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在叙述了中国拒绝13国提案后，接着大举进军“三八线”，结果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
中朝军队越过“三八线”与联合国停火议案的提出
1950年12月31日，中朝联军向“三八线”发动攻势，国际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951年1月3日联大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印度代表劳氏报告说，因中国政府认为所有未经其合法代表参加和同意而被通过的联合国决议均为非法的、无效的，三人委员会“现无法提出任何建议”。随后休会两天。1月5日，三人委员会请求再给予一些时间，以便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新建议。政治委员会同意了这一请求，而美国代表则宣称，美国不会接受任何带有不体面条件的停战安排。1月11日政治委员会复会，皮尔逊代表三人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有五项基本原则性建议: 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作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会议接着对这一报告进行讨论，美国代表奥斯丁在会上一反常态，表示美国将投赞成票。经过两天的讨论，1月13日进行表决，结果是50票赞成、7票(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萨尔瓦多和台湾)反对、1票(菲律宾)弃权。随后，会议又表决通过了挪威的提议: 立即向中国政府转达这一提案，并要求其说明是否承认以报告中所列举的原则作为解决远东问题的基础。
作为新的停火建议，这五项原则在满足中国的要求方面超过了联合国以往所通过的任何方案，而且是在美国明确表态后交给中国的；特别是该提案建议召开一次专门会议，讨论包括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及台湾问题在内的远东问题，与12月22日周恩来提出的要求几乎是完全符合的，而且根本无视美国反对任何政治附加条件的一再要求。既然如此，美国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态度，接受这个“带有不体面条件的停战安排”呢？
实际上，美国是迫不得已才接受这个停火建议的。如果美国拒绝这个建议，就会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甚至会引起盟国的强烈不满。因为三人委员会的这个补充报告，实质上就是12国提案的翻版，特别是英国对此显得十分热情。1月4日至12日，英国在伦敦召开了英联邦会议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出路。会议公报表示: 英联邦国家驻联合国代表们殷切期望，政治委员会正在讨论的新的提议将会使远东地区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解决。
的确，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正如艾奇逊所说:“任何一种选择都具有危险性”。同意这个议案将使韩国人失去信心，“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和支持”。就在杜鲁门左右为难时，艾奇逊建议美国投赞成票，因为根据此前中国对13国议案的立场，很可能中国也会拒绝这个决议。果真如此，不仅美国将摆脱困境，还会让盟国的头脑清醒起来，并追随美国谴责中国。于是，杜鲁门决心进行一次赌博。
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按照这个逻辑，是无所谓是非曲直的，只要是同伙，白的是白的，黑的也是白的；只要是敌人，则黑的是黑的，白的也是黑的。毛泽东打败了蒋介石，把中国变成了大苏区，还想进行世界农村包围城市，要打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就得投靠斯大林。这当然要表现得立场坚定，斗志昂扬，与美国不共戴天。斯大林也不过是同美国明交暗斗，并未让苏联人民“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更没有要苏联人同美国“不共戴天”。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的这种逻辑被艾奇逊发现并利用。艾奇逊对杜鲁门说，如果中国反对这个提案，其他国家就会站在美国一边指责中国反对和平，是侵略者。尽管国会参议院已对此提案激烈反对，但艾奇逊却指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公开称赞这个议案，并且投了赞成票。这些消息沸沸扬扬弄得满城风雨，其目的是促使中国反对。
结果正如美国所料:
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
