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三辑 ：“解放”红尘（8）
出兵朝鲜内幕与终局
中共至今坚持“抗美援朝”——雄赳赳气昂昂的“保家卫国”、“打出国威”、“毛泽东英明决策”……2013年9月10日，沪视纪实频道播出〈中苏外交档案〉，仍回避了最最关键的“谁打的第一枪”？拙文简介出兵过程、扼要分析战争影响，主要资料均来自大陆。
金日成蠢蠢欲动·斯大林严重误判
1895年，日本于甲午战争后占领朝鲜，1910年并入日本。1945年9月2日，根据雅尔塔会议精神，远东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指令北纬38度为美苏受降驻朝日军分界线，三八线以北苏军受降区，以南美军受降区。1947年，联合国宣布朝鲜应举行统一选举政府，苏联反对，不同意在北朝鲜举行选举。1948年5月10日，南韩选举国家议会，议会成立大韩民国（Republic of Korea）。9月9日，北朝鲜共产党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南北双方均称朝鲜唯一政府，1948～1950年，双方军队在边界发生数次摩擦。
1948年 10月，苏联将三八线以北行政权移交金日成，12月苏军撤离。1949年6月29日，美军也从南部撤军，留下文官和500名“军事顾问团”。[1]朝鲜半岛出现对峙的金日成政权与大韩民国。
1949年4月金日成访苏，强调南北两韩难以并存，南方人民等着他去“解放”，20万南方地下党员将“起义”接应，请求斯大林支持。斯大林将皮球踢给中共，要金日成与毛泽东商量。5月中旬，金日成密访北平。毛泽东表示：1、支持金日成坚定不移地统一祖国，“统一战争”打响后美国如派遣日军入朝（毛判认美国不会直接出兵），中共将派兵入朝助战；2、但近期尚无必要采取行动，国际形势还不利，中共也未统一全国，金日成不宜过早采取行动；3、毛将“四野”三个朝鲜族师拨给金日成。1950年3月，“四野”近九万朝鲜籍将士陆续回国，人民军实力大增。金日成底气顿粗，放言如国际形势允许，“两周内占领南朝鲜，最多两月。”所谓国际形势，即苏美态度。[2]
赫鲁晓夫记载：金日成向斯大林拍胸脯“一定会胜利”，而且只要一打响南韩便会爆发起义。斯大林及苏共高层“我们倾向于认为：如果战争打得很快——金日成确信这场战争很快会取胜——那么就可避免美国的介入。”[3]
这次战争是北朝鲜在金日成的倡议下发动的，斯大林支持了他，毛泽东也支持。那是一次协同行动。……然而金日成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他认为只需点燃火绳，给以推动，下面的事情南朝鲜内部力量就可以完成。[4]
斯大林一直在揣摩美国的态度，他当然知道金日成的“统一”有违〈雅尔塔协定〉，他不愿惹恼“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则对中共新政府抱有幻想，希望中共不要成为“苏联附庸”，如能以台湾换取中共脱离莫斯科控制，美国在亚洲将取得比直接控制台湾更为明显的战略优势。为此，毛泽东访苏期间，美国为离间中苏，决定放弃台湾以拉拢中共。1950年1月5日、12日，杜鲁门、艾奇逊发表声明：美国的东亚安全线既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韩，美国不会为保护这些地方采取军事行动。美国亦向世界示诚——没有觊觎台湾与南韩的野心。但斯大林却认为摸到美国底牌，误以为美国放弃〈雅尔塔协定〉划分的势力范围，示意自己可放手支持毛泽东“解放台湾”与金日成“统一全韩”，斯大林的胆子一下子大起来。但究竟先支持哪一方，斯大林经盘算认为朝鲜战略地位远比台湾对苏联重要，只要苏军不动，美国就不会干涉。中苏关系专家研究认为：〈中苏同盟条约〉规定苏联海军两年后撤出旅顺，苏联将在太平洋失去不冻港，且斯大林对毛泽东已怀疑惧，朝鲜诸港正好作为苏联太平洋舰队失去旅顺后的替补。
于是，斯大林支持金日成南下“统一”。北韩以9吨黄金、40吨白银、1.5万吨矿石换取1.38亿卢布军火。1950年初，苏联军火运抵北韩，人民军齐装满员，十个步兵师、一个坦克师（150辆T-34坦克）、一个空军师（180架高性能战机），大量重型火炮，总兵力13.5万人。南方韩军只有八个师9.5万人，仅四个满员师、24架教练机，火炮少得可怜，没有坦克与重武器，甚至没有反坦克地雷。金日成蠢蠢欲动。
金日成密访俄中·毛泽东惊讶核实
1949年底，毛、周访苏，向斯大林汇报攻打舟山、金门、台湾的时间表，要求得到苏联海空军火。斯大林因决定先支持金日成“统一”，海空军火都给了金日成。斯大林向毛通报了金日成的“决心”。斯大林提出：朝鲜打响后，如外国出兵助韩，中国则出兵援朝；并达成协议：中国出陆军、苏联出空军。为避免暴露苏联参战，毛向斯大林建议：“可为中国部队提供日造而非苏造枪械”，向苏联讨要二战日军遗留军火。但狡猾的斯大林并未向毛泽东透底——他已决定先支持金日成“统一”。毛泽东与斯大林讨论朝鲜时，也仅仅将金日成的“统一”视为预案。
1950年3月底，金日成带著作战计划秘密访苏，与斯大林深入讨论进攻细节，斯大林正式批准作战计划，声称形势与一年前有较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不会直接干涉。但虑及战争正义性，斯大林强调金日成的“统一”应建立在对南韩进攻的反攻上，并要求金日成开战前必须通报毛泽东；万一美国干涉，苏联不能出面，“由中国出来支撑局面并争取战争胜利。”[5]
5月13～16日，金日成秘密访华，声称南韩侵略意图非常明显，南北对立必须立即解决，南韩人民急切盼望祖国统一，斯大林也同意打这一仗。毛泽东十分惊讶，斯大林一直明确支持解放台湾，怎么转身先支持金日成的“统一”，台湾怎么办？毛泽东立即中止会谈，急电莫斯科，向斯大林核实。斯大林答覆：国际形势已变，同意朝鲜统一，但如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等于将发动战争的决定权踢给中共。金日成解释：苏联已帮我们做了许多准备，只要中共同意，不要任何帮助。
