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新华社的“地堡”照片
地堡是否存在过？如果黄继光堵了半天枪眼而现场竟没有相应的地堡，这玩笑就开太大了。而现有的资料恰恰表明，现场不存在可供“黄继光堵枪眼”的地堡的可能性非常大。
先让我们看看新华社于２０００年纪念朝鲜战争爆发５０周年时发布的这幅照片。
新华社说照片中那几个人是站在“地堡前”的。那么照片中插着木牌的土堆就是该地堡了。先试问一下各位读者：不挑明的话，您能看这是一个“地堡”吗？
１、一个深坑加一个实心土堆等于“地堡”？
该“地堡”塌落的一侧陷入地下，完全是个坑洞。与“地堡”格格不入。从女兵站立位置下方依然被土层压住的一根圆木来看，这部分“地堡”顶部比地面还低。顶棚这样低的工事，肯定不是地堡。
如果说右边隆起的部分才是地堡，那它又为何要建在大坑上？这种“坑堡”或者“井堡”如何使用？里面有梯子吗？再细看那隆起的那一堆，并没有枪眼外露，越看越像个实心土堆。这就不对头了。按照“各方仔细核查”版，该地堡是个“中心火力点”，“那里有三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在凶猛地扫射着”。这样说来该地堡上应有七个枪眼。按理说地堡上这么多枪眼，拍照片时想避开它们都不可能。但照片里的那堆东西上实墩墩地连一个枪眼也看不到。土堆平缓扁斜，不见为构筑枪眼而形成的立面。 “黄继光堵枪眼”，而这个“地堡”没枪眼，黄继光要堵什么？
２、尺寸太小。
“那里有三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在凶猛地扫射着”。这需要七个射手操作。如果还有指挥官以及副射手，就更多了。这地堡必须做得足够大。但照片上的那一堆叫做“地堡”的东西明显偏小。照片上默哀的有八、九个人。看看他们前面那个和普通坟包差不多大小的“地堡”，能把他们都装进去吗？装到下面那个坑里去或许可以。但从那坑里该怎样操纵轻重机枪对外“凶猛地扫射”？
３、照片取景角度不寻常。
读者容易发现这幅照片取景十分别扭：相机位置基本与人的脚部持平。为什么这样拍？显然有特殊原因。我们知道，仰拍会造成景物高大的效果。这反过来说明摄影者觉得这个“地堡”不够高。才要借降低相机位置去提高它的画面高度。做这个手脚本身就反映了作者不踏实的心态。如果地堡货真价实的话，堂堂正正对着它拍几张照片有何难？何必几乎是趴在地上向上拍？不用多说，这个“地堡”很不地道。连摄影者自己看着都觉得不象话。如果从正常高度拍照的话，它会是什么样？我想人们看了后会不遐思索地说：“黄继光烈士墓”。
４、松土构成“坚固”地堡？
“地堡”上插着一块“黄继光烈士永垂不朽”的牌子。牌子那样容易插进去，说明“地堡”表面是松土。这与不但与“坚固火力点”的说法相矛盾，更要紧的是它严重不合格，让黄继光堵不成枪眼。为什么这样说？让我们先来想象一下黄继光堵上去时的情景：当两挺机枪射击黄继光胸膛时，每颗子弹的枪口动能在２０００焦耳以上。这么大的能量，哪怕只有十分之一释放在他身上，也要把他向后猛推出几十公分。而连发打击让黄继光更难招架。如果没有很大力量拉住的话，黄继光会止不住地向后翻仰，前功尽弃。对此难点，黄继光生前所在连连长万福来提出了黄继光“紧紧抓住麻袋”以固定身体的说法。人能否边遭枪击边“紧紧抓住”东西，我很怀疑。姑且当作能够接受下来吧。但这至少要求美军在建造地堡时于枪眼周围适当地方留出可供“紧紧抓住”的部位。否则当黄继光挣扎着爬到地堡前时，一看枪眼周围光溜溜没法抓，岂不郁闷？但这幅“地堡”照片证明如此细心周到的“美军”并不存在。那上面并无“麻袋”，只有一堆松土。这样的“地堡”让黄继光无处抓握，叫他怎么堵？而且万福来声称该地堡由“装着石块的麻袋”建成的。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么连那个牌子也插不上去。显然拍照片者事先没有向万福来同志咨询一下，随便拍了一个严重不合格的物体。
再进一步探讨,为什么目前只有这一张蹩脚的“半边照”拿得出手？当年志愿军政治宣传人员去现场拍照片并不难。四十五师新闻干事刘云魁自己有一台德国造照相机，也拍摄过许多上甘岭战地照片。他专门采访黄继光事迹，应该拍下多张现场照片。且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底以后上甘岭阵地一直在志愿军手里，直到停战。志愿军各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摄影人员有的是机会前往拍照。新华社为何只有这张疑点重重的半边照片可供发布？是不是遇到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类困难？
除了这张蹩脚照片外，无论中方还是美方的关于上甘岭作战的资料中，均没有见到一个像样的地堡或者地堡群的照片。志愿军方面关于上甘岭作战的资料大量提到战士“炸敌堡”的活动。如果这些描写是真实的话，战场上应该残留很多地堡和地堡群废墟。这些残留地堡是宣扬胜利歌颂英雄教育部队和人民的好题材，中共宣传系统本应该拍摄很多照片才对。可他们竟不能提供一张完整清晰的照片。这反过来说明上甘岭现场少有或者没有地堡工事。从实战角度看，在上甘岭地区不使用地堡型火力点是正确的。固定不动的地堡火力点在地形复杂的上甘岭地区没有优势。志愿军通常在夜间利用人数优势从多个方向发起进攻，美军则以便于机动的多方位防御阵地相对抗。美军通常是借助地形构筑环形战壕加防炮洞的工事，而不是大大小小子母配套的地堡群。
从“地堡”上土层松软的样子，再联系到拍摄时取景位置超低，给人以硬凑对付的感觉。不能排除这个“地堡”是在拍照前就近找了个被炸坏的掩体，草草培了几锨土而弄成的“临时搭建”。
照片上的人显得很年轻，相信他们中大部分至今依然健在。非常希望他们能出面澄清，当年他们是在什么地方拍的这张照片？他们默哀致意的那一堆，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十四、适合人“堵”的地堡不好造？
现场没有黄继光堵过的地堡，这本来难不住志愿军。他们大可以建一座。解放军历来有事后“补做”事迹的传统。解放军占领北平时本来没有人上街欢迎。但他们不久后组织一些人“补欢迎”了一下，“北平市民欢庆解放”的动人景象就诞生了。再如雷锋搀扶大娘、关心小学生、给公社积肥等光彩夺目的照片，都是根据宣传需要，由沈阳军区某部构思场景、邀请“群众演员”、然后打灯站位摆姿势做笑容等等再拍摄下来的“剧照”。试问天下还有谁能带着记者和照明设备，并请来“群众演员”配合着“助人为乐”的？只有解放军敢想敢干做得到。他们自己也不讳言这叫做“摆拍”或者“补拍”。
“补做”事迹的活动在朝鲜战争中很常见。我们可以从一些“补拍”的“剧照”中看出来。比如解放军报网络版刊登过一张照片，
但你看看照片上志愿军官兵，他们却都穿着单军衣。志愿军部队９月下旬起换发棉衣冬装。怎么两个月后的严冬季节里指战员们还穿着单衣？想来这张照片也是隔年夏天让指战员们“补欢庆”并“补拍”下来的。另据一些美军战俘回忆，他们被俘后曾被志愿军押着到不同地点去摆姿势扮表情地“补投降”了好几次，目的也是为了“补拍”照片。说起来，这种做法并不限于解放军，朝鲜人民军越南人民军都会。中越边境战争期间，越南人也驱使被俘的解放军官兵排队举手“补投降”。据说还有意让英姿飒爽的女民兵押着拍照片。同一个苏联师傅教出来的徒弟，功夫也都近似。
事后“补做”的事迹，经过精心设计、反复排练后易于达到完美光彩。其宣传效果特好。一向受各国共产党青睐。因此，面临现场没有合适地堡的情况下，志愿军方面没有理由不“补造”一座。
但志愿军似乎没有补造地堡，而是很将就很勉强地用了一张“深坑加土堆”照片。这让人比较费解。对解放军有利的事为什么不做？已经形成多年的传统为什么要放弃？就算解放军当局忽然心头一阵诚实袭来，不太好意思补造“黄继光堵过”的地堡。至少也应该为拍电影造一座道具地堡吧？众所周知拍故事影片属于艺术创作，不必拘泥于现实，绝对容许创造。就像《董存瑞》里的桥头堡一样。早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去做。按理在故事片《上甘岭》里面就该有黄继光堵枪眼画面。但我们没见着。我也没见到别的故事影片里再现“黄继光堵枪眼”事迹。（我自己没有见过当然不等于没有拍过。若有谁见到或听说国产故事片里再现过黄继光事迹画面，拜托通知一下）。董存瑞、杨根思、邱少云等等都上了电影而且广泛宣传推广，多次组织学生们观看。何独黄继光没有上电影？或者拍了电影却没有组织学生们去观看？这个现象很费解。看起来是英雄好演而地堡难造。联系到上面那幅别扭的“地堡”照片，似乎说明不但现场本来没有合适的地堡，即便想专门“补造”一个也不容易。