果然不出艾奇逊所料，中国又一次拒绝了联合国提案。1月13日，赖伊向周恩来转达了联合国的停火议案，并询问中国政府“是否接受这些原则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其他远东诸问题的基础”。其实在1月11日联合国讨论三人委员会的报告时，中国就得到了消息，周恩来立即起草了一份关于停战谈判问题备忘录向苏联征求意见，13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收到联合国的正式文件后，毛泽东原计划召金日成和彭德怀到北京共同协商，后又委托周恩来把备忘录修改一下，发给金日成征求意见。周恩来14日发出的致朝鲜政府备忘录指出: 目前美国由于在朝鲜的失败，急于谋求出路，最好是光荣停战，否则就是有限战争。只要先停战，美国就有可能保存潜力，并使李承晚保有若干地区和武装资本，而谈判则可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因此，我们拟拒绝先停战后谈判，并主动提出下列主张: 一、提议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后，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有关各国的谈判，以结束朝鲜战争。二、谈判内容必须包括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海峡撤退及远东有关问题。三、举行谈判的国家应包括中国、苏联、英国、法国、美国、印度和埃及七国。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即从举行七国会议予以确定。四、七国会议的地点提议选在中国。如果上述提议在联合国中引起变化，他们可能提出先实行有限期的停战，我们准备在适当时机暗示在七国会议举行后，可以先讨论限期(一至两个月)停战问题。如此议被接受而举行谈判，则谈判不成我军可得到休整两三个月的机会，期满再战，同时又能争取世界人民的同情。如此议不成，其咎在彼，更不影响作战。周恩来还说明，上述提案已得到苏联政府的同意和支持。彭德怀15日回电，表示完全同意备忘录提出的方针。同马歇尔一样，彭德怀也注意到暂时停火给中国军队带来的好处。他特别指出:“限期至3月底不会妨碍朝鲜作战，反而有益，减少敌机活动，便利进行各项准备。”
1月17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主席，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主张，并明确表示不同意该决议“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因为这“只是为美国军队取得喘息时间”。认为“不管谈判的议程和内容规定得如何，如果不先行谈判规定好停战条件然后停战，则在停战后再举行谈判，可以无休止地讨论下去，得不到任何问题的解决”。同时，周恩来提出了备忘录中提到的四条反建议。当天，中国外交部向有关国家驻华使节递交了周恩来的电文，周恩来还接见了印度大使潘尼加。第二天，章汉夫分别接见了英国谈判代表胡介森和丹麦公使穆克，欧非司司长宦乡接见了瑞典大使阿马斯顿，向他们解释了中国拒绝联合国提案的理由。
从周恩来起草的备忘录以及上述谈话记录可以看出，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的种种理由均缺乏说服力，特别是在英国、印度等国代表作出解释后，其真正原因是毛泽东并不打算进行停战谈判，至少现在还不是时机。所以，中国反对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而坚持先谈判(实际是谈政治条件)再考虑停战的方针。
如果中国赞同此议案，美国将处于被动局面。此时中国军队已达“三七线”，即使撤回“三八线”也是凯旋而归；而美国国内必然沸反盈天。如果中国反对此议案，就会落下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骂名。美国著名政论家约翰.斯帕涅尔评论说:“如果中国在那时同意谈判，战后的政治地理和国际形势就会同现实有很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对中国来说一定会更加有利。这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能够作为不败的胜利者，使美国怀有中国强大的印象来到会议的座位上。但是，过低估计美国的北京政府，希望继续进行战争，以争取彻底的胜利。”
1月17日，中国宣布拒绝联合国议案。美国人如释重负，艾奇逊欣喜若狂地立即宣称:“我们必须清醒地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CP无意停止他们对联合国的蔑视。”紧接着，美国在1月20日向联大提案: 谴责中国是侵略者，并商讨针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措施。虽然中国对此可以不予理会，但给自己造成四面楚歌，还使美国解脱窘境、应该是一次外交失败。何况后来最终签字的“停战协议”内容条件远比不上这个议案。
这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结果:
中国错失了停战谈判最有利的时机
中国政府的答复，当然令白宫喜出望外。另一方面，美国决策者抓住这一机会死不撤手，从而完全扭转了被动局面。
