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上文先看志愿军卫生部吴之理部长的叙述:
这一年我们忙于接待调查团: 李德全和廖承志率领的国内名人调查团，国际民主法律调查团和国际科学家调查团。后者团长是英国科学院院士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副团长是苏联科学院院士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他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曾任伯力审判日本细菌战犯的医学专家。他带了一名青年英文翻译柯华斯基。团员有巴西生物学专家贝索亚教授，法国兽医专家马代尔教授，瑞典临床化验家安德琳博士(女)，意大利生物学家奥利弗教授。中国钱三强博士担任联络员，陈述医师担任俄文翻译，热带病学专家钟惠澜博士和妇科严仁英教授(女)担任英文翻译。前两个调查团，一个全是中国人，当然全力合作。国际民主法律调查团不是自然科学家，我们讲什么他们都认真记下，都骂美帝国主义。国际科学家调查团就不一样了，虽然他们是相信美帝进行了细菌战，但认为我们不能在证据上出一点问题。苏联的茹科夫院士是受托于斯大林。他真行。他们来朝鲜的时候，正是美军对平壤进行大轰炸之后，平壤一片瓦砾。调查团先在东北调查美机在那里投撒细菌的证据(7月12日至7月25日)。入朝之前，茹科夫对他们说朝鲜是战场，很危险，我们不妨对东北调查结果作个结论，签个字，免得万一有意外，我们劳而无功。其余的团员认为有道理，于是写了美军在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的初步结论。在朝鲜(7月28日至8月1日)，他们被安置在深深的地下旅馆。
开听证会那天，朝方先作两个案件报告，一个是霍乱病死亡例，说美机在平壤大同投下草包，内有带霍乱菌的蚌(文蛤)，患者吃了蚌，得霍乱死亡。朝鲜多年没有霍乱发生。另一个案例是鼠疫死亡，说是这家人某一天在水缸表面发现了跳蚤，很希怪，过了几天，家中有人病故。尸体解剖结果是鼠疫。(这是朝方请教陈文贵教授准备的案情，和他四十年代日本在湖南常德投撒带菌的跳蚤，在水缸中发现的情况相似。)志愿军拿出的是20兵团驻地两名连排军官在砍柴时发现密密的跳蚤群，他们收集了不少，送来培养出鼠疫杆菌的案例。由于我们在反细菌战时，要求每人都要束紧裤腿和袖口，及时对投撒现场消毒，故该军无患者和死亡。此事件很顺利地被科学家接受，通过了证词。而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是，跳蚤是在森林里的小茅屋里发现的，小屋里有柴草和杂物，适合跳蚤的繁殖。这就很难说是美帝投的。他们上报的时候，没有提到小茅屋。这次要他们出场作证时，他们中有一人说，毛主席教导他不要说谎。这下僵住了。怎么办？只有说服他服从当前的对敌斗争，把发现跳蚤的地点说成是露天。至于鼠疫杆菌，那好办，我们使它出现了。
这个事件真相的揭示时间几乎长达半个世纪。
1998年1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刊载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的文章，以及他所收集的原苏共中央12份绝密文件。其内容是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顾问曾经协助朝鲜方面伪造控诉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证据，而中国方面则提供了关于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虚假情报。
以下摘录其中的五份:
文件二:
苏联内务部反间谍局副局长、原朝鲜公安部顾问格鲁霍夫1953年4月13日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的备忘录:
1952年2月，朝鲜收到来自北京的消息，说美国人在北朝鲜和中国使用了细菌武器。对此，中国人打算发表声明。在北朝鲜政府的坚持下，北朝鲜外交部决定首先发表他们自己的声明。北朝鲜人声称，美国人可能在朝鲜的几个地区重复引发了鼠疫和霍乱。为了证明这些罪行，北朝鲜人和我们的助理顾问一起，设定了伪造的爆炸现场。1952年6月到7月，来自世界和平会议的一个细菌专家代表团抵达北朝鲜。两个爆炸现场当时已经准备完毕。与此相关的是，朝鲜人坚持要得到尸体上的霍乱细菌，这些尸体将来自中国。在包括科学院院士，前任国家安全部成员茹科夫在内的这个代表团工作期间，经我们的顾问的帮助，制造了一种非真实的情况，以便吓唬并逼走代表团。在我们的朝鲜人民军工程技术部门的顾问彼得罗夫中尉领导下，爆炸地点被设在代表团停留的地方附近；而当他们在平壤期间，假空袭警报多次响起。