１、粗想一下，建造适合“黄继光堵枪眼”的地堡，可能遇到下列技术难点：
枪眼尺寸特殊。既要能够容纳两挺机枪同时发射，又要能让黄继光的胸膛完全遮住。据“各方仔细核查”版说，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抵住了正在喷吐着火焰的两挺机关枪”。如果这两挺机关枪是重机枪的话，考虑到三脚枪座宽度、弹箱、射手在中间所占空间、以及正常观察射击等要求，两枪间距离应不少于一米。而一般男人胸宽约０.４米。这样就需要两到三个黄继光来完成任务。若是两挺轻机枪，由于中间总要留出一名射手正常射击的位置。两枪间隔距离也很难小于０.５米，像黄继光那样的小个子，遮挡它们谈何容易？为了让英雄顺利诞生，必须设计专门的枪眼。以满足敌我双方的要求。我认为美军没有能力造出符合这种要求的枪眼。后来解放军是否为这个课题组织过科研攻关，我不知道。如果有的话，我想该枪眼的设计还是会难倒大批军内外工程专家。
地堡墙的设计也很难。通常地堡墙是简单的立面。但这样直上直下的墙让人很难迎面堵上去。人体正面上身不容易紧贴在一个墙面上。手总要前伸出去抓抱点什么才牢靠。特别是人体的髋关节无法向后折叠，上半身后仰角度很有限，一般人都无法将上身向后折叠到近九十度，用腹部着地而胸膛抵住地堡的立面。除非是杂技团的女演员。而各种“侧身堵”或者“斜趴式”姿势均不稳定，容易滑落或翻倒。面对简单立面的地堡墙，黄继光只有一种比较可行的姿势去堵，那就是双膝着地，跪堵枪眼。但这不是“英雄”姿势。决不能让黄继光跪在敌人面前。因此黄继光所堵的地堡必须经过改造。而这种改造，目前似乎只能在绘画中实现。
２、以绘画代照片
地堡难造，枪眼难设，甚至连照片电影都不好拍。这个地堡真是个“老大难”。从中共喉舌长期以绘画代照片的做法也可见其难。绘画当然比现场照片容易实现特定的意图。从一些绘画可以看出，为了使地堡适合人堵，画家们动脑筋对地堡作了改造，使之适合人的体型和动作。这些要求在照片和电影上都比较难实现。而用图画欺骗人类眼睛就容易多了。实在不好画的地方还可以用烟雾黑暗等挡掉。
在枪眼前设置斜坡或裙部。是这些绘画做手脚中比较共同之点。熟悉人体结构的画家显然知道正规形状的地堡是不好迎面去“堵”的。不是头先撞墙，就是身体止不住地往下滑落。因此必须把地堡墙弄斜，让人体比较妥帖地与之接触。他们为地堡设置各种裙部，让斜面托起人体。这样黄继光不必将上身向后折叠太多就可以堵挡枪眼了。有的干脆把顶盖与墙面连成一个斜面，顶盖也画薄一些，让黄继光可以趴在上面。这时他接近用身体“盖”枪眼，这是更牢靠的姿势。
除了设裙部画“斜堡”之外，有的画家还将地堡缩小，让它看上去可让黄继光从两侧或者上访抱住地堡。这样的堵法比较牢靠结实，较好地消除了人“会被打倒”的感觉。但符合这种要求的地堡直径不会比一只汽油桶粗多少。莫说容纳“三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一挺都有困难。所以画家聪明地只画出一个小侧面给你看，避免你感觉出整个地堡的直径。
为了拍电影而建造一个适合人堵的“特型地堡”，应该困难不大。但当局为什么没有造没有拍？我想应该是它太“特型”太怪异了吧。人们看惯了标准型地堡，突见一个矮小的牛粪状地堡容易起疑心。观众不免要发问：美军为何别出心裁造这种“斜小堡”？是事先知道有人要来堵枪眼、因而专门设计提供方便吗？可见“堵枪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不但难做，而且难看。让演员往形状怪异的道具地堡上一凑，各种破绽显露无遗，不但起不了教育作用，还有反作用。不如别拍罢。
十五、为造英雄而通敌?
打仗的时候，双方力求用最便捷的手段消灭敌人。能在一秒钟内杀死对手，绝不等到下一秒。而拍电影的时候却往往需要照顾敌人。特别要防止过早把主要对手弄死，导致后面没了戏。明明一枪能打死，却偏要搞得枪林弹雨全打歪，或者根本就忘了开枪。一切都为了最后来一场惊心动魄的徒手格斗。黄继光的事迹，不象作战，更象电影。
中共宣传故事里每逢说到敌人地堡，都有意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好像一遇敌人地堡，“我军”战士手里的枪就全都成了烧火棍。别指望用枪压制住敌人。除非派人去把它炸掉，否则它可以一直扫射不停。这是扯淡，拍电影的干活。实战中哪有刀枪不入的地堡射孔？子弹既能从射孔内打出来，当然也能从外面打进去。射击地堡射孔并不比射击匍匐单兵目标更难。军训用的“射孔靶”，面积相当于“胸环靶”去掉头部的部分。能打中胸环靶７环以内的一枪，必定能打中射孔靶。中国高中生军训射击项目，一般是射击百米距离上的胸环靶。五发三中（６环以内）为及格。黄继光要堵的那个枪眼，距离我方阵地才５０多米（万福来说的）。百米距离上打中６环的一枪，在５０米距离上就能中８环。也就是说，达到中学生军训打靶成绩及格线的人举枪朝黄继光前面那个美军射孔开五枪，应能打进去三抢。就算当天参战的四十五师官兵全是菜鸟，射击成绩输给中学生，也不该少于五发两中吧？令五名“菜鸟”战士持步枪每人朝那火力点射击五发。包括瞄准、击发、隐蔽、退壳、上膛，再观察瞄准等动作，一分钟可全部完成。到这时已有１０发左右的子弹打入该射孔。请问什么样的美军射手能够挺住不倒？
步兵在开阔平坦的地区对抗地堡比较吃亏。但在地形起伏多变的上甘岭地区，则是地堡火力点比较吃亏。特别是在夜间。当复杂地形、树木草丛以及烟尘等可能扰乱视线的物体被夜幕掩盖后，连续喷火的机枪口显得格外耀眼。更易于瞄准。志愿军进攻部队借着夜幕隐蔽在崎岖复杂的地形下。敌机枪来回扫射仅仅起到阻吓作用。并不能造成严重杀伤。美军地堡孤单且无法移动，而志愿军部队人多、分散而且机动灵活。双方在这种形势下展开对射，地堡火力点最多经过一两分钟就会被志愿军压制住。一旦压制成功后，再派人前去爆破，既省时又少伤亡。而且这正是步兵在作战中反制敌火力点的正确措施。决不应该不先行压制敌方火力就让战士顶着猛烈扫射前往爆破。若当天现场志愿军指挥员能按照正常程序指挥的话，几分钟内就可以解决该敌火力点。轮不到黄继光出场。
但根据“各方仔细核查”版以及万福来等人的叙述。现场情况极不正常。在场的志愿军大部队奇怪地沉默着，并不开枪压制敌人的火力。大家眼睁睁看着一批批战士在敌火不受压制的情况下前往爆破，全部阵亡。最后黄继光带伤来到地堡前刚要投弹，又被敌一梭子弹打倒在地。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敌人的累累罪行还是没有引发黄继光身后大部队的战友们复仇的子弹。现场志愿军部队依然四平八稳地“全军趴着不动，围观一人玩命”。黄继光胸口中了五抢，“鲜血汨汨地流”。大部队官兵却残忍无比地等着看着无动于衷。请问这是怎样的冷血背叛？难道地堡被黄继光承包了，你们其他人都不好意思侵权？假如不是老天实在看不下去，下起“阵阵冷雨”把黄继光淋醒的话，大家就打算这么一直等着看着直到天亮被美军飞机大炮轰回去吗？
上述场景，若在八一厂严寄洲导演主持下进行的话，尚可理解。但在连长万福来、指导员冯玉庆、营参谋长张广生手下出这等事，他们逃不了通敌罪嫌。其中以负责现场指挥的连长万福来的嫌疑最大。无论在“各方仔细核查”版故事中，还是他本人的回忆文章中，均不见他组织过有效的火力压制。他不顾猛烈的敌火派人直接去爆破（实际是去牺牲）。人们要问：万福来你为什么不组织火力压制？为什么故意让命令战士顶着敌人扫射前往爆破，以至于一批接一批地牺牲掉？
问题严重性还不止于此。了解解放军战斗条令的人知道，即便没人指挥，志愿军战士本来也会自动向敌火力点开枪。解放军每个战士都知道“枪声就是命令”的原则。当战士在战场上遭遇敌人射击时，除非指挥员有相反命令，否则均应立即还击。若他们能自行还击的话，地堡火力点也会很快被压制解决掉，轮不到黄继光去炸去堵。现场大部队长时间沉默围观的奇怪现象，显示战士们接到了“不许射击”一类的命令。这样看来，万福来的问题不仅仅是不称职。更有故意作梗，阻碍战士正常战斗之嫌。推断起来，他这个连长更可能是敌特潜伏人员，美军的干活。
