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志愿军战俘问题,尽管已经写了四篇文章,但还是觉得有些问题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2010年第23期《凤凰周刊》发表了有关志愿军战俘的一系列文章,其中有一篇名为《最后的志愿军归俘》(作者钟坚),令人读后不禁掩卷叹息,思绪难平。下面,让我把这篇文章转摘叙评(文字有删改),再以贺明将军的《忠诚: 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一书的内容作为补充说明,让大家凭自己的良知评判其中的是非曲直吧。

文章是从一位志愿军归俘的典型经历说起的:

82岁的隗明高快“老”了,鸿雁村里的村民和家人都知道,他来日无多。即使给他很长时间,老人也回想不起来当年38军军长梁兴初和他所在的114师首长的名字。

(2010年)6月10日,在湖北省枣阳市新市镇鸿雁村二组的隗家老宅,隗明高老人又听记者问到这个问题,在嗓子深处里咕哝了一句,在一旁的儿子隗超“翻译”说:“老父亲说忘记了。”

隗超说,自从前年父亲摔倒后腿骨骨折,身体情况就每况愈下。从种种迹象来看,这位昔日解放军王牌军里的老兵已经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一起带走的将是他几十年的屈辱和坎坷。

1954年,当隗明高与六千多名在战俘营经历过生死抗争的志愿军归俘怀着忐忑的激动心情,穿过板门店那扎满鲜花、写着“祖国怀抱”的牌坊之后,除了极少数人,厄运几乎向每个人张开了怀抱。

他们并没有迎来憧憬中劫后重生的幸福生活。在战俘营时,志愿军高层领导人带给战俘们“既往不咎”的美好承诺,很快成为泡影。分布在大陆各地的他们,生活背景和环境千差万别,但身体上的烙印、档案袋里的“特嫌”和组织内控结论,使他们无处安生,他们渐渐明白,缠绕毕生的艰辛和苦难才刚刚开始。

隗明高一辈子不敢正视的烙印,是在韩国济州岛联合国军的集中营被刻在身上的国民党党徽和刺字,那是作为志愿军归俘特有的印记。他现在最大的渴望就是,在他离世之前,能完全清除身上这些耻辱的印迹。
从北京、四川、湖北、河南、山西等确认尚在人世的大陆志愿军归俘比例推断,60年前返回大陆的六千多名志愿军战俘,现在健在的可能不足一千人。他们如同浩淼大海中的一滴水,即将被揉碎消尽,归于虚无。

如今,时间又过去了十年,幸存健在的志愿军归俘估计能有归来者的十分之一就不错了。他们的坎坷命运足以证明,美国波士顿大学英语系教授、华裔作家哈金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所指出的,“不论是战俘还是罪犯,都应该作为‘人’来对待”的观念在大陆人的思维中尚未成型。否则,难以解释,朝鲜战争不只使参战国家蒙受巨大损失,而那些身为战俘的志愿军,怎么会历经令人心酸悲哀的际遇。

哈金认为,中国与西方对待战俘的态度之所以有差异,关键是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不同。“在东方,个人为国家牺牲是无条件的,国家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要你牺牲你也得牺牲。西方不一样,个人与国家是契约关系,国家不能随便把个人出卖掉,否则以后谁去当兵呢?”然而,在中国“国家至上”的文化传统里,不论这些战俘曾经如何为国家付出、曾遭受何种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往往只是被遗忘的一群人。
志愿军归俘隗明高就是这一群人里的一个典型。

等不来的平反通知书

隗明高的儿子隗超小心地保存着老父亲的入伍证,在隗家的箱子底,这张烫金的纸压了60年。当它被小心翼翼地铺平时,字迹仍清晰可辨,入伍证号168676号。在隗家看来,这是充满屈辱和苦难开始的标志。在隗超记事后的二十多年里,两个哥哥一直在为戴着战俘帽子回乡的父亲写信上访。但是,所有的信都没有起什么作用,“来信收悉,请找总政保卫部”——隗明高至今还保存着当年北京的简短回执。他还记得,在煤油灯昏暗的光线下,父亲苦思冥想,沮丧地垂着头。

