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年轻的时候,总喜欢往前看,选什么专业,读什么学位,干什么行当,搞什么课题。好像前方有无穷长的时间和无限广的区间,任你搏击,任你拓展,寻觅人生的意义。可是当你接近晚年的时候,又会感到时空的有限,成就的些微,以及实际生活的羁绊。退休后我终于过上寓翁的日子,每日里悠闲自在。于是我开始往后看,想起童年的乐趣,同学老师,故人旧事。有意思的是,面对当今纸醉金迷饮食男女的繁华盛世,回顾50年代的风土人情,却又那么富有人情味。那片没有水泥覆盖的土地冒着灵气,简直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自2005年开始,每次回国,我都要到南城长大的那块穷乡僻壤走上一遭。还好,由于地产商的计算器告诉他们那儿油水儿不大,故而至今还保留着原来的古色古香,就像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保留地。

我家住过的那个小院因为房屋危险,邻居们在70年代就搬走了。改建后住进来的都是新街坊。每户都在屋前搭个勾连棚,算是厨房。清幽的小院被挤没了,只留下一条一辆自行车宽的的过道儿。

可喜的是,从北向南穿过二巷胡同到西园子,居然见到我的小学同学,四魁。他家的门口钉着一块木牌,上边写着四魁诊所。没想到四魁一下子认出我来,惊讶地喊了一声:“八十?”我也认出了他,还是那个模样,只是原先那张颧骨突兀的瘦脸多了几条老褶,下颏还稀稀疏疏地蓄了几根山羊胡子。

“听说你在美国定居了,什么时候回来的?”“前两天。老街坊都见不着了,还好你没搬走。”四魁说:“你知道,你们院儿老街坊的房子都是租的,我们这个小院属于自家的私产,好不容易才要回来,我们舍不得丢下。”

“你在琉璃厂干得好好的,怎么开起诊所来了?”四魁说:“你知道,我父亲除了皮货店的事,就爱好中医疗法,对针灸很有兴趣。我小时候耳濡目染也学了一点。后来为了给家人治病,下了不少功夫。如今病人挺多,医院拥挤。我年前挂了个牌子,说是诊所,实际上只会针灸,不开药方。还真治好了几位半身不遂的老街坊,在东晓市地段儿小有名气。”

我又打听了同院及附近的十来位发小的状况。好几位都去世了,有的正在病中残喘,有的丢了北京户口,落户文安。一时间让我不禁有种苍凉隔世之感。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告别了四魁,老伴陪我朝天坛北门走去。来来往往的游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马路上,机动车辆呱嗒呱嗒滚滚而过,吆喝着苍蝇拍、尼龙袜子的小摊贩坐在路边招揽生意。半个世纪以后,我频繁出入的天坛北门显得狭小了,迷乱了,陌生了。

我不免抚今思昔,借助洛伦兹坐标变换,回到了50年代的童年。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龙须沟已经填平。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铺上一层又宽又厚的柏油路。天坛南侧的残垣断壁修葺一新,坛根下还铺上铁轨,有轨电车连通了天桥到崇文门一线。当当当当,清脆的铃声给这片贫瘠的角落带来新的生机。

天坛公园竖起了一个牌楼形的北门,北门外有一大块空地,或曰空场。下学以后,我们班10几个男学生常常到这里踢足球。从墙角下找来四块砖头,东边、西边各放两块,算作大门。四魁和大小儿球艺最高,是两边的中锋。守大门的有郭连立和吴山宝。其余的人排成一排,按顺序喊一、二。 然后单数一队,偶数的是另一队。再按左锋、右锋或二道,每人报个位置。

把书包放到一边,我们就兴致勃勃地踢了起来。直到红日西斜有了低血糖的感觉,才各自散去。有一次,不知道谁的一脚踢偏了,小足球射进了有轨电车。这时四魁立即向电车跑去,用三步跨栏的速度抢到电车门口,登上踏板,摽着门把手,随车而去。直到车在红桥站停下来后,四魁才把足球讨回。

四魁回到足球场,小朋友投以羡慕的目光,欢迎这位英雄的归来。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他是铁道游击队里的刘洪队长,还有人赞扬他飞车搞机枪。