其实本人并不真的认为万福来等通敌。完全是“各方仔细核查”版以及万福来们自己提供的情节太可疑。使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推论。总之，若要成全黄继光的英雄之举，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他万某人等通敌，故意约束本军火力拖延战斗。而如果他们拒绝通敌，则大部队战士早在黄继光来到前就打掉该火力点，轮不到黄继光当英雄。二者必居其一，二者只能选一。单看他愿意选哪个了。
更怪的是，好像地堡里的美军射手也通敌。而且是“舍身通敌”。按照“各方仔细核查”版，当黄继光第一次举起手雷时，该美军射手一口气朝黄的胸部打进五发子弹。可是后来当黄继光醒来再次举起手雷时，那家伙却不再朝他开枪了。这个美军射手有问题。黄继光躺在不到十（万福来说是五、六）米的地方，还有照明弹帮助，该射手能够看到他的一举一动。要知道，黄继光的细微举动，甚至离他几十米远的志愿军战友们都看见并“经过各方仔细核查后”写进了故事里。这些情节更应当被近在咫尺的美军射手看见。特别是黄继光“向前伸着平放在地上”的手中还有一枚大手雷。美军射手岂敢忽略？当雨把黄继光淋醒时，当黄继光痛苦呼吸时，特别是当着黄继光“挣扎着用负伤的左臂半支起身体，然后用最后的力气举起右臂”的时候，美军射手理应再次朝黄继光射击。可他竟然无动于衷。明明看见黄继光有手雷，明明看到他在喘气活动，甚至再次举起手雷，却再也不朝他开火了。硬是眼睁睁地让他把手雷扔过来炸死自己？这是什么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美式白求恩？
此外，据“各方仔细核查”版的说法，那地堡后的山上还有“两个营一千二百多”敌人。当我军大部队全都趴着围观黄继光在地堡前挣扎的时候，这“一千二百多”美国鬼子似乎也没有任何动静。好像他们的任务不是在地堡前后左右的阵地上同时阻击志愿军，而是远远地坐在山上恭候志愿军上来歼灭自己。莫非是美八军“军党委”刚刚通过决议，要不惜代价帮助志愿军树立一个“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否则怎么解释？
这哪里是战争。分明是孩童过家家。
“喝令敌军我军都别动，黄继光来也！”的怪现象，全由造英雄而起，并非实际战情。上甘岭那种地形上，几个固定不动的火力点并不能挡住大批志愿军从不同方向的进攻，而摧毁一座“地堡”也不可能给志愿军带来“海涛”般涌进的便利。美军刚刚取得这一带的阵地，白天要忙于清剿坑道里的志愿军部队，晚上要对付志愿军的反攻。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修筑子母配套、成行成列的地堡群让志愿军“过五关斩六将”。那天晚上美军抗击着多方向进攻的志愿军部队。双方士兵多次发生徒手格斗，完全是一次混乱惨烈的厮杀。“黄继光堵枪眼”故事，却把这复杂混乱的战斗现场按照输出英雄的要求公式化简单化了：一个地堡令我全军束手无策，一个英雄挺身堵死地堡，一次巨大胜利就此来临。壮哉伟哉。可惜假哉！
十六、“胸膛上被射穿了五个洞”还能战斗
“各方仔细核查”版里说，当黄继光爬到离地堡八、九米处正准备投出手雷时，“一梭子机枪子弹又射进了他的胸膛，”将他的胸膛“射穿了五个洞”。这两位新华社记者显然没有高速枪弹伤方面的知识。他们狠心地让黄继光胸中五弹，然后还要他继续做动作。
以超音速飞行的枪弹是高速枪弹。高速枪弹伤完全不同于同等直径的钢筋刺穿身体所造成的创伤，也不同于手枪等低速枪弹造成的枪伤。美军在朝鲜使用的M１９１８A２轻机枪，弹丸初速为８５３.４米/秒。高速枪弹主要以其所携带的动能杀伤受害人。高速枪弹遭遇人体骤然减速时，将其所携带的强大动能释放于人体，造成比弹丸直径大许多倍的严重破坏。研究资料表明，高速子弹击中人体时，动能在弹丸前端聚集形成一个数倍于弹丸直径的球状冲击波。一颗７.６２毫米子弹形成的球状冲击波直径接近于一枚鸡蛋。冲击波高速推进，整齐切断人体组织，受打击的骨骼会碎成小片，脏器被捣成浆状。遇到充满液体的大血管、肝脏、胃部等时，动能还会沿着液体传递。造成脏器爆裂以及远端伤害。这就是有人胸腹部中弹而口鼻喷血的原因。人体骨骼或者坚硬肌体的反作用力还会使弹丸出现拐弯、打横甚至翻滚现象，此时伤害加倍严重。冲击波在离开人体瞬间往往将出口处的较大块组织捣烂喷出。在人体上留下可怕的伤口。这还没完。当子弹穿过人体而去时，弹道周围组织又将刚刚吸收的动能向体内猛烈扩散，造成类似“爆炸”般的效应。它使人体内瞬间爆出一个比弹丸直径大十几倍的伤腔。该伤腔持续数毫秒，但所造成的破坏几乎与球形冲击波同样严重。就是说，即便子弹从离心脏十几厘米远的地方通过，心脏也可能在瞬间伤腔出现时遭到强烈挤压而破裂甚至被捣烂。子弹速度越快，上述损害越严重。
黄继光在不到十米处被击中，承受的是刚刚脱离枪口，以两倍半音速飞行的高速子弹。此时的弹丸破坏力最大。一颗子弹即足以打烂一个拳头大小的区域，更何堪五颗？位于胸腔内和后部的心脏、主动脉、脊椎等一旦被打坏，人还怎么做战斗动作？
退一万步讲，就算黄继光胸腔内地要害器官都逃过打击。开放性气胸也使他不可能继续战斗。五弹贯胸，留下前后十个进出伤口，其总面积大大超过气管的截面积。这意味着他的肺泡完全无法舒张，对全身的供氧终止。加上大量失血，黄继光将在几分钟内因大脑缺氧而休克，再后不久即出现脑死亡。他哪里还可能在昏迷后被“阵阵冷雨”淋醒，然后爬起来扔手雷，然后又被手雷震昏，然后再度复醒，然后看到了后面战友首长，想起祖国亲人，感觉到马特洛索夫在鼓励他等等，然后他爬向地堡，然后转回身向战友“说了句什么”，最后完成“惊天壮举”？
新华社两位记者的奇文证明现场没有发生过“黄继光堵枪眼”的事，他们手头没有真实的材料。无章可循。别无选择只好依靠想象编造。一旦编造的事情超出作者的知识范围时就要出错。两位记者对高速弹伤原理一无所知。编造起来怎能不出错？
不但是两位记者，其他叙述“黄继光堵枪眼”事迹的人也犯有同样的错误。例如万福来，居然告诉别人说，黄继光牺牲后，他注意到黄继光身上７处枪伤“竟无一处流血，地堡前也无血迹。”看来万福来是要人们相信黄继光在途中把血流尽，变成“干”黄继光。堵上枪眼后再打也打不出血了。这位大爷说法够耸人听闻的。他可能不知道，人不可能以没有血液循环的身体去完成动作。其实远在身上的血流尽之前，人早已因为血压过低而丧失意识了。万福来更应该清楚，“黄继光堵枪眼”故事是不宜多讲细节的。做宣传时泛泛地说一句“黄继光烈士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就够了，根本没有必要添加这种弄巧成拙的细节。但他知识贫乏，听多了革命宣传，竟把“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当真了。以为革命者在身上的血液都放干后还能做动作。于是有鼻子有眼地“亲眼见证”了黄继光滴血不剩而完成的任务的“壮举”。
这个万福来，象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那种爱吹牛的人。为了使别人相信自己的说法，他们喜欢自作聪明地添加些不必要的细节以帮助“证明”他们所说不虚。不幸的是这类蛇足往往帮了倒忙。万福来是“黄继光堵枪眼”的首位报告者。第一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中“边堵枪眼边观察瞭望敌情”的神功，极有可能最先由他叙述，再由刘云魁行文发表出来。黄继光事迹的“见证者”是这样一个诚信很差的人，更砸实了“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虚假性质。
十七、手雷
各种版本都说黄继光在近距离向敌堡投掷手雷。那距离有多近？有的说不足十米，有的说七、八米。２０００年万福来告诉新华社记者说，“在爬到离碉堡五、六米远处，黄继光奋力投出一个手雷”。