5月15日，毛金再度会谈。毛说：原打算解放台湾后再帮助你们解放南方，既然斯大林决定先解决朝鲜问题，两家对一家，少数服从多数，他同意。金日成详述进攻计划，毛强调准备要充分，兵贵神速。毛担心美国会唆使日本干预。金日成气冲斗牛，说即使两三万日军干涉，也不可能改变战局。至于美国参战，他认为不必考虑，斯大林已告知“帝国主义不会干涉”。毛则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准备一下还是必要的，他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如果帝国主义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金日成一面感激一面婉谢，他此行不过遵斯大林之命前来通报，他明白自己的“统一”与中共的“解放台湾”都离不开斯大林的帮助，两者有冲突，为获得毛泽东同意，他尽量降低难度——“不要中国任何帮助”。5月16日，莫斯科来电同意中朝缔盟，但不应在战争发动之前，应在统一朝鲜之后，斯大林认为金日成的“统一”俯拾可得。[6]
斯大林老谋深算·金日成匆匆动手
斯大林很清楚金日成“南下”的风险。美国如根据〈雅尔塔协定〉予以干涉，金日成肯定吃不住。金日成想以“社会主义”统一朝鲜，但他的苏联却不愿为“国际主义”买单。斯大林的国际主义永远“苏联第一、别国第二”。1939年9月与德国瓜分波兰，无耻交易一暴露，西方文化界最终认清斯大林：“他已经背叛了进步和文明”。[7]这回，斯大林一定要金日成拉上中共去冒险，苏联既维护“国际主义”招牌，笼络住朝鲜小弟弟金日成，又可避免与美国直接开战。因为，苏联在东欧的利益，也还需要美国维护。
美军仁川登陆前，斯大林焦急地召回人民军中所有苏联顾问，赫鲁晓夫感到费解，认为斯大林应为朝鲜局势承担一定责任。斯大林不耐烦地回答赫鲁晓夫：
我们的顾问继续呆在那儿太危险了。他们可能会被俘，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加了这一事件。这是金日成的事情。[8]
中共事后得知，1950年1月30日（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同意金日成打了。毛泽东担心一旦美国插手，金日成不是对手，必向中共求援，而自己这边战争尚未结束，主力正在南下，突然北调，谈何容易？尤其台湾怎么办？
金日成回去后，6月23日完成进攻部署。斯大林希望中共调几个师布防丹东～沈阳一线，毛要求苏联提供军火。斯大林答应解决一部分装备，但要求中共尽快将部队摆到鸭绿江边，做出战略姿态——向美国表明支持金日成。中苏正在电函交驰，6月25日凌晨，金日成发动战争。毛泽东从法国通讯社得闻开战，既焦虑又不快。斯大林来电说金勇气过人，扭转不了他的决心。[9]金日成对外撒下弥天大谎：“南韩军队入侵三八线挑战，朝鲜人民军进行反击。”50多年后，中共史家终于吐实：“北朝鲜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动了朝鲜战争。”[10]但这种真实声音只能发表于“境外”香港。
战争初期，人民军以苏制重型坦克为先导，长驱南下，当天上午占领开城，6月27日攻占汉城。美国反应迅速，27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宣布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
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和战争。它违抗了联合国为了保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发出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福摩沙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
据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沙的任何攻击……福摩沙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11]
杜鲁门命令美国海空军开往南朝鲜，呼吁联合国各成员国帮助南朝鲜。
战争爆发当天，联合国安理会（11国）签署决议，要求共产党停战并撤回38度线以北。常任理事国的苏联本可否决该提议，但此前为中共争取联合国席位，苏联以不开除台湾国府代表权就不出席安理会，因此安理会决议得以通过。28日，第七舰队就到达台湾海峡，牵制中共北顾朝鲜。30日，杜鲁门宣布美军参战。7月1日，美24步兵师从日本空运釜山。7日，联合国安理会再通过决议，组织联合国军援韩，也是因苏联未出席安理会，使美国通过决议——拿到联合国授予的组军及出兵合法权，任命麦克亚瑟联军总司令。7月上旬，十六国3.9万名联合国军抵韩。[12]
毛泽东忧心忡忡，抱怨金日成太急躁，拿下汉城后应该休整，南方没有群众基础，特别美军未从仁川撤走，济州岛也在美军手里，一旦美军从西面登陆，割裂南北，人民军首尾难顾，相当危险。但此时，金日成已被胜利冲昏头脑，哪里听得进毛的话。美军最初未能阻止人民军攻势，8月初金日成已占领朝鲜半岛90%以上。8月15日，金日成宣称当月“解放”全国。毛泽东见战争形势对金日成有利，改主意催促金全力南攻，放言“我帮你守后方”，并向斯大林示意是否出兵助战，尽早结束战争。斯大林不同意中共出兵，担心中共军队占领朝鲜半岛会影响苏联对朝鲜事务的发言权。
8月23日，13个师美韩军集结洛东江狭小滩头阵地，人民军围攻釜山一月不下。美海军在朝鲜海域大规模集结，种种迹象表明美军将发动他们擅长的两栖登陆。
战场形势骤转·金日成哀声求援
9月15日，七万美军、五千韩军在260余艘舰艇、500余架飞机配合下，于朝鲜半岛蜂腰部月尾岛登陆，次日占领仁川，史称“仁川登陆”。美军第七师向南挺进，在乌山与北进的联合国军会合，拦腰切断人民军。洛东江的沃克第八军也率韩军出釜山反攻，人民军遭南北夹攻，后方供应断绝，伤亡惨重，被迫北撤。9月28日，美军收复汉城，次日李承晚政府回迁。人民军八个师被阻隔于南方釜山，后撤突围中伤亡5．8万人。斯大林急了，质问中共为何还不布军鸭绿江？
