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这篇文章在阐述志愿军战俘营里的反共与亲共战俘内斗时，采取客观报道而没有政治倾向性。这种第三者的中立立场使我们在回望这段历史时，能全面透彻地了解事实真相，而不致于让偏激的情绪左右思绪，得出经不起岁月消逝的结论。
下面请看这篇文章是怎样叙述这段历史事实的:
战俘营里的内部斗争:“袋鼠法庭”
在中方公开出版物的描述中，美国军方是“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用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从精神到肉体上折磨直至残杀手无寸铁的战俘的美帝国主义者”。根据对志愿军战俘事后的采访，当年美军的确有人曾经虐待战俘甚至进行轻率的杀戮；不过在美方学者眼中，作为一个整体，美军做得更多的“错事”应是管理消极，即主要让战俘自治，这在客观上放任了战俘营内部的残酷斗争。
“我看到战俘们在挖坑掩埋同伴的尸体，大量的俘虏被自己同伴以‘袋鼠法庭’处死。我在想，那些人为什么死？是因为他们要求共产主义？还是因为他们反对共产主义？或者仅仅是他们拒绝像同伴那样激昂地参与示威？”目睹巨济岛暴动的美军上士伍兹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们都是勇敢的英雄，但他们从不知道生活在真正自由的国度的滋味。”
“袋鼠法庭”(Kangaro Court)，是西方特有的法律术语，即“非正规的法庭”，也指“私设公堂”或不合法律规程和正常规范的审判，多用于惩罚同伙。
在巨济岛上，大多数的中国战俘被分编到第72和第86战俘营(联队)。此外，第70战俘营及第61战俘营中也有少量中国战俘。72和86战俘营中大多数人支持前往台湾，其中一部分坚持回大陆的战俘冲出战俘营后被编派到71战俘营。在美军开始甄别之后，大约有五千多名战俘表示要返回大陆。美军将这五千多名战俘与不愿意遣返的战俘区隔开，另外集中到第62战俘营，后来这五千多人又被移到济州岛的第21战俘营，即后来的第8战俘营，一直到遣返为止。
中国战俘到了巨济岛之后，渐渐出现为特定目标的形成的组织。尤其是1951年7月开城谈判之后，换俘的消息甚嚣尘上，部分反共战俘开始感到不安。第72联队内的许多国民党旧部积极发起写血书要求不被遣返回大陆而去台湾的活动。1951年7月开始有179名，8月已增加到1500多人，到年底时，则是全营共9000人一齐上书。值得注意的是，署名的“中国国民党反共青年救国团”是血书活动的推动者和策划者。从参与血书的人数上可以看出，这个团体的运作能力相当强，很快就取得全营的领导权。原来的亲共队长李延成被推翻，反共战俘另推选吴建生担任队长的职务，积极迫害亲共战俘的李大安任副队长。
反共青年救国团为区别敌我，还自制臂章、胸章和和帽徽等。最著名的活动则是刺字，发起人是邱汝亮。最初只有五人参与，在身上刺上“反共抗俄，肃清共匪”八个字。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也影响到邻近的第86联队。刺字部位也从一开始的手臂及双手扩及到背、肚、腿、臀部甚至是额头。战俘营还举办刺字竞赛，看谁可以刺最多的字。当时的优胜者为王福林，总共在身上刺了136个字。
除刺字以外，为强化组织的严密性，确保成员的忠诚度，该组织还采用了“连环保”的制度。每人仅能做另一人的保人，且不能互保。此番保证要求反共战俘立下誓约，如违反“反共抗俄”的宗旨，则可
处以死刑。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曾派出一个调研小组前往战俘营调查内部斗争。他们收集了一切能找到的战俘营文字资料，其中有这样一份悔过书: 具呈人XXⅩ因前日政治头脑太不清醒，一时糊涂，受人利用，做出无耻之事，影响“反共抗俄”伟大组织。这对国家民族以及爱国青年最大妨害，实是个人一时之大错，对不起爱国青年。邀恳钧座宽宏原谅，将错改正，重新做人。自今以后，痛改前非，为“反共抗俄”迈进，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到底。如下次再有对反共抗俄不良情势发生。甘愿受全体爱国青年严重处分或刀子杀死，绝不食言，空口无凭，立悔过书为据。