普通反步兵手榴弹的爆炸力不足以炸塌地堡。炸地堡必须使用威力强大的反坦克手雷。当年志愿军使用的“手雷”，是苏制一九四三式反坦克手雷。这种手雷内装６１２克TNT炸药。用爆炸产生的高压聚能来击穿７５毫米以下厚度的钢板。它的强大爆炸力会使２０米内的无防护人员遭受严重杀伤。但该手雷重１２００克，普通俄罗斯人要把它扔出２０米并不容易。因此此种手雷也被戏称为“自杀弹”。而黄继光却在近到五、六米距离上使用它。我们不禁要质疑：黄继光怎样在这种手雷的爆炸后依然存活？要知道，他在此前已经胸中五弹，臂中两弹，“鲜血汨汨地流”着昏迷过一阵了。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日中国东北网上刊登一则新闻，说明了１００克TNT炸药的破坏力有多大。该则新闻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一住宅楼的七楼发生爆炸。“爆炸造成房屋后部混凝土预制板被破坏，八楼和九楼的楼板被毁坏。家具、门窗的碎片散落在方圆１００米的范围内”。“估计爆炸当量相当于１００克TNT炸药”。我们知道，九楼楼板离七楼炸点的距离约六米，这相当于黄继光与手雷炸点的距离。但黄继光和炸点之间并没“八楼楼板”挡着，且承受着多出五倍的爆炸当量。请问黄继光身躯的抗爆能力要比钢筋水泥楼板强多少，才能保证在手雷爆炸时不出现躯干破裂肢体断离的后果？即便不被炸掉手脚，黄继光至少要被爆炸气浪向后推出数米远。这个情节怎么没有被“各方仔细核查”到？
更有甚者。在２０００年纪念抗美援朝５０周年的专题中，《解放军报》的一篇文章居然说黄继光“在抵近敌火力点时连投几枚手雷”。“各方仔细核查”版说黄继光只投过一枚手雷。这已经远超过黄继光身体承受能力了。“各方仔细核查”版没有让黄继光被当即炸死，至少也让他晕过去了一阵。而解放军报更狠，不由分说给改成“连投几枚手雷”。且连晕都不让黄继光晕一下。其根据来自何处？究竟是黄继光有一副钢筋铁骨的身躯，还是那些手雷全都受潮失效，只剩鞭炮般的威力？这篇文章的作者竟是一个什么“军事百科研究部”。我猜它的挂靠单位，应该是总政幼儿园大班故事教研组。
关于手雷，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探讨。据“各方仔细核查”版，黄继光是在“挺起胸”欲将手雷投出时胸中了五弹。然后他“昏迷了过去”。该文说他在昏迷的时候手还握着那枚手雷。但人在昏迷时能否继续握住东西，我觉得甚可疑。因为现实中的人在昏迷时手中东西都会掉落。如果黄继光在昏迷后也松手的话，这枚手雷就会起变化，使得黄继光无法再使用它。这种手雷在投出前已经拔掉保险销。投掷者以手握住弹柄，不让贴在弹柄上的保险片弹开。手雷一出手，该保险片即在弹簧作用下弹开，弹柄下部一个套筒也被弹簧推动褪离弹柄，套筒里的两条长１米左右的布条就会伸展出来以保持弹头向前的飞行姿态。与此同时，手雷的碰炸引信也解脱保险进入战斗状态，此时稍有碰撞即引爆手雷。如果黄继光在中了五弹后松了手（正常情况下会的），那枚手雷会自行弹开，套筒脱落，布条展开，引信进入战斗状态。要么在脱落触地瞬间爆炸，要么在黄继光醒来后试图将它投出时爆炸。无论何种情况，堵枪眼壮举都无法实现。我们需要在医学上证明人在胸中五弹后还能保持手掌的有效抓握姿势。否则黄继光这一关过不去。千万别跟我说用毛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能做到中弹昏迷而不松手。众所周知该思想的所有者自己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如果该思想灵验的话，他至少可以不必依赖过量安眠药才能入睡了。
十八、新华社再否定“各方仔细核查”版
“黄继光堵枪眼”故事从粗假走向细假，从一假走向多假。虚构的故事有个常见的问题，就是不但每个人说的不一样，同一个人每次说的也往往不一样。“黄继光堵枪眼”的故事的各种版本也是这样。几个人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互相矛盾，甚至单个人自己的几次叙述也互相矛盾。单单新华社就不知一次地否定改写。加上其它他方面文献的否定。这个故事到现在已经被否定得不可收拾了。
“各方仔细核查”版维持了几十年。２０００年前后中国开始纪念朝鲜战争５０周年，一些黄继光的战友纷纷出面叙述当年情况。把“各方仔细核查”版故事所说的一些情节否定了，一些过程也再度被改写。新华社自己也于２０００年后出了不止一个新版本。对照起来看，１９５２年的“各方仔细核查”版实际上已经没有几行字能存活下来。一个被新华社言之凿凿地声称“这是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的故事，已被证明既没有经过核查，更不是“最后”的情节。兹举数例：
该地堡里有“三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的说法基本没人再提了。有的文章减少了机枪的数目（不知依何根据），有的使用含糊的“多挺”，还有的干脆不提数目。
黄继光在地堡前“胸膛上被射穿了五个洞”的情节也被去掉。现在多半改为“左臂负伤”或者简单地说“负伤”带过。没有人再提“五个洞”这个“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了。这个情节为假，现在已经毫无疑问。那么当初新华社的石、王两记者是怎样“仔细核查”到这个情节的？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见证者是怎样数出黄继光堵枪眼之前胸口不多不少中了五发子弹的？这种在夜间捕捉８５０米/秒飞行弹丸的超级眼力，是怎样炼成的？
堵住“两挺机枪”。也被现在的文章放弃。现在的文章，有的明确说是“一挺机枪”，有的则只说“机枪”。
再如黄继光出发前掏出母亲来信一节。两位记者曾有鼻子有眼地摘引该“信”内容。其中“母亲”问“光儿”说：“告诉我你杀死了多少敌人？”。这种“母亲”，听起来更象“政委”。而这封信现在何处？按理说它应当被收入纪念馆或者博物馆并且反复宣传。但现在别说宣传，连提都懒得提了。志愿军当局后来发现黄继光的真名是“黄继广”。是记者把人家的名字给写错了。因此，如果真有“母亲来信”的话，信上也应该是“广儿”而不会是“光儿”。由此可见当时根本没有这样一封“母亲来信”。又是两位记者的凭空捏造。
“黄继广”被误写成“黄继光”。这本来应该在发现后加以改正并向家属亲友道歉。但中共当局却以蛮横无理的方式处理了这个错误。他们不但没有改正道歉。竟索性将错就错用假名字替代了人家的真姓名。从此就没了“黄继广”，只有“黄继光”了。全中国在几十年中没有人知道黄继光的真名字。直到近些年这件事被披露出来后，当局也没有歉意，更没有打算改正。李明天等人的书中提到了这个问题，还用１９５４年黄继光母亲的话替当局的蛮横行为辩护。书中引用说“黄妈妈笑笑说‘过去有时写黄继光，也有时写黄继广，这两个字都好。’”问题是“过去”并没有别人，只有中共当局用错误名字进行宣传，造成了既成事实。如果黄妈妈不接受，党愿意登报声明给改回来吗？而且既然黄妈妈说“两个字都好”，为什么从此再也不使用人家的本来姓名？更为什么当时以及此后的几十年里不让公众知道这件事？明摆着是中共当局拒不改正错误，反而欺负家属，将错误强加于人。中共一贯毫不客气地支配被统治者的一切。不但随意利用黄继广的的生命为党的利益服务，也随意剥夺他的姓名权。党叫你姓啥名啥你就得姓啥名啥。搞错了也要你接受下来。
新华社的“各方仔细核查”版把三位主要人物的姓名至少写错了两个。黄继广被写成“黄继光”，肖登良被写成“肖德良”。再对照近年来的一些资料，还发现另一个人物的名字可能是“吴三洋”而不是“各方仔细核查”版里所写的“吴三羊”。如果这也属实的话，则新华社这篇报道中把三位主要人物的姓名全都写错了。这样胡乱写出来的东西也敢自称“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他们还有一点点羞耻心吗？
毫无疑问，这两位新华社记者当时根本就没有进行什么“核查”。种种离奇荒谬的情节都是他们俩人关在屋子里瞎编一气搞出来糊弄老百姓的。他们干这种缺德的事驾轻就熟，肆无忌惮，不是一般的无耻。这两位记者的恶劣文风甚至连中共宣传体系内的人也不敢恭维。１９５０年代反右前有一阵子言论比较宽松，有人就以这个“各方仔细核查”版为例批评新闻报道中的“合理想象”。批评者引用两位记者在文章中描写雨落在黄继光脖子上，他呼吸时“刀割样疼痛”还有“祖国人民在望着他，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着他。”等等描写。然后问道：黄继光牺牲前的这些感觉，你们怎么能知道？可见当年就有人看出这个假故事里的毛病。如果不是中共当局严厉压制的话，这个“各方仔细核查”版早就成为各界同声声讨的“过街老鼠”版了。