四魁跟我不光是小学同学,还是邻居。

我们的小院虽然贫穷度高达80%,多数人家到了月底就揭不开锅了。免不了东拆西借,对付一顿棒子渣粥。您还别说,这穷归穷,紧归紧,但人丁兴旺。几户人家接连生下好几个带把儿的。从属马的孙家老大到数鼠的赵家老二,几乎一年一个男孩儿,就差个属狗的了。这个院的男孩贪玩淘气,但有集体主义精神,在地面上影响挺大。四魁跟我们有相同的爱好,常常到我们胡同一起折根斗,打乒乓,踢小皮球。

四魁不像班里喜欢京剧的几个同学,对唱腔道白不感兴趣,但是他迷恋于武打的技巧。一到暑假,他每天都起个大早到祈年殿边上的小树林里。那儿既有遛嗓子的,又有练功的。他在一旁观察着走直趟的三黄炮锤,一步一跺脚,同时小臂向下砸去;他也爱看练八卦的伸开双臂,垂肩够肘,绕着小树转圈儿。久而久之,留下一条圆形的足迹。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听老艺术家讲述梨园趣事。侯喜瑞老先生身材不高,手持一把一尺半的大折扇,传道解惑。周围的几个徒弟洗耳恭听。

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晨练。翻跟斗、抻腿、打旋子,场面活跃。四魁在一旁也偷学了几手,能耍几下儿白蜡杆,来个侧空翻、铁板桥。他动过当跟斗虫的念头,但没有如愿。

西园子小学对面有个大院,院里有个机井,是当地的供水站。两个伙计定期拉辆木车到胡同里挨家挨户送水。大院里有五六个男孩,虽然相距较远,有时候也跟我们一起玩耍。有一次两个院的孩子比赛足球,我们院的马根跟水站的姬嘉明因为合理冲撞闹翻了,比赛不欢而散。

姬嘉明不服气,第二天带着他的弟弟嘉亮以及毛氏弟兄等拿着几根竹竿前来叫阵。他的头顶上有三个旋儿。听说一个旋儿横,两旋儿拧,仨旋儿打架不要命。看这阵势,来者不善。马根有点怵头,于是我们搬来四魁做外援。四魁大步流星,向水站摆出的竹竿阵闯去,擒贼先擒王。只见他一把抓住姬嘉明的竿子,转身一挑,夺了过来。然后拦腰一扫,姬嘉明马失前蹄卧倒在地。

主将挨打,军心大乱。此时四魁按照长靠武生的手眼身法步,身前背后竹竿转动如轮,随手又舞弄了几个枪花。然后右手持竿,往后一斜,来个蹲裆骑马式,左手前推露出铁砂掌。水站的士兵哪儿见过这个架式,撂下竹竿,退避三舍。从此两院的兵团首领口头签署城下之盟,互不进犯。仗虽然打赢了,但是姬嘉明和四魁结下梁子。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四魁天生好动,体育很好,在班上无论是乒乓球、足球、摔跤还是双杠,他都是一把好手,但是他不大喜欢学习。体育课上,他常常故意伸个懒腰,打个哈气,博得一笑。老师喊原地踏步,他总是只甩双臂,膝盖略弯,但脚不离地。上课时他喜欢做鬼脸和小动作,分散邻座同学的注意。有一回,老师发现他聚精会神地看小人书《钢铁战士》。十分气恼,拽着他的胳膊到教室门口。跟着右脚一踹,大喝一声:“混账出去!”他也不当回事儿,课后继续跟同学们奔跑嬉戏。

下午放学,我们常在胡同北口的一块空地上玩耍。时常遇见一位大叔,他戴副茶镜,提溜一只没有褪毛的兔子从油勺胡同缓步走来。他就是四魁的父亲袁叔。袁叔在崇文门内有个门脸,经营皮货,在西园子算个富有的人了。也许因为这里穷人多,富人少,袁叔走路目不斜视,怕染上穷气。邻居们上前打个招呼,他也听而不闻。当那些穷街坊领略到袁叔的清高以后,招呼就免了。小孩子见了他也视而不见,继续玩乐。还好他的高傲没传给几个孩子。

