集体浮肿。

农村办大食堂,没收农民家里一切炊具,锅碗瓢盆、刀铲叉勺统统上缴,谁家冒烟就挨处分。农民怨气冲天,又莫可奈何,劳动时常常摆谈村里千古奇事。《重庆日报》社有人私下议论:

公社体制不能改,随便怎样也调动不起来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一位种菜老农再三叹气: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老百姓每天每人只有三两口粮。大人孩子都饿得嗷嗷叫,饿呀饿呀!这日子啥子时候才到头啊!

贾唯英体重仅30公斤,靠着农场储备的一批南瓜,加上后来恢复定粮24斤∕月,才熬过“地狱边上”的三年。她的劳改很有成果——能嗅出粪便发酵后特有的粪香。

第三批“右派”摘帽仍没她。1960年底,农场党委才找她谈话:“你劳动得不错,现在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不过,摘帽与戴帽的惟一区别仅仅为不再“监督劳动”。她经常被警告:“不要忘了右派身分”。1961年4月,分配重庆大学图书馆管理员。

殃及后代

1964年,女儿小学毕业,成绩优异的三好学生,但不能升入公立中学,只能读民办初中。班主任非常同情,但帮不上忙。此时,丈夫王宇光也犯了“右倾错误”,但他却是真正的“左左派”,认为妻子不满女儿上民办初中,乃是阶级斗争在家里的反映,夫妻大吵一场。事后,丈夫真诚道歉,贾唯英大哭不止。

文革武斗,分配她看守尸体。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后,将她隔离起来,强迫她承认“打入共产党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反复折腾她四五年。她常常唠叨:“这怎么得了?这怎么得了?”

最后遗诗

亲爱的党……你可记得三十年前的诺言,把民主自由的旗帜重新高举?

为什么全国一解放,你就变了样?为什么人民的领袖变成了神明,高高在上?

为什么要把祖国最需要的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当成敌人?

为什么总不顾民生,抓什么“阶级斗争为纲”?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回答我啊,母亲,亲爱的党。[2]

红色川女临终这一串“为什么”,何等苍白,“亲爱的党”如何回答?回答得了么?贾唯英这样的“红岩一代”,绝大多数“反毛不反共”,甚至连“毛”都不反,带着“坚定的红色信仰”去见了马克思。

1994年,“民主青年协会”五十周年纪念会在成都华西医大举行,许多老会员对贾唯英的坎坷人生惋惜不已。但这位红色女性至死都不明白,一生做了无用功,拼死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祸因。既没有“解放”自己,更没有“解放”人民,反而使国家遭受几十年“赤祸”,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六四……

2010-12-27于沪

原载:《开放》(香港)2014年9月号

附记:

对中共失望者千千万。1920年代张发奎机要秘书华岳高,其弟娶张发奎妹妹。1949年已赴港,张发奎劝华岳高莫回广东,为他在港谋职。但华岳高听了两位老同事(均为中共地下党员)怂恿,还是回到广东。两位老同事: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左洪涛、广东省法院代院长吴仲禧。镇反”运动,华岳高被清算,左、吴两位首长都保护不了押回原籍始兴途中,华岳高从疾驰车中跃下自杀(未遂),后在始兴狱中撞墙而死。[3]

[1]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1930年5月20日中共在沪成立的文化团体,专事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简称“社联”。1935年大部分成员参加各界救国会,“社联”停止活动。

[2] 燕凌等编著:《红岩儿女·一生都在波涛中》,中国文化出版社(香港)2008年,上册,页139~156。

[3] 《张发奎口述自传》,夏莲瑛记录,胡志伟译注,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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