隗超曾问起父亲当兵的动机,隗明高含糊地跟儿子说,当年自己的母亲偏向大儿子,于是他赌气想出去闯世界。就这样,21岁的一次怄气,让隗明高走上朝鲜战场,人生就此转向。

志愿军入朝的前三次战役打得异乎寻常地顺利。隗明高所在的38军在第二次战役中表现尤其突出。但是在第四次战役的尾声,在西线汉江南岸狙击的38军战事开始不利。1952年2月的一个寒冷的早晨,隗明高和十几个战友在公路边一个冰冷的涵洞里被美军俘虏了。

在济州岛联合国战俘营72联队,隗明高遇到了他平生最恐怖的事: 几个刚从志愿军反叛过来的中小队长和警备队员为了逼他去台湾,不顾他的喊叫和反抗,按住他瘦小的身躯,在他胸口、背部和胳膊上胡乱地刻上国民党党徽和“杀猪拔毛”的字样。
1953年10月,志愿军战俘遣返去台湾的前夜,隗明高与72联队的众多战俘一道,目睹了战俘张子龙被残害的情景。“他被人开膛、破胸、挖心,还把他身上零割的肉、心脏、肝、肺等挖出煮了一大锅让我们吃!”

“我就这样看了一上午,想着再不跑出去,也要这样死了。”这天晚上,隗明高与东北的周付田、严配、朱玉发,河北的李福元,五个人从三道五米高的铁丝网翻出去,跑到中立区,随后被印度军队转交到中方手里。

然而,在1954年夏天,他带着“开除军籍”和“战俘”的身份回到家乡湖北枣阳。他身上的刺青虽然在回国后曾在军医院里做过简单清除,但留下的疤痕更是触目惊心。
枣阳市新市镇车站的几个三轮车司机都记得这个曾被戴高帽游街的“老隗头”。“像我们农村大热天打个光脊梁很正常,但是隗明高从没有光过膀子。”

“按枣阳农村的风俗,要入土的人,不能把外面不干净的东西带去。父亲希望在去世前,能全部去掉这些疤痕。”隗超说,父亲一辈子都想摆脱这些给他带来耻辱的烙印。

1980年代初,隗明高开始拿到了政府给的每月十多元生活补助金;到2010年,老人已经可以拿到每年近四千元。但没有人告诉他有关中央1980(74)号文件为志愿军战俘平反的消息,也没有人通知他可以恢复军籍,等到耄耋之年他也没有像其他战俘一样等来平反通知书。所以,很长时间里,他还继续上访着。

美籍华人作家哈金在2004出版了一部小说《战废品》,以回忆录的方式,描述了成都军官学校毕业生俞元随部队前往朝鲜战场,使他离别了母亲和未婚妻。然而,原以为“美帝纸老虎一打就垮”的俞元,到了朝鲜后才发现美军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自己后来也成了美军的俘虏。在战俘营中,俞元得面对亲共和反共的中国战俘之间的残酷内斗;最后回到中国大陆的俞元,又得面对当局的惩罚、母亲的去世与未婚妻的绝交——俞元就这样成了这场战争的“战废品”。

《战废品》有很大一部分篇幅描写志愿军战俘在集中营中承受的身体与心理折磨。主人公俞元一心想回乡与亲人团聚,但营中亲台湾分子却硬在他身上刺上“反共”字眼,以打消他回大陆的念头。哈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志愿军战俘里很多人不是不想回大陆,而是因畏惧或在压力下才去了台湾;也有人听了国民党的宣传后,以为台湾生活相当好,因而选择去台湾,后来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但是大部分到台湾者是自愿的。到台湾后,多数人仍继续从军,只是后来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回不了大陆,从此与家人两地分离。

不过,比起选择回大陆的战俘,去台湾的战俘受到台湾政府的热烈欢迎和善待,而回到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大多数受到政治审查和迫害。哈金说,当时的国民党部队很缺兵源,志愿军战俘正好多少弥补了这个短缺,因此,台湾政府欢迎这些战俘。而回到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后来有很多被送到边远地方劳动改造或被关押,其中不少人还被戴了帽子,成了专政对象。像《战废品》的主人翁俞元,只是被开除党籍、未婚妻避而不见,情况“还算比较好的了”。

14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服役五年的哈金,认为共军战士害怕当战俘,比战死沙场更令他们害怕。哈金指出,朝鲜战争中有不少志愿军原本是国军官兵,因此当他们被派到韩战战场时,有部分人反而希望通过战俘这一渠道,回到国民党统治区。虽然大部分人还是希望回到家乡,不过成为战俘后,有些人因为比较了解中共的规矩,反而不敢回大陆了。