十九、万福来、肖登良发表颠覆性的新回忆资料
万福来、肖登良是最重要的两个现场见证人。他们在最后的时刻里和黄继光在一起。他们的说法对黄继光故事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但这两人近年来的回忆资料出现了新的情节。这些情节不但否定了“各方仔细核查”版的主要说法。其中一些情节更对整个“黄继光堵枪眼”故事具有颠覆性的作用。
按“各方仔细核查”版所描绘的战地情况，黄继光、肖登良、吴三羊三人请战去炸敌堡。从此“壮士一去不复返”。出发后不久吴三羊牺牲、肖登良负伤。黄继光继续前进炸地堡然后堵枪眼，志愿军部队遂“海涛一样卷上山头”，胜利大捷。整个过程典型、简单。但后来万福来、肖登良的回忆资料却表明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党史文汇》１９９７年４期上刊登万福来的文章《黄继光献身的一刻》。文章中却说出了一个很不同的情节：黄继光他们三个人出发后还有指导员前去加入。不但有人前往加入，还有人中途回来了一趟。万福来说，他们三人出发后先炸了若干地堡。还用手榴弹追着攻击溃逃的敌人。然后前进受阻。这时指导员冯玉庆前去指挥。不久后“肖登良拖着一条腿爬回来了”。报告吴三羊牺牲并要求补充手榴弹。肖登良得到手榴弹返回。黄继光得到手榴弹补充，和指导员以及肖登良说些什么，然后再去炸最后的地堡。
现场的另一个见证人肖登良透露出更多情节。《党史纵横》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上，发表了了刘邦琨写的《肖登良与黄继光联手炸暗堡纪实》一文。文中肖登良回忆的情况更出人意外：他们三人出发后，不单是肖登良回来了，而是三个人全都回来了。肖说他们三个出发后炸了几个暗堡，消灭一些敌人后，“手榴弹、手雷全用完了”。于是三个人在阵地上捡手榴弹，捡完弹药就“被迫退至四号坑道”。此时山头上的敌人“好像发现了捡弹药的３个战士，几发机枪子弹射来，吴三洋头部中弹，血流如注，英勇牺牲了”。吴三洋阵亡后，“３位首长过来问了一下”。再稍后，指导员说要找一挺机枪来打掩护，肖登良很快就拖出一挺“包着抢衣，子弹未用”的机枪。尔后他和黄继光一起摆弄安置这挺机枪。先是琢磨怎样把机枪架起来。尔后研究怎样开火射击。接着肖登良进行试射。第一次试射并没有引起敌人反应，到第二次试射时引起敌人注意。敌人机枪朝他们开火。肖登良中弹负伤倒在坑道里。黄继光替他包扎。然后再出发去炸地堡。
这两个见证人的新回忆资料不但完全颠覆了经典的“各方仔细核查版”故事，更披露出重要的情况。现在我们知道：他们三个人中至少有两个人的伤亡与“炸敌堡”无直接关系。这两个人不是在去“炸敌堡”途中阵亡或者负伤的，而是回到在四号阵地坑道后，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伤亡的。而黄继光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和他们在一起。这使人觉得当时他们几个人的任务并不是去对付敌人地堡，而是在干别的事情。
另一个情节也印证了这一点。那就是敌军地堡也不象是在他们跟前５０米处，以７挺轻重机枪猛烈扫射的样子。５０米是在夜间能看见路灯下老鼠活动的距离。更何况是几个大活人？且当时“照明弹照得如同白昼”。大部队都被敌火死死压住不能动弹。而他们三、四个人倒像持有特别通行证一样来回运动。这是很反常的。他们先出发去扔了一阵手榴弹，一直扔到手榴弹不够用。于是回来补充，而后再出去。他们不但来回地运动，还在附近的地上寻找和捡拾手榴弹。直到捡了不少后，敌人才“好像发现了”他们而朝他们射击。这些显然都不是在照明弹强光照耀下距敌人强火力点５０米范围内应有的活动。如果现场情势真的如此宽松，允许志愿军士兵来回运动的话，那么大部队也可以运动上去。那早就把该地堡炸个稀烂了。根本轮不到黄继光出手。
肖登良和黄继光架设和试射机枪的情节也显示出他们当时有一种远离敌火时的松懈。如果敌人机枪就在５０米外猛烈射击的话，他们怎敢随意试射机枪？他们俩人头一次试射打出七发子弹，并不在意敌人会发现自己而立即严密隐蔽自己。还接着再打第二次试射。这次引来美军还击，数挺机枪开火打伤了肖登良的腹部和脚部。从肖登良受伤的部位可知肖登良的当时下身也暴露在外,体位很高。基本是全身暴露。如果他们是在照明弹强光照耀下、在敌七挺机枪组成火力点５０米前被“压得抬不起头”的话，怎么可能这样暴露地摆弄和发射机枪？这一切告诉我们黄继光们当时并不在“敌堡”前，而在离敌方阵地较远的后方。这是非常重要的情况。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当时现场的情况。弄清黄继光们当时离敌阵地有多远，到底在什么位置上？在那里干什么？
二十、黄继光阵亡在什么地方？
１、从四号阵地坑道攻击零号阵地山头？
国内各种资料都说黄继光在攻占零号阵地时献身。而上面万福来、肖登良两人的回忆都表明，他们在当时的位置在四号阵地坑道。四号阵地和零号阵地是两个山头。从四号阵地不可能直接攻击零号山头，部队必须先下山进抵零号阵地山脚，再组织向零号山头发起进攻。因此，进攻零号的志愿军部队应该比他们的位置更靠前些才对。或者说，当时攻击零号山头的部队里没有黄继光。此点提示，黄继光阵亡之处不在零号阵地前，而极有可能象吴三洋那样就在四号阵地坑道附近。
２、四号阵地坑道是位于进攻部队后方的指挥所。
前面已提到，黄继光们活动的四号阵地坑道显然离敌人火力点稍远。敌人火力虽够得着，却不经常往这里打。他们没有“被敌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的感觉。再根据其他资料，还可知这里实际上是进攻部队的指挥所。连长万福来、指导员冯玉庆以及后来到达的营参谋长张广生都在这里指挥。张广生还从这里和师部通电话。这些都说明了指挥所的性质。按照正常的设置，指挥所不会与进攻部队同样靠前，它应该在进攻部队后部。
从黄继光等三人获取手榴弹补充以及肖登良轻易拖出一挺“包着抢衣，子弹未用”机枪的情况来看，这里还囤积着一些武器弹药。虽然肖登良声称那些都是“美军丢下的”的武器。但在万福来回忆文章中，肖爬回来第一句话就说“连长，快拿手榴弹来！”。表明肖登良已知坑道里有弹药。从以上情况判断，这个坑道兼作指挥所和部队进攻的出发阵地。
进攻出发阵地通常都在进攻部队的后部。这是步兵进攻时常见的设置。在出发阵上，预备梯队在这里待命，运输民工送来的武器弹药先存放于此，火线上转下来的伤员也从这里由担架队后送。当时战场上伤员大部分抢不下来。而肖登良多处中弹伤势严重，却还能得到及时救护。这也说明他们当时所在位置比较靠后，负伤后才得以及时被后送。
３、大部队在哪里？
“各方仔细核查”版说在黄继光炸地堡堵枪眼过程中，志愿军大部队在等待。当黄继光扔出手雷后，部队一度发起冲锋，随即又被压住。当黄继光堵住枪眼后，部队便“海涛一样地卷上山头，很快就占领了阵地。在激烈的近战中，守在上面的敌人的两个营–一千二百多人被全部歼灭了”。然而这能歼灭“一千二百多”美军的“海涛”，到了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９日万福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只剩４个人。万福来说，当黄继光等到达时，现场剩１６人。万福来把这１６人中的９人组成三个爆破组去炸敌堡，结果全部牺牲。然后他们又派出黄继光等三人去爆破。结果二死一伤。这样，到黄继光堵住枪眼时，现场就只剩４人能战斗了：万福来，指导员、营参谋长、还有一个报务员。三个光杆连营干部外加一个报务员，算什么“海涛”？怎么能攻上山头去歼灭“一千二百多”美军？万福来所说根本是天方夜谭。他肯定没有说实话。
近几年来有一些志愿军官兵现身，声称当时在场。证明万福来没有说实话。《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就发表过“黄继光的班长”吴书印，“黄继光的排长”钟仁杰等人的文章，声称他们当时也在场。此外还有湖南的陈发华也声称在场。作为连长的万福来，从不提起吴书印、钟仁杰等本连的班排干部，此点尤其反常。他可能忘记一般的士兵，对自己手下的几个班排长怎么能忘记？看来万福来不是忘记忽略，而是有意隐瞒了现场的一些情况。