毛泽东对金日成打响三天才打招呼本就很有意见，建议休整又不听，现在招架不住了，催促支援，心里有气。最最糟糕的是：开战两天后杜鲁门宣布台湾地位未确定，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解放台湾”没戏了。
不过，7月上旬中共还是组建东北边防军，总兵力26万余人，粟裕司令兼政委，萧劲光副司令，萧华副政委。7月底，东北边防军全部调往安东、本溪一线，屯兵鸭绿江畔，只是未向斯大林通报。
为挽救金日成，9月30日周恩来在国庆大会上要求联合国军止步三八线，将越过三八线视为对中国的威胁。周恩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迦尼宣喻：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共就出兵援助人民军，如果只是韩军越过三八线，中共将不采取行动。10月3日，这一信讯通过各种管道到达杜鲁门及麦克阿瑟办公桌。周恩来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放言，因为次日联合国政治安全委员会将投票表决朝鲜问题议案。艾奇逊回应：“周恩来是想用政治讹诈来阻止美军进攻，我们不必在乎他们说些什么。”金日成发动战争不考虑〈雅尔塔协定〉的“三八线”，现在打败了，举起“三八线”要求停火，人家当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过，艾奇逊还是授权美国驻印度大使格罗斯与中共联系，表明美国无意进攻红色中国，美机误炸中国边境的一切损失，美国政府全赔。直至10月25日志愿军过江，美国都认为中共只是政治恫吓，不会不顾实力真正出兵。
《杜鲁门回忆录》——
直到10月31日，我们才获得证据，他们已经进入战区，实际上已经在和联合国的部队作战。
11月6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总统杜鲁门还在制止麦克阿瑟轰炸中朝界桥的请求，因为还没有证实中共军队已大规模过江。[13]
10月1日，斯大林亦未最后同意中共出兵，还在权衡盘算中共出兵对苏联的得失。毛泽东对出兵越积极，斯大林的疑虑就越深——“中国出兵会扩大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对苏联是不利的。”斯大林首先考虑的是苏联对朝鲜的控制。9月30日，斯大林得知汉城可能易手、人民军主力北撤遭截并失去联系，金日成已无法组织有效抵抗，恳求苏联给予“直接军事援助”。10月2日，斯大林才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以志愿军方式入朝参战。[14]斯大林的电报故作神秘：
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15]
10月1日，朝鲜外相朴宪永持金日成亲笔信急飞北京，向毛周面请出兵，斯大林也急不可待要中共派员飞莫斯科商谈援朝细节。
10月19日平壤“失陷”，金日成退至鸭绿江边，顾不得一再说过“不要你们帮助”、“肯定很快胜利”、“南韩人民将起义”……哀求毛泽东给于“特别援助”：急盼解放军直接出动作战。[16]
毛泽东逞强出兵·彭德怀驰京接任
国庆之夜，中共政治局紧急商讨出兵事宜，多数不赞成，理据为二：1、国内刚打完仗，自己困难很多；2、与美军装备相差太悬殊。1950年大陆生产总值仅100亿美元，钢产量60万吨；美国生产总值2800亿美元，钢产量8772万吨。党外人士纷谏：“不能和美国打仗，千万不要引火烧身。”但毛倾向出兵。次日下午，毛于颐年堂召集书记处会议（相当政治局常委会），除毛刘周朱任五大书记，还有候补书记陈云、彭真。除毛一票，周半票，均反对出兵。10月3日，中共向斯大林表示暂不出兵。
10月4日，毛泽东再次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多数仍不同意出兵，认为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毛则避开一切现实条件，从道德角度强调国际主义：“你们讲的都有道理，可是人家有困难，我们在一旁看着心里不好受呀！”强行要求出兵，政治局只好“集体同意”。
接着选帅。第一人选粟裕，此时病重住院（头有三块弹片，犯病会不省人事）。第二人选林彪。将帅中就两人有运用现代化武器组织大规模战役的经验。[17]但林彪不主张出兵，认为没有海空军去碰美军，后果不堪设想。现实对比：美军一个军拥炮1500门，志愿军一个军仅36门，41．6∶1，肉弹对钢弹。林彪以病推卸帅印。毛泽东：“‘闻鼙鼓而思良将’啊！我看还是彭大将军彭老总吧！”[18]10月8日，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兼政委，彭当天飞沈阳就任。[19]但彭也以苏联出动空军为出兵先决条件。[20]另据毛泽东苏共二十大发言，美军一个师800门大炮，志愿军一个师30门，“美国飞机像一群黄蜂在那片国土上飞了几年”。[21]
2012年最新资料：1950年中国工农业产值514亿人民币，钢产量61万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15078亿美元，钢产量8770万吨。[22]1950年美元与人民币汇率1∶2．75，[23]1950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187亿美元，美国的1／80。