“他们觉得自己回去肯定会受到惩罚,当兵时受的教育就是‘以身殉职’。越战时候,有一种鸡蛋大小的光荣弹,每个士兵发一个,要求如果被俘就引爆自杀——他们从没有受过当了战俘后应该怎样处理情况,应该怎样保持尊严的教育。”哈金说。

在“宁可战死,不做俘虏”的观念下,中共社会对待战俘的方式与西方社会大不相同。西方社会对战俘多半持理解与同情的态度,也欢迎返回故乡的战俘。西方比较尊重每个战士,因为战士都是为国家打仗的。

哈金还认为,西方尊重士兵的文化与基督教有关系。基督教描述上帝创造人类,每个人生来平等,

国家不是由上帝创造,而是人类所创造,因而衍生出西方的个人主义,这也是民主的核心。但东方文化以集体为核心,个人并不重要。

前志愿军战俘隗明高作为“浩淼大海中的一滴水”,就这样“即将被揉碎消尽,归于虚无”,成为一个“战废品”。在联合国军战俘营,他似乎逃过了亲台湾分子的挖心割肺之灾;但他回到大陆,却未躲过令他撕心裂肺之难。

26年的抱团救赎

像隗明高这样持续至今“一个人的斗争”,在六千多名志愿军归俘中比较少见。在战俘营的共同经历和深厚友谊,使得他们大多在日后的生活中学会抱团解决问题。

山西曲垣归俘张城垣至今还记得1954年辽宁昌图东北军区归来人员管理处志愿军战俘的概况。总共三个教导团中有六千多名肢体健康的归俘和一千名伤残军人。这些归俘分布在大陆的17个省市,被俘人员最多的是志愿军60军180师官兵,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

180师是原来薄一波的山西抗日青年决死队,后来部队辗转四川。西南战役打响不久,国民党军起义和部队投诚人员达90万人,而在西南的中共兵力此时不足60万人。邓小平提出60万改造90万,把这些国民党部队全部改造合并。

合并的方式就是解放军的一个军合并国民党军的一个军。60军接收的是国民党的95军。1951年5月朝鲜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中,这支由国民党军起义部队、学生兵、解放军老兵混编的志愿军遭遇入朝参战以来的最大损失: 180师全师被包围。据180师嗣后向上级报告的数字,该师战场负伤、阵亡和失踪人员为7644人,被俘约为五千人。

在辽宁昌图归来人员管理处(以下简称归管处),官衔最高的归俘是180师代政委吴成德。他受到严厉的处理: 开处军籍、党籍。当时张城垣和几个归俘去看他,被关在招待所的吴成德时哭时笑——他快精神失常了。

在战俘营中,张城垣曾任地下组织“共产主义团结会”的副书记兼宣传委员。该组织努力串联战俘营中的一心向祖国的官兵。尽管如此,归国后,他的档案里还是被放上“恢复军籍,党籍悬系”的卡片。在多方求职无果后,他只好回到老家做公社会计。

1950年代中期,大陆政治空气逐渐异化,国内阶级斗争形势被错误高估,一场场政治运动接连展开。很快,六千多名志愿军归俘被摆放在政治的显微镜下审视。他们个人和家庭开始遭遇社会歧视,子女升学、参军、就业遇挫,各种批斗会开始上场……

当时在辽宁盘锦“扛不住了”的吴成德联系到张城垣,让其为广大归俘向上面反映情况。张城垣过去的一个同事这时在总政保卫部任副部长。张城垣于是开始在山西、北京两地奔波上访。

在四川和北京,180师的一些归俘,在张泽石、张达、钟骏华等人的牵头下不约而同地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马拉松式的上访。

关于中共高层为志愿军战俘平反的细节,在2010年大陆的战俘中有多个版本。相对一致的说法是,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胡耀邦向邓小平提出,历来被捕被俘人员都处理得不太好,要求复审。邓小平默许同意。

“实际上,战俘上访了几十年,中央领导人都知道这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重提,只能说政策形势已水到渠成。”四川归俘钟骏华说。

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的(80)第74号文件,全面规定了对志愿军归俘的重新审查和处理办法。
退休后的吴成德被恢复军籍、党籍,享受副军级离休待遇。1996年3月,85岁的吴成德在东北离世,晚年幸福安乐。