格鲁霍夫
文件五: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1953年4月21日致马林科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备忘录:
1952年3月，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的代表团抵达朝鲜前夕，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也夫收到格鲁霍夫(前朝鲜国家安全部顾问)和斯米尔诺夫(前朝鲜内务部顾问)的备忘录。此备忘录涉及下列事实: 在苏联驻朝鲜大使、朝鲜人民军首席顾问拉祖瓦耶夫的帮助下，为了指责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伪造了两处假的细菌感染地区。两名朝鲜人被判处死刑，并被关押在一个小茅舍，感染上细菌病毒。其中一个后来被毒死。伊格纳季也夫当时没有将这个具有特殊政治重要性的备忘录报告给任何人。其结果使苏联在国际舞台上蒙受严重的政治损害。我依据从1953年4月开始收到的报告，在苏联国家安全部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份文件。我要求你们就这个问题的调查细节和犯罪当事人作出决定。
贝利亚
文件七: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1953年4月24日第六号决议:“一、针对擅自采取的、具有挑动性质、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撤消拉祖瓦耶夫的驻朝鲜大使和首席军事顾问的职务，剥夺其将军军衔并予以起诉。……四、“鉴于新的情况所显示的前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也夫同志的不正确的和不高尚的、对政府隐瞒大量重要的国家文件的行为，取消伊格纳季也夫苏共中央委员的身份。”……
文件八:
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决议，关于给苏联驻中国大使库兹涅佐夫和苏联在朝鲜事物负责人祖茨塔夫的信，1953年5月2日。
“致毛泽东: 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被误导了。新闻媒体传播的关于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信息，是建立在错误的信息基础上的。这项对美国的非难指控是伪造的。给予的劝诫: 终止新闻媒体有关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这一题材的报道。考虑接受下列行动步骤: 中国(朝鲜)政府在联合国声称，4月23月联合国大会关于在中国(朝鲜)领土上调查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事实的决议不合法，因为这项决议的通过没有中国(朝鲜)的代表参与。这样做的原因是，(朝鲜战争中)没有人使用细菌武器，所以没有理由调查。以一种策略的方式提出，在国际组织间和联合国机构中不要再继续讨论在中国(朝鲜)使用细菌战问题。参与伪造所谓使用细菌武器的“证据”这一行为的苏联工作人员，将受到严厉的惩处。”
文件九:
苏联驻中国大使库兹涅佐夫向莫洛托夫汇报他向毛泽东、周恩来转达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决议时的情况:
依照苏联部长会议1953年5月7日通过的决议，苏联驻中国使节顾问瓦茨可夫肩负苏联政府授予的使命被送往北京和平壤。1953年5月11日，毛泽东接见了库兹涅佐夫和利哈乔夫。周恩来也在场。在聆听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关于希望提早结束揭露美国在中朝使用细菌武器的活动的建议之后，毛泽东说，这个活动是基于在朝鲜和东北的志愿军总部的报告开始的；目前，要证明这些报告的确实性是困难的。如果发现伪造，那么这些来自下级的报告就不可信了。毛转话题说，在中国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65万人被执行了死刑，确实不能认为所有的死刑都是合法的。其中一定数量无辜的人显然蒙受了冤屈。……
库兹涅佐夫
这几份文件足以说明“细菌战”是如何被炮制出来的。另一件文件是苏联驻朝鲜事务负责人的报告。金日成称病，派出他的副手接受传达。他的副手称: 当时那样做，是有利于反美的共同事业的。这就是出发点。