10月10日，周恩来、林彪飞黑海见斯大林，要求苏联按前约出动空军。关键时刻，斯大林狡猾地缩回去，怕惹恼美国从而损害必须由美国维护的苏联在欧利益，只同意半价提供20个陆军师装备，借口空军出动需要准备，最快也要两个月，甚至说空军出动也不过鸭绿江。最后，斯大林说中共如不出兵，金日成只能维持一周，就让金日成到东北组织流亡政府。周恩来表示如无苏联空军就不出兵，向北京汇报会谈结果。周刚回寓所，毛就打来电报：“政治局多数同志主张出兵”。周恩来捧着脸不知该怎么办，只得向斯大林转达“新决定”。据说斯大林为中国同志的勇气深深震惊。但中国同志则为斯大林的“非国际主义”极其愤怒，林彪在酒宴上拒绝与斯大林碰杯。[24]
毛当然明白斯大林不愿出动空军的用意，既震惊又愤怒，不得不于12日20时致电彭德怀、高岗，命令不得出动。此时，毛完全可随着斯大林顺阶下楼，但经两个不眠之夜，毛再次召集政治局会议，认为不能向美国示弱，不出兵会使国内外反动派气焰高涨，没有苏联空军也要出兵。毛甚至说：志愿军就是被人家打回来，也要出兵。
2013年，冷战研家沈志华说：毛泽东决定出兵在于维系中苏同盟，换取苏联对中国的经援。[25]显然，此为“照顾大局”的袒共之调，沈先生不可能不知道出兵的最大决定性因素——老毛残忍斗狠的性格。毛泽东就是要以“反潮流”彰显自己的英明，越是艰险越向前，惟此才能证明自己的“远见卓识”，从而提高政治威望。美国总统的基本立场：“我所采取的立场是：我们绝不应该牺牲人。”但在老毛眼里，“人民”算什么？国人的生命算什么？死多少人都无所谓，他只要“事功”。杜鲁门当时就明白：“共产党是视人命如草芥的”。[26]西方媒体称毛“好战分子”。
据中共史书：10月19日，26万志愿军秘密渡江；25日发动第一次战役，十二昼夜歼灭美韩军1．58万。[27] 接着第二次、第三次战役。12月上旬占领平壤，12月31日跨过三八线，1951年1月4日占领汉城，8日占领仁川，接近三七线。
毛泽东再次失机·艾奇逊料事如神
美国没想到中共真出兵。1950年10月15日，杜鲁门飞赴太平洋威克岛，与麦克阿瑟讨论中共出兵的可能性。麦克阿瑟坚信中共不会出兵，以中共军队装备一旦出兵，“将是人类最大规模的一次屠杀”，朝鲜战争赢定了；11月23日感恩节前结束战争，第八军可撤回日本，回国过圣诞节；朝鲜仅需留两个师和其他联合国军队，明年1月朝鲜进行选举，然后从朝鲜撤出所有外国军队。杜鲁门认同麦克阿瑟的分析。麦克阿瑟最悲观估计：中共最多派出五、六万人进入朝鲜。事实上，据10月26日抓获的中国战俘招供，“志愿军”16日就跨过鸭绿江了。直至第一次战役结束，麦克阿瑟都不相信中共参战。11月24日，麦克阿瑟仍告诉美国士兵：可回家过圣诞节。直到美骑一师八团大部被歼，麦克阿瑟才领教毛泽东不按常规出牌。
第一次战役结束，麦克阿瑟发现志愿军仅四个军番号，断定中共出兵仅八万，“象征性出兵”，仍称圣诞节前结束韩战。11月25日，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消灭韩军两个师、美军一个团部及四个营，美韩军后退两百多公里。12月5日，志愿军占领平壤，与隔在敌后的人民军会合，进至三八线。
12月31日，在毛催促下，彭德怀打响第三次战役。1951年1月7日，志愿军进至三七线。金日成再催志愿军追击，“解放全朝鲜！”彭德怀却下令停止追击。
1951年1月2日，伊朗、加拿大、印度三人小组向联合国汇报，他们的停火努力失败，中共坚持必须满足条件，否则不考虑停战谈判。[28]
1月13日，联合国通过英国等13国提案，拟定五步停战方案：立即停火、举行政治会谈、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制定管理朝鲜临时办法、由美英苏中举行远东问题，讨论台湾地位与联合国代表权。中共史家认为——
同意把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连在一起来解决，这都只能是美国领导人对朝鲜军事形势感到绝望的结果。如果中国方面公开表示接受联合国的这一提议，那么吃亏的肯定是美国而不是中国。这是因为，五步方案关于讨论解决中国的台湾问题以及它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都是中国政府梦寐以求的，对美国是极其不利的。
此时，40万志愿军减员近十万，粮弹供应严重困难，失去继续作战能力。后勤更麻烦，以“精神”打人家的钢铁已至极致。从上海调来的第九兵团，打第二次战役，士兵单衣单裤，冻死四千、冻伤三万多，非战斗减员五万。打到三八线时，彭德怀停止追击。金日成催促志愿军追击，与彭吵了三天，彭最后发狠：“将来证明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可以枪毙我。”后来，金日成一直将不能统一归咎于彭。
彭德怀得知联合国提议，立即意识到是机会，主张接受停战。但金日成的胃口已不是保住半壁江山，想靠志愿军得到全朝鲜，竭力反对停火。毛泽东也认为战场形势对己有利，只须再打一仗就可将联合国军赶下海，毋须谈判。[29]
1月16日，联合国军在大量坦克、炮兵和空军支持下全线反攻北进，志愿军被迫应战“第四次战役”。半月内，美国推进至汉城，3月14日重新占领汉城。志愿军伤亡惨重，损失五万余，撤回三八线。
1月17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拒绝停火，指责为美国阴谋。中共拒绝停战，伤害了各提议国的感情，正中美国下怀。此时，美国对联合国议案正进退两难——如同意，将失去韩国信任并引起国会与舆论愤怒；如不同意，则会失去联合国多数支持。国务卿艾奇逊——
我们热切地希望并且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从而我们的盟国会回到比较清醒的立场，并追随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侵略者进行谴责。
拒绝如此优厚的停火条件，各国终于认清中共的蛮横，联合国形势顿变。1月30日，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以44票同意、7票弃权，通过美国控诉中共为“侵略者”的提案，中共“入联”从此长期搁置。