52年三反五反,不少徒弟起来揭发师傅,以至于几个想不开的资本家、小业主,采取不同的方式寻了短见。袁叔平素对下属不薄,徒弟两年出师,薪水也比一般店铺高。故而没人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但他心里还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借口血压高,在家养病。让一位姓陈的老伙计和儿子大魁照料生意。运动平息后,他才恢复掌柜的职权,开始到店里经营料理。

安稳了两三年,又遇到公私合营,即合作化,资本家的工厂店铺收归集体所有。袁叔舍不得把传递几代的祖业一下子交公,也不愿意摇身一变跟那些徒弟们一道成为普通劳动者。于是茶不思饭不想,得了一场心病。大魁和教小学的二魁知道这场运动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去,于是天天给卧床不起的老爹读报纸,念两本叫做《工商界》的杂志,然后再巧言开导。君子舍财不舍命,小人舍命不舍财。没想到袁叔还是停留在不舍财的地步,没等到敲锣打鼓那天,老人家就一命归西。

大魁和二魁忙着丧事,三魁还在读初中。那时已经不大时兴念经超度,袁家只在院子当中摆了几幅花圈,放着老先生的遗像。两天后把棺木送往老家张家口安葬。

57年,四魁步入关键的完小六年级,赶上一位板着面孔不苟言笑的班主任楚老师。四魁也悟到应该收敛了,上课开始听讲,课后完成作业。全班同学也和四魁一样,共同进入新的常态,临了儿好弄个优、良的评语。楚老师有两个爱好,一是抽烟斗,另一个就是打乒乓。课间,他喜欢拉着四魁陪他练球,他痛痛快快地大板扣杀,四魁拿个小拍小心翼翼地躬身削回。一个盾牌101的小球居然使师生之间建立了友好关系。四魁的操行评语也从旧常态的中上升到良,并且被第50中学录取。

袁叔走后,常到家来的只有一个客人,他就是原先皮货庄的伙计陈叔。陈叔跟袁叔是同乡,自打十几岁就跟着袁叔到北平闯荡,为人正直可靠,账目一清二楚。他管袁婶叫嫂子,时不时地过来串个门儿,问个寒暖。他有个女儿叫素兰,长得得挺俊,也常来帮点家务。袁婶也喜欢她,只是她有个先天的毛病,癫痫。一年要犯十来次,每次都没有预警。一上来就口吐白沫,躺倒在地,手脚乱蹬。虽然10几分钟后会恢复平静,但是冷不伶仃怪吓人的。

小学毕业后,四魁让我到他家去玩。这是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平时院门紧闭,鲜有来客。西屋有正房三间,中间是厅堂;南北各有厢房两间。显然居住条件比我们那个穷杂院要宽松多了。四魁下边还有一弟一妹,一个在小学三年级,一个在一年级,分别叫五魁和六妮儿。

四魁的母亲袁婶虽不识文断字,但说话慢声慢气,透着文静稳重。不像街头那些大妈们说起话来,急赤白列,用词粗鲁。由于生活条件优越,吃喝不愁,故而她皮肤白嫩,没有皱纹。乌黑的头发往后收成一团,扎进一个细丝织成的繤。

我坐在堂屋的红木八仙桌旁,欣赏着屋里的摆设。一条长案上摆着花瓶、帽筒,中间是一台镶着银边的座钟。墙上抹上一层厚厚的石灰,上边挂着几幅山水画。不像我们家的四壁露出光秃的青砖,纸糊的顶棚还有几个窟窿。我忽然意识到穷和富的差别。袁婶见我凝神四顾,一幅钦羡的神情,就问起我爹妈和家里事。当时我父母都在合营后的第六制帽社工作,姐姐上初中,家景还算过得去。

袁婶问我:“你们怎么不把租的两间房买下来,也就200多块钱的事?”我说:“不知道,兴许租金不贵。要是买下来又没那么多现钱。”实际上我们胡同的那些房客不管贫富,没有几家打算买房的。俗人缺乏远见,这也许就是贫者和富者的主要区别。