现场到底还有多少志愿军？据刘云魁的回忆，２０日早上他在坑道里见到了“不到３０个” 存活的六连官兵，而不是万福来说法中的４个。“不到３０个”即２０多人。考虑到这是部队与美军对峙到天亮，并且持续遭到美军炮火猛烈轰击、遭受严重伤亡后剩下的人数。合理的估计，当黄继光们抵达４号阵地坑道时，现场志愿军１３５团几个连组成的进攻部队应该还在百人以上。
这么多的官兵不可能都挤在指挥所里。也不允都躲在这里。他们只能到前面去。万福来所称的“只剩１６人”，应当只包括当时在指挥所位置上的人。更多的部队在他们的前方与美军对峙。黄继光到来后就和万福来们在一起，在指挥所位置附近一直呆到吴三洋阵亡和肖登良负伤。也就是说，此时黄继光没有和进攻大部队在一起。
现在，我们基本可以确定，黄继光们当时处在离敌人阵地较远的指挥所位置上。在他们与美军阵地之间，还有一支较大的志愿军进攻部队。班长吴书印、排长钟仁杰等人就在那支部队中。黄继光则和连营干部一起在指挥所附近，在“我军”背后。我们基本可以认定黄继光并非阵亡于与敌军阵前，而很可能阵亡于“我军”背后。这一情况，不但排除了黄继光炸地堡堵枪眼的可能性，更令人怀疑黄继光当时执行的真实任务是什么。处在这个位置上的黄继光们不可能直接去攻击敌人地堡。他们更有可能做的事是和连营首长一起督军压阵，驱赶前方的部队与敌军战斗。换句话说，黄继光们可能是“督战队”。
二十一、黄继光阵亡前在执行督战任务？
本节根据前面的推测黄继光阵亡前在执行督战任务。当然，这个推测还需要经过更多资料的验证。它也可能被证明不正确。我希望这个推测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进大家一起努力探讨真相。
１、他们是不是督战队成员？
每支军队都有执行战场纪律的单位。解放军也有。这本来不奇怪。只是解放军羞于提起，甚至企图否认，这才有点奇怪。根据一些志愿军官兵透露出的情况看，当时志愿军部队各级都有由首长直接掌握的特别单位。其名称不一，目前已知的有“特别尖兵排”、“搜索排”、“侦察排”、“前哨排”等名称。听名称好像这些排打仗时都冲在前面，其实正相反。他们平日紧随首长周围，执行警戒通讯等任务，战时则在部队后面执行“特别任务”。目前国内的各种资料都说黄继光、肖登良、吴三洋是“通讯员”。没有提到他们的其他身份。而肖登良的回忆资料中，却两次提到他是“前哨排”的成员。一次是在解放军报组织的《纪念抗美援朝５０周年》大型专题中，发表了郭凯、张大森、朱志刚采访报道《“上甘岭三勇士”惟一幸存者肖登良深情追忆上甘岭战斗》，报道中说：“１９日拂晓散会时，团长让熟悉前哨情况的肖登良留下，带领某师的一个连队换防六连守卫的阵地。”另一处是《党史纵横》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上的《肖登良与黄继光联手炸暗堡纪实》一文。文中肖登良回忆黄继光和他一起摆弄机枪的时候，黄继光对他说：“你在前哨排那么久，枪打得好，”。由此可以确认肖登良的“前哨排”成员身份。黄继光和“前哨排”成员们一起行动，位置又是在“我军”背后，他们能干什么呢？
２、严厉的崔建功，绝望的张广生。
张嵩山书中透露出的营参谋长张广生在２０日凌晨抵达四号阵地坑道后，与师长崔建功通过电话。其情形很值得注意。书中承认，张广生抵达时进攻部队实际上已经无力再前进。而当张广生向崔建功请示时，崔严厉命令道：“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下零号阵地！执行吧”。崔口气十分生硬，毫无商量的余地。其原因之一，是我在前面也已指出的，即那天的战斗事关重大“政治任务”，各级都向下施加了最大的压力。四十五师连“战斗到死”这样的命令都出来了。这是目前可得到联军资料中唯一提到志愿军下达如此无情命令的记录。
崔建功如此严厉，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他自己的作战部署错误，战局陷入严重困境。他要极力挽救。此时他已经山穷水尽，除了孤注一掷硬干到底外别无选择。说崔建功作战部署失误，在于他对１３４团夺取主峰的部署。他安排１３４团提前于１９日夜间潜入主峰下的坑道中。意图缩短攻击距离、增加进攻的突然性。这个想法不错。但用此时再用却犯了兵家忌讳：老套重复。美军与志愿军交战近一周，已经多次经历志愿军依托坑道反击。必然加强对各山头下的志愿军坑道的清剿与防范。前面提到美军曾在主峰下的金矿洞中发现了志愿军部队并将洞口炸塌。对于其他坑道，美军也加强了封锁。前面提到的张震于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０日给志司及军委的《上甘岭地区情况及对作战问题的几点建议》一文中指出，志愿军部队修建坑道时为了追求洞口厚度而把坑道口修在山体凹陷部。这给美军监视封锁志愿军坑道提供了有利条件。美军在洞顶以及洞口两侧高处设置阵地，从三面居高临下监视坑道口。志愿军一出洞口即遭敌三面交叉火力以及大量手榴弹的打击。瞬间伤亡殆尽，很难冲出发起进攻。因此，崔建功当晚部署１３４团从坑道发起进攻是严重失策。总攻开始后部队基本打不出坑道，更何谈进攻主峰？至此，两端夹击的部署一端失效，崔建功只能把所有筹码都压在１３５团这一路进攻之上。不但指望他们夺取主峰西北山梁，还指望他们完成１３４团没有完成的任务，即夺取主峰。为此，他除了催战催战再催战外，还有什么办法？
因此，无论张广生如何同情第一线的官兵，崔建功都不会允许他把部队撤出战斗。崔建功此时必定要求严厉督战。张广生别无选择，只有执行。但是眼前的部队伤亡惨重士气十分低落，他怎么执行崔建功的命令呢？攻也攻不上去，退也不让退，除了硬硬把部队拦住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呢吗？而当一般的催战阻拦手段不灵的时候，他只能加码，祭出更厉害的手段。
３、连续投掷手榴弹与谁“战斗”？
怎么拦住部队？用枪当然可以。但手榴弹可能更好。东一颗西一颗，远一颗近一颗的手榴弹在部队后面不断爆炸。分太不清是我军手榴弹还是敌军炮弹。但不断的爆炸声毫无疑问可以阻止部队轻易地后退。当然，这样的方法对手榴弹的需求比较大。时间稍长一些就需要补充。这恐怕就是万福来肖登良的回忆中都有手榴弹用光后再返回补充，或者从地上捡拾“美军丢弃的”手榴弹等情节的原因吧。万福来肖登良们当然不能说他们用手榴弹阻止战友后退。他们只说他们用手榴弹炸毁多处“美军暗堡”，还把“黑压压”朝他们冲来的“美军”给炸了回去。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他们此刻身处“我军后方”。此地不会有“美军暗堡”可炸。甩手榴弹把“黑压压”的人群轰回去倒是比较可行的。但是那“黑压压”的人群，不会是美军，应该是本军的战友。
二十二、结论
上一节里的推测正确与否，尚待验证。但它并不妨碍我们否定“黄继光堵枪眼”这个故事。
光是几十年里国内出版资料N遍地修改否定，加上不同说法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早已使得“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破绽累累，无法自圆其说了。这个故事的时间没有保障、地点模糊不清、地堡难以建造、枪眼无处设置、人身强过钢锭、手雷弱于炮仗、一人遗下多尸、多方排斥一人、我军不象军人、敌军更象我军。等等等等。套用有关朝鲜战争的一个著名的句型，我们可以这样下结论说：
黄继光的事迹，是在编造的时机、编造的地点、向着编造的地堡、堵了一个编造的枪眼。
二十三、肖登良能否再次说出真相？
１９５２年年底黄继光事迹见报后，在医院养伤的肖登良多次否认自己是该事迹报道中的“肖德良”。肖的态度引起了志愿军十五军对他的特别关注。这件事过去一直没有公开。直到近几年，才被当作肖登良和秦基伟的一段“情谊”提起。