1951年4月22日，志愿军勉强发起第五次战役（所谓“春季攻势”），损失惨重，全线被迫后撤40公里，第3兵团60军180师全军覆没，60军军旗也被缴获。中共史书：“仅此一战役，志愿军就有1．7万人被俘，占整个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被俘人员的80%还多。”[30]此时，毛有点清醒：“我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灭美敌一个营为目标”。[31]只有吃一个营的胃口了。据毛泽东提供资料，赴朝美军七个陆军师（每师1.5万人），加上海军、空军，参战美军几十万。[32]
志愿军所有重大损失全在跨过三八线后。5月下旬，中共军委形成共识：无力再战，倾向停战于三八线，与美谈判。6月23日，联合国苏联代表马立克（Jacob Malik）提交停火议案。6月30日，联合国军新任司令李奇薇按华盛顿指示，提议双方将领谈判停战。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立即复电同意。7月7日，双方联络官在开城首次会面，7月10日双方代表团举行首轮谈判。此时，志愿军优势已失，谈判条件中只得放弃台湾地位与联合国代表权。[33]
10月25日，谈判移至板门店。11月27日，双方同意如停战协议30天内生效，目前战线将成为最后的南北朝鲜分界线。
谈判旷日持久·多数中俘赴台
谈判拖延两年（大小会谈575次），因斯大林有令：“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于结束谈判的表现。”斯大林想用朝鲜战局这粒棋子制约白宫，以换取苏联在欧利益。习惯枪杆子解决问题的毛泽东也不愿停战，总想寻机赢得彻底胜利。正好遣俘问题上可设置障碍，中朝方要求战俘“全部遣返”，美方依据人权原则坚持“自愿遣返”，遣俘原则遂成谈判最大障碍。
联合国坚持战俘应可自由选择返国与否。不少志愿军战俘原为国军将士，对土改、镇反及红色高压本怀不满，久埋反共倾向，坚决不愿回大陆。他们在战俘营曾组织一次暴乱，反对强迫返国，一些人民军战俘也不愿北返。共产党之所以反对联合国方面的遣俘原则，乃不愿承认共产主义无法得到所有公民的拥戴。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苏联新领导层认为应尽快结束这场强加给他们的战争，3月中旬指示毛泽东、金日成：“继续执行原来的路线……是不正确的”，不同意再拖延谈判，示意在“遣俘”上让步。金日成早就扛不住，只怕半壁江山都保不住，要求无论如何都签约。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议于板门店签字，中朝同意以“自愿”原则遣返战俘。[34] 据国民党资料，谈判历时两年，美国已不耐烦，通知中共，如再拒绝和平，美国将以任何武器轰炸东北，韩战方停。[35]
美方俘虏人民军12万，志愿军2．3万。[36]中朝方面俘虏美英战俘4417人，韩国战俘7142人。各方宣布的战俘资料有歧，1998年中共史书——
中国最后只得到了7110名战俘，更重要的是，1.4万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这件事本身，便利了美蒋的反共宣传，损害了新中国的政治形象。[37]
中方代表阎维新近年则称：中方战俘1．4万余，仅440名申请回国，12名申请去中立国，15名死于看押期，14235名申请去台湾。[38]据美国历史教科书：1953年9月，双方完成88559名战俘交换，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负责监管不愿被遣返的战俘。停火协议允许各国代表看望战俘并进行劝说。14227名中国人、7582名北朝鲜人、325名南朝鲜人、21名美国人、1名英国人拒绝回国，其中有些人后来又改了主意。中美双方资料大致接近，坐实1.4万余志愿军战俘不愿回国。
1954年3月1日，台湾举行第二次国民代表大会，胡适任主席，大陆籍女代表毛彦文（1896～1999）记述——
会场上最令人感动的事为自韩回国的四十位反共义士代表，每人手持上有我国大陆各省市地名的纸型地图，进入会场。我看了不禁泪下！[39]
志愿军战俘一封招降信（影印）——
亲爱的27军同志们！我们是中共20军的官兵，以前在前线受联军飞机轰炸扫射，苦得不得了。所以当27军调来接防的时候，我们的排长卢明友带了我们七个人躲在山洼里，到第二天天亮向联军投降了。现在我们一天吃三顿白米饭，有菜、有罐头，比吃“炒面”好得多了。我们每人还发到两床毯子，还有香烟抽。联军不打也不骂，对我们非常客气。我们讲的完全是老实话，请你们赶快也过来吧！[40]
志愿军战俘回国后，受严密审查，给他们放映影片《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要求相互揭发被俘期间表现。最后，95%开除党团籍，遣返原籍，度日艰难，挣扎在饥饿在线。[41]1957年出现“地富反坏右”前，五类分子为“地富反坏俘”。
《杜鲁门回忆录》中有关遣俘原则的叙述，体现了美国伟大的人文原则——
我们决不用遣送这些人（按：中朝战俘）供屠杀或奴役的办法来购买停战。
我不同意进行任何战俘买卖，这可能造成把非共产党人强迫送回到共产党控制区去的后果。同意这样做不但是不人道的和悲惨的，而且也是可耻的，因为我们在战俘营中的调查证明，为我方所俘的极大部分的中国人和北朝鲜人都不愿意在这样的情况下遣返回去。因而，我们建议交换所有愿意遣返的人。[42]
金、斯暗中偷笑·中共哑吞苦果
美联社1956年公布各方伤亡明细：
美军——阵亡33646人；重伤、病死等20600人；受伤103284人；被俘7140人；失踪8177人；合计172847人。
韩国——阵亡415004人，伤425868人，失踪459428人，被俘12536人,合计1312836人。
中国:——阵亡114855人，重伤死亡21007人；病死13150人；伤210367人；被俘21321人；失踪4300人；合计36.61万余人。
北韩:伤亡26万人。
英国: 阵亡710人，伤2278人，失踪1263人，被俘766人，合计5017人.
土耳其: 阵亡717人，伤2246人，失踪167人，被俘 217人，合计3349人。