四魁说:“我们家有一本练习八卦的手抄本,有文有画。我想学,但没坚持下来。”我说:“我爸爸也练过八卦,老师叫刘斌。他也有一本这样的书,封面写着《仙传八卦》。”四魁说:“八卦的祖师爷是童林,功夫好。后来当了老公。”“我也听说过。八卦有单、双、顺三式,我只学了单式。我家还有一张长条的照片,是我父亲和那些武友的合影。每人手持一种兵器,刀枪剑戟俱全。我父亲手里拿的是虎头钩,还有人举着日月轮。”

在他家坐了半个多小时,我跟袁婶和四魁说了会儿话,五魁和六妮在院里跑来跑去。那是我到他家去过的唯一的一次。

58年9月,我去了金鱼池西边的第90中学,四魁去了光明楼旁的50中。一西一东,见面机会就少了。

高举三面红旗不久,接踵而来的是饥饿。生活的贫困和口粮的奇缺迫使不少孩子中途辍学,到工厂当了学徒。在这种形势下,袁家家道也开始中落。60年初,四魁到处托人想找个事由。袁家的伙计陈叔57年被新建的皮毛厂聘为技师。他听说四魁退学的事儿后,帮他在皮毛厂制革车间找个活儿,每月有17块钱的工资。从此四魁开始挑起养家糊口的担子。

四魁新灵手巧,没有半年功夫,就掌握了制革工艺。一年后就能当个二级工用了。陈叔暗自高兴,这小子还真是块料儿,我没看走眼。

那年头儿,老百姓虽然食不果腹,面黄肌瘦,但精神状态还算可以。路上很少见到打架斗殴的,或许他们没了力气;溜门撬锁的也都金盆洗手,反正偷也白偷,家家户户都刻着一个字,“穷”;道德败坏乱搞关系的也少了,把精神头儿都饿没了。这也许是毛主席的有意安排。可不是吗,穷人的确听话,好管。

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四魁早已转正,拿上不足40块的月薪。您别小瞧这仨瓜俩枣儿,那时候能养活三口人了。四魁孝顺,开了工资,都要给母亲买些糕点、水果。弟弟和妹妹也已小学毕业。哥哥三魁正在师范学院读书,学校发伙食费。袁家又开始光武中兴。

到了1963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又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农村开始了四清,在国际上公开了对抗苏共的九评。同时在工业、农业和部队树立了三个典型,即大庆、大寨和雷锋。还好,四魁家里没人在公社当生产队长,也没人在克里姆林宫值班护卫。于是井水不犯河水,你搞你的斗争,我过我的日子,袁氏一家相安无事。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到了1966年6月,一场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伟大运动开始席卷中国。只要是中国人,无论你是高官贵胄,如刘少奇和邓小平,还是只想吃上稀粥烂饭的市井草民,都将受到冲击。破四旧,立四新,那些已被斗倒的地富反坏右及资本家又被回聘到政治舞台,他们跟刘邓陶、彭罗陆杨一起带着高帽,挂上牌子,加入到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悲催行列。

袁叔当过资本家,他虽然死了,但是家里还有地主婆以及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一家人胆战心惊,院门紧关,还加了两道大锁。需要买东西,都在黄昏后蔫儿不出溜地去。别叫人认出来。

然而,在大风大浪面前,你可以躲避一时,但绝对逃不了一世。袁叔虽然傲气,袁婶虽然孤高,但他们没得罪过谁。可是袁婶还要天天拜佛,求菩萨保佑,平平安安躲过这场劫难。

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仅仅两个多月就达到第一次高潮,即红八月。水井大院的同龄人姬嘉明多年来一直是个无业游民,四处骗吃骗喝,鱼肉乡里,他可算是实打实的贫困户。文革开始不久,他忽然感到自己不就是名副其实的无产者吗,天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于是他四处张罗,拉上几个狐朋狗友成立了西园子造反兵团,他是司令。每个人胳膊上戴个红袖章,还扯了四尺红布,找人印上黄字,每天在街上巡游。看见不顺眼的就叫资本家、地主婆,指使他屁股后边起哄架秧子的小孩子上前厮打、辱骂。

