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民运来说，1999年可以说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在这一年里，一大批民主党人士遭到中共当局的抓捕和重判，其中就包括四川组党运动的领导人佘万宝。虽然我与佘万宝在1998年夏天才认识，但很早以前我就听说过他的名字。1995年”六四”前夕，国内五十六位异议人士联名发表了《吸取血的教训，推动民主与法治进程》公开信，我与廖亦武是四川的两个签名人。因为这个缘故，我很快就与廖亦武认识了。廖亦武是成都著名诗人，也是国内著名异议人士。”六四”之后，他因为制作”六四”光盘而被当局判处四年有期徒刑，被关押在川东监狱。当时四川的所有”六四动乱分子”都集中关押在川东监狱，廖亦武与他们非常熟悉，于是我就通过廖亦武认识了曾在川东监狱被关押过的李必丰、杨伟等人，而且从他们那里听说了雷凤云、侯多蜀、许万平、佘万宝等人的名字。听他们讲，在”八九”民运之前，佘万宝是四川省广元市农业银行的副行长，由于在”八九”民运中公开支持学生运动并在”六四”后公开发表反对镇压学生的演讲而被判处了四年有期徒刑。作为一个体制内的人，在历史发展的重大时刻，佘万宝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表现出他的道德良心和勇气，真的很不容易。所以甫一听说佘万宝的事迹，我就对他充满了敬意。
出狱之后，佘万宝一直在广元谋生，很少与朋友联系，我虽经多方打听，也无法与他取得联系。1997年8月，我由于长期奔波劳累而患了肺结核，只好丢下我所热爱的民运事业在家中休息。经过将近一年的治疗，我的身体已基本康复，于是1998年夏天我又来到了成都。当时国内的组党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除浙江首义外，山东、北京、湖北和辽宁等地都已经迅速跟进响应，纷纷成立了党部。我刚到成都不久，胡明军就告诉我说佘万宝想到成都找工作。没过几天，我终于在胡明军的办公室里见到了这位我闻名已久的民运人士。佘万宝比我要大十来岁，瘦高个子，两眼炯炯有神，言谈举止很有风度，给我以精明强干的印象。他待人随和，但原则性很强，说话很有逻辑，因此他马上就赢得了我们的尊敬，我们都称他为”老佘”。一开始，佘万宝确实是准备在成都找个工作，所以他接受了胡明军的邀请而做了胡明军公司的总经理。那个时候，他白天在胡明军的办公室上班，晚上则住在成都西郊”中央花园”，我在成都的时候也经常在这两个地方落脚，因此我们相处的时间很多。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和沟通，我们之间很快就有了信任和默契，我感觉他以后会在四川民运圈内发挥重要的作用。与胡明军和我相比，佘万宝的政治经验更为丰富一些，其政治直觉也更为敏锐一些，这得益于他以前在体制内工作和”六四”后坐牢的经历。佘万宝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人，而是那种干实事的人。他平常言语不多，但说出来的话却很有分量，往往能一语中的，因此在许多事情上我们都很尊重他的意见。那个时候，我们常常谈到组党方面的事情，我发现他对此充满了兴趣，尽管他还在为生存而奔波，但骨子里他却是一个民运战士。终于有一天，他向我和胡明军提到了四川组党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对组党这种事情是比较谨慎的，1992年的”自由民主党”案给我以深刻的教训。根据多年的经验，我深知在当今中国这种政治体制下，一切形式的组党都不会得到中共的容忍，我们成立一个组织无非是准备集体走进监狱。而且我一向认为，即使不组党，我们一样可以做许多事情，而组党反而会束缚我们的手脚。因此在1998年6月浙江组党前后，王有才等浙江方面的朋友曾希望我们四川方面跟进，我与陈卫一致表示不同意。陈卫曾因为92″自由民主党”案被判刑五年，对组党的利弊体会深刻，尤其反对。但是佘万宝认为，四川民运作为当时国内民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组党运动已经蓬勃发展的情况下不能再继续无所作为，而应当与浙江等地的朋友一道为突破”党禁”共同努力。胡明军率先对他的意见表示了赞同。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对自己以前的态度进行了重新审视，最后我认为组党是我们公民应有的权利，当局永远不可能将这个权利恩赐给我们，我们只能自己去争取。同时我认为，这次组党运动有可能会拉开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序幕，如果这真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我们就不能让它在我们的手中溜走，我们应当当仁不让，负起我们的责任。或许我们会因判断失误而最后受到当局的镇压，但与其让历史性的机遇溜走，还不如冒险一搏。因此我很快就与佘万宝、胡明军取得了一致意见，这样四川的组党活动就终于正式启动。对于我的这种转变，陈卫、杨海等朋友一直苦苦规劝，但我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而是毅然决然地承担起了四川组党的责任。
这个时候，佘万宝和胡明军都对组党运动的前景比较乐观，但我知道前途充满荆棘，我不知道他们那时有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会因此而坐牢，但我当时确实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为了避免受到当局的镇压，我提出四川申请组党的时间应当定在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因为这个公约规定签约国的公民有结社的自由。同时我还提出，四川不能像有些省份那样一哄而上，而应当呈梯队形地慢慢跟进，最多只能选派三名代表去冲击，因为我不想让四川太多的朋友最后走进监狱，我不想让四川民运的有生力量在这次冒险中全军覆没。我的这些提议立即得到了佘万宝的赞成，由此可见佘万宝很具有大局意识。在落实这三名代表时，胡明军表达了强烈的愿望，但我和佘万宝没有赞成，我们希望胡明军能够和欧阳懿、陈卫一道组成四川民运的第二梯队，确保四川民运能够得到长期的延续和发展。最后佘万宝想到了黄晓敏，而且他亲自找黄晓敏谈了话，没想到黄晓敏立即就表示同意。组党活动的框架敲定下来之后，距我们准备公开申请的日子就只有十多天了，于是我们抓紧时间进行准备，我们三个代表分别写好了自己的简历，我还起草了《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备委员会注册申请书》，佘万宝和胡明军对此也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