澳大利亚: 阵亡291人，伤1240人，失踪39人，被俘21人，合计1591人。
加拿大: 阵亡309人，伤1055人，失踪30人，被俘2人，合计1396人。
法国: 阵亡288人，伤818人，失踪18人，被俘11人，合计1135人。
泰国: 阵亡114人，伤794人，失踪5人，被俘0人，合计913人。
希腊: 阵亡169人，伤543人，失踪2人，被俘1人，合计715人。
荷兰: 阵亡111人，伤589人，失踪4人，被俘0人，合计704人。
哥伦比亚:阵亡140人，伤452人，失踪65人，被俘29人，合计686人。
埃塞俄比亚: 阵亡120人，伤536人,失踪0人,被俘0人,合计656人。
菲律宾: 阵亡92人，伤299人，失踪57人，被俘40人，合计488人。
比利时: 阵亡97人，伤298人，失踪0人，被俘5人，合计440人。
卢森堡: 一个步兵排参加联合国军，死5人，伤10人，合计15人。
新西兰: 阵亡34人，伤80人，失踪0人，被俘1人，合计115人。
南非: 阵亡20人，伤0人，失踪16人，被俘6人，合计42人。
日本（非联合国军成员国，但派了水雷布雷队），亡3人，被俘1人。
以上合计，联合国军总损失19万人。
据美国韩战纪念碑：参战美军54万余，韩国51万余，其它15国4．8万余。美军阵亡54246人，联合国军及韩军阵亡628833人；美军伤亡失踪被俘总计172847万。[43]美国方面其他资料：志愿军伤亡75万，其中阵亡35万余；人民军伤亡65万，其中阵亡40余万。
美国教科书阐述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是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之一。南朝鲜约百万平民死亡，几百万平民无家可归。联合国及南朝鲜军死伤失踪58万人，共产党军队死伤失踪160万人，主要是源于共产党军队的人海战术。
联军损失军机超过2000架，大部份被防空炮火击落，击落共军飞机超过1000架，联军飞机杀伤约28．48万共军。
“抗美援朝”结局为五——
一、金日成笑了，拉来中共为他的冒险买单，保住半壁江山。可怜北韩2500万人民至今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人均日收入仅一美元，但北韩常备军110万，640万工农赤卫队，总兵力全球第四。[44]
二、斯大林笑了，挑起中共承担“国际主义”义务，为他火中取栗，维护了他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权威，顺便将“二战”过时军火卖给中共，发了一笔战争财。而且，中共因无海军主动要求苏联海军不要撤离旅顺（原定1952年撤离），毛泽东访苏时为此差点吵起来呢。
三、蒋介石也笑了。尽管韩战未能扩衍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他的60万国军未能借美军之力反攻大陆，至少“福摩沙”（台湾）对美国顿具战略价值，第七舰队免费保驾，岌岌可危的台湾保住了。志愿军一过鸭绿江，蒋介石更笑了：华盛顿这回认清毛共，抛弃幻想了。杜鲁门：“给予中国国民党人以全面的援助，使他们能抵抗共产党方面对该岛的可能攻击。”[45]
四、中共也笑了，勉强挤出的苦笑。流血出钱却为人家“保家卫国”，130万志愿军入朝，[46]加上先后补充、轮战兵员达200万，民工70万。[47]三年战争每年耗费50%国家财政，[48]总耗资600亿美元、死伤七十余万替金日成的冒险买单——既惹毛了老美，不能“解放台湾”，还平白欠下一屁股军火债（30亿人民币，合13亿美元）。[49]战后，中共先无偿援助朝鲜八亿人民币，[50]此后达几十亿，持续50余年。所换取的苏联经援，不过是1093名苏联专家与有偿贷款。
未能“解放台湾”，中共一直痛到今天。其时，国民党在台湾立足未稳，士无斗志，“二·二八”又使台民箪食壶浆迎“王师”，中共靠木船就能一鼓荡平。台共人员接到命令：结束潜伏，发动护厂保产，半公开仰迎“解放”。结果这些准备成为“解放英雄”的台共地下党，被国民党一网打尽，大多数人转变为专写反共资料的“匪情专家”。[51]
出兵朝鲜使全世界一下子看清毛共嘴脸，除了不顾本国人民利益，更清晰豁露赤色意识形态的霸权逻辑，对世界民主国家形成强烈威胁，毛共“光荣孤立”二十年。
五、只有美国经受住历史检验，他们为维护人类的自由和平支付了令人尊敬的代价。就是对中国，无论退赔庚款、支援抗战，美国都是最真诚的援华国家。1945年3月3日，罗斯福对斯诺说：“我当然要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取得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相同的地位。这样在将来形成的四大俱乐部中，中国无疑是需依赖于美国的。”[52]毛泽东出兵朝鲜，中美传统友谊破裂，反目成仇，隔绝20年，苦的还不是中国人民？
正反两面史料都证明，美国理性对待韩战，以人道、和平、公允为宗旨，全力控制战争范围于朝鲜半岛，避免扩大到中苏境内——有可能导向第三次世界大战，实质性体现美国政府的人文水平。麦克阿瑟之所以被撤职，正是因为华盛顿发现他想扩大战争范围。杜鲁门基本理念：“再没有比以战争制止战争的想法更愚蠢了。除了用和平以外，用战争什么也制止不了。”杜鲁门明确反对打“预防战”——用战争制止战争。聪明的美国人已看出斯大林在给美国下套——诱使美国与中共开战，陷入中国这口大泥潭，从而使美国无力西顾，以便苏联在欧洲一家独大，确保苏联的核心利益——支配欧洲。[53]
美国保住了大韩民国，使南韩免受金氏政权蹂躏，南韩人民真正的“解放者”。2012年北韩人均GDP一千美元∕年以下，南韩三万美元∕年。[54]北韩电视机、收音机焊死所有频道，只能接收朝共中央台一个频道。1990年代北韩饿死三百万。朝鲜首届政府21名高官，17人先后被暗杀，枪决或清洗；九轮大清洗处决九万劳动党员，150 万人死于集中营。全社会划分51个阶层，“阶级专政”，革命家庭不得与出身不好者通婚。残疾人不得生活在平壤，侏儒关入集中营，不得生育。金正日：“侏儒的根源必须消灭。”[55]