8月18 号上午,中学红卫兵大愣急急忙忙过来禀告姬嘉明:“下午毛主席要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了。”他连忙囫囵两个馒头,骑着那辆东攒西凑的自行车奔前门而去。他挤进人山人海,看到穿着军装带着红袖章的毛主席。跟着来自许多院校的学生,激动地高呼口号。回家路上,他感到骄傲自豪。虽然自己不是红卫兵,但也算贫下中农造反派了。一定得闹出点动静来。

到家以后,姬司令就着五香花生仁喝了二两白干,想着如何趁热打铁。忽然想到四魁一家。“嗨,糊涂。我怎么把这小子给忘了,他妈是地主婆,他是狗崽子。不能让他们活痛快了。”于是他拉着几个狐朋狗友和红小兵,朝四魁家走来。

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袁婶吓瘫。四魁嘱咐过她,没事千万别出去,眼下时局很乱。可是今天这场灾祸怕是躲不过去了。她朝小五挥手,让他把门打开。这群造反派不管三七二十一,大摇大摆地闯进来。把袁婶连拉带拽拖出院子,强迫她跪在自来水站的平台儿上。

两个造反队员按下她的左右肩膀,揪着胳膊,让她坐上飞机。姬嘉明开始革命大批判,控诉袁家的剥削罪行。说得起劲的时候,就揪着她的头发厉声发问。袁婶哪儿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个劲儿地哆嗦,说不出话。

对门朱大妈的心怦怦直跳。实在忍不住了,她就叫着姬嘉明的小名:“嘎子,街里街坊的,有啥解不开的扣儿。她一个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老实巴交的,谁都清楚。不错,人家是有钱,可没干过缺德事啊。得绕人处且饶人,你就高抬贵手,行个好,放她一马吧。”

嘎子一看有人叫板,公然对抗造反队,马上还嘴说:“您这是转着弯儿地骂我。她不缺德,难道我缺德?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可是立场问题,要不是看着朱大爷是老工人,我今儿个非让您陪斗不可。没事您就一边凉快去!”朱大妈一看这三清子六亲不认,只好忍下恶气,气呼呼回到院里。

嘎子对一个小孩喊着:“二愣子,回家拿剪子去。”二愣子不敢不从,拿把剪子递给嘎子,嘎子气势汹汹开始乱剪袁婶的头发。刚剪了一半,四魁下班回家了。他一看到有人凌辱他的老母亲,回到家里,抄了把铁锹。二话不说,朝着嘎子的后背猛然拍去。嘎子唉唷一声,打了趔趄。然后四魁拿着铁锹朝几个造反队员呼呼地抡了几圈。这几个小子被吓得屁滚尿流,拖着嗷嗷叫的嘎子,朝西逃窜。邻居们拍手称赞,四魁真是个大孝子。

四魁对着母亲哭了:“妈呀,咱这是招谁惹谁了,遭这个罪孽。”他把惊恐的袁婶背回家去,袁婶不吃不喝,躺了一天一宿。

那天晚上,四魁通知大哥、二哥和毕业后分到中学的三哥,还有皮毛厂的陈叔,过来商量对策。大哥在百货楼的服装部担任经理,运动不久就受到冲击,大字报贴了好几张。他本来就胆小怕事,这回母亲受了这么大的屈辱,他心里愤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二哥是小学教师,在学生里人缘儿不错,灵魂尚未遭到触及。他要把母亲接到他那儿躲避几天。三哥离开学院不久,知道这场运动来者不善,怕是得延续几年,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何况二哥住在巾帽胡同,也就是一里地远。

大家正在愁眉苦脸,找不到万全之策。陈叔火烧火燎,来到袁家。看到老嫂子头上裹着纱巾,卧病不起,十分痛心。可是他一想到刘少奇和彭德怀都陷入恶运,被人当猴儿耍来耍去。咱们平民百姓除了忍气吞声,还能怎样。他听了哥儿几个的想法,沉思片刻,果断地说:“得了,我看干脆把老嫂子送回老家,那儿咱没有仇家,消停。再说素兰的肝病没好,歇长假。医务室的孙大夫跟我熟,再续几个月过个话儿就行。让她跟嫂子一块回去,也有个伴儿。”