而亲共战俘同样也有相似组织，釜山战俘营的徐寿田组织了反美小组，陶均善建立了党团小组。孙振冠、张福庆等人在巨济岛第72联队建立了地下党支部。72联队第四大队中，黎子颖、马有钧等则成立了回国小组。86联队第四大队则有以代玉书为首的以四川同乡为主的“兄弟会”组织。
自此战俘营中的斗争，俨如小型“国共斗争”。随着台湾、美国及联合国的态度明朗，双方势力有所消长，最后由反共派胜出。反共战俘快速地取得了战俘营的主导地位，为避免流血事件的持续发生，美方进行甄别隔离。但是被留在反共派里却支持遣返的人，以及留在亲共团体中却不想回国的人，就成为斗争的头号目标。
美军曾试图将原有的战俘营重新排列，想打散原有的地下政治组织，但成效不大。大部分经历者都提到，美军及后来的中立国的管理实际上都相当消极，不太管事，只要战俘不跑、不暴动，基本上就由战俘自治。
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中国大陆后来出版的关于志愿军的书刊中，中共及亲共战俘将志愿军战俘营中的风起云涌，都归因为台湾国民党特务的渗透。不过，美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所谓的“特务”，需要有“非俘虏人员”的属性。战俘组织中的组成人员仍旧是战俘，不管他们是否受到外来力量的催化或鼓动而形成特定的组织。中方即使有再多的不满，仍无法让联军及中立国承认他们是“特务”。中方曾经交出一份所谓的“特务”名单，但中立国战俘管理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认为这些人都是真正的战俘，所以不能依中方所提出的名单而将其隔离。
1951年之前，志愿军战俘只有一千多人，但是在一些干部和党员的活动下，各个战俘队便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地下组织，出现了一些有组织领导的反抗活动。这些活动显示出有些共军即使成为阶下囚仍然是不安定分子。
1951年1月，釜山战俘营第三所的孙振冠(20军60师营教导员)联络同伙开展了一次“反饥饿、争温饱”活动，绝食一天。
4月，志愿军战俘数字为三千人，到6月上旬增至1.5万多人。反共分子王顺清抢占了釜山战俘营第三管理所中国战俘大队大队长职务，对战俘开始实施强硬管理。孙振冠秘密联络了王云山、董勤荣(化名刘光，炮一师28团连长)、刘黑亮等8人，组建了“回国小组”。尔后与朝鲜人民军战俘拟定了一个暴动计划，因叛徒谭兴东(26军60师宣传股长)的告密而夭折。
6月上旬，志愿军战俘四千多人(其中军官四百多人)，被从釜山移至巨济岛，编入第72集中营(亦称72联队)。孙振冠、张福庆(60军190师568团二营营长)等人，通过斗争手段，取得了战俘营军官大队的正副大队长职务。接着，秘密地组建了该集中营第一个党支部。孙振冠以支书身份，与拘留在同一营区的朝鲜人民军战俘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以期互相配合。
同时，釜山战俘营第六所的徐寿田(180师538团组织干事)组织了“反美小组”，陶钧善(39军348团保卫干事)组织了“中国人自治管理会”，赶走了叛徒。第三所的王化英(180师作战科副科长)组织了“中国人爱国同乡会”，积极地进行要求回国活动。
6月16日，志愿军第二批被俘人员三千多人被由釜山移入巨济岛第72战俘集中营。6月18日，经董勤荣沟通，孙振冠与赵佐瑞(60军180师538团政委，化名王芳)在72集中营的军官大队会面，研究了斗争策略，并决定，主意由赵定，孙利用军官大队长的职权与敌周旋，秘密开展工作。
6月19日下午，美军当局突然以“企图暴动”的罪名，把赵佐瑞、孙振冠、董勤荣、王云山、张福庆等七人押往“肇事监狱”。从此，军官大队的领导权落入亲台湾分子魏世喜(原国民党军92军56师166团三营连长)、王友敏(原国民党军排长)之手。但赵、孙等人被抓走后，以180师538团作战股股长韩洛夫、某连指导员南阳珍等组建的中共地下小组仍继续进行活动。
7月初，被拘于釜山战俘营第十所的张泽石(180师538团宣传干事)在同伙的劝导下，担任了该所的战俘大队长。紧接着就同姜端溥、方向前、赵璧等人秘密建立了爱国小组。