看了以上披露的档案文件，再回到吴部长的文章:
大约在5月间，陈文贵在我们检验队的细菌室打电话告诉我说，方亮把敌人投的鼠疫杆菌菌种丢了(原来是方亮负责细菌室，实际是从来没有过鼠疫杆菌菌种)。陈文贵在印度索克教授那里专门学过鼠疫，一下子就发现了。我意识到是大问题，马上发报给北京的贺诚部长和东北的王斌部长，说立即派门新同志来取鼠疫菌种，一定要给，不然一切都不好办。门新(后任辽阳2O3医院院长)去沈阳，来回五天，取回了两管鼠疫菌种。我把一管交陈文贵，一管当我们防疫队副队长李哲范的面交给朝鲜保健副相鲁振汉。他向我要过菌种，这时他心中有数为何我给他菌种。事后我对李哲范说，万一到时难以证明细菌战，你给我注射鼠疫杆菌让我死，就说卫生部长染上了美军投撒的鼠疫，不怕不是铁证。他说，那不行，总有办法可想。可见当时压力之大。
这一年里，我跑了三次北京，汇报有关细菌战问题。每次都见到周恩来。他虽然日理万机，对此事过问非常之细。……
调查团回东北前，去朝鲜北边碧潼战俘营会见了美国空军几名飞行员。他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们投细菌弹的经过。这次他们又自由地向调查团谈他们听过投细菌武器的课和投“不爆炸的炸弹”的经过。停战后，他们被交换回国。美军审问他们为何乱说莫须有的细菌战之事。他们回答说，中方答应很快放他们回国。听说他们都因此受了处分。我真佩服战俘营我方人员的说服工作。
调查团回到北京，签了字，发表了五百页厚的黑皮书《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及附件》。毛泽东接见了他们。
国际科学家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说，我看美帝是实验性的搞细菌战。他们异口同声赞同这样的说法。
日本《产经新闻》披露的“细菌战”内幕震动了国际学术界。美国学者指出，“这些新的证据非常重要”，将使得“长期以来关于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争辩最终平息”。
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7月7日发表文章指出:这些文献和美国学者的观点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有的学者以此对中国反细菌战决策的形成过程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 中国作出反细菌战的决策，是基于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指挥员的错误判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接到志愿军的报告后，作出了错误的反应，在检验工作没有完成之前就匆忙作出决策。当他们发现志愿军的报告可能不准确和决策可能不恰当时，并没有作出改变，而是将错就错。
该文质问: 真相到底如何？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是美国违反国际公约的罪行，还是中朝方面为了政治宣传而编造的政治谎言？这一史实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对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认识，也涉及到复杂的政治、外交等因素。随后，该文依据中国方面反细菌战的档案文件，参考反细菌战亲历者的证词，并通过对中国高层作出反细菌战决策过程的回顾与分析，对此作出回答:
现存中国档案表明，最早发现美军在朝鲜投掷细菌武器的是驻扎在朝鲜铁原郡的志愿军第42军。
1952年1月27日夜，美军飞机多批从该军阵地上空低飞盘旋，却没有像往常一样投弹。次日早晨，第375团战士李广福首先在驻地金谷里山坡上发现大量苍蝇、跳蚤和蜘蛛等昆虫，散布在大约二百米长、一百米宽的雪地上。随后，该团在外远地、龙沼洞等地也发现了大量昆虫，散布面积约六公里。当地居民都说不认识此虫。第42军在分析了情况后初步判断:“此虫发生可疑，数地同时发生，较为集中密集，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虫。”但当时该军卫生技术设备和水平有限，无法确认到底带有何种细菌，因此除立即采取措施焚烧昆虫外，马上把情况报告志愿军总部。
志愿军总部接到报告后高度重视，彭德怀当天打电话给42军军长吴瑞林，询问详细情况。志愿军后勤部要求立即紧急采取预防措施并指示42军写出详细报告，上送昆虫标本，以便培养化验，请专家鉴别。