天高皇帝远,张北倒是个清静的去处。哥儿几个都认为这还真是个好主意。然后让小五到大哥家,小六去二哥家住。四魁看家。

陈叔又说:“今儿个是礼拜四,我们厂歇礼拜二,我请两天假。四魁这边准备准备,我和素兰星期二一大早就过来。”

再说姬嘎子本想了断当年的一竿之仇,先拿他的老母出口气。不料又被铁锹拍了一回,狼狈逃窜。几个同伙又是贴膏药,又是捶打按摩,缓解背痛。嘎子咬了咬牙,“无毒不丈夫,我他妈端了你的老窝儿,让你丫的牛。”礼拜六一大早,嘎子像《打渔杀家》里的教师爷,带上几个队员,手持棍棒,怒气冲冲朝袁家走来。

四魁正要出去上班,不料撞上这群恶煞。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回四魁没有动武,质问他们:“你们还没完没了了,欺负了老太太,还想干什么?”

嘎子说:“地主婆和你们这群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没资格住在这里,你们得来个屎壳郎搬家,滚蛋!”四魁正要理论,二哥端着早点走了过来。一看这劲头和市面上剑拔弩张的气氛,他知道硬扛是扛不住了。他压下四魁的性子,对嘎子说:“行,姬队长,我们听您的命令。但我有两个要求,第一,给我们三天的时间;第二,我们不能睡在坛根儿,就是猪圈狗窝,好歹您也得找两间房子。”

二哥平素对人和气,在大人小孩中口碑甚佳。再说嘎子没辙的时候,还接济过他几次。嘎子也不敢把事做绝,点头同意。但是这次行动不能白来,他从袁家抄走不少瓷器、字画以及一些值钱的古玩。四魁眼看着父亲几十年攒下的宝贝被人掠走,气儿不打一处来。可是在小人得志的年头儿,他只能心字头上一把刀,忍。

这两天他没上班,先帮母亲把日常用品、换洗的衣服装进手提箱。再把家里的细软整理好。等星期二把母亲送走,再搬到还不知道什么样的地方。

星期一上午,嘎子派人通知,让四魁一家搬到受禄街路西的大杂院。里边住着十多户人家,七行八作,老幼纷纭。四魁过去看看,还是两间北屋。街坊说一个无儿无女的回民老太太刚走。空也是空着,你们住进来还能冲冲晦气。

礼拜二早晨,四魁送母亲、陈叔和素兰去北京站,坐上开往张家口的一列慢车。回来后,他借来两辆三轮,在车间师傅的帮助下,把贵重和常用的物件装车运到新居。至于一些大件的家具只能扔下不管,反正搬过去也没地儿搁,日晒雨淋,全糟尽了。

过了几天,嘎子发现袁家如鸟兽散,四魁这小子一个人还占了两间北房,心中闷闷不乐。这一竿子仇未报,又挨了一铁锹,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过了两天,等四魁下班,他又去寻衅。四魁正在煮挂面,还没开锅。本来心里就窝火儿,见了嘎子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嘎子嚷着:“让地主婆出来,每天早晨扫大街。”四魁说:“老太太挨了你一顿打,回老家养伤去了。”嘎子说:“她不回来,我就他妈踹你的锅,饿你三天。”“孙子!借你俩胆儿,你他妈敢?我压根儿就不怵你。”

嘎子依仗人多势众,上来要揪四魁的脖领子,四魁顺势抓住他的双臂,猛一转身,使了个天桥宝三用过的大背跨。这一摔了得,嘎子半个时辰都缓不过气儿来。又被朋党拉走。第三回合,他又吃个哑巴亏,真他妈晦气。