《文史春秋》２００６年第四期发表了刘邦琨的《上甘岭英雄与国防部长的情谊》一文，文章说，肖登良负伤后被转到国内东北大学附属医院治疗。新华社石、王两记者关于黄继光的文章（即“各方仔细核查”版）把肖登良的名字误写为“肖德良”。文章发表后，医院护士曾到病房问肖登良是不是报纸上说的那个“肖德良”。肖看过报上文章后却否认说：“我是肖登良。我不认识肖德良”。至于否认的动机，肖登良说是他不愿让别人“以为我是冒名顶功”。然而有关当局却相当重视这件事。持续地询问他。先是医院领导来问他，仍被他否认。后志愿军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甚至专门派人来医院询问他，他还是否认。致使“秦基伟派来的人仿佛是很惋惜地摇了摇头”。直到后来同病房的伤员私下与肖登良交谈确认他的身份，向医院当局报告。“医院立即将找到肖德良的情况向志愿军一三五团作了汇报。肖德良就是肖登良, 现在就住在吉林省东大医院。”
鉴于肖登良的伤情, 医院建议给肖登良评定革命伤残等级, 再将肖登良转入国内荣誉军人学校休养。但是十五军对肖登良的去向特别关注。一三五团团长获知消息后不敢做主，打电话向秦基伟请示。“秦军长正在焦急时期, 他考虑到前线兵员吃紧, 特别是英雄肖登良与黄继光、吴三洋联手炸敌人暗堡的英勇行为令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心惊胆寒的事, 他想如果肖登良重返前线, 将有利于鼓舞全军将士的士气。肖登良这个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人物, 更能使敌人不战而退, 他果断地决定:‘肖登良不评残,不到荣誉军校, 待伤好后, 立即返回部队! ‘ ”
肖登良于１９５３年５月返回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等军领导前来迎接, 与肖登良拥抱、握手。军长仔仔细细地把肖登良从上到下看了又看,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登良啊, 我们找你, 找得好苦啊! 找到你, 我们高兴啊!’ ”
“在军部, 肖登良受到了军长特别的尊敬, 得到特别的待遇。每天,军长和军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领导一同陪肖登良吃饭。最好的菜, 首长都争着夹给肖登良吃, 饭后, 尽量抽时间与肖登良交谈。”“在军长身边肖登良感觉到自己简直就像在父母亲身边, 无比温暖。”
这个故事疑点不少。让我们一点一点分析
１、秦基伟“寻找英雄”，辛苦得很不自然。
按照这文章的说法，部队如此关注肖登良，是因为秦基伟非常关心英雄的下落，找不到肖就不能安心。文章说肖负伤住院后，他的部队以为他已经牺牲。但秦基伟坚持相信肖登良还活着。他指示部队继续查找。找得很辛苦。
“他坚持要弄清楚三位英雄遗体的下落。…他下令在朝鲜战场上寻找, 在战地医院和国内志愿军医院的伤病员中寻找。找来找去, 朝鲜的山山水水都找遍了, 所有志愿军中都没有找到肖德良这个人。…他派人逐一检查已牺牲的志愿军将士的遗体, 又派人去各地志愿军伤病员医院查访,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结果。”
“他要亲自看一看一三五团上甘岭战役中负伤住进医院的战士的名册, 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但是, 在伤病员的名册中, 有一个名字引起了秦基伟的注意, 那就是“肖登良”, 他叫人先去打听一下肖登良是不是在上甘岭战场上与黄继光、吴三洋一起炸敌人暗堡的人。结果令他失望，但秦基伟不相信肖德良已成为失踪的人, 他相信在国内吉林省东大医院治伤的肖登良就是在上甘岭阵地上与黄继光、吴三洋联手炸毁敌人暗堡的英雄。他越想越觉得肖登良就是肖德良, 他甚至很想亲自回国去医院见一见那位志愿军伤病员肖登良, 但是前线战事吃紧, 抽不出身, 所以秦基伟在１９５２年１２月便派人来到了吉林省东大医院看望志愿军伤病员, 目的主要是为了寻找英雄肖德良而来的。然而, 当秦基伟得知肖登良不是肖德良时, 心里始终有个难解的结,他为找不到英雄伤心难过。他说:“找不到肖德良, 我死不瞑目。”从此秦基伟失眠了, 食欲受到了很大影响, 即使指挥打仗也时时挂念着能找到英雄肖德良。他是多么希望英雄肖德良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
这段“骑驴找驴”故事太离奇，很愚蠢。
新华社记者把肖登良的名字写成“肖德良”，部队就无法把这两个名字对上号吗？故意“发笨”，也不能笨到这地步吧？全军已知那故事发生在一三五团二营六连。而该团该营的该连的花名册里写的是肖登良的名字，不会是“肖德良”。部队又不是处在运动作战状态，名册资料不会轻易丢失。黄继光事迹是由营、团逐级上报的。各级当然清楚那天晚上谁和黄继光在一起。秦基伟只需叫秘书给下面营团打个电话，几分钟内就会有正确报告。
这么简单的事，却被该文章搞得非常复杂且非常愚蠢。该文章硬是让“秦基伟”大冒傻气。他居然到外面去把“朝鲜的山山水水都找遍”。甚至还想出了翻查遗体这种极蠢的点子。要知道，１０月间四十五师阵亡士兵几百上千。光是把遗体都挖出来得出动多少人工？挖出来又能认出几个人的模样？这些做法不是一般的蠢。断然不可能出自秦基伟或者十五军其他干部。完全是作者瞎编乱造一气。
２、肖登良说否认自己是“肖德良”的动机是不愿“冒名顶功”。想要当个无名英雄。这个说法也不通。功是黄继光的，不是“肖德良”的。“肖德良”在该故事只有中弹倒下的情节，这不算什么“功”。他承认自己是文中的“肖德良”，并不能给他自己“顶”来什么功，更不可能“顶”掉黄继光的功。而且“组织上”询问他时，也没有说要给他评功。后来查清证实他的身份后也没有给他记功。肖登良这个说法纯属自作多情，“谦虚”得毫无必要。
真正要紧的是，“组织上”需要他为黄继光事迹作出正面见证。如果他能爽快认下新华社文章中的“肖德良”身份，对帮助周围的人相信黄继光事迹有重大帮助。他不应该消极否认。他的谦虚“不顶功”态度对上级来说没有意义。但他“不认账”的态度却明摆着会给“组织上”造成严重被动。因为周围的人已知他是四十五师１３５团的兵，而且他自己也承认他认识黄继光和吴三洋两人。这已经表明了他是事件中的知情者。再加上他的名字和报纸上的名字仅仅一字之差，周围的人多半已经猜到他就是“肖德良”。这样一来他必定推不掉“证实”英雄事迹的责任。周围的人必定要追问他“这事到底是真是假？”，“你看见黄继光堵了吗？”，“黄继光是怎么个堵法？”等等。在这种场合下，“组织上”当然希望他明确地宣称“是真的。我看见了。当时我就在旁边，亲眼目睹了英雄壮举”等等。谁知他却一味否认。这一来必定使得周围的人起疑心。更坏的情况是，他不但否认他是“肖德良”，而且还明确否认他见过别人“堵枪眼”。这样一来问题就十分严重。这是真正和“组织上”过不去。上级决不会坐视。
３、秦基伟把肖登良弄回部队的理由也很可笑。我看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肖登良会“使敌人闻风丧胆”这种鬼话。联合国军方面从没有组织学习过“黄继光堵枪眼”的事迹，何缘认识肖登良？中朝部队出英雄的频率那样高。真开展学习的话，也早已使联军各部队应接不暇而麻木掉了。况且“堵枪眼”战法对联合国军明显有利。假如联合国军方面得知志愿军将要真心实意推广“堵枪眼”战法的话，心头的感觉恐怕不是“闻风丧胆”而是“一阵窃喜”。设想志愿军部队从此放弃“伴随着哨子喇叭或者锣鼓声，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战术，而改采“黄继光堵枪眼”时那种安静有序的打法。联军的工作就容易得多了。志愿军大部队遇到美军地堡立即老老实实地各自趴好。地堡不炸毁大家坚决不开枪不逼近不迂回不包抄。并且每次严格只派三、五个人前去炸地堡，直到炸得没有手雷然后改用肉身去堵。这种“小批量有计划按比例”地牺牲士兵的战术无疑将大大减轻联合国军方面的作战压力。美军枪手再也无需担忧志愿军大部队“擅自开枪”或者“擅自逼近”。他们只须集中火力对付这几个慢慢爬过来人就行了。这样的“战斗”将如同儿戏一般轻松有趣。说不定美军会因此给秦基伟授勋。
公平地说，我不相信秦基伟有这么傻。完全是文章作者抹黑领导形象。我们知道，党的御用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挖空心思表扬领导。但这种工作做起来往往刹不住车，一直表扬到领导和自己看上去都很蠢的地步。