10月15日是我们既定的四川民主党公开申请的日子，这天上午，佘万宝、黄晓敏和我先在胡明军公司的楼下合了影，然后我们就一起从容地来到了四川省民政厅。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自己正在书写历史，我们正在做一件史无前例且意义深远的事情。公开组党，这在四川的历史上肯定是第一次，我们能够预想到这会给当局造成多么严重的冲击。但是当我们走进负责社团登记的办公室之后，我们却发现对方一点也不惊奇，他们好像早就在等着我们的到来，一点也看不出他们有任何慌乱。看来在浙江组党之后，各省民政厅都统一被打了招呼，否则他们不可能会表现得这么冷静。但我们表现得也同样冷静，我们首先说明了我们的来意，然后将申请书和个人简历递给了他们。他们却不愿接受我们的申请书和个人简历，并说他们不负责办理政党的注册和登记。这个时候佘万宝就显示出了他的政治急智，他问道：”请问以前共产党是在什么地方办理注册和登记的？”对方听了之后感到很慌乱，连说：”不知道，不知道。”看来他们没有预想到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久，外面又进来一个民政厅的人，他将一个公文包放在桌上，我们立即就看出他是在偷偷对我们进行录像，但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在公开组党。后来一个姓文的处长同意接收我们的申请材料，我们交完材料后就从容不迫地走出了民政厅。交完申请之后，我们就按照既定的计划回到各自的家里，佘万宝回到广元，我回到遂宁，黄晓敏则回到公司继续上班。不管当局要对我们采取什么手段，我们都愿意坦然面对。
但是当局并没有马上对我们采取措施，于是我们几天之后又回到了成都，并以”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的名义正式开展活动。我们首先进行了工作分工，我负责理论和全局，佘万宝负责对外联络，胡明军负责经济。当时浙江民主党办了一份《在野党》的刊物，我们看了之后很受鼓舞，就决定办一份《公民论坛》作为四川民主党的机关刊物，并由我来具体负责这件事情。同时我们还决定大量印刷《世界人权宣言》，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那天在成都各个路口散发，这件事情由佘万宝具体负责。不久，我们听说四川绵阳异议人士李必丰被当局判刑八年，于是我们又发表了《致四川省并重庆市当局公开信》，要求改善四川和重庆的人权状况，立即释放李必丰、雷凤云、王明等异议人士。这封公开信有川渝地区三十多人签名，其中包括佘万宝的妻子文颖。佘万宝曾详细地给我讲述他是如何劝他妻子签名的，我听了之后感到有些忧虑，因为我知道像他这样不顾一切地从事民运可能会给他将来的家庭幸福造成不利的影响。这个时候佘万宝已经全身心投入民运，他基本上不再管公司的事了，而是将精力全部用在了与各地朋友的沟通交流方面。有一天，湖北的秦永敏告诉佘万宝，希望我们四川能够建立起”中国人权观察四川分部”，经过商讨之后我们一致表示同意。由于”中国人权观察四川分部”不像”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那样敏感，我们就决定除佘万宝、黄晓敏和我之外，再增添胡明军、欧阳懿为”中国人权观察四川分部”的成员。后来秦永敏考虑到当局可能会对他进行打压，他又托付佘万宝说，如果他不幸被捕，希望我们四川能够将”中国人权观察”继续办下去。后来，秦永敏果然与徐文立、王有才一起被捕，除了与全国各地民运朋友一起对他们声援之外，我们还立即成立了”中国人权观察临时总部”，由我任临时主办人，佘万宝任秘书长，欧阳懿任办公室主任。为了主办”中国人权观察”，我只好离开成都，回到遂宁的家里。不料这次离开之后我就再也没能见到佘万宝，不久之后我们都分别被当地国保严格地控制起来。
1999年7月，中国民主党遭到了当局的第二波打击，我与佘万宝同时被捕，其他省份也有不少人被捕。这波打击使中国民主党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各省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先后被判处重刑，这是”八九”民运之后中国民运遭受的最沉重打击，其经验教训值得后来人深思。几年之后，我在监狱里听说佘万宝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十二年，在四川南充的川中监狱服刑。2008年我又从几个转监犯那里获知，佘万宝在川中监狱只获得过一次减刑，被减了半年，我能够体会到他所面临的艰苦环境。佘万宝的原判刑期本来只比我少一年，但我现在已经出狱快一年了，他却仍在监狱里服刑。前不久又听说他在监狱里身体很差，我不能想象他那本来就瘦削的身体如今已变成了什么摸样。我还听说他入狱后又离了婚，不知道他的家人去看过他没有。
我们这些坐过牢的人都知道，在监狱里面，如果没有亲人和朋友的关心，一个人要度过漫漫刑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佘万宝虽然与我只相处了几个月时间，但我们之间却结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他在组党运动中所展现出来的勇气和才华以及所做的贡献深为我所敬佩。出狱之后我一直在设法联系佘万宝的家人，我很想让他的家人带去我诚挚的问候，但我至今仍未联系上，看来他只能孤独地走出监狱的大门。佘万宝的遭遇让我们看到了，在当今的中国，一个人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会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但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重复我们的命运，我们还必须继续前行。只是佘万宝为中国民运付出的牺牲实在太大了，我真心地希望他这次出狱后能够像一个正常人那样好好地生活下去，如果前途仍有磨难在等着我们，那就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去面对和承担吧。
写于2009年9月28日
四川遂宁”百盛家园”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