一计不成,二计又生。他忽然想起一个远房的表舅是皮毛厂造反派的头头,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洒了油。干脆砸了他丫的饭碗。于是他拿着一条大前门香烟去找表舅,控诉四魁反攻倒算的罪行。表舅是个烟鬼,平日里用五号烟叶儿卷大炮。见了大前门甭提多高兴了,有求必应。第二天,皮毛厂就召开批判大会,严惩对抗文革镇压造反派的资本家狗崽子袁四魁。陈叔说过几次情,都被拒绝。最后给四魁开除公职的处分。

四魁是个烈性人,在屈辱面前从不低头,在生存的险滩从不畏缩。他把自己的物品放到包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皮毛厂。心里念叨着:“你们甭想饿死我。我活下来给你们瞧瞧。”三个哥哥听到后,不约而同过来开导,“有哥哥帮助,饿不着。” 四魁说:“还没到那个份儿呢。我想好了,先捡破烂,凑出点小本钱再收废品。”

四魁托朋友借来一辆破旧的平板三轮,拿回家鼓捣鼓捣。点了点油,正了正龙,紧了紧闸。再蹬起来就不费劲儿了,链条和齿轮欻欻作响。第二天,他就开始了捡破烂的生涯。有报纸、玻璃瓶、旧电线,每趟都满载而归。第二天一早再卖到红桥路口的废品收购站。算下来每天也有块儿八毛的进项。除了柴米油盐,还有结余。

三个月后,四魁开始了走街串巷收废品的生意。一边骑着三轮儿,一边吆喝:“有破衣服我买,有碎铜烂铁我买,有报纸酒瓶我买。”不少人都知道四魁的遭遇,听到吆喝声,连忙翻箱倒柜,看看有啥能卖给他的。四魁心细,遇到破旧瓷器、香炉、腊扦儿、字画伍的,他都一并收购,然后挑出几样收藏起来。他觉得这玩艺儿早晚会有出头那天。周末他到哥哥家走走,打听母亲的近况。

到了67年的春节,四魁锁上屋门,回老家去看母亲。由于空气好,日子舒坦,袁婶的面模儿红润精神饱满,红八月的恐惧已经没了。素兰对老太太照顾得无微不至,老太太也把她当成闺女,娘儿俩还挺合得来。过了初十,四魁给母亲撂下10块钱,回了北京。

刚一走进大院,街坊就连忙给他报喜。四魁操着京剧的声腔:“本帅喜从何来?”张大爷说:“嘎子被抓起来了。”四魁说:“他不是文革的红人吗?怎么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了?”

张大妈说:“这小子道德败坏,强奸了一个中学生。偏巧她爸爸是区委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没有三年五载,怕是出不来了。”“这叫恶有恶报,活该!”

当晚,四魁买了瓶二锅头,炒了两个菜,辣子肉丁、木须肉。在小院里悠哉游哉,月下独酌。可惜他不知道李白还写过一首酒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从此,他没了对头,可以逍遥自在地活下去了。

69年底,他弟弟、妹妹一起响应政府号召。为了有个照应,兄妹一起到京西房山县长阳公社插队。本来应当作宅门千金、阔少的也拿起锄头,当了农民。可不管怎么说,总比北大荒要近那么一点儿。

四魁照样儿收购废品破烂儿,自给自足。1971年9月13 日以后,运动的重点放到批林批孔上,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管制开始松动。四魁想着该把老妈请回来了。于是他跟哥哥们商量,都无异议。在天气变冷之前,四魁又去了趟张北,跟母亲说明来意。又是风沙,又是大雪,袁婶也觉着腻味了。再说素兰肝病已好,不能老让人家泡病号呀。于是三人收拾行囊,择日回京。

袁婶踏进大杂院,就觉着别扭。自家的独门独户不呆,非到这儿来凑热闹。那边房子白扔,这边还得交房钱。跟谁讲理去呀?可回头一想,比起那些被整死、打死的孤魂野鬼,一家人毕竟平平安安,活着就好。再说,有块地儿铺上褥子能伸开腿儿不就结了。

安定下来后,袁婶当着四魁和素兰的面儿说:“一个是我儿子,一个是我干闺女,还是世交。你们俩个也老大不小的了,我想让你们再进一步,结为连理。”素兰有点不好意思,四魁感谢她烧水做饭,照顾老人。两人羞怯地对了下眼,点了点头。准备春节办喜事。