荒谬的阿谀，往往意味着掩饰。该文章罗列以上各种可笑的秦军长“高风亮节”，无非想掩盖十五军当局“关注”肖登良的真正动机。刘邦琨的文章刻意回避了不可回避的事情：即周围的人向肖登良查询黄继光炸敌堡堵枪眼故事的真实性。“你看见黄继光堵了吗？”。这是个必定会问的问题。无论是护士、伤员、医院领导、还是秦基伟派来的人，所有的询问者都是因黄继光事迹而来的。肖登良在医院必定登记了个人和所属单位的资料，还告诉护士说他认识黄继光和吴三洋。他的身分已经如此明白。询问者不会很在乎他是不是“肖德良”。真正关切的是那次战斗的情形。“你看见黄继光堵了吗？”这个关键问题一定会反复提出来。肖登良也不可能不回答这个问题。要害就是肖登良回答了什么。如果肖登良的确看到了黄继光的英勇行为，绝不会说没看见。他必定会爽快地回答说：“是的，我看见了”。那么一切都清楚了。大家不需要再和他费口舌。志愿军十五军和秦军长也不会再对他那样牵挂。
刘邦琨的文章刻意回避要害，倒证明当时肖登良对这个问题作了“错误”的回答。肖很可能在否认自己是“肖德良”时连同“黄继光堵枪眼”一起否认了：我不是那个“肖德良”。我也没有见过什么堵枪眼。至于黄继光和吴三洋，我看见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发生了这种的严重尴尬的情形，才有可能惊动医院领导以至十五军军长。才使得后来一连串不寻常的发展变得顺理成章。
真相应该是：肖登良负伤后对本军事态进展不知情。尤其对他的战友老乡黄继光一举成为大英雄毫无思想准备。而十五军当局对外宣传黄继光时也没有想到先派人到后方医院给肖登良“打预防针”这类细节琐事。当新华社文章发表后，护士根据报载文章提问时，肖登良仍处于“不明假相”的状态中。他不懂得按照“组织上的要求”去应对，只能据实回答问题。于是造成了这起不大不小的“意外事故”，惊动了志愿军十五军当局。他们赶紧派人来处理。事件过后，十五军当局显然“心有余悸”，担心他再捅下漏子。以至于在他伤愈后也不让他退伍休养，急忙把他弄回部队。与其说肖登良“使敌军闻风丧胆”，不如说他“使我军领导寝食难安”。
肖登良被弄回部队并没有被当功臣看待。十五军当局没有给肖登良记功授奖，更没有提拔他当干部的意思。当局没有因为他在医院的“错误”表现给他处分就算便宜了他。十五军把他弄回部队，显然是要继续给他做工作，直到确认他再也不会乱讲话后才让他复员。部队对待“有功人员”，通常在复员时给照顾安排工作。但十五军却简单打发肖登良回家去务农，什么照顾安排都没有。对于一位曾与“特级战斗英雄”一同战斗并且身负重伤的功臣来说，这完全是一种冷淡无情、带有惩罚性的处置。
肖登良因为“一时和组织联系不上”而自行说出了不该说的真相。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他带着重伤痊愈后的身体回乡务农养家，终生贫寒艰难，晚年仍居住在长着裂缝的土屋里。中共本来喜欢把经历过著名事件的人物树起来挂职，弄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什么的，帮助党搞宣传。但这种待遇似乎没有肖登良的份。目前已知肖登良唯一的“官职”，是“中江县黄继光纪念馆终身顾问”。实际上中共当局在很长时间里不让外界知道肖登良还活着。军事博物馆工作人员直到１９６２年还在对参观者说“黄继光和战士肖登良、吴三羊在炸敌人暗堡时光荣牺牲”。２０００年后媒体上才出现对他的公开报道。从种种迹象看，肖登良有可能属于中共的“内控对象”。
我相信肖登良曾试图澄清真相。但在中共统治下这样做谈何容易？在当年以及那以后几十年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这样做无异于自杀。从中共当局长期声称肖登良已经“光荣牺牲”的做法看，如果肖登良拒不“改正错误”的话，党是可以让他“补牺牲”掉的。肖登良和千千万万中国人一样，别无选择只能帮助中共当局说假话作伪证。即便到了今天这个言论相对宽松的时代里，说出历史真相仍然有很大的麻烦。不久前关于董存瑞事件告诉我们这种举动的麻烦有多大。但我相信人类内心深处始终有良知在呼唤。我相信肖登良心底依然有解脱羁绊回归真诚的愿望。肖登良近８０岁了。我盼他在历尽沧桑彻悟人生之后坦然地说出埋藏于心中多年的真相。横竖那生编硬造的“黄继光堵枪眼”早已百孔千疮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他继续替当局隐瞒真相已经毫无意义。如果肖登良能够再度说出真相，总还能够还给长期受欺压愚弄的中国人民一个公道，还他自己一个清白，也还给那不明不白被利用了几十年的黄继光一个清白。从这方面讲，意义是重大的。
至于另外一个见证人，连长万福来，是否愿意讲真话？我们不知道。至少他在过去几十年里没有表达出任何道义上的真诚。从刘云魁回忆资料判断，他可能就是“黄继光堵枪眼”首版假新闻的第一叙述人。他并没有因为报告了假新闻而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因此而大大获益。几十年来他成了“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演讲专业户。作了多少场报告，恐怕连他自己也记不得了。他和肖登良不一样。肖登良因为事先不知情而“犯错误”，退伍被打发回去务农几十年。老年晚景凄凉。而万福来走上了“正确路线”，荣誉纷至仕途顺利，听说干到副师级离休。我猜他恐怕不愿意舍弃这一切。那就让他好好留着吧。这一切也真是“来之不易”呢。横竖“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真伪已经十分清楚。不需要他再说什么。
二十四、把人民的智力打残，是什么样的罪行？
几亿人民、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竟无力抵制粗滥的假新闻。这是一种极令人惊骇的现象。我们人类天生会保护自己。当锐器刺向人体时，正常的人会通过推挡或闪避来保护自己的身体；当侮辱智力的谎言出现时，正常的人会通过挑剔和驳斥来保护自己的智力。由于人类有这样的的本能，一般骗局的作案者不敢冒犯人类常识。他们害怕骗局被揭穿而遭受损失。而中国共产党不怕，中共就敢于公然地在人类常识范围内作案，完全不担心民众识破。为什么？因为共产党有能力先把人民的智力打残，使人类正常判断力不发挥作用。共产党封锁一切真相，用专政暴力打击或消灭民间对党的任何怀疑和反驳，同时开足马力进行“正面宣传”。三管齐下，不要多久即可将多数民众的智力打残。智力被打残后的民众只知道无条件拥护共产党，只知道相信党所宣传的一切。这就给了党放开手脚愚弄人民的最佳条件。
你对台湾人说：“爹亲娘亲不如陈水扁亲”。台湾人会认为你需要住院。但在文革时期，有多少中国人真诚地确认爹妈恩情不如国家第一把手恩情深？在“旧社会”里，你对地里干活的农民说：深耕密植好好干，一亩能收十几万。农民一定骂你“白痴”。但在大跃进年代里，你对公社社员说同样的话。众社员会附和你说：“说得对！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什么奇迹都能造出来”。这就是人民智力被打残后的典型症状：自觉地把自己当傻瓜处理；主动地做着伤害自己和亲人的事。曾有多少人，因为相信“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而主动地揭发并凌辱自己的父母长辈？曾有多少人狠狠斗争朝夕相处的同窗好友？中国大地上，因为相信“人定胜天”而大举挑战自然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恶化，需要多少辈人的努力才能恢复？还有多少永远也无法恢复了？
假想中共当局把５亿个中国人的腿打残。当你看到中国市面街头满是柱杖跛行的民众时，一定会惊骇愤怒得难以自制。你一定想用最强烈的声音和行动去控诉和制止这种可怕的罪行。但如果被政府刻意打残的不是人民的肢体而是智力。那是否该属于同样严重甚至更加严重的罪行？人民智力被打残的后果，比之肢体被打残轻一些吗？请好好想想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