1月17日，美国代表奥斯丁在联大政治委员会就周恩来的复电发表了长篇讲话，指责中国接连三次拒绝国际社会的和平努力，蔑视联合国的和平诚意；并驳斥中国所谓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要求是有意让中国军队留在那里，因为志愿军可以归入朝鲜军队的序列。奥斯丁还指责中国为侵略者，呼吁政治委员会应立即研究并提出制裁侵略者的建议。2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几乎是全体一致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立即宣布CP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四天以后，参议院表决此议案时也是无一异议。
周恩来的声明在很多国家产生了不良反应。尽管印度总理尼赫鲁认为，从文件看中国政府并非彻底拒绝联合国的决议，印度代表劳氏在政治委员会发言也认为，中国政府的答复不是对三人委员会原则的正面拒绝，而是“部分接受，部分拒绝，部分要求解释，部分则是一套反建议”。而中国的这些反建议，“显然有再加以讨论与谈判的余地”。但中国的做法引起了三人委员会中加拿大委员皮尔逊的不满。皮尔逊发表声明宣称，“北京拒绝联合国的建议，即关闭了解决远东诸问题之途径”。甚至一向支持接收中国进入联合国的英国也公开表态，“同意谴责中国支持侵略者的干涉行为”，尽管它不主张在现阶段采取新的重要决定。
这时周恩来也意识到中国处理这一事件的策略失当，为了争取世界舆论，中国外交部以答复印度大使的方式，于1月22日又提出了一个修正方案，主要内容是: 只要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的原则被接受并付诸实施，中国政府将负责劝说志愿军部队回国。关于停战谈判问题，可分两步进行: 首先在七国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商定有限期的停火，并付诸实施，以便继续进行谈判；其次，停战全部条件必须与政治问题联系讨论，必须保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然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美国不会再给中国留下任何解释的机会和空间，周恩来的努力被淹没在美国一系列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中。
1月22日，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格罗斯宣布: 美国的对台政策要取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坚决主张，将来有关台湾的任何会议，都必须有国民政府参加；对于中共加入联合国的问题，美国从未作过任何承诺。显然，格罗斯的的强硬声明，其目的就是阻挠和打消各方面继续进行调解的念头。1月24日，12个亚非国家联名向联大提出建议: 由美国、埃及、苏联、印度和中国举行一次会议，以便中国对联合国1月13日决议的答复作出一切必要的澄清和补充。但是，由于美国的反对，政治委员会于30日否决了这一提案，决定不再听取中国的解释。相反，在美国的鼓动下，联合国大会终于在2月1日通过决议，认定中国政府“在朝鲜从事侵略”。不过，与美国的外交计谋相比，真正使中国陷入困境的，是美军在战场采取的军事行动。
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停火议案以后，1月25日，李奇微集中总兵力约25万余人的联合国军，在空军支援下发动了全线进攻。其结果，不仅彻底破坏了中朝联军休整和准备再战的计划，而且使印度等国试图继续呼吁停战谈判的努力变得毫无意义。在联合国军发动进攻时，中国军队的状况正如志愿军党党委1月8日报告所言:“战斗单位兵员不足，给养很差，体力削弱，非休整补充，改善运输、供给，难以继续作战。”因此，彭德怀与金日成、高岗等协商后，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 如敌继续北犯，我保持桥头阵地甚困难，可否放弃汉城、仁川，由北京播发中朝联军拥护限期停战，北撤15—30公里的消息。28日毛泽东回电，否定了彭德怀的建议，理由是“敌人正希望我军撤退一段地区，封锁汉江，然后停战”。所以，毛反而要求中朝联军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消灭二三万联合国军，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地区。此后休整两三个月，再发动“带有最后性质的第五个战役”。毛泽东的决定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和支持。
事实证明，毛泽东和斯大林对对方战略意图、敌我力量对比以及战局发展趋势，都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历经两个多月的艰苦战斗，虽然给敌人以重大消耗，但中朝联军进军“三七线”以南的作战目标根本无法达到。相反，联合国军不仅攻占了汉城、仁川和金浦等战略要地，而且全线突破中朝联军的阵地，再次进占“三八线”以北地区。在随后发动的第五次战役中，中朝联军虽然又打过“三八线”，消灭了敌军几个师，但没有达到“粉碎敌人计划，夺回主动权”的战役目标，而不得不停止进攻。联合国军则于5月20日发起全线反击，中朝军队被迫撤退，并遭受极大损失。最后，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双方均无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而开始考虑停战谈判问题。