1972的春节,三位哥哥和嫂子一起为四魁操办了一个红红火火的婚事。小五、小六也回来探亲。他们在鲜鱼口天合楼订了四桌酒席,随份子的有街邻、同事、朋友及亲属。四魁穿件新买的蓝色确良外套,素兰穿一件花格小棉袄。袁婶和陈叔坐在主桌,两位新人为亲朋一一敬酒。天地之合,玉美良缘,四魁成家了。

结婚以后,四魁对素兰说:“我打算先把你这癫痫治好,以后再要孩子。”素兰说:“为什么呀?”“你一旦怀孕,挺个大肚子,摔个跟斗怎么办?”素兰点头说:“也是,我这疯病一上来,天塌地陷,刻不容缓,还真不安全。就怕你口吐狂言,还能治病?”

四魁说:“我爸爸虽说是皮货商人,但喜欢中医,读过内经素问,对针灸和穴位都有研究。耳濡目染,我也学了一些。”说罢,拿出个带针眼儿的小人和针包。接着说:“你这病不是遗传,不必担心传给儿子。我认为可以治好。”

自此,四魁先拿自己的穴位试针,再到素兰身上治疗。几十个疗程以后,素兰发病的频率变小,病情减缓。一年后,居然把癫痫给治愈了。素兰愈加佩服自己的丈夫,虽说没啥学历,但钻研的劲头儿可不亚于医学院的学生。后来她为四魁生了个又白又胖的大小子,起名小宝。

78年秋天,我骑车回家,到了虎坊桥遇到四魁。我俩边骑边聊,四魁对我说:“文革后,皮毛厂给我平反,属于打击迫害。同意我回厂工作,我拒绝了。二哥一个学生的父亲为我找了个单位,琉璃厂的古月斋。我不但学了装裱,还在研究古玩鉴赏。我收的那些瓷碗、铜器、锡器也成了把玩的物件。”我说:“你总算熬出头了,凭你的头脑和能力,一定会干得不错。”

那年,我进了研究生院。三年后又负笈西去,到美国西部求学。毕业后由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踏上不归之路。

2005春天,我到西园子家乡看望。在四魁针灸诊所见到了老同学。除了敷在脸上的一层200μm的岁月风霜,和当年没啥两样。他精神矍铄,说话带笑,对生活还是那样充满自信。从古月斋退休后,他办了这个诊所。一来服务乡里,二来挣俩零花钱。

儿子在崇文饭庄做刀工冷盘,儿媳在天坛医院当护士。老太太86年去世,弟弟妹妹也回城工作,现已下岗。我问:“房子什么时候拿回来的?”他说:“八年了,别提他了。80年代初,政府有文件,私房退还。但这三户人家都是领导阶级,赖着不走。好不容说服两户,补贴每家100块钱,这才小孩拉屎,挪挪窝儿。我们搬进来后,出来进去的,另一家也不好意思了。没要钱就自个儿撤了。白住了那么多年,临了还得倒贴。您瞧我这不是冤大头吗?”

我说:“能拿回来就不错了。你看油勺胡同老冯家的宅院,密密麻麻,搭了六七个小棚子。要是再支几个帐篷,整个儿一座难民营。”四魁说:“可不是吗。”

2015年我再过来时,诊所的牌子摘了。四魁说:“单位不给他们报销。再说我也该过几年清闲日子了。”现在,他每天到天坛遛鸟,走八卦,还要斗蛐蛐,养蝈蝈。七十挂零又找回了童真的情趣。要是同学们都健在,说不定会在北门再踢场球。可惜有轨电车没了,飞车搞机枪的惊险已不能重现。

回首往事,人生在世不就是一只小船儿吗?本来想自由自在,扬帆海上,享受快乐。但是往往会身不由己,卷进一片惊涛骇浪。在节骨眼儿上,你必须挺身面对,从困境里穿出。多大的风浪,都有消退的时候。小时候常听老人说,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也没有转不了的弯儿。活着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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