必须更正大陆流传甚广的一句名言。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布莱德雷（1893～1981），在撤掉麦克阿瑟后说：
要是真把战争扩大到亚洲大陆的话，那末这就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这句“名言”最初随《杜鲁门回忆录》播入寰内。本是美国最高决策层对麦克阿瑟欲扩大战争范围的“警语”，并不涉及美军助韩的正义性必要性。但中共斩去前提，说成美军将领认为不该出兵助韩。如此这般，似乎中共出兵便多少带有一点“被迫”与“无辜”——既然人家错误在先。
1950年12月15日，杜鲁门全国广播讲话中——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曾经有过比我们国家现在所负有的这样重大的责任。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自由世界的领袖。我们必须了解，我们专靠自己是不能取得和平。在整个世界上，我们是拥护国际正义的，是拥护一个以法律和秩序的原则为基础的世界的。我们必须这样坚持下去。我们愿意举行谈判以解决分歧的意见，但是我们决不向侵略让步。对罪恶的姑息不是走向和平的道路。[56]
毛泽东可有如此经受时间检验的“语录”？中共还有一笔至今尚未偿付的严重倒账：由于得表明“抗美援朝”的正义性，不得不将战犯金日成包装成“自卫反击”，指说李承晚打响第一枪；将联合国军维护〈雅尔塔协定〉说成干涉朝鲜内政的侵略。这则“国家级谎言”，看来得与中共“共命运”了。2015年2月25日沪视纪实频道《档案》栏目〈新中国民间外交实录〉，还在将出兵朝鲜说成“根据中国人民的意愿”（1950年全国动员，江苏高邮县报名参军仅12人）[57]，还得与朝鲜金氏政权保持一致，还得为这一明显有违“社会主义原则”的家族政权挺台。2015年4月18日，金正恩乘飞机登上白头山，次日中国媒体发表这条新闻（配照片），内有金正恩豪言：“进一步坚定把朝鲜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58]
初稿：2007-8-24～25；补充至2008-6，后再增补。
[1]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李石译，三联书店（北京）1974年，页390。
[2] 徐泽荣：〈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当代中国研究》（美）2000年夏季号。
[3] 《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人民出版社（北京）1988年，页532～533。
[4] 《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6年，第二卷，页1368。
[5]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书作坊（香港）2008年，上卷，页2～3。
[6] 杨先材主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8年，上卷，页49～56。
[7] （美）爱德格·斯诺：《红色中国杂记（1936～1945）》，党英凡译，群众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87。
[8] 《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东方出版社（北京）1988年，页534。
[9] 师哲：《我的一生》，人民出版社（北京）2001年，页374。
[10]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书作坊（香港）2008年，上卷，页4～5。
[11]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李石译，三联书店（北京）1974年，页402。
[12] 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香港）2007年，上册，页208～209。
[13]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李石译，三联书店（北京）1974年，页431～432、445、447。
[14]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4年，页139～141。
[15] 沈志华：〈“中苏朝”一场战争与三角同盟〉，《同舟共进》（广州）2009年第9期，页42～43。
[16] 杨先材主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8年，上卷，页98。
[17] 《戚本禹回忆录》（上），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6年，页97。
[18] 马畏安：《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39～43。
[19] 《党史研究资料》第四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707。
[20] 何方：〈中国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教训〉，《炎黄春秋》（北京）2013年第9期，页22。
[21] （意）维·维达利：《“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王树德译，东方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163。