对于志愿军的致命缺陷和严重困难，彭德怀心里最清楚。1951年2月21日彭专程回北京，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这次谈话对毛有所触动，因而提出:“能速胜则速胜，不要急于求成。”3月1日，毛泽东把这些情况向斯大林做了说明，并告知:“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到5月下旬，彭德怀深感战争已无法继续下去，他于5月26日以志愿军党委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报告: 根据各军反映，目前部队干部情绪消沉，对战争长期性感到厌倦，顾虑今后作战会更加困难，对战争能否取胜产生怀疑，某些干部甚至违抗命令，官兵关系不正常，破坏纪律现象相当严重。据聂荣臻回忆，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战争的前景，多数人主张“应停止在‘三八线’，边谈边打，争取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其理由是: 把敌人赶出北朝鲜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恢复战前状态各方面都好接受。
但此时莫斯科和平壤还在幻想继续作战。5月29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说: 看来你们将要准备一次重大的战役，其目的是为了给英美军以沉重打击。金日成在5月30日致函彭德怀提出: 决不能预测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亦不能在“三八线”上结束战争，并建议在6月底或7月初发动总攻。为此，毛泽东邀请金日成于6月3日来到北京，并说服他接受了中国的主张。斯大林在接到北京转来的毛泽东、彭德怀关于作战困难的电报后，于6月5日回电，坚持“不应急于结束战争”，而要继续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三四个师”。毛泽东只好在当晚再次致电斯大林，讲述中国在战争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并表示让高岗和金日成向他当面汇报和请示。6月10日高、金抵达莫斯科。在会谈中，斯大林一再追问，中朝方面的意图和愿望究竟是什么？得到的明确答复是: 我们的愿望是停战。于是，这次会谈确定了停战和谈的方针。接到斯大林6月13日关于同意停战的电报后，毛泽东要求高岗、金日成继续与斯大林会谈，解决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毛认为，由于战场形势不利，中国和朝鲜目前都不便提出这个问题，最好由苏联政府出面试探和调解。至于停战的条件，毛泽东主动要求不再提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台湾问题也只是作为筹码而已。至此，毛泽东终于明白，中国已经失去了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和谈的实力地位。
毛泽东的刚愎自用导致中国在国际社会处境更加艰难。
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中，除了反对中国的其他措施外，还规定成立由美、英、法等14国代表的委员会，受命紧急讨论下一步措施问题。但缅甸和南斯拉夫拒绝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在1951年3月8日的会议上，以前未冠名称的委员会决定自称“补充措施委员会”。
1951年5月3日，“补充措施委员会”决定把经济制裁问题“作为反对CP中国的可能措施的第一条”。
1951年5月9日，美国代表向“补充措施委员会”提出对中国和朝鲜实行武器、弹药、石油等禁运的决议草案。5月14日，委员会赞同美国提出的草案并把它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
在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时，苏联代表认为联大无权对这一问题作出决定，因此苏联代表团将不参加这一讨论。
政治委员会通过了“补充措施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5月18日，该决议草案得到联合国大会的赞同。苏联代表没有参加表决。
5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 这一决议的通过充分证明，“联合国已完全变成了侵略战争的工具，正在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服务。”
即然如此，苏联等国呆在联合国是为谁服务？即然如此，中国坚持要求恢复会员国身份，难道是为了为虎作伥？
(未完待续)
荀路 2020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