“归俘政策落实得好,与地方政府的认识有关。”2010年6月13日,张城垣在听说隗明高的故事后,总结称,山西归俘比较集中,便于联络。近千名山西归俘们都收到了军队和政府发给的平反通知书。

归俘张泽石的回忆录中记述:“总政将东北军区(现为沈阳军区)政治部保存的原归管处的原始档案全部调来,发现已有丢失,只查到四千多人的名册。这四千多人当时返回原籍巳分布在除台湾、西藏外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各省市县区的武装部按名单、地址,主动查找本地区志愿军归俘,进行复查处理。”也就是说,整个大陆地区,保守估计,迄今仍有近二千名归俘因为散失各处失联而无法落实政策。

据悉在河北省,当时有归俘520人,仅平反了三百多人,有二百人不知所踪,无法落实。

现将中发(80)74号文件内容摘要转抄如下:

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协定签订后,志愿军被遣返归来的被俘人员6064人。这批归来人员,除极少数是战场投敌的以外,绝大多数是因负伤、生病或其他原因失去战斗力而被俘的。在敌战俘营期间,由于美蒋特务的残酷迫害,有些人曾犯有程度不同的错误,但他们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CP员、革命干部的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了祖国。1954年,对他们在被俘期间的表现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情况基本查清,但在结论处理时,由于对他们的问题具体分析不够,看得过重,因而定性偏高,处理偏重。文化大革命中,其中一些人又被加上“叛徒”“特务”等罪名,遭受打击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或被打伤致残,家属子女受到株连,造成了严重后果。近年来,归俘人员不断申诉,要求对他们的问题进行复查。……根据中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宜粗不宜细和适当从宽的精神,现将有关政策问题和复查办法,提出如下意见:

一、关于党籍的处理问题:……被俘后立场坚定,组织领导或积极参加对敌斗争,始终保持CP员气节的,一律恢复党籍。被俘期间,曾一度犯有错误,如暴露我军一般秘密,被迫在所谓要求去台湾的申请书上签名盖血印,被迫在身上刺了反动字样,在敌战俘营担任过某种职务,被迫进行过某种错误的宣传活动等,但旋即觉悟,参加对敌斗争活动,归来后,作了检讨,认识了错误,亦可恢复党籍;对其中错误严重的,可给予适当纪律处分。

上述原则亦可用于被俘归来人员中原新民民主义青年团团员团籍问题处理。凡不应开除团籍而已被开除的,可撤销原开除团籍的处分。

二、关于军籍的处理问题……被俘后立场坚定,组织领导或积极参加对敌斗争,始终保持革命军人气节的,一律恢复军籍。在被俘期间犯有错误,包括犯有严重错误,但旋即觉悟,参加对敌斗争活动,坚决要求回归的,亦可恢复军籍。
……

对恢复军籍的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应与其他复员转业军人同等看待,对本人及其子女在政治上不得歧视。

三、关于安置问题: 原营职以上干部转业、连级以下干部和战士复员的决定原则上不变。鉴于他们在被俘期间备受敌人摧残,当前一般年龄较大,身体较差,在生活上应予以适当照顾,妥善安排。对现已完全丧失劳动力而又无人赡养的,或因病不能经常参加生产劳动,生活特别困难的,可按民政部、财政部1979年10月30日《关于改进优抚对象定期定量补助工作的规定》精神,享受定期定量补助和劳动日优待。

四、鉴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的原审查处理单位、东北军区归来人员管理处早已撤销,且归来人员现在分布在全国各地,此项复查工作,建议由县、市人民武装部、军分区、省军区党委负责,由县、市人民武装部和县、市委组织部,县、市人民政府民政局等有关部门组成复查工作小组具体落实。复查结论的审批权限,原连职以下干部和战士,由军分区党委审批;原营、团职干部,由省军区党委审批,原师职干部由大军区党委审批。

迟到的正义是不是正义?我认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正义就不应该迟到。这些志愿军官兵在战场上以血肉搏杀,被俘后因要求回国又受到皮肉之苦,结果回国后却成了罪人而受到整肃!正义何在?

26年后这个正义才姗姗来迟,如果毛还在世,或者当时“四人帮”仍在台上,这种“正义”还能降临到六千名志愿军归俘头上吗?

(未完待续)

荀路 2020年12月27日

B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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