[22]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第一卷，页95。
[23] 1950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国经济网，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40221/153118293711.shtml
[24] 胡星斗：〈林彪真相〉，《往事微痕》（北京）第107期（2013-9-15），页98。
[25] 沪视纪实频道2013年9月10日，”档案”栏——〈中苏外交档案·歃血为盟〉。
[26]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李石译，三联书店（北京）1974年，页469、478。
[27] 《党史研究资料》第四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707。
[28]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李石译，三联书店（北京）1974年，页435～437、445、455、498。
[29] 《党史研究资料》第四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713～716、707。
[30] 杨先材主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8年，上卷，页131、134。
[31] 《党史研究资料》第四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720～724。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3年，第五卷（1961-7～1966-9），页385。
[33] 苏仁彦：〈保家卫国一场惨剧〉，《开放》（香港）1999年5月号，页50。
[34]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书作坊（香港）2008年，上卷，页18～19。
[35]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中文图书供应社（香港）1974～75年，第三编，页537。
[36] 张泽石：〈中共战俘的血与泪〉，《揭露》（香港）2013年9月号，页59。
[37] 杨先材主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8年，上卷，页137、139。
[38] 阎维新：〈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仪式和战俘谈判〉，《炎黄春秋》（北京）2008年第6期，页19。
[39] 毛彦文：《往事》，秀威信息公司（台北）2015年，页162。
[40] 张崇岫：《战俘启示录》，开放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303。
[41] 赵飞鹏：〈在岁月中慢慢消磨被俘伤痕〉，原载《中国青年报》（北京）2011年11月11日，《文摘报》（北京）2011年12月13日摘转。
[42]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李石译，三联书店（北京）1974年，页549、551。
[43]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书作坊（香港）2008年，上卷，页18～19。
[44] 沪视纪实频道2009年7月22日，“眼界”〈直击朝鲜〉。
[45]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李石译，三联书店（北京）1974年，页415。
[46] 杨先材主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8年，上卷，页137、134。
[47] 庞松：《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2003年，页97。
[48] 何立波、任晶：〈”三反”建国后反腐第一仗〉，《检察风云》（上海）2009年第7期，页66。
[49] 徐焰：〈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炎黄春秋》（北京）2008年第2期，页31。
[50] 沈志华：〈中朝关系惊天内幕〉，共识网（北京）2013年8月27日。
[51] 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台北）1995年，页222。
[52] 丁晓平：〈罗斯福与斯诺的三次密谈”中国”〉，《同舟共进》（广州）2013年第2，页44。
[53]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李石译，三联书店（北京）1974年，页457～496、463。
[54] 金东燮：〈韩国”50后”处境如夹心饼干〉，《文摘报》（北京）2009年8月9日。
[55] 郭国汀：〈看得你毛骨悚然：金家王朝的恐怖秘密〉，阿波罗新闻网2011-04-02。
[56]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李石译，三联书店（北京）1974年，页533、510。
[57] 居思基：〈以史为鉴话当年〉，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194。
[58] 〈金正恩登上”祖宗山”〉，《东方早报》（上海）2015年4月20日。。
原载：《揭露》（香港）2013年11月号（删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