2月6日，志愿军司令部向所属各部队转发第42军关于发现异常昆虫的报告，要求各部队在驻地进行仔细检查有无同类昆虫，并要求岗哨严密注意敌机投撒物品，发现可疑情况要立即上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接到志愿军总部的报告后，指示要采取有力措施进行防疫工作，同时派专家于2月12日前往朝鲜，实地了解情况，对昆虫标本进行化验，指导志愿军部队的防疫工作。
此后，志愿军部队连续在朝鲜前方和后方多处发现疑似美军投撒的蜘蛛、苍蝇、跳蚤等昆虫。到2月17日，第42、第12、第39军和第19兵团部队驻地相继发现美军投撒昆虫的情况8起，昆虫密度最高的地方达每平方米一千只。当时正值朝鲜一年中气温最低的季节，大量昆虫的反季节出现，且大多在美军飞机低飞盘旋后出现，情况异常。虽然暂时无法证明这些昆虫就是美军飞机所投撒，但可能性极大。同时，国内派往朝鲜的防疫专家经过化验，认为这些昆虫带有的病菌以霍乱、伤寒、鼠疫和回归热四种病菌的可能性为大。
在此情况下，志愿军总部决定马上采取措施，防范敌人投撒带菌昆虫制造混乱。2月1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下达了防止敌人投撒细菌的指示，要求发现敌人投撒的细菌性昆虫或其他可疑物品，除收集上送标本外，应立即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同时作出详细报告。
在这一指示发出的同一天下午，四架美军飞机在平康郡西北下甲里第26军234团阵地投下一件物品，爆炸声轻微，但异味弥漫，位于爆炸点附近的几名志愿军官兵当场被熏倒，周围雪地则立即布满苍蝇，阵地上的官兵目睹了全过程。由此证实，雪地上的昆虫确系美军飞机投撒。
志愿军总部接到报告后，2月18日将此情况通报全军，指出: 此前在各部队驻地发现之各类昆虫，“为敌机投掷而散布者已无疑”，要求各部队必须加强对空警戒，发现敌机投下菌虫后，立即扑灭，以免蔓延。
至此，经过二十多天的观察、检验，志愿军总部和总参谋部初步得出结论: 美军可能在朝鲜北方投放了细菌武器，对中朝部队实施细菌战。
值得注意的是，60多年后，中国官方媒体在对“细菌战”的历史进行考察后，仍用“可能”两字来为自己的虚假情报进行辩护，而这就是中国官方给“细菌战”定下的最后结论了。
这算哪门子“可能”？大冬天的搞细菌战，投撒苍蝇跳蚤，美国人脑子进水了，难道不能等夏天再搞吗？
再看亲历者吴之理部长的文章。他最后写道:
茹科夫院士回苏联向斯大林汇报后，苏共中央来电说，细菌战是一场虚惊。周恩来马上找黄克诚总参谋长和洪学智副司令问，你们做了手脚没有。洪答，做了，不然那时没法交差。当时，中国正派人在欧洲作反细菌战宣传，周恩来立即下令撤回。之后，中国再不提此事，但下面并不知道。有一些编书的人老是要把“美帝搞细菌战”写进去。我总是建议用我们受到细菌战“威胁”的口气，把文章做在“防”的方面。黄克诚后来在病中要我向军事科学院编百科全书的同志转达他的意见，说美帝没有在朝鲜搞细菌战，现在两国关系也不坏，不宜再说这个问题。他们听到以后，派人来问我究竟有没有细菌战。我只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
这事是我几十年的心病，没有别的，只觉得对不起中外科学家，让他们都签了名。也许我还是太天真，因为他们可能知道真相，但却服从政治斗争需要。如果是这样倒罢了，如果不是这样，他们是受我们骗了。我曾不止一次向黄克诚说对不起他们。黄说你不用这么想，搞政治斗争嘛，而且一开始你就表示了你对细菌战的看法，是很不容易的事，你已尽到责任了。
我想这件事在历史上总有一天要说清，现在由我这不在职的知情的83岁老人说出来比适合适: 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
(2005年2月2日追记。去年，军事科学院李义民教授转来一批比利时医科大学一位教授写的文章，专门讨论此事，说，俄国公布了前苏联的档案。苏共中央在1952年秋，同一天给毛泽东和金日成发了电报，称美军并未进行细菌战，你们是一场虚惊。已给苏联专家茹科夫撤销科学院院士的处分，因他带头搞了那个黑皮书报告。)
经过沉淀的历史事实特别令人信服。“细菌战”经过50年的是非争辨，终于在亲历者的客观叙述，原始档案的完全显示，学者专家的全面评判下得以澄清。我在这里特别要赞扬原志愿军卫生部部长吴之理先生，是他抛弃所谓的政治立场，给我们真实揭示所谓的“细菌战”完全是为了将对方妖魔化而演绎的一场闹剧。
任何表演剧目都有曲终人散的时候。我们现实中的闹剧总有一天也会拉上大幕结束的，尽管我们中的许多人也许看不到这一天，但历史的进程是不会停止的。
（未完待续）
荀路 2020年12月2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