同月，徐寿田(538团组织干事)同段天强、刘振荣在釜山战俘营第一所成立了“七一反美运动小组”，陶钧善在第六所成立了党团小组。
7月上旬，第86联队四大队又有以代玉书为首的“兄弟会”组织出现。他们的宗旨是:“扶危济困，不忘祖宗。同甘共苦，患难相助”。
7月中旬，巨济岛第72联队四大队的黎子颖(12军卫生部文化化教员，化名傅稚恒)、马有钧(180师538团宣传干事)、何平谷、张昌辉、唐乃耀(均为12军排级干部)等秘密成立了“回国小组”。
7月下旬，金甫(张城垣的化名)在巨济岛86联队六大队以书记长身份为掩护，同韩子建、门培英、马兴旺、张金苏等秘密进行了地下党组织的筹建活动。同时，被拘留在86联队的阳文华(180师电台报务员)、高孑(原名高秉培，12军战俘管理队队长)、郭乃坚(180师540团文化教员)他们利用会英语的特长，在朝鲜人民军医生金光锐的帮助下，打入86联队队部，担任了副联队长、总翻译、书记长等职务。他们表面上以灰色的面目出现，暗地里却利用职务之便，安排一些CP员和亲共同伙当大队长，掌握了86联队重要的内部控制权。
到1951年8月，拘有八千多名战俘的86联队，以张城垣为首的党组织和阳文华为首的联队部，以及代玉书的“兄弟会”已建成回国统一战线，地下组织已经发展到能够主动出击的程度。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在美军的消极管理下，志愿军战俘成立的地下组织以政治目的为主要取向，一方面抗拒美军当局的管理，一方面针对亲台分子进行内斗，将抗美战场延伸到战俘集中营，造成了严重后果。而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从不反省己方，一味将一切责任推给对方，把自己洗刷成清白无辜的受难者。那么请大家想一想，如果是在日本鬼子的战俘营，上述志愿军战俘的类似活动能得逞吗？
下面再说志愿军战俘营里的“洗脑”:
战俘营的洗脑: 上午信耶稣，下午拜佛祖
战俘营里的洗脑，双方都曾经发生。而被中方批评为“精神折磨”的，是1951年7月一项来自麦克阿瑟的曾在日本推行的民主改革计划。这项计划最初的目的是在精英战俘中培训代理人，但麦克阿瑟很快主张在整个战俘营建立全面的再教育计划。原来的特定战俘培训，就此转变为对朝鲜与中国战俘全面的再教育，以改变战俘的政治意识形态。不过，麦克阿瑟并没有预见到，这一计划在发展中也最终成为“国”“共”阵营的战场。
这项计划是当时的美军远东司令部联合国民众新闻教育处(简称CⅠE)项目的延续。课程当中主要的部分是中朝两国的历史、美国占领朝鲜及联合国的介绍。课程里强调“民主”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差异，以及朝鲜与中国重建所面临的问题。考虑到战俘学生的教育及文化背景，CⅠE运用一些日常的例子帮助学生理解: 如在社会主义国家，土地归政府所有；而在美国，土地则为私有财产。
普林斯顿大学的罗宾教授认为，CⅠE的运作模式反映出的全都是麦克阿瑟的政治理念。不管是日本或韩国，对麦克阿瑟而言，亚洲人都是心灵空虚的人，需要宗教的救赎。如果不能用基督教来填补，就将被共产主义进驻。
CIE对于宗教课程相当重视，但似乎未收到功效。据媒体资料显示，战俘营中提供的宗教课程，有的包括基督教和佛教的内容。牧师和和尚分别在上午和下午询问同一批中国战俘，得到的都是对其宗教肯定的回应。常常可见同一批人上午还是基督徒，下午又转变成佛教徒的奇怪景象。
20岁以上的战俘，除接受宗教课程之外，还要上政治课。教材由台湾方面提供。这些政治课程除了要重新塑造蒋介石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也强调战俘的思想正确性。遣返回到大陆的某战俘事后回忆这段经历认为，战俘营中斗争情况渐趋严重，“叛徒、特务加强控制的同时，政治上的迫害也加紧了。听反动课的时间增多，听完课要讨论发言，对签名去台湾表态。”后来，政治课程渐渐变成表态会，要求大家签名表示愿意前往台湾。
政治洗脑是政治斗争双方都要使用的心理战方式。国共方、美方都概莫能外。上面叙述的美国军方对中朝战俘的再教育，主要内容是以宗教教化为主，其次是让亲台战俘主导教学课程。美军从战俘中选择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担任教师，而这些人大部分均出自出黄埔军校。而亲台人员取得教学的主导权，使得战俘营内部的分裂和冲突进一步加重。《凤凰周刊》的文章在阐述这一问题时，特别点到在这场斗争中小人物的无奈与悲哀。
政治斗争里的小人物
美军国会听证报告把营房拥护作为发生巨济岛战俘与监管人员的冲突及暴动事件，并造成战俘死伤的重要原因。美国军方当时可能没有看到，食宿等日常生活问题，除了会引起战俘对管理者的不满，也会在战俘的派别斗争中起到激化矛盾的作用。
作为美军翻译，享受过“干部待遇”的志愿军战俘XXX在回忆录中写道，一般战俘的“伙食除每天两个大麦饭团子外，还有一点菜汤，汤里有时能见到几片鱿鱼”；而他的待遇则是“三个肉食罐头，三个饼干罐头，还有一个纸袋，里面有一盒香烟、一包咖啡、一块糖、一盒火柴”。
随着战俘营中的斗争渐趋剧烈，战俘生活上的变动也就越来越大。极端的两派阵营为了拉拢更多的人加入其阵营，想尽办法在生活上刁难选择对方阵营的人，迫使中立的战俘们作出选择。
美国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记录显示，一名前往台湾的志愿军战俘黄卫军说，在他所在的战俘营里，每次吃饭时，大小队长有权先行取用，剩下的才由战俘分食。“当干部的可以先打菜，后面的人就只剩下一点点可以吃……CP员排在最后面，吃得最少。”
这就是说，由战俘自行负责伙食及管理问题，导致了一个后果: 由于部分战俘得以利用职务之便，取得较多的食物来源，战俘营中渐渐形成“小社会”，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当内部发生团体斗争时，原有的政治斗争再加上这“阶级斗争”，显得更为复杂。
耶鲁大学学者里尼德分析称，由于此前出现部分战俘在身上刺青或书写血书，要求前往台湾，拒绝遣返，美军的确观察到战俘之间存在严重的敌对心态。不过，他们粗略地将这种敌对简单归因为政治问题，认为只要通过对战俘进行审讯，就可以将愿意遣返与不愿遣返的战俘(亲共与反共战俘)进行甄别分类，隔离管理，以减少双方流血冲突。
然而里尼德和许多学者的研究显示，大概只有10%至20%的战俘精英分子有明确的政治意识或政党倾向，大战分战俘其实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并因此沦为国共双方“政治洗脑”的争取对象。
普林斯顿大学的罗宾教授也在其著作中指出: 战俘营中的暴动、敌对现象以及许多集体行为的展现，绝非是亲共对抗反共这样简单的二分就可以解释清楚的。多数参与国共内战的中国战俘，其政治意识都相对模糊。国共内战中，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后又加入了CP军队的人很多。即使在归类为“反共性质”的围场内部，仍有敌对情况出现，而两个敌对阵营的领袖居然都是国民党旧部。
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这场涉及上万人的内部争斗里，多数人只是被卷入的小人物，他们多半是因为恐惧或引导才作出选择。
当年的国共内战中，双方成百万的士兵中，有几个是真正服膺三民主义或共产主义才加入这个阵营并愿意为其奋斗终生的？我敢说万分之一都不到。双方大部分成员或是被鼓惑裹胁，或是为了生计“当兵吃粮”，什么主义，什么崇高理想，统统都是政治宣传的口号，实际上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发生在志愿军战俘营里的腥风血雨，如果不是双方中的党争作祟，应该是波澜不惊，无坎无坷。回大陆也好，去台湾也罢，本来都是个人自觉自愿的自由选择，结果让双方的政治死硬分子从中一搅和，便成了忠党爱国的大是大非，若不顺从，那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真是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极权专制的党同伐异，戕害了多少无辜生命！让我们牢记这些历史教训，擦亮眼睛，坚守独立的人格操守，坚决不当任何极权专制政体的政治炮灰！
(未完待续)
荀路 2020年12月21日冬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